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论文网免费提供中学语文论文范文,中学语文论文格式模板下载

巢湖方言入声舒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 投稿柏舟
  • 更新时间2017-12-14
  • 阅读量725次
  • 评分4
  • 78
  • 0
刘 静 孙德平

摘 要:本文运用言语社区理论,对巢湖方言中的入声舒化问题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发现,巢湖市居民构成一个自然存在的言语社区,在喉塞韵尾的选择上呈现出了有序的差异性。

关键词:言语社区 巢湖方言 入声舒化 喉塞韵尾

一、引言

(一)入声舒化

入声是中古语音的一种调类名称,经过语音的发展演变,普通话中已经没有这一调类。但我们可以通过古人对四声的描述了解入声的特点,如唐代释处忠《元和韵谱》:“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

大部分南方方言中都保存入声调。北方官话区中,江淮官话属于比较特殊的既有入声调又有入声韵尾的方言。

入声自古至今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丰富的资料可以向我们展示入声演变的规律和痕迹。从历时角度出发,李启发(1995)发现《广韵》时的共同语里有一套完整的入声韵系统,元初的《中原音韵》虽然已经“入派三声”,但口语中仍然还存在入声调和入声韵,后来的《古今韵会举要》中收[-p]、[-t]、[-k]韵尾的入声字已经开始混同,丢失了原来的韵尾,成为同一个字母韵。李启发认为当时入声韵存在,并且基本上都是带塞韵尾的。方孝岳(1979:149)说:“在宋元等韵图里已经看到有一部分[-k]和[-u]相接近,或者[-k]混于[-t],或者全部[-k]、[-t],除[-p]而外都和开尾韵相接近,而明初《洪武正韵》里的入声就全部是喉塞尾了。”发展到现代普通话时,入声已经毫无踪迹了。从共时的角度来看,现在的广州等部分南方方言中还保留着[-p]、[-t]、[-k]三个入声韵尾,偏北的苏州、南京等地区只有一个塞韵尾,北京等广大北方地区大多已经没有了入声。徐通锵(2010:252)认为:“这三种共存的状态可以构成历史演变的三个阶段:最早是[p][t][k],它们后来合并成[?],这个[?]后来脱落,变成北京话的开音节。”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入声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就是先合并然后消失,也就是入声舒化。

入声舒化主要是指塞韵尾脱落。冯法强(2011:1)指出:“入声舒化,是指入声字塞尾脱落,读同舒声类的情况。狭义来看,只是指塞尾从有到无,塞尾脱落的这一动态过程。但是从语言演化史的角度看,其内涵则要广泛一些,入声的舒化意味着入声的消失,其过程应当包括韵尾的简化,塞尾的脱落,入声调的归并三个步骤。”巢湖方言的入声韵尾只有一个,就是喉塞韵尾。

关于方言入声舒化的研究很多。孙玉卿(2005)提到山西晋语入声舒化是整个系统的一个渐变过程。渐变方式分为大同式和左权式。许井岗(2016)将江苏省两市的入声舒化现象归为由方言接触而导致的。冯法强、刘泽民(2011)归纳了入声字舒化的情况和原则,并总结了入声舒化的原因。并出现了不少专门对江淮官话入声研究的文章,石绍浪在《江淮官话入声研究》(2007)提到洪巢片的入声调分为三种,巢湖方言属于第一种,入声调是声调系统的最高值,入声音节短促,调型是个高的短平调,或者略有升幅。唐志强《皖属江淮官话入声实验研究》(2014)通过对江淮官话入声的实验研究,发现皖属江淮官话正处于三个发展阶段:入声已有长化征兆、入声正在长化、入声完全长化,巢湖方言处于第一阶段。但是关于入声舒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比较少,忻丽丽(2009)从方言内部、方言与共同语、方言之间的接触和心理因素等方面分析了入声舒化的原因。徐琪、王超贤(2013)从语言结构、文化程度、年龄、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分析入声舒化的原因,得出年龄和文化程度是影响语言差异的最重要因素。

安徽省巢湖市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是北方官话区中少数还保存入声的方言区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巢湖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由于普通话的普及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入声已经开始逐步舒化。

二、调查方法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巢湖方言中的入声舒化情况。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两种方式。

(一)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一种“非接触性”的研究方法,就是研究者不直接从研究对象那里获取所需资料。这种方法,对社会语言学来说,就是通过搜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记载的资料来实现语言研究的目的。①为了给下一个阶段的调查做好准备,我们在前期主要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包括对巢湖方言的研究、江淮官话入声的研究以及大量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语言变异与变化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

