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天王院花园子是北宋洛阳著名的牡丹花市，是《洛阳名园记》中唯一一处、也是北宋时期唯一一处有详实记录的公共园林，具有较高的史学和文化价值。以《洛阳名园记》的记载为基础，挖掘追溯文献典籍，从园林背景、园名解析、园址考辨依次展开，在时代背景下分析天王院花园子的发展历程，对四个可能园址一一辨别，推测天王院花园子可能位于宣教坊，原属安国寺的一部分，专门供奉毗沙门天王，后逐渐发展成培育、生产、展览、销售、游憩、配套居住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牡丹生产基地。
关键词:天王院花园子;园址;洛阳名园记;安国寺;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Site of Vaisravana Temple Peony Garden, a Famous Garden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Yao Liu Tingfeng
Abstract：Vaisravana Temple Peony Garden was a famous peony flower market in Luoya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is the only public garden with detailed records not only in Luoyang Famous Gardens, but also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has great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value.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Luoyang Famous Gardens, the paper digs and traces the documents and focuses on the aspects of the garden background, the garden name and the garden site. By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Vaisravana Temple Garde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paper distinguishes the four possible sites.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garden may be located in Xuanjiaofang, which was originally part of Anguo temple, dedicated to worshiping Vaisravana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peony production base integrating cultivation, production, exhibition, sales, recreation, supporting living and other functions.
Keyword：Vaisravana Temple Peony Garden; Site; "Luoyang Famous Gardens"; Anguo Temple;
天王院花园子出自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文中记到：“洛中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凡城中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至花时，张幕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过花时则复为丘墟，破垣遗灶相望矣。今牡丹岁益滋，而姚黄、魏花，一枝千钱，姚黄无卖者。”[1]
作为唯一一处有文献详尽描述的北宋花市，天王院花园子被诸多园林史著作[3,4,5,6,7,8,9]列为北宋园林的重要例证，具有极其重要的史学价值；同时，作为颇负盛名的牡丹培植基地和花市，该园是洛阳爱牡丹、赏牡丹的城市习俗和蓬勃的牡丹产业的缩影，具有展示北宋洛阳风俗的文化价值。
但对该园的认知长期以来一直含混不清：在现有的北宋园林、花卉研究中被直接引用时，有公共园林[11]、私家园林[13,14]、生产性园圃[16]、牡丹专园[18,19]、花卉市场[20]等差异较大、甚至矛盾的定位；园址研究中，亦有宣风坊安国寺[4]和月陂堤福严院[11]的不同观点。因此，有必要对该园进行史实研究，对园址进行考证辨析，完善对该园的认知。
1 园林背景
1.1 繁盛的城市风尚和花市
