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佳敏 宋亚梅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昆明 650504
[摘要]丁玲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呈现出与五四启蒙时期截然不同的风貌，表现出一种启蒙意识和革命意识相互渗透的状态。本文尝试以“女性身体书写”这样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来探析《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启蒙意识与革命意识同时存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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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启蒙；革命；丁玲；身体书写
从五四个性思潮转向解放区延安，丁玲的创作一方面给予面临新的政治环境中尴尬的女性极大关怀，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女性当为革命牺牲自我的态度。这种启蒙意识与革命意识的激荡渗透表现最突出的当属《我在霞村的时候》。小说的主人公贞贞，她追求自由恋爱而抗拒父亲的包办婚姻，甚至不惜到教堂去做姑姑，但她却不幸被日本人强奸，并被迫做了日军的慰安妇。她本有机会逃出，但却利用自己慰安妇的身份为八路军传递消息，一次次贡献着自己的身体。后来，贞贞回到村里治病，却遭到了同村人的唾弃耻笑。小说以贞贞被强暴的肉体书写为核心，同时辐射到贞贞的恋爱、婚姻、身份、疾病等身体的外延，借此从各个层面展示了启蒙意识与革命意识在贞贞身上的凝聚。
（一）革命理性话语中贞贞的身体
丁玲写十八岁的贞贞在被日军强暴过后，完全没有一个年轻姑娘在面对这种灾难时所显现出的怯懦，反而勇敢的利用自己军妓的身份完成组织交给她的任务——传递情报，甚至在自己病得肚子里面快烂掉的时候，还一个人摸黑走了三十里山路将情报送回来。丁玲极力想要塑造出一个为革命而大无畏牺牲自我身体的女性形象，在革命的信念之下，贞贞的身体感受不到疼痛与苦难，就算是有，看到日本鬼子吃了败仗也就觉得是划得来的。当贞贞带着她被强暴后的身体回到村子里治病时，马同志称赞她“想不到她才了不起呢……她已经在日本人那里干了一年多了。”[2]在革命主流队伍的观念中，贞贞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女英雄，她在日本人那里从事的是促进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伟大工作。同时在“我”的叙述者视线中看到的贞贞的身体没有一点病态的样子，“她的脸色红润，声音清晰，不显得拘束，也不觉得粗野。”[4]贞贞究竟有没有病？前文在贞贞的自述中就交代贞贞回村里来的目的是治病，后文中贞贞到延安去的直接理由也是“他们叫我回……去治病。”[5]那么，此时的贞贞的身体应该还是带病的，丁玲却在贞贞的身体上刻画出一个十八岁少女温婉恬静、面色红润的无病神态。应该说，丁玲着意美化着对于贞贞身体的书写，意在歌颂与赞扬贞贞这种为八路军服务、为革命牺牲的坚强的革命意志。因此，即使贞贞的身体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被认为是失去贞洁的“肮脏”的身体，但恰恰又是这样一具“肮脏”的身体凸显了贞贞为革命献身的纯洁的内心，因着这一颗拳拳向党之心，丁玲将一个失贞之人的名字命名为“贞贞”，从名字上丁玲最终完成了对于贞贞身体的革命话语的建构。
（二）启蒙意识话语中贞贞的身体
如前文所述，面对贞贞被强暴后的身体，不同于“我”与马同志所代表的革命主流队伍的认同与赞扬，村里的妇人在背后非议着贞贞，“昨天他们告诉我，说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唉，怎么好意思见人！”[3]村里的妇人对于贞贞身体的失贞抱着同情怜悯的态度，而这种怜悯却是她们自己没有遭受到日军强暴的暗自庆幸后的施舍，更有些人觉得正是贞贞的失贞才显出自身的骄傲圣洁来。在这样一种封建伦理道德意识的笼罩之下，村里人把贞贞当做是陌路人，就连家中亲近的家人也因着贞贞“肮脏”的身体与她产生了间隙和隔膜：“谁都偷偷地瞧我，没有人把我当原来的贞贞看了。”[6]从村里人的视角关照贞贞失贞的身体，可以看出革命区村子里依旧存在着大量的封建落后伦理道德思想的毒瘤，这样的毒瘤不仅长在村里人身上，同时也长在贞贞自己身上，因为连贞贞自己也认为自己的身体是不干净的，“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6]丁玲通过对村里人视线中贞贞的身体书写，批判了霞村中存在的人性的自私与冷漠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对于女性的毒害，意在表现处于解放区的霞村中启蒙未完成的一面。
关照启蒙意识中贞贞的身体，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文本中对于贞贞身体的外延——婚姻的书写。如果说村里人眼中贞贞的身体书写暗含的是丁玲潜在的启蒙意识与要求，那么丁玲关于贞贞恋爱婚姻的书写便是显性的启蒙意识表现。贞贞被日军强暴之前，曾与村中磨房的伙计夏大宝相爱，因此她反抗父亲安排她嫁给米铺小老板做填房的包办婚姻，宁肯到教堂做姑姑也不要生活在无爱的婚姻当中。直到贞贞做了日军的慰安妇归来，她又拒绝了已经是自卫队小排长的夏大宝的求婚，因为她看清了夏大宝是出于对她的愧疚与怜悯才提出这样的要求，而她拒绝接受已经完全变质的爱情。这样的贞贞很大程度上是莎菲的影子，她大胆地追求着属于女性的正当的情爱欲求，展现着一个新时代的独立女性该有的姿态，虽然她没有如五四时期鲁迅笔下的子君一般吼出我是我自己的这样的言论，但是她也意识到了，“我还可以再重新做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是爹娘的。”[7]丁玲通过书写贞贞的恋爱与婚姻，从一个正面显性的角度展现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高姿态，以达到启蒙广大女性的目的。
注释
[1](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商务印书馆，2001:200.
[2]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M ].丁玲文集 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39.
[3]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M ].丁玲文集 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40.
[4]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M ].丁玲文集 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42.
[5]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M ].丁玲文集 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43.
[6]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M ].丁玲文集 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44.
[7]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M ].丁玲文集 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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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宫东红.她们的言说：二十世纪女性作家创作述评[M].华龄出版社,2006.
[2](英)弗吉尼亚.伍尔夫.王还译.一间自己的屋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黄科安.批判立场与潜在女性话语——论丁玲在解放区前期的小说创作[J].海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4]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J].当代作家评论,2004(3).
作者简介
卢佳敏.1992.7.女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
宋亚梅，1990-；女；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