(二)田野调查法

“调查研究法”又称作“田野调查法”。进入社区,收集语料的过程被称为“田野调查法”。②

(1)调查对象的选定

关于调查对象的选定,我们主要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抽样调查(sampling survey)就是从所研究的总体中,按照一定的方式选取一部分个体进行调查,并将在这部分个体中所得到的调查结果推广到总体中去。③

1)概率抽样

我们在概率抽样的方法中选择了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的方式。

简单随机抽样又称纯随机抽样,是概率抽样最基本的形式。它是按等概率原则直接从含有N个元素的总体中随机抽取n个元素组成样本(N>n)。④我们在这次研究中分别将主城区、镇区以及乡村中比较大的居民区标上序号,利用spss软件在主城区随机抽取了3个居民区,在镇区抽取了2个居民区,在乡村抽取了2个居民区,共7个调查点。共调查了215人。

分层抽样又称类型抽样,它是先将总体中的所有单位按某种特征或标志(如性别、年龄、职业或地域等)划分成若干类型或层次,然后再在各个类型或层次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或系统抽样的办法抽取样本,最后,将这些样本合起来构成总体的样本。⑤我们按照年龄将巢湖地区的居民划分为17岁以下、18~35岁、36~59岁以及60至60以上四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在不同的地区根据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

2)非概率抽样

我们在非概率抽样中选择了判断抽样和滚雪球抽样。

判断抽样又称立意抽样,它是研究者根据研究的目标和自己主观的分析来选择和确定研究对象的方法。⑥这种方法主要是针对学生和老人。我们在巢湖主城区、镇区和乡村分别挑选了高中、初中和小学,随机抽取了41名学生进行调查。老人普遍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我们在巢湖市机关部门的退休人员以及老年大学等中寻找到了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11位老年人,并对他们进行了调查。

滚雪球抽样是指当我们无法了解总体情况时,可以从总体中少数成员入手,对他们进行调查,向他们询问还知道哪些符合条件的人,再去找那些人并再询问他们知道的人。如同滚雪球一样,可以找到越来越多具有相同性质的群体成员。⑦我们在调查中采用了这种方式,通过熟人介绍其他的被调查者,扩大调查范围和调查人数。

对于入声字的选择,主要以简单随机抽样为主。

三、变项的确立与言语社区要素

根据《安徽省志·方言志》记载,巢湖方言中有14个入声韵,如下表所示:

 

入声字均读入声韵。但在实际调查的时候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入声字都读入声韵,很多入声字在读音上已经不是原来的入声韵,变成了舒声韵,邢五洲(2008:52)将巢湖方言中入声读舒声的字(有新老派之分的)归纳出来(以中古432个常用的入声字为样本),共69个字⑧。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除这69个字之外,还有两个字也开始舒化,就是“膜”和“额”二字,我们也将其纳入调查中。本文从归纳的结果中按照清入、全浊入和次浊入三类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字进行了电话采访调查(见附表),共调查了215人。

(一)因变项的确立

入声的舒化主要的表现就是喉塞韵尾的脱落。根据邢五洲(2008:52-54)的巢湖方言入声舒化归纳表,可以确定几个语言变项以及变式,如:(?)变项:新式变式[?],旧式变式[?]。

(二)自变项的确立和分析

对喉塞音韵尾脱落可能产生制约因素的自变项,可分为语言内部因素和语言外部因素(社会因素)两大类。

1.语言内部因素

(1)语音

范俊军(2004:140)认为:“声韵调共处一个结构整体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成互动关系。……声调语言音节的演变包括声韵调的变化,而声韵调的演变又互为条件。声母的变化引起韵母和声调发生变化,韵母的变化导致声母和声调的变化,声调的变化也会对声母和韵母的变化产生影响。语言历史演变证明,音节中每个结构成分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充当决定因素制约其他成分的发展变化。”

1)后接声调与(?)变项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后接声调如果是阳平、上声和去声时,入声更易舒化。当后接声调为阳平、上声和去声时,前字的入声调值由5变成了21,并且失去了喉塞韵尾?,后字声调不变,如:“笔头”[pi??5tou35]的实际读音是[pi?21tou35],这也是变调所产生的结果。贺巍(1995)认为不少方言中的入声舒化是连续变调的作用。

