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内容摘 要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研究当确立“大文学史观”。回到社会历史的广阔背景上，革命文学的历史谱系及内在精神结构将获得新的梳理和解读；同时，文献的发掘和整理、知识社会学方法的运用及大文学史观的进一步完善等，都将有力地推动方法论的革新，从而开拓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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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革命文学 大文学史观 谱系 结构
作 者李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成都61006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国社会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 (12AZW01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民国历史文化框架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Skgt201105)
一
所谓的“大文学史观”，就是跨越出将文学作为“纯艺术”探索的产品，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联系中发现文学创作的意义和趣味。对于狭隘的“纯文学”理想而言，饱含了社会历史诸多诉求的文学思想不可不谓“大”，然而“大”又不等于没有艺术原则，不等于取消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再广博的社会关怀也必须以“文学”自己的方式来完成。从“大文学史观”出发，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民国特征”、 “共和国特征”有比较清晰的把握，也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革命文学”的历史谱系及精神结构。
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关于“革命”理想的文学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居社会意识的主流。不仅1928年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发展壮大中，日益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决定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而且“革命”之于“文学”的思维更是渊源深厚。从梁启超以文学诸界“革命”拉开近代文学序幕，到陈独秀以《文学革命论》、胡适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拉开现代文学序幕， “革命”常常就是“文学”变革、发展的旗帜和动力，20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乎每一次变动都与“革命”紧密相关。即便在“告别革命”的诉求出现之后，“革命”依然成为我们绕不开的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而新的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对底层命运的关怀又一再将“革命文化”的价值凸显出来。不能深刻理解这种精神现象与话语形式，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的中国。
现代中国对“革命文学”关注、阐释和批评，最初出现在文学研究会成员在相关杂志的讨论中，同时， “革命文学”也为邓中夏、萧楚女、沈泽民等早期共产党人所倡导，经过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发动的“论战”而影响日盛。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使得革命文学的批评具有了完整的理论形态，而1940年代的延安文学的发展，则使得我们的革命文学批评有了新的标准和立场；这样的标准、立场到新中国成立后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不仅对“革命文学”本身的批评形态开始固定，而且也成为了对所有文学样式展开批评的标准。至此，一方面是“革命文学”的历史价值获得了空前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也难免模式化和单一化，甚至充满了“以论代史”，或者说以“立场”代替文学研究的严重缺陷。到“文革”时期，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连左翼文学本身也陷入了被批判、被否定的冤狱。