欧阳修云：“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21]北宋时期，牡丹玩赏活动不仅是士大夫文人、同时也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比较稳定的、习惯性的休闲娱乐方式[22]。不仅有官方活动“万花会”1，民间花市亦火爆非凡。《洛阳牡丹记·风俗记》描述：“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并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21]文彦博《游花市示之珍慕容》（作于1090年）还描写了夜市景象2。花卉市场成为一个文化盛会，弦乐、歌舞、饮酒、戴花等娱乐活动丰富多彩[20]。天王院花园子正是这种城市文化下的产物，花市的代表。
1.2 寺院的花卉经济
在痴迷牡丹的城市风尚推动下，僧侣热衷花艺。张琰《洛阳名园记·原序》中说“僧坊以清净化度羣品，而斥余事，种植灌溉，夺造化之功与王公大姓相轧。”充分体现出僧侣在洛阳花卉种植中的分量[11]。
北宋时期寺院经济发达，寺院是一个土地、商业、高利贷三位一体的混合型的剥削实体，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并拥有耕种寺院土地的佃户[23]。因此，才会出现天王院花园子“凡城中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的现象。
1.3 花市背后的王朝兴衰
国家鼎盛时花市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花开时“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24]到北宋末年花市凋零，“政和间（1111-1118年）为过之当春时，花园花市皆无有，……花未开，官遣人监护，甫开，尽槛土移之京师，籍园人名姓，岁输花如租税。洛阳故事遂废。”[24]充分印证了李格非“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的论断。
2 园名解析
2.1 天王院
天王院一般指供奉四大天王的寺院。唐宋时，四大天王之一的北方天王——毗沙门天王，作为战神、守护神、财神等多种庇佑功能为一体的神祗，常作为独立信仰广受供奉。唐时“敕诸道州府于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像，至佛寺亦别院安置。”[25]中晚唐和五代时期，在城门楼立毗沙门像，在寺院则造像立碑，天王庙、院及天王塑、绘像遍及宇内、盛极一时。
唐宋洛阳作为陪都，佛寺的数量众多。《河南志》中记录北宋时佛寺有56座，但其中并无“天王院”。然尹洙《题杨少师书后》（1039年）中提及：“周太子少师杨公凝式墨迹多在洛城佛寺中。今存者广爱、长寿、天宫、甘露、兴教。凡五处皆题于壁。……天王院僧继明虑公之书久遂无传，命僧某择字之最完者，得长寿、甘露两壁，总八十七，模刻于石。”[26]以此推测，天王院很可能是这5座寺院之外的某寺的一处院落，用来供奉毗沙门天王。
2.2 花园子
花，特指牡丹。洛阳人因极爱牡丹，认为只有牡丹才是真的花，其他种类的花只是某种果子的一部分，而称呼为“某花”。《洛阳牡丹记·花品叙》载：“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之类，皆不减他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27]
园，原指种植花木、蔬菜之地。《墨子·非攻上》：“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世说新语·德行》：“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说明了在隋唐以前，“园”是具有生产功能的、有用地界限、明确归属的种植之地。北宋时期的园，含义复杂了许多：大多是用于游憩的园林，如归仁园、李氏仁丰园，但仍有专事生产的花园、菜园、果园等园圃，如长寿寺果园。天王院花园子属于后者，因园内没有其他亭、池等园林要素，唯植数十万本牡丹，才被特称为花园子。
2.3 天王院花园子
如前文所述，天王院花园子是古寺天王院的寺产、专培育牡丹的园圃，兼有游赏与展售功能，但具有时令性和周期性；大量花农聚居于此；园林规模不小于20公顷，几乎为一坊之地[11]。
3 园址考辨
文献中有牡丹花市和种植牡丹的寺院有：“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东街与郭令宅”和“月陂堤福严院、宣风坊安国寺”。前者出自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成书于其任西京留守推官（1031-1034年）时；后者出自《河南志》，由宋敏求于熙宁（1068-1077年）中任史馆修撰、集贤院学士时所著、清代徐松在修《全唐文》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部分资料而成。此二书均早于1095年成书的《洛阳名园记》，因此所载的寺院可能为天王院前身，故选取二书中的月陂堤福严院、长寿寺东街、宣风坊安国寺为可能园址。因安国寺在《唐会要》中位于宣教坊，将宣教坊安国寺也列为可能园址之一。
将唐洛阳城坊图[28]与1960年代考古实测图和数据[29]叠合（图1），可以看出，四处园址已无存，缺乏遗存实证，只能通过历史文献一一辨析。
3.1 月陂堤福严院
