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爽
（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 300204 ）
摘 要：这两部作品都是从动物的视角出发来观察社会和批判社会，且都用了第一人称。这两个因素都加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也使得对人性和社会的批判更加激烈。本文就其在讽刺方面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比较，由此也能更加理解两部作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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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讽刺；动物；第一人称；主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2-0261-01
《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一本长篇小说，也是他的第一本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只猫，养在一名中学的英语老师珍野苦沙弥的家里，小说从它的视角出发，描述了珍野一家和他们的朋友，以及其门下的学生的生活百态，这些都被称为太平的逸民，描述的笔触则是讽刺和夸张的。作品于1995年1月发表在《子规》上，因广受好评，一直连载至次年8月，是世界闻名的讽刺小说。
《金驴记》是一部代表拉丁文学的古典巨著。原名为《变形记》描述了主人公卢基乌斯因为魔法被变成一只驴子后的艰辛历程。被女巫在睡梦中割下头颅的恋人，背着丈夫与情人约会的女人……变成驴子的卢基乌斯被一次又一次地贩卖到不同的人手里，被带到各种不同的地方，生命不断受到威胁，在这个过程中也见到了世间百态，而要吃了玫瑰才可变回人形，这个日子对主人公来说却遥遥无期。该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挖掘出其价值，作为一部讽刺作品广为人知。“金”的意思是“有趣又开心”，不知何时，也便被冠名为《金驴记》了。
一、时代背景
日本在19世纪就面临着“不想灭亡”的选择，尤其是在中国与英国交手失败之后，在一种巨大的压力和深刻的民族危机感中，日本走上了明治维新之路。日本何以能逃脱被征服的命运呢？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其中的因素也许很多，比如说，弗兰克强调外因的作用，认为日本相对独立的环境、缺少西方需要的资源，使得它免受象中国那样受到欧洲殖民地的压迫。日本的成功在于她迅速地产生了坚强的现代化领导集团。在制度变迁的道路上，与德国政府一样，日本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且采取了强制性变迁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全力推进它的改革和建设。只不过战前明治维新是政府主动变迁，由被动变为主动改革，因而具有选择性。而战后的民主化改革是在美国占领军的迫使下被迫进行制度变迁的。日本当时主要的正式制度、核心制度、宏观制度都是从欧美国家移植过来，并且与国内的非正式制度想结合起来。与欧美国家不同，在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日本政府起了助产婆的作用。日本在采取强制性、移植性制度变迁的同时，也附之以微观企业的诱致性变迁制度创新，如日本式的股份公司，即株式会社，家族主义企业体制等，二者相结合，相得益彰。因为是扶持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的这种结合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都一样。
反观罗马，这一时期罗马在政治上不断衰弱，其文学发展的特点是宫廷趣味日趋浓厚，崇尚文风的花哨和滥用修辞。这一特点在2世纪前半叶达到高潮。贵族青年以公开朗诵空洞无物的诗歌为时髦。白银时代成就最高的文学样式是反映奴隶主下层思想的讽刺文学和反映旧共和派不满情绪的作品。
二、夏目漱石和阿普列尤斯在讽刺文学上的追求
夏目漱石家有庞大势力，金之助身为家中幺子（排行第八），由于在他出生前家境已逐渐没落，双亲并不希望这位幺儿的降生，所以出生后一度被寄养在别人家，两岁时便被过继为严原家的养子，此后因养父母情感不睦以及养父的工作影响而经常迁居。十岁时才总算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然而父兄一向与他不睦，并对他浓厚的文学志向不以为然；其母在他十五岁时便因病去世，金之助十九岁时就已离家开始其外宿生涯。这些遭遇相信对于金之助的心境及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写小说时他擅长运用对句、迭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他对个人心理的描写精确细微，开启了后世私小说的风气之先。他一生坚持对明治社会的批判态度。
阿普列尤斯他兴趣广泛，知识渊博，尤爱哲学，自称柏拉图派。后去罗马。他早年到处演讲和游历，后与一学友之母结婚，招来不少麻烦。后半生主要在迦太基度过，深得人们敬仰，当地发现过他的两尊雕像。他一生著述丰厚，哲学、历史、自然科学、文学等皆有涉猎。流传下来的著作有哲学类的《论柏拉图及其学说》《论苏格拉底的神》《论宇宙》3篇，《辩护辞》1篇，及长篇小说《金驴记》和后人摘录的他的演说辞《英华集》。据记载，他还创作过一部名为《赫尔马戈拉斯》的小说及一些诗歌。文学方面的代表作《金驴记》原称《变形记》，是一部具有冒险色彩的传奇作品，也是一部流浪汉小说。它通过希腊青年鲁巧因好奇魔法而试身失败，变作笨驴，后被伊希斯搭救的故事，告诫人们不要妄自尊大，要相信宗教才能拯救人生。同时，小说借希腊神话中变形的手法，揭露古罗马的黑暗社会。小说表现了作者阿普列尤斯丰富的想象力，对近代欧洲小说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
不管是夏目漱石还是阿普列尤斯，他们都受到了时代的影响，采用了讽刺的文学形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在这两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将自己的想法通过该种方式充分地传达给了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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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M].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