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雷 昝青蕊 陈晓芳
（上海食品科技学校 上海 201500）
摘要：以中职学校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学生为研究对象，实地调查了上海两所中职学校，比较研究了随迁子女学生群体和上海本地生源学生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总结了随迁子女学生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分布、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关模型。研究结论：相对剥夺感在中职学校随迁子女学生群体中轻微存在，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大；相对剥夺感在随迁子女学生群体和上海本地生源学生群体中并没有显著性差别；相对剥夺感与家庭收入满意度、公平感显著负相关，其中，家庭收入满意度影响最大，其次是公平感；提升学生的家庭幸福感和公平感有助于消减相对剥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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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职学校；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相对剥夺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12-0015-05
问题的提出
相对剥夺感是指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与参照群体比较后产生的消极心理状态。国外学者斯托弗、墨顿、古尔及国内学者李俊、马皑、付允等人先后对其加以阐释和研究。它是人对于自身价值期待、价值能力等所持有的态度，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当选定比较群体后，人往往将自我利益与比较群体横向比较，或与“过去的我”纵向比较，如果比较的结论是负面的话，就容易产生自身价值期待与价值能力不一致的相对剥夺感认知。相对剥夺感并不是绝对剥夺，而是社会比较后的相对剥夺，它是社会比较的结果。相对剥夺感是动态发展的，它会随着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经济收入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简称随迁子女）就读职业学校的数量逐年递增。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中职学校对随迁子女的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从2010年50所中职学校招录4 200人上升到2014年64所中职学校计划招录1万人，招生区域和专业均逐年扩大。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相对剥夺感是弱势群体的基本心理特征。由于家庭环境、生活习惯、社会环境等的差异，与本地学生相比，随迁子女学生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如果缺乏有效的干预疏导措施，他们可能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由此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隐患。
国内外学者，如Hey和Lambert、Yitzhaki、付允等人均提出了相对剥夺感的研究模型。这些模型的共同特点是将平均月收入作为相对剥夺感的测度指标，研究的目标群体主要是有稳定经济收入来源的社会成年群体，如公务员、企业工人、退休职工等，他们的人生观已成熟，相对剥夺感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容易量化测量。然而，中职学校的随迁子女学生群体，他们的年龄大多处于14～22岁之间，人生三观和心理发展并不成熟，对家庭的依赖程度大，这些特点都与社会成年群体不同。因此，上述研究成果并不适宜直接应用到职业学校的随迁子女群体中。此外，李宁等人仅从理论上试图对农民工子女的相对剥夺感的表现、诱发因素和疏导机制进行解释，但缺乏系统翔实的实证研究。因此，有必要开展实证研究，掌握相对剥夺感在中职学校随迁子女学生群体中的分布、影响因素等，为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抽样方法与工具
（一）抽样方法
本研究的对象是中职学校的随迁子女学生和上海生源学生。随迁子女学生指外省市户籍，随父母或亲属在沪务工生活并在上海市中职学校就读的学生；上海生源学生指有上海户籍、在上海参加中考并在本市中职学校就读的学生。
研究采用多阶段抽样，中职学校选取随迁子女学生招生人数较多的上海食品科技学校和上海石化工业学校，所有样本均来自两校在读的随迁子女学生和上海生源学生。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总共发放调查问卷450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385份（有效率85.6%）。其中，随迁子女学生问卷350份，有效回收315份（有效率90.0%）；上海生源学生问卷发放100份，有效回收70份（有效率70.0%）。
（二）样本分布
所有调查样本中，男生180人（占46.8%），女生205人（占53.2%）；独生子女89人（占23.1%），非独生子女296人（占76.9%）。学生的年龄集中分布在15～22岁区间内，就读的专业涉及食品生物工艺、化学工艺、财会、汽车维修、机械加工与制造等多个专业。随迁子女群体中，学生籍贯包括安徽、江苏、浙江等全国10余个省市区。安徽籍贯生源141人（占44.8%），其次是江苏生源45人（占14.3%）和四川生源29人（占9.2%），总体上与上海市中职学校生源分布吻合。
（三）抽样工具
相对剥夺感调查问卷 借鉴《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付允设计的相对剥夺感调查问卷，从中职学生实际出发，编撰了符合中职学生心理发展特点的相对剥夺感调查问卷，对相对剥夺感在中职学校随迁子女及上海本地生源学生中的分布程度、影响因素等开展调查和访谈。
