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键
仅靠翻译是否可以有成效地传播学术？
学术传播，近年来争论颇多，一般都与中国话语权联系在一起来讨论。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国际话语权弱小，就是因为中国的学术传播力弱小。于是，为了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在国家层面提出来要加强中国学术著作的外译，努力把中国的学术传播到国际社会。从学者层面来看，学者思考的问题可能更为深刻一些，认为中国话语权弱小，是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学科体系，没有自己的原创性理论。于是，学者提出要构建中国学派。这一切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笔者认为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问题的实质。
学术著作的翻译固然是学术传播的重要手段。古今中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学者所撰写著作的传播，首先就是通过把民族语言的著作翻译成其他民族的语言之后才得以传播的。在元朝以前，中国不少古典文献得以翻译成欧洲各国语言、阿拉伯语言而被广泛流传，甚至深深地影响了欧洲的著名思想家。 “中国热”曾一度在欧洲广为流行，这与中国学术思想无疑有重要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欧风美雨是随着欧洲列强的炮火来到中国的。虽然是隔雾看花，但也给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和民族以第一次启蒙。西方的人文主义、民主主义等思潮随着大量的欧洲著作翻译成汉语后在中国流行开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也是依赖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汉译。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在学科体系上借鉴苏联的学科体系，于是翻译了大量的苏联学术著作包括文学作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不少新兴学科也开始向西方学习，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应的学术著作也如雨后春笋般被翻译成中文。由此可见，学术传播的确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翻译。
但是，仅仅靠翻译是否可以有成效地传播学术呢？或者说，学术著作外译是否就意味着有成效的传播呢？窃以为否。内容决定影响力。没有好的内容，无论翻译成什么样的语言都不会有人阅读，因而也就成为垃圾。近年来，国家花大力气推行中国学术著作外译，可能是事与愿违，或者是本末倒置。外译的前提是要有好的作品。据笔者了解，国家外译的著作基本上是人文类著作，社会科学类著作非常少。人文类著作又以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居多。实际上，这样的著作做得确实比较扎实，这些著作即便不外译，凡是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西方学者也不得不阅读和引用。同时，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都有非常深厚的中文功底，这种翻译显得多余了。另外，笔者认为，语种的表现方式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内容。因此，抓好内容要比抓好外译更重要。
近年来，国内学者大多都在倡导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问题，而走出去的抓手都主张翻译中国学者的论文。这跟著作翻译的情况是一样的。还有一种走出去的方式就是办外文期刊。现在有不少期刊社创办了外文期刊。最初我以为外文期刊就应该是作者用外文写作，但实际上是中文写好以后请人翻译成外文，或者把中文期刊上的论文翻译成外文。如果国外学者知道此事不知会怎样笑话泱泱大国之举。
学术传播如何借助互联网？
今天已经是互联网的时代，学术传播更加需要借助于互联网。那么，学术传播如何借助于互联网呢？
首先，就学术论文而言，学术论文规范化是传播的基本要求。现在不少研究者不愿意接受规范，认为学术规范是八股，会制约思想。我们都视八股文为思想枷锁，可迄今为止还没有超过八股文的好文章。因此，不要以为八股文完全是思想的枷锁。有好的思想，然后再用规范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不是更加容易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接受吗？学术论文不仅要规范化，而且论证逻辑要严谨。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连母语的文字关都没有过，竟然来从事学术研究，文字表达词不达意，语句根本不通顺。这样的文章，无论如何不会产生国际效应。最为重要的是，学术论文不能人云亦云，一定要有创新，尤其是思想创新。国内学术论文难以被国际学术界接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新思想，基本上是步人后尘。更可悲的是，好多西方学者几十年前的观点竟然被国内学者视为新东西。还有就是相当多一部分学者靠炒国外学者的冷饭而游走于国内和国际之间，没有自己的新东西，单靠着几句蹩脚的外语做学术掮客。这样既没有学术创新，也损毁了国内学术界的声誉。互联网为学术传播提供了全新的载体和工具，我们不再需要用蹩脚的翻译来传播，只要用鼠标点击就可以进入互联网，于是世界各国都能够在互联网上阅读。如果论文的确有创新价值的话，不管用什么语言写成的，最终都一定会得到广泛的传播。相反，如果没有创新的内容，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撰写，都不可能得到传播。
