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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 投稿黄奎
  • 更新时间2015-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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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源,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也得到了美国、苏联等大国的援助和支持。而同为世界大国之一,英国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近年来,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国在远东地区实施绥靖政策,纵容日本的侵略扩张,对中国抗战几乎没什么贡献,甚至起到消极或负面作用。那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众所周知,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英国对于中国战场的贡献确实不大,尤其在经济与军事援助方面远远不能与美、苏两国相提并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公正、客观地认识到:作为当时的世界霸主以及华盛顿体系的捍卫者,英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依然以不同方式对日本的侵华行径予以谴责、对于中国军民的抗战予以支持,从而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

1.英国政府多次谴责日本的侵略扩张,对中国政府予以外交及道义上的支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鉴于日本向华北不断增兵以及英国在华北的利益受到威胁,英国逐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由此而以调解者身份介入到中日争端中。7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见日本大使吉田茂时表示: “如果现在北平周围的局面继续下去甚至恶化,英国政府认为这样的会谈(指英日间1936年7月开始的非正式谈判——引者注)是难以进行的。”7月16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进一步致函日本外务省,建议中日双方停止调动军队,寻求和平解决冲突,但被日方拒绝。对此,7月21日,艾登进一步公开声明称:如果华北局势继续下去,英国将会中断英日关于改善关系的谈判。对于英国政府的这一立场,英国媒体表示支持, (漫彻斯特导报》首先表示赞同, 《泰晤士报》也指出:“日本至少应对卢沟桥事变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危机负有部分责任。”由此看来,在“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在外交上积极对日本施压,希望制止日本的扩张行为,维持华北现状。英国的努力虽然收效甚微,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作是对中国抗战的外交支持。而且,与美国相比,英国对于“卢沟桥事变”的反应更为积极,来自日本方面的电报认为,英国比美国更为关注“卢沟桥事变”。

“八一三”上海事变后,英国反应迅速,外交部于15日向日本暗示,日本方面应当对冲突负责,同时极力要求日本撤退登陆部队。此后,英国又向中日双方提出上海中立化的建议,结果被日方拒绝。上海战事的升级让英国备感焦虑。8月20日,英国外交部向日本发出照会指出:世界及英国舆论都认为, “日本的行动对上海事件的发展负有责任”,并强调“日本军事行动的规模同相对较小的事件本身相比是不相称的”。可见,英国延续了“卢沟桥事变”后的立场,对日扩张行为予以谴责。而在1938年5月,丘吉尔在一次名为《武装、立场和契约》的演讲中说:“在远东,人数众多还没有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正受到残酷的蹂躏。但是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民,尽管没有武器,但仍聚集起来抵抗残酷的日本侵略者。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绝不会被征服。” 这篇演讲,无疑是对中国抗战军民的极大鼓舞,从而在舆论及道义上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1943年11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战略转折阶段后,为加速战争进程及规划战后国际秩序,英、美、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谈,并于12月1日发表针对日本的《开罗宣言》。宣言中声称:“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与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三国表示“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开罗宣言》是一份重要的国际文件,它的发表,是英、美西方国家全力支持中国抗战的标志,英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英国控制下的滇缅公路为战时援华物资的进入提供了主要通道,成为抗战时期最重要的交通生命线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从海上、陆上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和军事封锁。1939年二战爆发后, 日本对中国的封锁也日益加剧。此时,除了极其有限的空运补给外,外国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渠道有三条:一是从苏联进入新疆的西北公路;二是从法属越南通往云南的滇越铁路,但1940年6月法国败降后,滇越铁路被封闭;三是由英属缅甸进入云南的滇缅公路。滇缅公路于1938年11月全线修通,此后每月由此输入中国的战略物资多达4000吨。 滇越铁路关闭后,滇缅公路的作用“不仅在于为中国抗战提供实际援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 [5]。不过,1940年7月17日,迫于日本的强大压力,英国暂时封闭了其控制下的滇缅公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侵华的嚣张气焰。庆幸的是,三个月后,随着远东局势的变化,英国顶住日本的压力,宣布滇缅公路重新开放,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再次被打通。