学生家庭基本信息调查问卷 自编家庭基本信息调查问卷，对受访学生的籍贯、家庭成员、父母婚姻状况、家庭月平均收入等家庭信息统计归档。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9.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调研结果
（一）随迁子女的相对剥夺感调查
对随迁子女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分布和相对剥夺感对他们行为的影响等展开了针对性调查（详见表1）。调查结果显示，随迁子女相对剥夺感均值为1.97（标准差为0.938），总体处于“很轻”的状态。34.6%的学生明确表示没有相对剥夺感，58.7%的学生表示存在轻微的相对剥夺感；仅有6.7%的学生主观感觉相对剥夺感较严重，这部分学生给出的理由是学习缺乏兴趣和动力、家庭环境不和睦、遭遇了不公平对待等。对所有随迁子女学生样本进行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心理测试显示，76.2%的学生总均分在1~2.5之间，17.5%的学生总均分在2.5~3.5之间，6.3%的学生总均分在3.5~4.5之间，测量结果总体正常。
关于“相对剥夺感是否会影响你对社会的看法或你的行为”做进一步调查，结果显示，84.1%的学生表示没有影响或影响甚微，有15.9%的学生表示由于相对剥夺感而对社会的看法或行为产生“困扰”。“困扰”主要指对家庭或学校的信任降低、与家长或朋友关系紧张、对社会产生负面消极看法等。但98.2%的学生表示这种“困扰”并不至于诱发他们产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学生表示这种“困扰”持续时间不会太长，2周之内可自行缓解，仅有1.7%学生表示这种影响会持续2周以上，但并不会产生持续半年以上的影响。因此，调查结果表明，相对剥夺感在中职学校随迁子女学生群体中分布不广，对学生行为的影响较小。
（二）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因素调查
一方面对学生在家庭、学校生活学习的主观感受（如生活满意度、公平感等）进行调查；另一方面对学生的家庭信息进行调查。
学生的主观感受调查 （1）从表1可以看出，关于“家庭收入满意度”，85.4%的学生对家庭收入满意，不大满意的学生占14.6%。大部分学生对家庭收入满意原因的，解释是因为家长能够满足学生的一些要求，如手机、衣服、零用钱等，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满意度和幸福感，这也是另一部分学生对家庭收入不大满意的原因。由此可见，学生对收入的理解，往往与成年人对收入满意度的理解是不同的。相比之下，学生对收入的理性认识要弱得多，感性认识要多些，学生更多的是关注家长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一些实际需要。（2）关于“纵向满意度”，92.4%的学生表示相比于三年前的生活，生活满意度有较大提高。正是由于学生在家庭收入满意度和纵向满意度上表现出色，针对“生活满意度”的调查中91.7%的学生表示满意。（3）关于“比较群体”，74.6%的学生会选择与自身生活圈中的亲人、同学、朋友比较，比较的内容不只是家庭收入，学历、容貌、手机、电脑等也会进入比较范围。（4）关于“公平感”，87%的学生表示经历过不公平事件，次数在5次之内。学生反映不公平事件大多围绕班级人事遴选、劳动分配、荣誉评选等。从调查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受访学生对家庭生活表示满意，同时他们对公平的诉求也比较强烈，这说明他们公民意识的觉醒。
学生家庭信息调查 本研究选为样本的进城务工家庭基本分布在上海市金山、奉贤、松江、青浦等郊区，家庭的社会关系大多建立在同乡或亲属的关系网络上，95.1%的家庭有稳定的社会关系网，其中85.6%的家庭属于举家外出。家庭成员大多在4~5人，独生子女家庭占比并不大。75.5%的受访家庭来沪就业的时间长度在三年以上，大部分家庭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经济来源和生活圈。从表2可以看出，随迁子女学生的家长多为40～50岁年龄段的老一代农民工，家长的学历普遍不高，高中及以下学历人数为307人，占97.4%，这也会限制他们就业的范围，家长多从事制造业、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建筑装修等工作，总体就业格局并不太好。学生家长平均月工资（主要指家庭每月的总收入）是2305元（标准差2434.1），与全国2013度农村外出农民人均月收入2609元大致持平（数据来源：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收入水平并不高。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子女生活的支出。调查显示，对于子女的生活消费支出，76.3%的随迁子女家长表示对于学生消费支出都给予得较为充足。学生家长婚姻正常的为271人，占比86.0%；离异及其他情况的为44人，占比14.0%。这表明大多数学生家长具有稳定的婚姻。从调查结果来看，虽然随迁子女学生家庭的总体收入并不高，但他们的家庭生活大多数较为稳定。相对稳定的家庭环境，也会对人的幸福感有着积极影响，成为有效阻挡不利因素的“避风港”，这也有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
（三）与上海生源学生群体的比较
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笔者对上海生源学生做了对比研究（详见表3）。统计分析表明，随迁子女学生群体和上海生源学生群体在相对剥夺感的相关调查研究中并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两群体在心理发展水平上有较高的一致性。对两群体相对剥夺感进行独立T检验，在方差齐性的情况下，两群体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Sig双侧=0.115>0.05）。这说明虽然两个群体在家庭、学校环境上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足以造成他们对相对剥夺感的看法产生显著区别。