月陂堤位于洛水南岸，为带状河堤。《河南志》记载了月陂堤和福严院的形成过程：“《河南图经》曰：洛水自苑内上阳宫南，弥漫东注。隋宇文恺版筑之。时因筑斜堤，束令东北流，当水冲捺堰，作九折，形如偃月，谓之月陂。唐明皇开元末作三堤，命李适之撰记，永王璘书。……记之背，列明皇诸子及当时公卿名位。世传安禄山陷洛阳，观之云：‘此多有贤士之名。’蕃音伪为盐豉，遂号‘盐豉碑’。……福严院，晋天福八年（943年）建，开运元年（944年）赐名，院多植牡丹。”[30]
至宋时，福严院的牡丹已经培育出许多新品种，如玉板白、彤云红等。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花释名》中载：“玉板白者，……洛阳人家亦少有，余尝从思公至福严院见之，问寺僧而得其名，其后未尝见也。”[31]周师厚《洛阳牡丹记》中记载：“彤云红，……本出月陂堤之福严寺，司马温公见而爱之，目之为彤云红也。”[32]
月陂堤自隋至宋，不断修葺，堤上福严院附近洛水古迹、寺院牡丹，景美文深，成为重要的行吟赏景之所，司马光、程颢、张先等文人都在这里留下锦绣诗篇。其中，司马光《和任开叔观福严院旧题名》最为著名。
福严院不属于任何一个里坊，无固定居民，十分符合大面积牡丹种植、“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并举办季节性花市的场地要求。但福严院自新建（943年）至司马光赋诗时（晚于1071年）未曾改名，与1039年尹洙《题杨少师书后》所记天王院时间冲突。因此，福严院非天王院。
3.2 长寿寺东街
长寿寺位于嘉善坊3，是唐东都佛教中心之一。声名远播的印度高僧菩提流志受邀来华后，被武则天安排入驻该寺译经；唐明宗曾令高僧可止住持长寿寺并钦赐“文智大师”之号。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宋太祖赵匡胤年轻未得志之时曾暂住长寿寺，受藏经院高僧礼遇，太祖登基后，“长寿寺僧亦召见，帝欲官之，僧辞；乃以为天下都僧录，归洛。”[33]
可见长寿寺在唐宋两朝都十分辉煌，直至北宋末年邵伯温著书时，“长寿寺殿中亦有僧画像，皆伟人也。”[33]且该寺近河南府衙，地段优越，《河南志》中记录该坊有数座达官贵人的宅邸[34]。因此，难以满足花园子一坊之地的规模，也不可能过花期复为废墟。另，据前文所述天王院僧寻得长寿寺碑刻，均能断定，天王院花园子不在长寿寺。
3.3 安国寺
3.3.1 安国寺之可能性
安国寺与天王院有诸多共同之处：
首先，安国寺在唐代曾称卫国寺4，“安国”与毗沙门天王的护国之义相符，只余“僧居”“诸院”，说明寺内分为多个院，其中可能有供奉毗沙门天王的天王院。
其次，安国寺的牡丹享誉洛阳，并有花农在此培育牡丹。司马光《又和安国寺及诸园赏牡丹》云：“一城奇品推安国，四面名园接月波。”[35]指出此处为全城牡丹奇品聚集地。周师厚《洛阳牡丹记》则表明安国寺有民家培育牡丹：“（状元红）其花出于安国寺张氏家，熙宁初（1068）方有之，俗谓之张八花。”[36]
3.3.2 安国寺与天王院之关系
将古籍所载列于时间轴上（图2）可知，安国寺与天王院未曾并存于同一古籍中，也不存在时间重叠，因而天王院极有可能是安国寺的一部分，只是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呼。
因而天王院与安国寺是从属、承袭的关系：唐代会昌灭佛（840-846年）时安国寺改为僧居院；北宋初（钱惟演、欧阳修、尹洙时期），洛阳牡丹花市最盛于月陂堤等地，安国寺仅僧居院，其中之天王院只现名石、未有牡丹；安国寺迁走后，留下的天王院僧开始在寺院土地上种植牡丹，并雇花农培植，逐渐推出新品种；1070-1080年代（司马光、周师厚、宋敏求时期）牡丹闻名于洛阳，引来文人游赏吟诵；至1090年代（李格非时期），已聚集大量花农、花贩举家到此居住、生产和交易，成为首屈一指的洛阳名园；至1110年代（宋徽宗年间）由于花石纲之祸，洛阳花市凋零，天王院花园子大概衰败于此时。
3.3.3 宣风坊、宣教坊考辨
《河南志》载安国寺位于宣风坊，但《唐会要》记载安国寺位于宣教坊5，且二者皆为节愍太子李重俊的住宅，在其被封为太子（706年）后改为佛寺，先称卫国寺，后改安国寺。《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考订两处皆为比丘尼寺院[37]。如此相似的两处寺院，有两种可能：两者皆存，或是史料有误，仅一处为真。就现有文献尚难以辨别，只能从其他方面加以推测。
(1）司马光诗中安国寺“四面名园接月波”，说明其濒水而建，且附近名园环绕。宣风坊东临通津渠，宣教坊东、南两侧为伊水环绕。据前人考证之“唐宋洛阳私家名园位置图”[38]，宣教坊周边河道更为密集，名园也更为密集。
(2）从区位上看，宣风坊位于城市主轴线旁，直通皇城，地段优越，以宋时街巷制的城市特色和发达的商业，此处应为繁华地段，不大可能“过花时复为废墟”；宣教坊则相对偏远。
综上，宣教坊安国寺的可能性更大些。
4 结论
通过上文可知，天王院花园子可能位于宣教坊。它作为隶属于寺院、以生产牡丹为主的园圃，历数十年发展，成为一处产业链完善的花卉产业集结地，呈现一种复合的商业模式：培育、生产、展览、销售、游憩、配套居住等多种功能融为一体，功能完善、用地集约，成规模、成特色、成链条，是北宋寺院经济的体现，也是一城、一国盛衰之缩影，具有园林、经济、文化的多重内涵，值得我们对其进一步的探究。
[1] 陈植等.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44.