从表2可以看出,后接声为阴平时,选择入声的有100人,选择舒化读音的有0人,分别占100%和0%;当后接声为阳平、上声和去声时,选择入声的有0人,选择舒化读音的有115人,分别占0%和100%。后接声为阳平、上声和去声时,前字的入声调值由5变成了21,并且失去了喉塞韵尾“?”,后字声调不变。从表3-3中可以看出,皮尔逊卡方和似然比卡方的检验值均低于0.05,说明后接声与变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相关关系。

2)文白读与(?)变项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文白读可以影响入声的舒化。巢湖方言中有部分入声字白读时是入声,文读则是相应的舒声,如:“作”有两种读法[tse?5](白读)、[tsuo21](文读)。这能够体现出从巢湖方言中的入声舒化的发展倾向,也体现出了标准语普通话对于方言的影响。

从表4可以看出,当文读时,选择舒化读音的有115人,选择入声的有0人,分别占100%和0%;当白读时,选择舒化读音的有0人,选择入声的有100人,分别占0%和100%。从表5可以看出,皮尔逊卡方和似然比卡方的检验值均低于0.05,说明文白读与变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相关关系。

4)声韵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入声舒化的速度。通过对巢湖方言音系的调查,发现巢湖方言的语音结构中,[p]、[t]、[ts]等不送气清塞音以及清塞擦音声母没有阳平字,而在巢湖方言中,出现促声舒读现象的“雹”“德”“即”等字开始填补空缺,这些字在舒化速度上快于其他的入声字,贺巍(1995:195)指出:“舒声音节的空位,是入声舒化最容易进入的部位。”由此可见语音结构对于入声舒化具有重要的影响。

(2)词汇

汉语词汇发展的趋势是“双音节化”,其中一个主要途径是单音节语素的前后加上没有实际意义的附加成分,如名词词缀“子”“儿”等以及动词词缀“着”“了”“过”等。这些词缀大都读轻声,如果前字是入声,后字读轻声,前字的喉塞韵尾弱化乃至消失。在调查中发现,巢湖方言中的入声字,名词后加“子”尾后舒化程度高,如“勺子”和“铁勺”这个词相比,前一个“勺”的舒化程度高些;动词后加“着、了、过”后舒化程度高,比如“给了”和“给我”两者相比,前一个“给”的舒化程度高些。这与汉语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双音节化趋势以及词尾的产生与发展不无关系。贺巍(1995:202)指出:“入声的消失是词汇发展变化到一定阶段时引起语音变化的产物。……我们认为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可能是促使入声向舒声转化的最重要条件。”

2.语言外部因素

社会语言学研究发现,与语言变异最明显相关的社会因素是性别、年龄、阶层、民族和种族(徐大明,2004:82)。鉴于巢湖地区并没有显著的民族和种族差异,所以不予考虑。在很多社会语言学相关调查中,受教育程度也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徐大明,1999;葛艳红,2005;王玲,2016),阶层和城乡关系对于入声舒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1)性别与(?)变项

从表6中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选用[?]的分别有47人和68人,占样本数的44.7%和61.8%;男性和女性选用[?]的分别是58人和42人,占样本数的55.3%和38.2%。其中使用新式变式[?]的男性有只有44.7%,女性则高于男性,达到了61.8%,证明女性比男性更加偏向使用新式变式。从表7可以看出,皮尔逊卡方和似然比卡方的检验值均低于0.05,说明性别与变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相关关系。从表中可以看出男性很大程度上保留喉塞韵尾,女性的数据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也显示出女性有超过一半的人使用标准变式,体现出了女性倾向使用标准变式。邢五洲(2008:52)在调查中也发现女性的入声舒化比例远远高于男性,与本次调查结果相同。

拉波夫(Labov,2007)认为在语言变化中,存在“性别悖论”。“性别悖论”是指男性和女性在促进语言变化的方式上存在相反的趋势。拉波夫(Labov,2001:293)称其为性别悖论,并用“遵从”来解释它:女性比男性更严格地遵从已经被认可的社会语言规范,而比男性更少地遵从那些还没有明显地被认可的社会语言规范。在这次入声舒化的调查中,女性确实偏向使用新式变式,也就是选择使用无入声韵尾的读音,也就是被认可的语言规范。徐大明(2006:410)提出普通话的推广,使入声的舒化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被社会认可的语言规范,女性就更容易接受促声舒读的方式,进而有更多的女性选用入声韵尾脱落后的读音。