（四）相对剥夺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相对剥夺感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家庭收入的满意度（-0.583）和公平感（-0.247），它们都与相对剥夺感显著负相关；性别、年龄、籍贯、父母的学历、婚姻并未显著影响相对剥夺感（详见表4）。数据同样显示，家庭经济收入（0.526）和学生需求被满足度（0.472）显著影响学生对家庭收入的满意度。
讨论
（一）相对剥夺感模型的提出
通过对职校学生相对剥夺感的实证调查，借鉴李汉林、付允等学者的相对剥夺感模型建构理念，笔者提出了相对剥夺感的数据模型（见图1），并对其主要影响因素及对学生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途径加以总结阐释。
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因素分为两类：显著性因素和非显著性因素。
显著性因素指在数据分析中相关性显著性的影响因素，主要指家庭收入满意度和公平感。家庭收入满意度与学生家庭的实际收入和学生需求被满足度密切相关，这也提示我们应关注学生的需求，引导学生家长合理满足学生的需求，这有助于消减相对剥夺感；公平感主要来自学生的主观感受，学生感受到的公平感可能会与客观事实有所偏差，但这并不能否认公平感对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影响。因为相对剥夺感也是一种主观感受，而且公平感的大小会显著影响相对剥夺感。学生在学校生活中同样会有公平对待的诉求，能否享受到公平待遇，也是影响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因素。公平理论认为，公平感的提升最终的解决途径是来自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的提升。这也提示我们在学校教育中要注意合理疏导学生的负面情绪，处理班级事务要保持公平。
非显著性因素指在数据分析中相关性并不显著但实际与相对剥夺感有关联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学生父母的学历、工作、婚姻等。它们在客观上会对人的相对剥夺感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在调查结果中相关性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学生并不能认识到父母的学历、婚姻状况等“隐形”因素会对家庭收入有很大影响。学生看到的更多的是直观的收入，而受限于他们人生经历，往往会对收入背后的重要因素缺乏深刻的认识。
相对剥夺感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调节。调查进一步证明有相对剥夺感的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不高（弱相关，-0.312）。生活满意度会影响人的行为，相对剥夺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成员生活满意度的下降，从而导致个体行为的偏差。
（二）相对剥夺感的干预策略
作为学生和家长沟通的中介和缓冲器，学校应在德育管理中重视相对剥夺感这一心理问题，在提升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公平等方面做文章，这有助于消减相对剥夺感。
首先，要切实有效提升随迁子女学生群体的幸福感。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两者相互关联，提升幸福感更具有操作性。幸福感可以传递，周围幸福人群比例越多，人的幸福感往往更高。调查发现：在外出务工者群体中，认为周围幸福家庭占大多数的人，比认为周围幸福家庭只占极少数或者少数的人，幸福感得分分别高出1.61分和1.25分（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
相对剥夺感是比较的结果，是一种“负能量”的比较。学校应充分扮演传递幸福感正能量的角色，开展切实有效的活动，引导学生多做正能量的比较，多看多听生活中积极向上的人和事，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做好宣传和引导。这样，学生的正面情绪会得到强化，负面情绪会相应弱化。
其次，要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公平。进城务工人员存在融入本地社会的困扰，随迁子女也在入学、医保等方面存在不公平待遇，这些不公平都是相对剥夺感的潜在诱因。因此，学校应有效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公平的涵义，引导学生认识这些不公平问题产生的时代背景，引导学生理解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一个阶段性问题，这些问题会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而最终解决。
研究结论
第一，相对剥夺感在中职学校随迁子女学生群体中轻微存在，在分布广度、对学生行为的影响程度上都不大。
第二，相对剥夺感在随迁子女学生和上海本地生源学生群体中的分布、主要影响因素等具有一致性，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别，总体符合该年龄段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总体水平。
第三，相对剥夺感与家庭收入满意度、公平感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其中，家庭收入满意度影响最大，其次是公平感。
第四，提升学生的家庭幸福感和公平感有助于消减相对剥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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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在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