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贝尔纳·斯蒂格勒是法国当代着名的技术哲学家，其代表作《技术与时间》被认为是21世纪法国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着作之一。他建构起一套直面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技术—逻辑”批判体系，并日渐成为西方激进思想家阵营的代表人物。目前，学界关于斯蒂格勒思想的探究仍处于初期阶段。通过对国内外已有成果进行归纳综述，全面系统展现重点研究问题，将有助于后续研究的推进。
关键词 : 技术哲学;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人"关系; 当代西方激进思潮;
作为西方哲学界的新生代，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思想广泛地吸收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胡塞尔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康德图型法等诸多理论资源。在他看来，人与技术的关系正在经历复杂的转导，传统哲学对技术的判定在新社会背景下已显过时。他在辨明哲学起源的基础上，指出“技术—人”关系并不是人对技术的主宰，而是体现着二者相互依存、互相作用的辩证规律。此外，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话语，深刻地剖析了数字化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类存在危机。当前，学界针对斯蒂格勒的研究仍随其思想进路实时革新。本文力图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为后续深化研究提供一定参照。
一、关于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概况
斯蒂格勒从存在问题出发开展的“技术—逻辑”批判敏锐地捕捉到新历史方位下的人类境遇，为考察资本主义动态提供了新思路。这构成了其技术哲学思想的鲜明特征。
(一)国内学界关于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概况
国内对斯蒂格勒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晚，如今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仍然具有较大研究空间。2000年，裴程翻译了《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的中文版本，从而正式将斯蒂格勒的学说引入国内学界。此后，关于斯蒂格勒思想的研究开始围绕《技术与时间》开展，该着作三卷中文译本(2010年《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2012年《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的陆续发行大体上引导了学界的研究进程。自创立蓬皮杜中心研究与革新学院以来，斯蒂格勒已经数次到访中国，并在武汉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以及南京大学等高校开设系列讲座，其思想也开始在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等多个领域占据愈发重要的学术地位。
在技术哲学领域，东北大学葛勇义于2006年发表的《解读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思想———技术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的关系》是可查最早的研究成果。他认为，“斯蒂格勒对技术与人类关系的解答有助于理清二者本质，对于二者新型关系的构建也大有裨益”1。技术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讲，代表着同自然相区分的人类活动，体现着一种技能性。在传统的理性观中，技术被视作满足实践活动的工具，其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智慧。而人类的本质是求知，因此传统哲学认为技术并不能同人类建立第一性关系，而只是相对于人类主体的客体对象。有别于传统的本质观，海德格尔将时间概念带入到存在论之中，认为人生存于时间绵延之中，而技术帮助人类建构起自身的历史。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本质称为“座架”(Gestell)，认为技术将人抛入世界，并帮助人类抑制自然、实施人治，人的本质是为技术本质奠基的。在葛勇义看来，斯蒂格勒继承并修正了海德尔格的技术观，强调从时间出发理解技术和人的延异关系，但是对于西蒙栋的技术有机化和技术自治持批判态度，仍然坚持工具主义的观点。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张异宾自2016年首次对斯蒂格勒的数字化资本主义批判进行评述以来，已先后发表20余篇探究斯蒂格勒思想的学术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研究专着———《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构境论解读》2。他运用“思想构境论”3的方法对斯蒂格勒的观点进行立体化展现，以《技术与时间》为文本依托，系统解读技术义肢存在论。在他看来，斯蒂格勒将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延伸至对人类起源与存在的思考之中。技术以代具功能补余人类的起源缺陷，技术的外在化定义了超越物理时间的技术时间。同时，义肢性的技术存在对照着一种后种系的生成结构。在后种系生成中，天然存在着谁(人)和什么(技术)的关系问题。张异宾认为，在探讨“谁”和“什么”的关系转导时，无法避开生产方式的问题，斯蒂格勒在这方面的缺失是明显的。张异宾从斯蒂格勒独特的生活境遇切入，追踪斯蒂格勒学术构境的理论渊源，试图找到斯蒂格勒理论局限何以出现的答案。张异宾认为，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深受吉尔和西蒙栋的影响，而他思想中的人类学成分则大体上来源于对勒鲁瓦—古兰着作的研习。此外，斯蒂格勒将海德格尔晚年对技术科学的反思带入信息时代的背景之中，预言一种数字化生存模式正在人类社会布展。在张异宾看来，斯蒂格勒并不严格遵循学院派章法，他对文本的挪用多少带有主观嫁接的色彩。斯蒂格勒将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构架转换为数字化综合构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用精神无产阶级化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批判又是令人遗憾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批判缺乏历史厚度。然而，斯蒂格勒同唯心主义先验论划清界限，还是使其无意识地接近了马克思主义。
