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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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8-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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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方哲学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这块土地之后就与中国文化发生着微妙的关联,顾不上很好地倒时差,就适者生存下来。西方哲学在中国语境下既保持其自身独有的风貌和品格,又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着中国化转变。对这一历程加以梳理和把握,认真离析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经”与“历”,认真总结中国人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认真规约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未来与愿景,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关键词: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当代解释;


  作者简介:韩秋红,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之后一直被视为影响中国思想的异质文化,经历着对其好奇、接受、批判、自省的过程,经历着西方哲学由“贵妇人”的王者至尊(科学知识崇拜意义上)地位向世人皆知的“过客”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固然包含着西方哲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却也不简单是一个对异质文化的单纯借鉴和接受的过程,而更多是一种文化形态在新的语境之下的再诠释和再创造的过程。这一方面体现了西方哲学自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活力,另一方面更展现了中国文化独具的包容性和创造力,更体现了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检视能力和理论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愿意把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理解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


  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顾名思义就是指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不断被中华文化包容、改造、吸收和诠释的过程,是中国人立足于中国式思维和中国式立场不断去解读西方哲学的过程,体现了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使中国人真正认识到中西方哲学存在着文化冲突,也存在着“杂色共生”——以中华文化的血脉骨骼为生命线是杂色共生之灵,西方哲学紧紧贴服在这一骨骼上是杂色共生之肉,建构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理解西方哲学的自主品格和特定方式。正如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成见”的认识那样:“成见”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以中立的立场去解释一切,“成见”构成了理解与解释的“前结构”,是我们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先决条件,所以历史不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有“成见”才是我们存在的历史实在本体。如果亚里士多德不用自己“实体是是其所是”的“成见”去解读理解柏拉图的“理念”,用原始柏拉图永远无法超越柏拉图,而无法成为集大成者。同理,中国人如果不用自己的“成见”去解读西方哲学,就等于中国人永远没有理解西方哲学,西方哲学的历史不属于我们,我们要隶属于西方哲学的历史,就必须有“成见”——即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理解能力、思维方式、问题意识、主体精神、自主品格等等。这是我们理解西方哲学,不断使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中国化视角。或曰“中国人眼光”,“这里说的中国人眼光,有特殊的含义,指的是一种文化意识和理论标准,它决定着我们观察问题的角度、解释模式和表达方式,以及选择素材和审视结论的价值取向。中国学者为什么要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如何学会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这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1)赵敦华先生提出的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的理解和解释方式同著名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如出一辙。解释学问题不仅涉及文字,更涉及语言;不仅涉及原文和它的客观含义,更包含讲话人和作者的个性,故解释就是“去理解一系列既作为一种迸发出来的生命环节,又同时作为一种与许多其他人甚至以不同的范式相联系的活动的思想”(2)。话语和文字不仅仅是思想的直接显现,还包括思考的过程。同一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阐释,可谓共同的话题,不同的话语间;共同的文本,不同的阐释;共同的历史,不同的理解。所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无论是教材的编写还是著作的出版,无论是阶段性研究,还是通史的把握,无论是思想性提炼,还是人物性挖掘都始终围绕着两个相互缠绕的问题不断前行:其一,尊重西方哲学内在的发展轨迹——有的学者对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作出概括,有的学者从西方哲学概念的流变作出阐释,有的学者从思想性与时代性的相互结合进行理解,这其中包含着不同研究个体所形成的“哲学观”或“哲学史观”;其二,尊重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照。西方哲学的理解与解释毕竟不是要还原历史,历史无法还原,历史的故事无法“重述”,只能以各自的方式“重现”,而“重现”的过程就包涵历史故事叙述者的自身理解。(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隶属于历史,隶属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


  以这样的目光审视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三大阶段,即传统知识型、文化比较型、当代解释型。大抵一种外来文化要融入本土,先行的知识性介绍似乎是不可省略的历史必然。所谓“传统知识型”,即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早期,呈现为重视知识性介绍、历史性梳理的方式,注重对西方哲学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代表性人物、学派、标志性事件和思想进行一种直观朴实的描述和线性的分界。这种方式要求史料的丰富翔实,强调史料的真实纯粹。为此,以引进、介绍、翻译和传播西方哲学为主旨的学术成果风生水起,汗牛充栋,为西方哲学中国化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性基础。这一良好的基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哲学“史”上的“哲学”知识有较为全面的占有,在完成对“哲学”知识,即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样的“哲学”内容相对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将其串联成一部源远流长、一以贯之的哲学“史”;另一方面“传统知识型”不仅仅是对思想家和哲学知识进行简单介绍或排列组合的罗列上,而是力争在此基础上实现整合、在断代的基础上实现史通,以呈现对西方哲学理解与解释的蚂蚁、蜜蜂到蜘蛛的方法逻辑,以实现对西方哲学作为史学意义完整性和系统性的把握,展现西方哲学从古至今发展而来的知识系统。