其次，学术传播的前提是学术论文的发表。传统条件下的论文发表是期刊和报纸，而为了更好地传播，以及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研究者都会想方设法发表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核心期刊（其实非核心期刊也是这样）原本的目的是发表那些有创新意义的论文，但到后来几乎所有的期刊都被异化成给所谓的知名学者发表论文，学术期刊成为这样一批人转悠的学术平台。有的期刊甚至是不管论文质量如何，只要是知名学者的论文就发。或者不管论文质量如何，只要作者答应论文会被转载就发。长此以往，学术哪有创新？从笔者办期刊多年的经验来看，笔者认为，最有创新力的作者一般是在3 5—4.5岁的年龄段，当然也可以扩大到50岁。之后过了这个年龄段，大多数陷入学术创新的瓶颈。50—55岁是学者重新学习的年龄，善于学习的话，在60岁上下还有一个创新高峰期，否则就基本上陷入瓶颈之中。
没有创新，即便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最多也就是获得了较好的工作量以及获得较多的物质奖励而已。互联网时代，学术论文未必一定要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也未必一定要发表在纸质媒体上。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发表在互联网上。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新世纪初，俄罗斯一位数学家就是在度假时把一篇数学论文发在互联网上，结果作者却因这篇论文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奖项菲尔茨奖。当然作者拒绝领奖，他说他不是为获奖而从事研究的。
互联网作为学术发表和传播的平台还不只是这些。现在各种自媒体也充当了学术传播的平台，形成了非常特殊的“自出版”传播途径。在西方有“脸谱”“推特”等自媒体，在中国也有类似于“博客”“微博”“微信”和“公众微信号”等。最初，这些自媒体只是充当社交媒体，发送简单的信息。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这些自媒体可以推送完整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不仅一些机构如编辑部、研究中心、研究所有自己的公众微信号推送本部门的学术成果，而且众多学者也开始注册自己的公众微信号推送自己的研究成果，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核心期刊。据笔者了解，一份核心期刊的发行量一般都在3000—5000册，单篇论文在数据库中的下载量比较高的一般在1000次左右，大多数达不到1000次。但是，通过公众微信号推送的论文却很快就达到这个阅读量和转发量。因此，核心期刊的未来命运肯定不好。甚至可以说，在未来，核心期刊存在的可能性都很难说了。笔者自己在维护自己的公众微信号时就深深地感到，核心期刊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再次，学术传播是学术评价的重要标尺。长期以来，学术评价依赖于学术论文的影响因子，也就是所谓的引用率、下载率。于是，相当多的学术期刊也包括研究者都非常强调转载、引用等指标。这如果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倒也比较客观。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发觉一些作者、一些期刊总能够找到办法来提高自己论文和杂志的转载率和引用率，从而获得在核心期刊中较好的排名。这样向领导汇报就有底气了。这一方面是把撰写学术论文和办期刊都完全异化了；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二次转载的机构成为学术和期刊的权威评价机构。按理说，这本不应该这样。因为，一份刊物本身就是一个评价体系，能够在一份刊物上发表，就是符合了其评价标准。互联网条件下，学术传播和学术评价的手段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所有上述指标，只要一篇论文能够通过互联网支撑下的任何传播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就会通过云计算提供出所有的指标，每天都可以有相应的指标出来。而传统的统计只能提供一年一个报告。既然如此，未来的科研评价体系将必然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或许，核心期刊和相应的评价指标将被互联网和云计算的指标所取代。我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久。学术评价和学术传播是相互影响的，当学术评价发生变化以后，新的学术传播方式就会得到进一步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