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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与马克思幸福观的比较

  • 投稿吴域
  • 更新时间2015-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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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晓红

(河南科技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摘 要:马克思的幸福观既是对前人幸福观的继承,又是发挥了自己聪明才智对前人的超越。在继承上,他把欧文、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观非常巧妙地吸收并融进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在超越上,他提出了个人的最大幸福是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光辉的思想,这是以前任何一位哲学家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马克思虽然并没有系统地描述幸福,但是通过对他提出的许多关于幸福的思想的进行分析,并将与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挖掘出他们各自思想的实质,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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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古希腊;马克思;幸福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39-03

幸福的话题自古就有,马克思以前的幸福思想一般有两种归宿:一种是追求“个体的幸福”,以个体的幸福为出发点和目的。古希腊哲学家中,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幸福观、伊壁鸠鲁的感性主义幸福观等都旨在实现个体的幸福。另一种是追求“集体的幸福”,以集体的幸福为出发点和目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都是对集体的幸福进行赞美和追求的。

一、古希腊哲学家与马克思幸福观的不同点

在古希腊时期,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都对人的幸福做了深入的探讨。柏拉图认为,幸福的人是有德性的人、“至善”的追求者、正义的人、能够节制的人、需要“灵魂的转向”。亚里斯多德认为,人类的各种行为举止都是有目的的,这些目的又是纷繁复杂的。但是这些目的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大目的,那就是幸福。“善”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里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他对幸福涵义的阐释也是围绕着这个“善”逐步展开的。首先,他认为,幸福是心灵合于完全德性的现实活动,不是纯粹的存在于思想里,也不是单纯的身体感官的现实活动;其次,他认为,思辨活动才是完满的幸福。在一切现实活动中,只有作为领导者和主宰者的思辨,才有资格成为完满的幸福。幸福是实践的果实,一个人光有德性还不够,还必须要把德性付诸现实活动。他说,正像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桂冠不能授予美丽的人、健壮的人,而只能授予在比赛中成绩最好的人一样,只有通过在德性指引下的理性行为,才能获得幸福。只有内在条件是不能得到幸福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的生活就必然地和其他人联系起来,因此,我们的幸福也就必须有外在条件的满足,幸福生活以符合德性的现实活动为内在规定,又需要功名利禄等功利条件作为外在的补充。而且我们还要有许多高尚的事情,需要朋友、政治权力才能做到。相反,如果我们出身卑贱、穷困潦倒、孤独无子、子孙不佳等,都不易得到幸福。

伊壁鸠鲁把快乐视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并将其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的标准。他指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落脚点,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在认识论上,伊壁鸠鲁继承了居勒尼学派的感觉论思想,他认为只有个体的感受是唯一真实的东西,其它的皆不重要。在幸福的问题上,他就特别地强调了感觉,他说过,一切善的开端和根源是身体感觉器官的快乐,即便是最高贵的智慧和修养也都是由于它的存在而存在。正是由于他的幸福观对生理感觉的极度依赖、把快乐归于生理感觉,人们往往把他看成了享乐主义的代表。其实,他追求的是一种理性的快乐,是在理智控制下的快乐,是一切行动都合乎理智的快乐。伊壁鸠鲁在原子偏离学说理论的基础上,追去理性的幸福,热爱生活,注重感觉,注意节制,反对宗教迷信,把自我的幸福建立在理性的快乐主义之上,为人们追求幸福开辟了一条伊壁鸠鲁式的途径:遵循理性和美德是幸福生活的保障;要使灵魂平静,就必须消除对神鬼、对死亡的畏惧;必须克制贪欲;必须崇尚正义,珍视友谊。

犬儒派是古希腊晚期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其学派主要主张清心寡欲,放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这一点和我们古代的老庄哲学有些相似。早期的犬儒派是极其严肃的,他们立志揭穿人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性,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随着犬儒哲学的流行,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的犬儒派们发表宏论,竭力鼓吹清贫生活的无比美好,甚至把人们的正常感情也讥讽为愚蠢。犬儒派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诡辩学派的启蒙运动和苏格拉底伦理学说的思想,但是他们把其发展到极端,乃至走向了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

斯多葛学派是希腊化时代的一个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哲学派别,因在雅典集会广场的廊苑聚众讲学而得名,被认为是自然法理论的真正奠基者。它的创始人是芝诺,其代表人物有爱比克泰德、马克·奥勒留、克里斯等。斯多葛强调,所有的自然现象,如生病与死亡,都只是遵守大自然不变的法则而已,因此人们必须学习接受自己的命运。他们把宇宙看作是美好的、有秩序的、完整的整体,是由原始、神圣的火种演变而来,并趋向一个目的。人则是宇宙体系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小火花。因此,人类应该协调自身,与宇宙的大方向相协调,最终实现这个大方向的目的。由于斯多葛把人看作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的灵魂也变成了宇宙的灵魂的一部分,人的本性决定于宇宙灵魂。因此,在幸福观的问题上,他们把幸福定义为最高的善或者道德,只有向着善的道路前进才能达到内在的幸福目的。他们与犬儒派的相似之处,是把善、道德和幸福看作是内在统一的。在他们看来,一切非理性的东西如财富,健康甚至生命都不是善,只有德性才是善。人们遵循理性的规则去生活,这样理性的本性就会引导我们走向道德。走向了道德,也就走向了最高的善,这是一切活动的目的。但是,在斯多葛那里,感官上的快乐却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没有感官上的快乐,这也丝毫不影响获得幸福的生活。他们只追求道德,只要有了道德就可以直接地、理性地获得幸福。