对现代“革命文学”的科学研究是在新时期以后逐步走上正轨的，虽然中间一度因为“自由主义文学”的再评价、因为“保守主义”思潮的复苏而有所削弱，但从整体上看，其学术的发展还是稳定的、健康的。一方面，表现在包括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的大量历史文献都不断获得整理、保存和出版；另外一方面，关于现代“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的诸多方面都得以挖掘和阐述，例如“革命文学”演变的基本历史， “革命文学”发生的日本资源问题、俄苏资源问题， “革命文学”的基本理论主张的历史价值以及局限性，等等。最近10年，随着国外“文化研究”方法的引入，学界又进一步注意到了“革命文学”与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种复杂关系，从而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例如早期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与商业消费之间的关系，延安边区的各种社会关系，经济形态乃至军事斗争模式如何“内在地”影响了文学的细节等。总之，到今天，无论是基础史料的整理还是理论方法的丰富，都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当然，对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这样一个宏富、庞大而复杂的对象，目前依然还存在较多的盲区，其研究方法也存在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之处。其表现有三：
第一，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家谱尚待进一步厘清。我们习惯于将“革命文学”的起点定义在1928年，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和论争，往前追溯早期的革命文学倡导，也主要突出了邓中夏、萧楚女、沈泽民等早期共产党人的作用。但是，认真清点，我们会发现这虽然呈现了“革命文学”的主流，但是却忽略了这一文学理想的其他艺术形态，而且因为这样的忽略而对“革命文学”的理解陷入单一和简略。现在，可以继续追问的是：
其一， “政治革命”之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如文学研究会）同样是“革命文学”最早的倡导者，他们的主张和思路有何特点？其二，作为近代以来在中国影响深远的概念与思维， “革命”并不为一个政治群体所独有，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政治势力也以“革命”自我标榜，而且在国民革命当中，广州与武汉的国民党报刊也一度标举“革命文学”的旗帜，虽然这样的标举并不能最后改变它专制独裁的“非革命”乃至“反革命”的本质，但毕竟也构成了现代中国“革命”话语的一部分，这样的现象长期为我们所忽视，并不利于梳理现代中国“革命文化”的格局。其三，鉴于近现代以来中国“革命”各自不同的阶段性，参与这些“革命”事件的文学家的理念也有差异，需要我们系统整理。从“革命史”的进程而言，现代中国的“辛亥革命文学”、 “国民革命文学”、 “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苏区文学、左联时期文学、抗战国统区的左翼文学、延安及解放区文学的理念和形态都值得我们重新梳理。在梳理中需要填补那些历史的盲区，完善我们的“革命文学”谱系。
第二， “革命文学”自身组成及流变的情况有待深入剖析。将“革命文学”描述为从左翼到延安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揭示苏俄革命文学理念之于中国的影响，进而总结中国“革命文学”最终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如何成熟和定型，这是我们曾经的思路。现在看来，这样的思路有可能导致我们对于这一文学形态的各种复杂性、矛盾性的忽略，从而让阐释和研究都局限于一定的表层，失去了不断深入勘探的可能性与趣味性。
首先， “革命文学”是不是一种本质固定的文学？显然不是，这正如中国革命活动本身就在不断探索、不断受挫又不断发展一样，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象之一种， “革命文学”也置身于现代社会的各种生存环境与生存理念的冲击、浸润和矛盾激荡之中，因应不同的国家历史情态而变化出不同的姿态。其次，不同政治集团（特别是国共两党）的“革命文学”理念的差异与对抗，这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内在影响？再次，同一政治方向上的“革命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自我调整。例如左翼文学与苏区文学、延安文学的相通相异之处；左翼文学内部的差异性（作为左联领导意志的文学主张与左翼知识分子如鲁迅、胡风等的理念的差异，也包括后来抗战国统区的左翼文学与延安及解放区文学的差异）；国民党文学政策从早期倡导“革命文学”到后来敌视和打压“革命文学”的根本转变。随着以上的疑问在研究中逐步解决，我们将有可能描绘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内在的思想与艺术的“结构”，从而推动学术研究走向深入。
第三， “革命文学”的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革命文学”的研究比较容易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如何在思想的正义性与艺术的丰富性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中国革命作为现代中国的进步与正义的事业，理所当然应该获得最多的肯定和褒扬，但众所周知，恰恰是这些“思想进步”的文字往往在艺术成就方面相对薄弱，从而令研究者不无踌躇。1980年代，正是学界对“文学性”的渴求让“革命文学”的研究有所隐退；而到了1990年代，又是学界对“社会正义”的关注而让“革命文学”再度升温。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究竟怎样来肯定其艺术的价值呢？是因为“社会正义”的需要而夸大其艺术的“现代性”吗？
新的研究方式有必要跳出这种“好／坏”、“肯定／否定”的二元对立思维，在一个更为宽大的视野中来确定其历史价值。中国历史的特殊语境其实已经决定了中国读者对文学的特殊需要：我们既需要借助文学完成社会正义等生存问题的表达，当然也需要“文学”这种抚慰心灵、激扬理想的形式，这样的需要，本身就不是所谓的“纯文学”，因此，我们根本不必在“纯文学”的标准中自我束缚，而应该努力探索一种更具有社会历史包容性与涵盖力的学术评价方式。在这个方向上，所谓“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强调返回现代中国历史现场的基础上确定“大文学”的评价标准，可能是更有效力的阐释方式。
