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12 日，在APEC 中美新闻发布会上，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根据声明，美国计划于2025 年实现在2005 年基础上减排26%-28% 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 左右。
声明中说，中美双方将携手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以便在2015 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在公约下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一项议定书、其他法律文书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议定成果。双方致力于达成富有雄心的2015 年协议，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为进一步支持落实两国气候目标，双方还宣布了通过现有途径特别是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加强和扩大两国合作。这些措施包括扩大清洁能源联合研发，推进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重大示范，加强关于氢氟碳化物的合作，启动气候智慧型/ 低碳城市倡议，推进绿色产品贸易，实地示范清洁能源，在建筑能效、锅炉效率、太阳能和智能电网方面开展更多试验活动、可行性研究和其他合作项目。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重在机制倒逼
据新华网报道，针对中国和美国12 日共同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法国外长法比尤斯等官员和海外专家学者对此予以积极评价。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声明，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表示赞赏，称此举为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达成新协议作出了重要贡献。声明说，中国和美国展现了世界所期待的领导力。潘基文对两国领导人制定的计划及不断加大减排力度所作出的承诺表示欢迎，并敦促所有国家，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在中国和美国的带领下，尽快公布2020 年后气候减排目标，不迟于2015 年第一季度。
针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在11 月25 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中国确定这样一个目标，实际上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倒逼机制。要通过节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增加森林碳汇以及提高适应能力等综合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将编入‘十三五’规划，人大审议通过之后，将具有法律约束力。”
解振华表示，环境问题，特别是空气的污染，跟发展方式、能源结构、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各类措施，和解决大气污染是有协同效应的。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实际上对减少造成大气污染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PM10、PM2.5 都是有好处的，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治理大气污染”。
解振华称，今年5 月16 日中国政府批准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修正案，为推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生效作出贡献。为确保实现到2020 年前碳强度下降40%-45% 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2013年已实现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累计下降28.56%。
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海滨认为，《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2020 年后中美的减排目标和时间表，既使中美两国未来实施低碳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契合，又能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同时还能对其它国家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最终为2015 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气候谈判注入强大推动力。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张晓华认为，在这个声明当中，中国首次正式提出2030 年碳排放值有望达到峰值，并将于2030 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性能源当中的比重提升到20%，这实际上意味着能源系统的一个革命。因为中国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国家，目前包括煤炭、包括石油天然气占90% 以上都是来自于化石能源。如果要实现20% 的目标，我国非化石能源需要以每年6% 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我们要每年新增8 到10 亿千瓦这个核电、太阳能、风电的这种装机容量，这个数值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目前的煤电装机总量。这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绿色建筑要求的新高度
有专家表示，《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达成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为中美气候领域乃至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树立新的里程碑。这一声明的发布是政治战略的决定，表明两国正式在最高决策层确立了未来发展的低碳方向。双边声明在气候变化领域和低碳发展领域开辟了广阔的合作前景，为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机会。
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始于20 世纪80 年代。迄今为止所发表的涉及气候变化合作的双边协议主要有：《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2008 年6 月）、《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9 年7 月）、《中美联合声明》（2009年11 月）、《中美联合声明》（2011 年1 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3 年4 月）等。
低碳发展、绿色发展，有可能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新主题、新概念、新线索和新亮点。
同时也有专家指出，要达声明中所既定的目标，中美两国都面临巨大挑战。对美国而言，意味着美国年均温室气体排放下降速率需翻番，从2005-2020 年的1.2% 增加到2020-2025 年的2.3%-2.8%。此外，美国国家体系会多深、多快、多持久地顺应世界和美国的低碳转型大势也有待观察。
对中国而言，在2030 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意味着届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率要大于GDP 年增长率。实现这一目标涉及很多难点，包括如何实现煤炭投资、就业的平稳过渡，如何在煤炭、能源消费格局中占比相对较高的情况下不断低碳化、清洁化等。
进入21 世纪后，国家提出了城镇化战略。大量机构与专家学者经研究，认为基本制约就是资源与环境，所以城镇化建设需要可持续发展，而绿色建筑、人居生活也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对于《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赖明认为，尽管我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是到2050 年单位GDP 能耗下降40%-45%，但这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表述上的战略，从战术上，我们要采取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防止绿色概念、生态概念的泛化、口号化、符号化，真正把能耗降下来。
作为绿色人居领域的国际权威人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艺认为：“我们真正做建筑节能的目的是希望总的建筑能量有所下降。但当前有很多节能示范项目建筑，用了很多高效节能的技术，但最终消耗的能源却高于同功能的其他建筑。”从生态文明的原则出发，要先把建筑能耗的上限“定住”，在这个标准下，鼓励技术创新，提高服务水平。( 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