[2]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239.
[3] （日）冈大路.中国宫苑园林史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90.
[4] 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213.
[5] 刘庭风.中国园林年表初编[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243.
[6] 安怀起.中国园林史[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22.
[7] 成玉宁等.中国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261.
[8] 孔德建编.中国园林史[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39.
[9] 任常泰,孟亚男.中国园林史[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3:97.
[10] 文彦博撰,申利校注.文彦博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394.
[11] 张瑶.《洛阳名园记》中的园林研究[D].天津大学,2014:27.
[12] （宋）王溥撰.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993.
[13] 郁敏,张亚辉.从《洛阳名园记》中寻找北宋洛阳私家园林[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8):166-167.
[14] 杨浩.两宋私家园林环境模式比较及其变迁规律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 2017(06):107-112.
[15] （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23.
[16] 徐维波,韦峰.唐宋私家园林环境模式变迁研究[J].建筑师. 2009(04):77-84.
[17] （宋）王溥撰.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994.
[18] 付梅.北宋牡丹审美文化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1:51.
[19] 叶婧瑛.论中国古典园林之唐宋洛阳私家园林的发展与特征[J].旅游纵览(下半月). 2014(09):350.
[20] 白茹冰.北宋洛阳牡丹文化初探[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6,32(04):52-56.
[21] （宋）欧阳修.牡丹谱[M].北京：中华书局,2011:53.
[22] 路成文.北宋洛阳牡丹“文化身份”的确立[J].中原文化研究. 2018,6(02):97-103.
[23] 罗莉.论寺庙经济[D].中央民族大学,2003:74.
[24]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188.
[25] （宋）罗愿.安徽省新安志一[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卷第三·歙县·僧寺.
[26]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卷四.
[27] （宋）欧阳修.牡丹谱[M].北京：中华书局,2011:6.
[28]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西京外城郭图.
[29] 陈久恒.“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J].考古. 1978(06):361-379.
[30] （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24.
[31] （宋）欧阳修.牡丹谱[M].北京：中华书局,2011:42.
[32] （宋）欧阳修.牡丹谱[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3.
[33]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1.
[34] （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14.
[35] （宋）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校点整理.司马光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427.
[36] 欧阳修等宋.牡丹谱[M].北京：中华书局,2011:85.
[37]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306,355.
[38] 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214.
注释
11）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作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2]
22）文彦博《游花市示之珍慕容》：“列肆千灯争闪烁,长廊万蕊斗鲜妍。交驰翠幰新罗绮,迎献芳樽细管弦。”[10]
33）《唐会要》四十八卷载：“长寿寺：嘉善坊。长寿元年（692年）,武后称齿生发变,大赦改元,仍置长寿寺。”[12]
44）《河南志》载宣风坊：“安国寺,旧在水南宣风坊,本隋杨文思宅,后赐樊子盖；唐为宗楚客宅；楚客流岭南,为节愍太子宅。太子升储,神龙三年（707年）,建为崇因尼寺,复改卫国寺,景云元年（710年）,改安国寺,会昌（840-846年）中废,后复葺之改为僧居。诸院牡丹特盛。今徙东城承福门内,为祝厘之所,内有八思巴帝师殿。”[15]
55）“本节愍太子宅。神龙二年（706年）,立为崇恩寺,后改为卫国寺；景云元年（710年）十二月六日,改为安国寺。”[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