(2)年龄与(?)变项

在调查中发现青年与少年选用的倾向相似,且认可人数较少,缺乏代表性,因此将两项合并为“青少年”(青年和少年)。

从表8可以看出,青少年选择[?]和[?]的人数是71人和25人,分别占样本数的73.9%和26.1%;中年选择[?]和[?]的人数是29人和41人,分别占样本数的41.1%和58.6%;老年选择[?]和[?]的人数是15人和34人,分别占样本数的30.6%和69.4%。使用新式变式[?]的老年人所占比例最低,只有30.6%,其次是中年人,所占比例41.1%,最高是青少年,所占比例73.9%,说明年龄越小,越偏向于选择新式变式。从表9可以看出,皮尔逊卡方和似然比卡方的检验值均低于0.05,说明年龄与变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相关关系。老年人在[?]、[?]的选用上表现了较大的差异,较多的选用[?],青年则相反,较多选用[?],可以得出年龄越大,喉塞韵尾脱落的概率越小,年龄越小,喉塞韵尾脱落的概率越大。唐志强(2014:100)在研究皖属官话中也提到:“但有明显的年龄差异,青年要优于老年,即青年入声时长的变异快于老年。”

当变异标示某一变化时,最主要的相关社会因素就是年龄了。⑨老年人是语言使用上的保守者,保守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徐大明:2006),这也说明了年龄对语言变异的重要影响。老年人更偏向选择喉塞韵尾保留的读法,这是其保守态度的一个重要体现。选择喉塞韵尾保留的大致倾向是老年人大于中年人,中年人大于青年人。

年轻人对促声舒读的偏向性选择,可能预示着入声在江淮官话中逐渐地消亡。

(3)阶层与(?)变项

 

a.0单元格(.0%)的期望计数少于5,最小期望计数为18.14。

根据陆学艺(2002)和孙德平(2012),将职业简化划分成四个阶层,分别是上层、中层、下层和学生层(准阶层)。从表格10可以看出,上层选用[?]和[?]的人数是21人和18人,分别占样本数的53.8%和46.2%;中层选用[?]和[?]的人数是25人和18人,分别占样本数的59.5%和40.5%;下层选用[?]和[?]的人数是15人和44人,分别占样本数的30.6%和69.4%;学生层选用[?]和[?]的人数是54人和21人,分别占样本数的72%和28%。选用新式变式[?]的阶层中,学生层比例最高,高达72%,下层比例最低,只有30.6%,中层选择[?]的概率要高于上层,学生层选用新式变式的比例最高。从表11中可以看出,皮尔逊卡方和似然比卡方的检验值均低于0.05,说明阶层与变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相关关系。

中层选择[?]的概率高于上层,出现了“超越”现象。“超越”现象一般是指最接近顶层的社会阶层的语言表现在最正式的语体中超越较高阶层的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具有这种表现的人往往具有较多攀升社会阶梯的机会和渴望,因此,对语言的社会地位标志作用更加敏感,以致达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这种“超越”现象,由拉波夫(Labov)在纽约调查中首次发现,后来在其他的调查中也反复出现。

(4)地域与(?)变项

根据国家规定和相关实际,我们将城乡细分为主城区、镇区和乡村。在调查中,主城区调查点选择的是巢湖市区内,镇区调查点选择的是银屏镇,乡村调查点选择的是上塘村。从表12可以看出,主城区的被调查者选用[?]和[?]的人数是60人和31人,分别占样本数的65.9%和34.1%;镇区的被调查者选用[?]和[?]的人数是36人和32人,分别占样本数的52.9%和47.1%;乡村的被调查者选用[?]和[?]的人数是19人和37人,分别占样本的33.9%和66.1%。主城区选用新式变式[?]的比例最高,为65.9%,其次是镇区,为52.9%,乡村比例最低,为33.9%。这说明越靠近主城区,越倾向于选择新式变式。从表13可以看出,皮尔逊卡方和似然比卡方的检验值均低于0.05,说明地域与变式的选择明显相关。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主城区入声演变速度快于乡镇,这种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入声舒化的历时演变。

另外,行政区划对于语言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安徽省政府在2011年8月22日宣布撤销原地级巢湖市,设县级巢湖市。庐江县划归合肥市;无为县与和县沈巷划归芜湖市;含山县、和县(不含沈巷镇)划归马鞍山市。在调查中,对于镇区和乡村,我们选择了现在仍属巢湖管辖范围内的银屏镇和上塘村,还初步调查了原属巢湖市、现属芜湖市的无为县的石涧镇和张家后村,发现二者在喉塞韵尾的选择上已经开始出现差异,后者的舒化程度高于前者。这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后者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不无关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行政区划对于语言的影响。