总之，我们对“革命文学”谱系与结构的再考察的设想，就是试图在充分尊重现代中国历史丰富性的基础上，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大文学”的视野中凸显“革命文学”的丰厚及内在思想与艺术形态的多样性。
二
那么，在“大文学”的视野下，我们新的研究如何着手，又有哪些值得开拓的领域呢？新的研究应该适当扩大现代“革命文学”的研究范围，即我们所谓的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既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主流，同时也必须兼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有以“革命”自我命名的其他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时间涵盖从辛亥革命文学、国民革命时期文学、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联时期文学、 “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苏区文学、左联时期文学、抗战国统区的左翼文学、延安及解放区文学，等等。除了文学运动和思潮的考察，我们也有必要在所有这些“与革命相关”的文学现象中，深入把握其内在的“革命”思维的种种形态。
当然，今天的重点是考察现代“革命文学”的谱系和结构。所谓“谱系”就是指这些“革命文学”的品种和各个历史阶段的演变形态。它们构成了“革命文学”的存在系统。所谓“结构”就是这些革命文学现象在思维方式上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既有相通相融的关系，也有彼此矛盾、对立的关系（以上可以称作“内结构”），也试图在此基础上分析现代革命文学现象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这可以称作“外结构”研究。
如果要重新设计现代“革命文学”的研究框架，我认为整个课题的研究可以设定三大目标：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谱系与历史研究、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结构形态研究（“内结构”研究）、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与现代社会文化相互关系研究（“外结构”研究）。这三大目标具体又分化为五个子课题予以展开：
1．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谱系与历史。追踪、梳理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来源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态。从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表现到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对“革命文学”的倡导，一直到“大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左翼文学的出现，以及苏区、解放区、延安文学的发展等都作详尽的整理。重点思路是：厘清所有这些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逻辑，特别是长期以来被我们严重忽略的部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时期以及苏区的革命文学状况。在把握现代革命文学的显性力量——现代革命活动的同时，特别挖掘现代知识分子心态演变之于革命文学发生发展内部推动力量，这方面的研究长期被忽视，如何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流变的脉络中完成现代革命文学的真实谱系的绘制，迄今还是一个没有实现的目标。开展这样的研究将在几个大的方面突破现有的研究格局和结论：一是“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历史断裂”说，重新发现知识分子精神从五四到30年代的内在演化和连接。二是“救亡压倒肩蒙”说，发掘出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在救亡与启蒙之间的一致性追求，丰富我们对现代文学精神传统的认识。
2．现代革命文学与革命思维研究。“革命”思维在近现代中国渊源深厚，从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到五四文学革命，莫不以“革命”相标榜，但是，随着现代革命内涵的变化发展，这些具体的“革命”指向又有所不同，如何辩证地分析现代中国的“革命”思维，是深入理解革命文学的关键。新的研究试图从革命文学中一系列基本思想概念人手，深究其背后的理念与思维来源，从而更切实的把握革命文学的深层价值取向。这些概念包括“革命”、“阶级”、“民族”、“大众”、“人民”、“写实”、“革命文学”，等等。
3.国共革命与现代革命文学的矛盾对立。 “革命文化”曾经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精神财产， “革命文学”的倡导不仅是共产党人的事业，同样也曾是国民党人的旗帜，研究两党政治对于“革命文学”的标举和利用，将揭示现代“革命文学”产生发展的重要规律。新的研究将揭示国共两党的政治理念赋予革命文学的不同内涵，以及这些内涵之间形成的矛盾冲突，最终对两个政治集团的文学取向的差异提出深入的解释：革命如何在国民党政治话语中逐渐异化沦陷，而革命的沦陷又如何最终导致文学的沦陷；相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革命如何赋予中国共产党以改变现实的力量，革命文学如何生机勃发。当然，两党“革命”理念的若干共同性也值得研究，政党“革命”之于“文学”的限制性也值得检讨。
