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七年( 公元772 年) 七月十四日, 回纥使者出鸿胪寺, 杀入长安府, 强行逼迫长安令邵说至光门街, 当街殴打, 并夺走邵说的马匹, 扬长而去。
唐克扬 建筑师、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副教授、中国美术馆艺术与建筑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常常以为好的城市就是没有缺点的城市。但实际上真实的城市是杂质城市，也就是具备多样性的城市。如果一座城市能建造得十全十美，比如全城都建成上海的“新天地”那样，人们很快就会厌倦了。真实的城市永远是两种或多种矛盾的图景混杂一出的，一种是“高大上”，一种是“一地鸡毛”，这样的生活才是真实的。
长安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城市，它并不只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伟大。长安当时有两种比较显著的因素，一种是日益增长的世俗生活，比如变得越来越开放和自由的城市街区；一种是属于“高大上”的地区，比如规模宏大的宫阙和苑囿。现在考古发掘的大多都是“高大上”，经过历史的淘洗之后，我们往往忽略了城市平凡的一面。
首先，长安是异乎寻常的大，大到难以置信。明清时期的西安城面积大概只是隋唐长安城的七分之一稍多。当然，现在日益膨胀的现代城市又远远超过了历史的纪录。
其次，长安是“外向型”的。远至波斯、大秦，东邻日本、高丽都不乏在长安常住的人口，这事对于很多世界都市并不奇怪，因为像当时的巴格达、大马士革、罗马都有全世界各地的人涌入，但这在历史上相对封闭的中国显得比较奇怪。
另外，不同于相对封闭的明清北京，在长安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力似乎没那么有效，很多东西同时也在自下而上地发展。这并非某个君主的决定，而是当时社会历史演进的结果。说明这种情况有个有趣的例子，唐朝后期的国势一度比较衰微，即使是最高权力也阻止不了胡人在长安的胡作非为，连长安令邵说都在含光门大街上被强暴的胡人撵得抱头鼠窜。
长安的城市规划并不是我们习惯上理解的“规划”，对这样大的一座城市即便有某种程度的规划，一定也是非常粗放的，相信即使明清都城也是如此。历史上记载的长安“建成”速度极快，但这种“成就”很粗糙，除了划定主要的边界，城市的设计者并不一定来得及关注具体的功用。这种现象和19 世纪初的纽约很类似。纽约就是先划定出很多标准的地块网格，网格之内具体怎么建设、邻里的面貌之间是否和谐，不会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管家”。
人们往往把一个有趣的故事讲成一个俗套。一些人认为过去一定比现在要好，或者另一群人又觉得今定胜昔，因此非得要得出个“理想城市”的模板。对我而言，过去或许只是个有趣的故事，也许某些故事提供了有趣的想法，值得今天借鉴——如果现在还能做得跟过去一样有趣，那么就有希望，否则就是真正回到所谓的黄金时代也未必有用。我不大认同那种想法，总想找到一个不存在的样板或规律，快速套上去就能万事大吉。同时，我不觉得过去的长安能给现在的北京提供什么直接的借鉴，这两座城市从历史根源上就不太一样。 我也不建议西安山寨过去，而建议它多关注现世的生活和创造。
具体的多样性听起来好像很理所当然，但是却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具体比抽象还要难。多样性的实践需要放弃绝对的控制和绝对的权力，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它除了是一种政治学思想的突破，还需要打破脑子里文化的隔阂和桎梏。中国教育模式下出来的人，往往很难理解多样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