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钢
近期各种政治思潮中，激进主义越来越为国内学界所关注，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国际社会蔓延着伊斯兰激进主义思潮，主张回归其宗教理念所设想的理想状态。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中东地区部分势力如基地组织和ISIS等，采取激烈的方式挑战国际秩序甚至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生活方式。不久前，他们在巴黎血洗《查理周刊》杂志社、杀死两位日本人质、火烧被俘的约旦飞行员，不断制造一系列恐怖主义事件。他们以这种极度恐怖的方式向国际社会昭示他们的存在，宣扬他们的价值观。
二是欧洲左翼激进思潮表现活跃。左翼激进思潮的核心观点是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对资本主义持坚定的批判立场。最近名噪一时的左翼学者皮凯蒂撰写了《21世纪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悬殊的现象进行分析后提出，自由市场经济无法解决收入不平等这个主要问题，当前仍然是“拼爹资本主义”。
三是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国内激进主义思潮的各个派别也跃跃欲试，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社会变革的进程。
本文围绕这一系列政治现象，对近期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发展脉络、各派之间的争论以及对社会改革的影响进行评析，以期获得公正客观的结论。
激进主义本意是社会革命思潮
就激进主义本意而言，它是一种革命思潮。它对现存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怀有强烈的不满，对现存社会制度抱有彻底的否定态度，急切地希望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急剧的、即时的改变。
从历史脉络看，激进主义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激进主义革命传统。它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又经俄罗斯的传播，进入中国，它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作为它的对立面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具体代表就是维护旧体制的晚清政府、北洋军阀以及国民党政府。另一条线索是文化激进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他们在“五四运动”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高举“赛先生”和“德先生”大旗，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号。站在文化激进主义对立面的是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是章太炎、梁启超和梁漱溟等人。他们反对全盘西化，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认为变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后来由于日本的入侵和国共内战，中国现代化的渐进进程被打断。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争论演变为共产党左翼文化思潮与国民党右翼文化思潮之间的斗争，即苏俄布尔什维主义与欧美自由主义之间的文化斗争。
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政治上全盘苏维埃化，对外政策上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路线，原有的激进主义体系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全部进行重构，其主要表现形式在当时的语境下被演绎为“左倾机会主义”，抑或是“右倾机会主义”，其划分标准完全是根据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而定。因此，以前曾经是左翼文化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如胡风等反而被打成右派。而这个时候的左翼激进主义则主张超越历史发展阶段，通过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实验，如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股左倾思潮最后发展到极致，发动了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在政治上摧毁现有的政府管理体系，而且断绝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命脉。中国的激进主义至此彻底走向了反面，完成了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循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术界对于激进主义进行反思，其中两场争论令人印象深刻。一是余英时与姜义华关于激进与保守概念的争论。二是李泽厚引发的革命与“告别革命”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是在学贯中西的学者之间进行。争论的双方对近代中国革命及其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有人肯定激进与革命对于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意义；也有人对激进主义和革命进行批判，认为依据“法国大革命”的唯理主义激进模式，将没有现实基础的乌托邦付诸实践，导致了社会的巨大灾难。
当下的左右之争
经过了20年的发展，今天中国激进主义政治思潮主要表现为左右之争。这里的右翼与20世纪50年代的右派有所区别。那时的右派是党内政治路线斗争的产物，许多右派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差别很大，但因为在某些问题上对当时的冒进政策提出批评，就被划入右派阵营。这样，我们看到了来自不同党派的右派：既有民主党派的右派，如罗隆基和章伯钧，也有共产党人的右派，如彭德怀和周小舟，甚至周恩来和陈云等也被毛泽东批评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以前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及其成员，如冯雪峰、胡风和丁玲等直接被打成右派。
目前被贴上右派标签的主要是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精英，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尊重宪法，在法律的基础上治国理政；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减少政府的干预；维护个人权利，扩大公民的社会参与等。但是，他们在具体方法路径上有不顾及中国国情、照搬西方模式的倾向。更重要的是，他们过分强调程序正义，而对于“三农问题”、“社会分配公平”以及“工人下岗”等中国基本问题缺乏关注。