4．三四十年代国统区左翼文学的形态。这一子课题着重研讨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以及抗战时期在国统区的左翼文学（七月派文学等）。与过去比较宏富的研究比较，新的研究应力图在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上有大的突破，形成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的认识，强化文化研究视野，着重讨论这些革命文学形成发展的特殊历史语境，例如1930年代左翼文学与上海文化场域的关系，1940年代抗战时期的左翼文学与大后方区域文学的关系。新的研究也应力图丰富我们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避免对既有的文学现象采取简单的本质主义的定性，呈现不同历史阶段左翼文学的历史流变，同时呈现同一历史阶段中内部的差异与分歧，例如1930年代左翼文学内部的分野，鲁迅与左翼领导阶层的思想分歧，左翼领导阶层与左翼启蒙知识分子的思想差异，等等。
5．苏区文学一延安文学的形态。这一课题的研究既有“历史补缺”的意义，又具有“认识深化”的追求。苏区文学因为史料的相对缺失，一直为学界关注不够，但它却是现代革命文学的重要环节，加强对这方面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我们的重要目标。同时，对于学界长期以来的研究重镇——延安文学，我们也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深化：一是加强延安文学与延安特殊政治、经济、军事形态关系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将延安文学作为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加以观照，而且置放在延安特殊文化场域中进行综合性更为科学客观的剖析，包括政党活动方式之于文学的影响，经济形态之于文学的意义，军事斗争方式及策略所施加的影响等；也包括延安社会关系、人际交流之于文学的特征组织作用等。二是应该注意到从苏区文学到延安文学的内在发展变化，以及形成这些变化的内在原因。三是延安文学内部的多样性以及它在整个民国时代文学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包括它与国统区左翼文学的联系和差别，与国统区自由主义文学的联系和区别，与国民党三民主义文学的比较等。
总之，这样的研究将有可能在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中展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与“革命思维”的丰富性，当然也包括挖掘这一革命文化的正面价值以及某些深刻的历史教训。通过对“革命文学史”的尽力复原和爬梳，完成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史料的积累和整理，为将来进一步的细致研究奠定基础；通过引入现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为视野，又借助“大文学”的观察分析方式，可以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确立新的学术方式。
三
要开拓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研究的新空间，也有必要形成一系列方法论的突破和创新。从总体上看，我觉得新的研究应该尽量避免先验的理论预设，尽可能返回现代中国历史的现场，在充分爬梳、整理和分析原始文献与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革命文学”的来龙去脉、内部构成、历史谱系、思想艺术形态进行科学、客观的归纳和反思。
1．文献整理和分析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性。自近代以来的剧烈的动荡，实际上让我们的诸多现代文献处于较古典文献更为糟糕的损毁状态，国内政治集团的殊死搏斗，国际军事斗争的惨烈，还包括同一政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对历史材料的保存、焚毁与利用都带有更大的随意性，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也就不可能在一个“稳定连续”的制度之下获得有序的保存和整理。对于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革命文学”更是如此，不仅有国民党独裁专制时期的查禁，也有建国后政治运动年代的破坏，虽然新的整理工作在新时期以后持续进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现代文献印刷质量的不良性（特别是战争年代纸张与印刷的严重缺陷）已经使得一大批文献接近生命的最后期限，不能借此获得最有价值的文献，不仅对课题研究十分不利，对未来学术的发展更造成不无弥补的损失。
动荡年代形成的区域分割也让我们的某些文献局限于特定的保存空间，对使用造成了诸多的不便。如苏区文学史料至今仍然相当匮乏．抗战国统区左翼文学的整理搜集也存在相当的局限。例如，过去我们仅仅重视大后方“文协”周围的文学创作，至于大后方边缘的西南联大的文学活动却不够注意；这些年来西南联大引起了相当的关注，但我们对大后方其他左翼文学青年的创作还是相当陌生，如当时重庆北碚受胡风影响的复旦大学青年作家群，成都“平原”作家群，他们在《诗垦地》、 《中国学生导报》、《平原》上的作品到今天也无人问津，甚至根本就无法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造成了“革命文学”版本问题，有时是为了规避独裁专制的封锁，有时是为了革命斗争策略的需要，一些左翼作家不得不在文字方面做多种调整和处理，而所有这些处理在新中国以后的出版文献中却很可能再次调整，不回到历史的现场，发现原始的文献，就不足以反映革命文学生存的原貌，体察这一文学追求所历经的种种艰难，洞悉历史存在的丰富。