  “传统知识型”作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细究起这种方式诞生的原因,大概与中国人典型的思维方式有着深刻的关联。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与非之间有着截然的分割,非好即坏、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对事物的判断标准当然要有鲜明的界限。对西方哲学这一“舶来品”更不例外,即对西方哲学首先要进行“是其所是”的描画,并使每一幅图像定格在确定的方位上。无论我们对其进行怎样的模块化肢解、阶段化拆分、形态化认识和结构化组合,最终都是期望能够清晰明辨地“复原”出一个“是其所是”的“西方哲学”。这样的西方哲学越像“西方”越真实有效,定位得越是清楚明白越具有标杆意义。时至今日,你仍然会听到这样的对话:你是学什么的?哲学!不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唯心论、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吗!你无法否定这样的说法,可见这样的认识已家喻户晓,即是对传统知识型魅力的见证。


  黑格尔在19世纪上半叶就指出,西方哲学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因此西方哲学是知识史,更是文化史、思想史。西方哲学能如此,中国哲学何以如此?将中西方哲学进行“文化”意义上的比较成为时尚。文化比较型即将西方哲学作为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与中国文化进行相互比照的意义上理解两种文化各自的优长,实现取长补短,相互融通,共同推进。文化比较型一方面关注西方哲学在逻辑性、思辨性、体系性上的优长,将此与其奠定的整个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关联起来理解,力图实现对中国文化缺逻辑、轻理性的弥补;另一方面也在比较的过程中对中西方哲学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评介,如1990年代直到21世纪初一直探讨的“有无哲学”、“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思想”的大讨论,就是文化比较意义上对中西哲学特点加以把握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探讨加深了人们对中西哲学特质的认识,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对两者各自的优长有了更鲜明的体悟——中国哲学关注伦理生活,西方哲学重视本体世界;中国哲学看重感悟和体验,西方哲学依靠逻辑和演绎;中国哲学讲究意在言外,西方哲学倡导语言与存在的统一。种种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上的差异使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划出了一道藩篱,但即便有这一界限,两者之间在尊重差异、各有优长基础上的相互融通依然是可行的和可信的。文化比较式研究尊重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特有的“成见”,在自我理解的基础上赋予西方哲学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也许在西方文化当中是没有被意识到的),突出体现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典型特质。


  这一时期西方哲学中国化方式的转变也有其时代和历史原因。一方面这一阶段不但在中国甚至在西方都呈现出“跨文化”比较研究方式成为热潮的局面,亨廷顿、斯宾格勒等思想家纷纷对文化乃至文明的呈现方式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国文化自身理解的逐渐成熟化也使以往那种脱离哲学本性而对西方哲学采取“静观”或者“旁观”态度的知识性介绍和历史性铺陈的西方哲学研究需要发展到真实的面向事情本身,对西方哲学的文化特质作出深刻解释的层面。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注重挖掘西方哲学的历史性与思想性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在中西文化比较的意义上解释西方哲学的思想特质。对西方哲学面向事情本身的真实研究使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为两个方面的典型特质:其一是注重挖掘西方哲学的历史性与思想性的关联。研究者认为思想性以历史性为表现方式、历史性就以思想性为承载,在历史的延展性与思想的时代性之间、历史的逻辑性与思想的丰富性之间、历史的规律性与思想的张力之间,共同构筑成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展现出西方哲学作为人类文化样式中的重要内容的独有的文化魅力,具有思想性和文化性价值。其二是注重在文化的比较、文明的冲突的过程中揭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的参考价值。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以往那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独断式的学术研究成果渐渐淡出,而大量体现研究者学术视角和思想的,以探究哲学史上具体、真实的哲学问题为核心的研究成果蓬勃生长起来,力求挖掘哲学史作为思想史的哲学特质的学术著述也不断涌现,使西方哲学的研究呈现为波澜壮阔的态势,也使西方哲学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