在对古希腊哲学家与马克思的幸福观做出比较分析之后,我们不难看出,古希腊哲学家与马克思幸福观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利他和利己上的不同,二是在每个人幸福和个人幸福上的区别。

首先,在利他和利己上,马克思的幸福观是利他的。马克思自己从来不贪图名利,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中,他半生流亡,一世清贫,但是却丝毫没有表现出退缩之意,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真正地都献给了人类解放事业。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马克思曾这样指出,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那种博大的情怀,爱人如爱己。马克思从来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他立下了豪言壮语,也为实践自己的誓言奔波一生,直至生命结束。而古希腊哲学家的幸福观却多带有利己的倾向。柏拉图就认为,每个人要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都应该去追寻“至善”,因为在追寻“至善”的过程中,可以使人的理性提升,灵魂转向,从而灵魂达到和谐。亚里士多德直接就指出,幸福就是最完满的善,是最终的和最大的善。因此,在他那里,一个幸福的人是需要始终完全合乎德性,按此行动着,并拥有外在辅助条件的人。犬儒派和斯多葛学派则也是把个人在精神上的追求置于首位,对外在物质方面的毫不在乎和坚决决裂是他们实现幸福的重要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哲学家的哲学探究都是只有一个目的——为了自己的幸福。至于别人是否幸福,似乎与己关。

其次,在为了每个人的幸福还是为了个人的幸福上,马克思的幸福不仅仅是利他的,而且是利于全人类的。他所倡导的幸福是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在阶级社会里,总是有一部分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他们利用身份上的优势脱离了社会劳动,从而实现其他多方面的发展。但是在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各个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1]。在这个物质极其丰富的社会里,人们不再为生计奔波,被金钱左右,他们都能进行全面的发展并自愿地去创造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在马克思那里,个人的幸福是与整个人类的幸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人要想幸福都必须为人类的幸福去共同奋斗,别的同类都幸福了,我自己也就是幸福的了。在这个问题上,古希腊哲学家们由于受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大都是以个人的幸福为出发点的。尤其在奴隶制逐渐衰落的希腊晚期,整个时代弥漫着恐惧和悲观气氛,个人如何达到灵魂的平静,如何求得幸福成为了希腊晚期哲学家的中心目的。与环境抗争,与外界隔绝,对自身净化,对自我超脱,别人的事情我们不管,也与我们无关,我个人的精神愉悦就行,是希腊晚期哲学的一个共同主题。他们无论如何探究,也只是希望找出那如何能让个人幸福的道路,每个人都只是去关心自己的事情,都只是自己通过一些方式去让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够了,集体、国家的幸福离我们很远,所以这是他们与马克思的又一个重要区别。

二、古希腊哲学家与马克思幸福观的相同点

通过对古希腊哲学家和马克思的幸福观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共同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都认为幸福是人活动的最高目的,二是都指出真正的幸福不在物质生活上。

首先,他们都认为幸福是人活动的最高目的。对马克思的一生了解后,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奋斗之中。他自己一生淡泊名利,虽然经常贫困交加,生活极其艰辛,但每次当他几经周折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后,都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让他兴奋不已、视如生命的事业中去。他认为,个人的完美是和人类的幸福分不开的。每个人都应该去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终身。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只是考虑去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没有去追寻幸福,那么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位出色的政客,但他绝不能成为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所以,幸福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一生的精力去争取的东西,也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其它的都是手段而已。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追求幸福是城邦及其公民共同的目的。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公民如果都能去践行德性,发展和完善伦理美德,那么他们就能够获得德性而品质优良,生活自足自满,城邦也就可以和谐繁荣,这才是真正的幸福之路。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的终极目的,人的一切实践和选择,都是以幸福为目标,它也是一切知识,一切能力和一切行为的目的。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幸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他在书中探讨了政治、伦理、教育乃至婚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可他构建理想国的目的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幸福。由此可见,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幸福也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是我们一切理论和实践的指南针。

其次,他们也都指出真正的幸福不在物质生活上。马克思自己就是一个不贪图任何名声地位的人,普鲁士政府多次请他为官,都被他拒绝了。在一生中,他都没有什么工作,甚至有时候连一家人吃饭也成问题。面对此种情况,他没有感到悲观失望而是在稍有钱财时,便立即投入到他热爱的事业中去了。他指出享乐并非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并不在物质生活上,而是在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的行动中,因为只有这样每个人才能变得超凡脱俗,变得高尚伟大,同时也才能享受幸福生活。古希腊哲学家对物质的抵制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柏拉图的幸福观只强调正义、善良、自制的人才能幸福,关于物质条件他只字未提,物质条件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可见一斑。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是较为全面完整的,他指出幸福除了身体和灵魂方面的和谐幸福之外,还需要外在的辅助条件。这些辅助条件就指的是财富、地位、权力等,它们是幸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这里,亚氏也并没有夸大物质条件的分量,指出它只是获得幸福的基础条件而且是必须以灵魂的善作为前提而发挥作用的。拥有财富并不等于享有幸福。犬儒派则更进一步,直接宣扬回到自然,弃绝一切物质财富甚至整个“文明”。斯多葛学派则是一味地逃避,对享乐、爱好等一概漠不关心。除了和自己的感情保持一致外,没有实现幸福的其它办法。

通过比较古希腊哲学家和马克思的幸福观,从中吸取双方各自对于幸福研究的精神实质,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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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0.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