2．“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的合理性。知识社会学，即Wissenssoziologie，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1924年首先使用这一词汇，从此，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了起来。1970年代以后，知识社会学问题再次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焦点。其研究方法的要点在于：对研究对象的考察特别注意揭示它与各种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着重分析研究对象所置身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是怎样从不同的方向上构成了对它的牵引和塑造。显然，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就是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推动、牵引和促进的结果，将“革命文学”置放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因素当中，可以更科学、客观、丰富地揭示问题，避免过去“以论代史”、结论预设的种种弊端。在西方知识社会学的发生演变史上，马克思的确就是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了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正如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曼海姆所指出的那样， “事实上，知识社会学是与马克思同时出现：马克思深奥的提示，直指问题的核心”。
通过知识社会学式的场域研究、历史文化的考察，真切地发现了诸多为过去研究所忽略的现代文学的“真问题”，例如民国经济状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民国著作权法与现代翻译文学的关系，等等。实践证明，返回国家历史的具体情态，在文学现象背后的宽广的历史语境中分析问题，将深刻地揭示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诸多秘密。当然，正如每一种研究方式都有它不可避免的局限一样，知识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也有它的限度。具体到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阐释．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局限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是“关系结构”与知识创造本身的能动性问题。知识社会学的长处在于分析一种知识现象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关系”，梳理它们彼此间的“结构”，这样的研究，有可能将一切分析的对象都认定为特定“结构”下“理所当然”的产物，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作为知识创造者的各种能动性与主动性，因此而陷入到“文化决定论”的泥沼之中。因此，在实际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因此忽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种种文化关系之时的独立思考与独立选择，更不能忽视广大知识分子自身的生命体验。 “革命文学”不仅仅是对历史的适应，更是对历史的反抗和突围，两者辩证关系需要认真对待。
其二便是知识社会学本身的难题。知识社会学常常用一种对称的态度看待谬误和真理，从而容易模糊了价值的指向。作为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必须为中国的现代历史的过程做出自己的贡献，尤其对“革命文学”这样充满真理性的追问，更不能回避我们的严肃态度，我们不能因为沉醉于各种“关系结构”的分析，而认为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没有历史价值的区别。在这里， “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应该构成对“专业知识分子”角色的调整甚至批判。当然，这首先是一种自我的反省与批判。
3．“大文学史观”之于现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所谓“大文学”就是突破对“纯文学”、 “为艺术而艺术”的迷信，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定位在广泛的社会历史的联系当中，将文学的趣味的精神魅力与之承担的社会责任、历史使命有机结合。显然，在诸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的现代中国，文学毫无疑问地承担了这样的义务，并且也在事实上以这样的塑造体现自己的历史形象， “革命文学”更是如此。考察这样的文学现象，我们理应自觉地秉持“大文学”视野，以此为标准衡量文学的价值。