  文化比较型代表了一定时期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方式,但伴随人们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始逐渐思索一个问题:在中西二元对立模式下建构起来的西方哲学模式是否还是原本的西方哲学?这种建构究竟是对西方哲学的曲解还是再诠释?人们日益对黑格尔所提出的“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命题产生了疑问,难道哲学就是对历史的简单还原和复制吗?如果我们已经确定了历史无法还原,更无法复制,那么哲学与哲学史的存在还有意义吗?在对这样问题的追问过程中,人们修正了黑格尔的命题,“哲学研究要有历史感”——这是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尊重、“哲学研究就是哲学创造”——哲学研究必须突破编年体式的哲学复制而实现哲学形态的更迭、哲学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而创新关键在于主体意识和精神自觉。于是西方哲学的研究开始转变为突出主体意识和精神自觉,呈现以中国人对哲学的当代理解去解读和解释西方哲学的新形态,我们称之为“当代解释型”。所谓“当代解释型”是强调读者在解读思想史过程中的当下需求和当下意义,甚至对意义的重视更为突出。借用奥尔斯勒对哲学史三种写法的概括:一种强调思想诞生的历史语境,一种强调批判性态度,一种强调“以史论今”,那么当今中国理论界出现的“当代解释型”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典型方式刚好是对这三者的囊括,即带着批判的态度对历史语境的再诠释,又力图以古鉴今。


  以“当代解释”方式对待西方哲学,就是将西方哲学看做某种经历过的历史情境,乃至这一情境究竟应如何通过人们的解释才能不断证实或证伪,使其自身所具有的厚重感重现出来。因此西方哲学就是人类向自身传达曾经发生过的某一段经历的过程。如此一来,这里就存在多重身份——历史本身、历史故事的创造者、历史故事的解释者,前两者是已经逝去的过去,而只有后者才能以自身的独到视角将意义赋予历史。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我们理解西方哲学必然带着历史的解释者的身份予以考察,与此同时我们自身所带着的与生俱来的“标签”自然会对我们的解释产生影响。所以当代解释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质的意义建构,西方哲学在中华大地的研究也必然体现出典型的中国气质。在时代状况、哲学问题和读者需求三位一体的“当代解释”中,国内的西方哲学研究一改以往标准化的书写方式,而能够呈现为具有“时代性内容”——哲学以理论的方式关怀当前中国现实的时代问题、生成具有历史感的思想;“民族性形式”——以中西哲学不同民族性特点相互映照的方式表达对统一性问题的理解;“个体性风格”——读者研究立场、研究旨趣和思想背景的不同使得其西方哲学研究成果彰显出贴有自身风格特征的个性化标签;“人类性问题”——对意义性和价值性的挖掘说明中西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各种哲学思想以及对这些思想的研究成果都是人所共同面对的人类性问题,因而也具有人类性价值。这一研究方式充分展示了理解的先在性和成见的必然性,不再以相对狭隘的目光力图还原,而始终以建构和创造为自身的理论旨趣。


  毫无疑问,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出现“当代解释”的新视角表达了人们对哲学以及语言意义理解的新倾向。海德格尔曾经表达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论断,因为语言是人类思想的集中体现,背后承载着丰富的意义内涵,那么人类如何占有和使用语言,就能够将世界揭示为何种存在,所以语言是人类精神世界存在的边界。对语言的分析和解释就是挖掘哲学家究竟想向我们展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思想世界和表达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追求的过程。同样,对语言内涵的把握和对语言背后的意义的再阐释,也是一种重新赋予其思想内涵和价值诉求的过程。因此,“当代解释”强调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强调思想和意义的创生,在知识、思想和意义的三位一体中重塑西方哲学。这种新生的哲学史就不是与己无关的“西方的”“历史的”知识汇、概念群和生硬的“逻各斯”,而是恢复了哲学应有的“努斯”精神的“存在”。如果说以往的西方哲学研究是将世界揭示为一个有机的因果关系系统,使“哲学史成为哲学”,那么“当代解释”的西方哲学研究方式则将世界揭示为一个生成性的无机的生命系统,“把世界看做既成的、自然的,所获得的世界图像便是无机的、因果地联系的,亦即是系统的;把世界看做是正在生成的、历史的,所获得的世界图像便是有机的、象征地表现的,亦即观相的”(1),进而将哲学看做是解答这一无机生命系统所呈现出来的问题的历史。如果说以往的西方哲学更加注重思想的历史价值,那么“当代解释”的西方哲学研究则更加注重思想的现实意义。如果说以往的西方哲学研究更加追求研究中的“是其所是”或“是其所不是”,那么“当代解释”的哲学史研究则更多的是追求研究过程中的“是其所应该是”,即以意义性和价值性的追求为致思的主旨和努力的方向。所以“当代解释”的西方哲学研究更能够表征当代中国人的本质特征、生命结构、思维模式和价值旨趣。它不是对历史的否定,而是能够真正体现哲学“向上兼容”属性的当代成果,是以意义性的彰显体现拯救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努力,是终极本体、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三位一体。也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有了自己解读哲学和哲学史的角度和方式,也生发出要在西方哲学研究过程中体现中国化成果和展现中国气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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