(5)受教育程度与(?)变项

从表格14可以看出,学历初小的被调查者选用[?]和[?]的人数是31人和57人,分别占样本数的35.2%和64.8%;学历高中的被调查者选用[?]和[?]的人数是28人和16人,分别占样本数的63.6%和36.4%;学历大学及以上的被调查者选用[?]和[?]的人数是56人和27人,分别占样本数的67.5%和32.5%。学历大学及以上的选用新式变式[?]的比例最高,其次是高中,比例最低的是初小。这说明,学历越高,越偏向于选择新式变式。从表15可以看出,皮尔逊卡方和似然比卡方的检验值均低于0.05,说明受教育程度与变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相关关系。从数据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高,喉塞韵尾脱落的概率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语言威信可以分为显性和隐形的两种,显威信通常和标准语有关,而方言土语则可能具有隐威信。”⑩。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以及正在接受教育的人都有较大的可能去接受具有显威信的语言形式,也就是促声舒读的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能在调查和相关文献中看到一定的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年纪越轻的生活在市区内的中上层以及学生层的女性更倾向于促声舒读,也就是喉塞韵尾脱落,并且这种变异是一个进行中的变化。

四、结语

我们通过对巢湖方言的入声舒化情况分析,对巢湖作为一个言语社区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通过初步的探索性分析,发现巢湖方言的入声受到语音、词汇等语言内部因素和来自普通话和方言接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已经缓慢地开始舒化,并且在性别、年龄、阶层、城乡、受教育程度等五个方面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分化,展现出了有序的差异性,并证明了巢湖地区具备成为典型的言语社区的条件。当前,关于具体方言的入声舒化的语言学研究还是比较少的。因此,本文对入声舒化的研究,对传统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有所助益。袁家骅指出,江淮官话处于汉语方言的过渡地带,“好像语言发展的过渡地带,在描写和研究上有特殊意义。”k对影响入声舒化的语言内部因素和几大社会要素的分析和巢湖地区言语社区的确定,有助于理解和分析南方方言的入声演变现象,并对后期的巢湖方言研究提供了借鉴。

附录:

按邢五洲(2008),巢湖方言中共有69个已经出现促声舒读的入声字(分为清入37个、全浊入16个和次浊入16个),加上“膜”和“恶”。

清入:胁、恰、给、泣、察、撒、设、轧、窟、匹、乞、必、恤、索、错、朴、德、即、式、忆、亿、掰、革、隔、迫、魄、碧、璧、壁、督、嘱、腹、肃、视、蓄、触、束。

全浊入:炸、狭、涉、秩、弼、勺、雹、贼、夕、笔、剧、寂、获、朴、瀑、续、膜。

次浊入:拉、没、摸、膜、幕、逆、易、译、辱、鹿、禄、肉、玉、狱、欲、浴、恶。

注释:

①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P52)。

②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P19)。

③风笑天:《现代社会调查方法》,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P10)。

④风笑天:《简明社会学研究方法》,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P141)。

⑤风笑天:《简明社会学研究方法》,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P145)。

⑥风笑天:《简明社会学研究方法》,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P153)。

⑦风笑天:《现代社会调查方法》,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P76)。

⑧见附录。

⑨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P150)。

⑩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P180)。

k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P12)。

参考文献

[1]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方言志[Z].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2]巢湖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巢湖地区简志[Z].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3]崔广利.元明韵书入声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4]范俊军.论声调语言音节结构成分的互动关系:声母对声调的制动作用[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5]方孝岳.汉语语音史概要[M].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1979.

[6]冯法强.中古入声在方言中的舒化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7]风笑天:《简明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8]风笑天:《现代社会调查方法》[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9]葛燕红.南京市“小姐”称呼语研究分析[J].中国社会语言学,2005,(2):196—205.

[10]贺巍.汉语官话方言入声消失的成因[J].中国语文,1995,(3).

[11]李启发.近代汉语共同语言入声字的演变[J].中国语文,1995,(1).

[12]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第三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

[13]施俊.从共时和历时再论吴语义乌方言入声的演变[J].语言研究,2016,(4).

[14]施俊.浙江义乌方言入声舒化探析[J].方言,2012,(1).

[15]石绍浪.江淮官话入声研究[D].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6]孙德平.鼻边音声母变异研究:以江汉油田话为例[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5).

[17]孙德平.外部因素主导的语言变异——以江汉油田话卷舌音声母变异为例[J].语言文字应用,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