秉持“大文学史观”，也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把对“文学”的关注融入对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将文学的阐释之旅融通于寻找历史真相之旅。这里有现代中国政治理想的真相，经济生态的真相，也有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深刻烙印。与历史对话，将赋予文学以深度；与政治对话，将赋予文学以热度；与经济对话，将赋予文学以坚韧的现实生存品格。当然，秉持“大文学史观”，我们最终关注的还是“作品”，也就是说，所有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对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离弃文学作品，直接讨论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与经济；恰恰相反，进入“文学之外”，是为了最终返回“文学之内”。这里的“内”不是抽象的本质化的事物，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学作品本身。也就是说，对所有历史文化的考察、分析，并不是要确立我们新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而是深化和完善文学作品的“阐释学”。
四
鉴于对现代革命文学的研究已经属于我们学术的重要传统，并且在若干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由此，我们新的研究就不应该再是面面俱到的文学史的建构，而应针对目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加以重点深入。我们新研究的重点是在现代知识分子深度精神的层面上，寻找“革命意识”发生发展和转化的内在逻辑，即不再把一个一个的革命文学现象作片段式的讲述，而是挖掘其内在的联通；也不再将现代政治革命与知识分子的自我拯救切割开来，将“革命”视作历史的另类或异常处境，而是在历史的统一逻辑中梳理中国精神的整体流变；也不夸大党派之争的绝对性，而是辩证地发现矛盾双方的统一。如此一来，对“革命文学”讨论也就进入到了精神世界的深层，需要我们新的历史材料的支撑，也期待一系列新的解释。这样的研究，最终将绘制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全新图谱，勾勒新的历史变化的轨迹，对“革命文化”、“革命思维”、“革命艺术”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位置和深厚渊源都作出崭新的说明。归纳起来，深究精神深层的革命思维、凝结在一系列基本革命思想（概念与观念）上的革命意识，剖析革命文化与现代中国其他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以新的历史事实，填补革命文学发展线索中的盲区是我们的重点。当然，在我看来，新的研究也存在若干难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部分历史文献长期缺乏保护和整理．已经损毁、遗失，给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新的研究涉及大量原始文献的搜集整理，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如苏区革命文献，因为战争的关系，许多当时的文宣材料已经难以获得；再如抗战时期的文学文献，在当时有限的印刷条件和保存条件下，已经难以见到，例如路翎早期创作及七月派作家在重庆报刊发表的一些创作，重庆复旦大学进步作家在当时创办的影响甚大的各种壁报等。
二是学术研究中如何处理“还原历史”与“坚持历史正义”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通常我们通过历史材料的广泛搜集和呈现，达到最广泛地揭示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目的，即所谓“还原历史”，这的确有利于排除“概念先行”、 “以论代史”的弊端。但是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没有态度”的，尤其是面对“革命文学”这样一个本身就充满正义价值的历史现象，更不可能佯作“客观”，实则虚无的姿态。如何在尊重历史和把持价值间取得辩证的平衡，需要我们更为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当然，任何学术的新开拓都必然面临一个克服难题的过程，恰恰是随着这些难题的克服，我们的研究才可能产生自身的突破价值，新的学术空间因此而出现。这至少也有四个引人注目的方面：
1．新的文献史料的发现和整理分析。新的研究首先将尝试完成以下几个方面的文献搜集和整理，弥补目前现代文学文献的不足：苏区革命文学文献。苏区的红色戏剧、歌谣及文艺宣传政策史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文献，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文艺发展的珍贵遗产，因为战争和动乱，这一部分文献遗失甚多，需要进行抢救性搜集，新研究将努力在这方面有重要收获，为将来的苏区文学研究奠定重要的基础。近年来，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推行的文学活动已经有较多的研究，包括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三民主义文学主张等，但是对于国民革命期间最早的“革命文学”活动却很少触及，这不利于我们认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影响了我们对于国民党文艺思想发展演变的深入把握，对整个中国“革命思维”如何发生和变异的理解更有妨碍。我们的研究更应该通过历史文献的搜集再现这方面的基本面貌，例如广州《民国日报》副刊“学汇”、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汉口《民国日报》副刊、 《中央日报》及其副刊等。
2．开启“革命文学”研究的新课题与新方向。包括革命文学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关系研究（1930年代左翼文学与上海文化的关系，与通俗文学、通俗文化的关系，与报刊传媒的关系等）。革命文学研究也将获得更细致化的拓展：如革命文学基本概念与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研究。第一次触及国民党“革命文学”思想研究，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国民党文学思想的整体把握，认识它如何从“革命文学”到“民族主义文学”、“三民主义文学”的发展演变，并折射出现代政党集团与现代文学关系的诸多面相。