今天的左派成分也比较复杂，但极左表现为对于文革对中国整个社会和文化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缺乏必要的反思。另外，受到欧美激进左翼思潮的影响，国内出现了新左派。他们“普遍提倡人民主权原则，重视社会公平正义，反对庸俗的市场经济理论，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重视工人和农民利益，批判经济全球化的负而影响，批判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文化垄断、经济政治独裁和社会虚无主义”。根据马立成的说法：“新左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有海归新左、本土新左；有理论新左、文学新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的理论主张也不完全一致。总体来看，新左派代表人物的主张，基本上来源于西方左翼理论。”然而，所有新左派的通病是，尽管他们对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体制深恶痛绝，但对文革时代却没有真诚的反思，反而怀有一种莫名的浪漫眷恋。新左派的短板是，看起来他们的主张带有一定的学术色彩和亲民倾向，但却拿不出符合中国国情、切实可行的治国理政方案。
同样在革命问题上，现在那些赞同文化大革命的人与以前肯定革命作用的纯粹学者不同。以前争论的双方学者具有较高的学问涵养，他们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探索，对于革命在中国历史上作用的拷问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尽管由于时空变换，个人体验的不同，他们的争论常常不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进行，即使这样，他们的争论对于社会进步还是具有正能量的意义。今日左右双方争论有许多超越学术的政治性因素。他们中的某些派别是与政治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的，其提出的理论观点往往是利益取向考虑的产物，并非是价值取向考虑的结果。新老左派的观点中虽不乏有积极意义的论点，如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揭露、对于资本主义是世界秩序的批判，但其当下利益取向是一种政治投机，其终极价值取向是社会的一种倒退。自由主义流派对于文革的否定以及主张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体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目前中国自由主义精英与以前相比也出现了变异。尽管他们对现有社会体制的弊端看得很清楚，也有一定的社会批判，然而他们却很享受体制给予的种种优待，对于弱势群体缺乏普遍的关怀。至于少数人主张全盘西化，更是脱离眼下中国的社会现实，甚至成为权力博弈的棋子。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了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他们认为中国目前存在5种基本困境：一是威权政治下自利化与腐败倾向的困境，二是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化的困境，三是国富民穷的困境，四是国有病的困境，五是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这5大困境合起来，产生的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就形成了目前出现的左右两种激进主义思潮的崛起。激进左派要用“文革”式的自下而上的打倒走资派的革命来解决困境，激进自由派要来一场“茉莉花”式的自由主义革命。这两种激进主义都力求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信条，作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方向的历史选择。
这表明，目前中国的现实是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以至于这些矛盾如果没有合适的解决途径，可能会使整个社会进入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革命前夜。一旦人民的情绪爆发，其冲击力度将远远超越任何左右所能想象的程度。然而，在和平时期，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由于内部矛盾无法调节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失范，甚至民族冲突和国家解体，无疑是一种自作自受。现在中国共产党采取比较彻底的反腐败策略，应该是看到了潜伏着的社会危机，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挽回民心，延缓总危机爆发的时间。然而真正要解决社会危机，就必须消除前面所说的社会矛盾的积累。但如何消除这些社会矛盾，左右双方都没有有效的药方。
由于极左思潮借助于当下流行的红色文化政治运动获得合法亮相的机会。因此，当社会出现较大的危机时，“与其中国会出现激进的西化自由派鼓动的‘颜色革命’，不如说，更大的可能是出现极左派鼓动的原教旨主义者的‘黑色革命一’。在寻求超越左右的第三条道路上，有学者提出了新保守主义（其前身为新权威主义）的选择。新保守主义区别于西化自由派、激进左派和极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它强调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整合，其发展方向不是回归到过去，而是要把中国转变为一个更新的、更开明的社会。
与激进主义比较，新保守主义包含了更多的常识与理性，也比较符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它在肯定邓小平经济改革与社会开放的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因而也容易被体制所接受。然而，新保守主义药方能否解决中国现实的主要矛盾，化解潜在的社会危机，这还有待观察。这是因为：
其一，目前，中国社会的内部环境存在极其复杂的矛盾运动，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但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存在严重的不公，两极分化或相对贫困化的现象非常突出；一方面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多元化态势，但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化态势可能会对现有的政治文化传统提出某种挑战。对此，新保守主义并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其二，社会财富的增长与政治权力的扩展导致大量利益集团的产生。这些利益集团在体制内外经常会进行激烈的博弈，它们遵从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逻辑，这种政治逻辑是很难用一种理论体系来概括和体现的。
其三，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与几十年前迥然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取代了苏联成为综合实力居世界第二的大国。与苏联自成一体的集团经济体系不同，中国高度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与西方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外部的世界经济技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政治思潮总能在部分人群中找到知音，指望以一种思潮超越或取代其他思潮是难以做到的。
值得关注的是，社会上还存在着一种“伪激进主义”的现象。某些善于弄潮的“学者”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精巧的投机心理。他们非常了解政治行情，一旦出现菜种需要，他们会以激进主义的言辞和观点去迎合和打动消费者。他们之所以持激进主义立场，并非出自理沦的忠诚和学术的坚持，而是一种政治交易。他们不仅与“五四运动”时期的激进主义者不一样，与解放后历届激进主义者也不同，因为那些前辈们无论是进步还是保守，总是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而现在这些“学者”只不过是把激进主义当成可以带来巨大利益的金饭碗，所以他们是“伪激进主义者”。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