滇缅公路对于中国军民坚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从1938年底通车之日到1942年5月,经滇缅公路运回中国的战略物资共有45.2万吨。其中从1939年以后到1940年6月间,滇缅公路每月运人的军用物资已达1万吨。1941年全年,通过滇缅公路输入的军用物资及其他各类物资的数量,达13.2万多吨,1941年11月的运输量最高,达到1.75万吨,成为滇缅公路开通以来的最高运输纪录。有数据显示,自1939年2月至1941年12月,由滇缅公路共运人外援物资221567吨,占同期全国公路总货运量422788吨的1/2强。 通过滇缅公路输入的,绝大多数都是抗战急需的汽油、兵工器材、药品等国外援华战略物资,从而保证了抗战时期前线作战及空防的基本需要。不仅如此,中国8万多名远征军也通过滇缅公路运入缅甸,从而有力地配合了英国在缅甸战场上的对日作战。日本对于滇缅公路的重开极为不满,随即对其进行轰炸,英日之间在远东地区进入到实际交战状态。由此看来,英国控制下的滇缅公路,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中国西南地区至关重要的交通命脉,大量的战略物资通过滇缅公路进入到中国,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3.英国民间组织及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给予声援与援助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英国国内反日援华情绪高涨,一些同情与支持中国抗战的民间组织开始组建,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英国国联同志会”、“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等。这些民间组织在英国通过各种方式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正是在这些组织的努力下,1938年7月,在日机狂轰滥炸广州等城市期间,伦敦、曼彻斯特等13个城市市长联名通电抗议,呼吁英国各城市及各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暴行;英国各界人士还结队到日本驻英使馆前集会表示抗议。1939年7月,在中国抗战爆发2周年之际, “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专门出版了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情况的会刊《中国报道》,广泛联络和组织各阶层人士投身反日援华运动。该组织还发表声明,谴责英国政府甘为日本侵华的“同谋犯”, “不可抵赖地出卖了现时英勇保卫国家独立与土地完整之中国”。在1940年前不到三年时间里,该组织举办各种群众集会数以千计,印制数百万份宣传中国抗战的传单和宣传品,有力地声援了中国的抗战。 不仅如此,民间组织还通过募捐、义卖、义演等形式,筹集援华钱款和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战。如“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仅在1937年10月底的一周内就募集到1800码消毒纱布、1224磅棉毛织品和大批绷带。伦敦市长领导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仅在1938年就募得捐款15.3万镑,衣物数十万件。英国友人约翰·桑琴克诺弗特,还向延安的白求恩医院捐献了一辆大型救护车。在抗战爆发的一年半时间内,英国各民间组织共向中国捐款达200万镑。英国民间组织捐赠的钱物,大多通过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转送到中国抗战前线。

不仅如此,还有一批在华的英国友人直接走上了中国的抗日战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英国贵族、燕京大学教师林迈可。 “卢沟桥事变”后,林迈可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义愤填膺,开始利用自己的英国公民身份作为掩护,秘密为中国军队采购药品、手术器材、技术书籍等重要物资。林迈可还给英国《泰晤士报》、 《卫报》写稿,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艰苦斗争的真实情况,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的残暴罪行。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林迈可一家辗转抵达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奋不顾身地同中国军民一起投入了抗日战争。抗战时期,广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可以赢得国际支持,也可以揭露侵略者的罪恶。林迈可到达延安后,受聘为晋察冀边区无线电技术指导顾问。他将缴获的日本无线电设备进行改装,通过无数次试验,成功地在延安组建了一台一千瓦的无线电发射机,终于可将延安的新闻向境外传播了。1944年8月,延安的英文广播开始向世界发出“声音”,而林迈可则亲自参与了英文新闻稿的编撰工作,促使“延安声音”走向了世界。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马灿荣为此指出: “抗日战争时期,林迈可和很多国际友人真诚地帮助过中国,为中国的抗日胜利做出了独特和宝贵的贡献。”

综合而言,在抗日战争时期,中、英两国同为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作为在华利益最多的国家,英国对于中国的抗战给予了“有限的支持”,这不仅符合其远东政策的总体目标,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其在华权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并促成了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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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Aron Shai. Origins of the War in the East: Britain, China and Japan, 1937-1939. London, 1976: 32

[2]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16.

[3]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

[4]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28.

[5] Peter Lowe. 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Oxford,1977: 139.

[6]贾国雄.抗战时期滇缅公路的修建及运输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 (2).

[7]王玉珊,“英国援华会”:和抗日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http: //gb.cri.cn/27824/2009/08/28/1545s2606206.htm.

[8]王铉,国际友人忆抗战:一个英国贵族和延安广播的不解之缘http: //culture.workercn.cn/93/201408/21/140821093134847_2.shtr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