3．新的文学史演变规律的发现。如从五四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演进，从启蒙到救亡的过渡，以及启蒙与救亡之间的互通关系，延安文学与国统区文学的互动等，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的流变中，发掘文学发展的更细微的线索。
4．方法论的价值。新时期以来，外来文学批评方法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固有的封闭状态，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文学景观，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也发现，大量西方术语和概念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对自身问题的深入发现，而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主体性更是无法建立。新的研究既然强调返回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境，努力梳理包括词语概念在内的中国作家的思维形式和话语模式，那么，就有可能尝试一种突破，既从对外来批评研究方法的简单移用转为逐步探索我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包括理论表述形式。在研究中，我们首先将从追踪现代革命文学的实际使用基本概念人手（而不是从成熟的“革命理论”人手），进而考订文学谱系，发掘原始文献等工作，在最大的程度上呈现中国现代文学现象自身的存在方式及自我的理性表达方式，这样就有可能突破生搬硬套外来批评模式的研究习见模式，通过强调回到现代中国历史情境，探索属于中国历史自己的解释方法和叙述方法。
包括我们所引述的“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绝对要避免生吞活剥，更多的属于视野上的启迪，作为我们认真阅读中国近现代史料的一种精神推动，而不是生硬搬用其某些结论。
编辑阮凯
“劳动关系的管制与自治——两岸劳动法学术交流会”简讯
2014年12月12—13日，由上海市法学会劳动法研究会、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劳动法专业委员会、台湾政治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劳动关系的管制与自治”系列研讨会在沪召开。此次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台湾政治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与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以及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山东等地的法官、律师70余人参加。
此次研讨会以集体劳动关系为主要讨论内容，华东政法大学董保华教授就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集体劳动争议处理和应对的法律机制研究”进行了开题报告。董保华教授认为，我国罢工等集体争议行为频发且无序化的根源在于社会需求与制度供给的悖论，这一悖论主要表现为法制框架外解决的集体劳动争议激增与法制框架内解决的集体劳动争议减少的现实困境。基于劳动关系由斗争走向合作的发展潮流，董保华教授主张，我国应在区分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的前提下，对集体劳动争议进行分类处理，进而将“法外”集体劳动争议逐渐引入“法内”；另外，基于现有某些制度约束，应在争议处理机制之外建立多元的沟通预防机制与有所取舍的辅助替代机制。这些应是我国集体劳动争议处理与应对法律机制的发展方向。
在分议题讨论中，台湾政治大学的黄程贯教授认为：权利争议与利益争议两种争议之区分，有其制度上的必要性，此点无论在德国或是在中国台湾地区，基本上并无争议，而其之所以进行区分的最主要原因是有无司法审理的可能性，这涉及法院审判权限有无之根本的问题，因此不可能存在权利与利益争议外之第三类争议。香港浸会大学的陈峰教授根据工人的不同诉求，将所有诉求分成三类，即权利诉求、利益诉求和“道义经济学”诉求。这三种诉求出现的先后也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劳动体制以及工人阶级本身演变的历史顺序。陈峰教授指出， “道义经济学”诉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历史现象，这种争议呈现出消退的趋势，权利争议在未来将表现为权利化、个体化，利益争议将会成为工运的主要领域。
在有关集体劳动关系中对抗和合作的讨论中，台湾政治大学的林佳和教授认为，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以资本和劳动为主要参与主体的统合主义劳动关系模式正逐步走向式微。全球化改变了劳动与资本的权力关系，不论是思维模式或者实践方式，统合主义都蒙受了重大危机。华东政法大学的田思路教授介绍了日本“春斗”的产生及发展趋势。他认为，日本“春斗”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劳方的交涉要求已从开始的提高工资向保障就业方向转换，劳资双方共赢意识逐渐增强。工人运动更趋理性和成熟，争议方式以和平方式为主，斗争策略不再只是局限于自身群体或本阶层的利益，更为关注社会的普遍认同。
（张宗法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