目前，国内对斯蒂格勒论着尤其是新近学术成果的引进还不完整，包括《新政治经济学批判》、《象征的贫困》、《休克状态》等专着至今仍无中文译本，对一些和斯蒂格勒相关的当代西方思想家也并未跟进关注。同时，由于斯蒂格勒的思想基础构成复杂，从古典哲学到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人物之繁多、跨度之广远对通析斯蒂格勒的思想脉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此之外，斯蒂格勒思想涉及热力学、生态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大量专业名词的运用使其文章难免晦涩，完善相关研究有赖于各领域学者的共同努力。
(二)国外学界关于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概况
从对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进行总体述评，到以辨析多学科背景为前提的专题研究，国外学界已经形成较为丰富的斯蒂格勒思想研究体系。国外学者通过解读斯蒂格勒各个时期的论着，梳理其思想的发展轨迹，比较其思想在不同阶段的变化特征，展现出斯蒂格勒思想研究的不同面向。
在国外学界的斯蒂格勒思想研究成果中，最有影响的当属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克里斯蒂娜·豪厄尔斯教授(Christina Howells)和杜伦大学讲师杰拉尔德·莫尔(Gerald More)联合编撰的《斯蒂格勒与技术》4(Stiegler and Technics)一书。该书对以往有关于斯蒂格勒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整合，并划分出人类学、符号工业化美学、关于欲望纯化的精神分析学、精神消费与政治学、技术药理学五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杰拉尔德阐述了技术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这也是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一卷重点探讨的内容。人类存在的历史就是技术的历史，技术是对人类原初缺陷的补余，使人类能够超越其他生物，构建社会历史。在斯蒂格勒看来，资本主义的出现中断了以创造性为基础的人类演变，即“人的发明”过程。现代人的个体化发展被资本主义市场遏制，斯蒂格勒的目标就是要将人的个性从超前的终结中解放出来。西英格兰大学学者帕特里克·克罗根(Patrick Crogan)在第二部分针对斯蒂格勒关于“第三持留”5的论述进行了系统的解读。在他看来，模拟与数字网络技术正是斯蒂格勒所谓第三持留的新近载体，以此为基础的全球性第三持留体系正塑造着人类社会的确凿未来。此外，该书也包涵针对斯蒂格勒思想的批判性解读。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教授理查德·贝尔德斯沃斯(Richard Beardsworth)认为，斯蒂格勒过分强调了技术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关于资本主义的解读也比较片面，其政治观念具有乌托邦色彩。
总体而言，国外学界的斯蒂格勒研究已经在多重视域展开，相应的研究成果汇编也能够为未来的深入探析提供借鉴。国外研究以技术哲学的视角为核心，正逐步向工艺学、美学、信息科技等专业领域延展发散。在国外某些科技和艺术期刊中能够发现斯蒂格勒思想的痕迹，其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亦逐渐在西方左翼思潮中获得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对斯蒂格勒的研究同样存在误读的问题，这也说明其思想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二、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研究的重点问题
国内外学界对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已呈现全方位、多角度的发展趋势，其研究的重点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技术—人”关系为线索的整体性研究
对技术和人类关系的探讨是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的主线，诸多针对斯蒂格勒的研究也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郭晓晖在《技术现象学视野中的人性结构———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述评》6一文中指出，斯蒂格勒创立的代具意义上的“技术—人”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性质的“人性结构”。斯蒂格勒正是在确立人性主体的前提下建构起植根新境界的技术现象学的，他关于“技术—人”延异存在的观点彻底冲破了形而上学的藩篱。王金柱也认为，斯蒂格勒关于技术和人互为主客体的结论推翻了从柏拉图承袭至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传统观念。他将斯蒂格勒的观点归纳为一种镜像关系，即“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与技术镜像相生”7。舒红跃认为，“将研究重点由技术发展的外在动力转向内在动力，并思考人与技术的新型关系是当代科技哲学的重要任务”8。技术并非生命体，但它却在推动人类生命的进化历程，斯蒂格勒正是在融合技术学和人类学的观点后完整地将这一关系呈现出来。技术代具作为“已经在此”的遗产对于人类“此在”是不可或缺的。舒红跃对斯蒂格勒的代具技术理论进行了全面解析。在他看来，斯蒂格勒的代具概念表明两层含义：“第一，放在前面，或者说空间化；第二，提前放置，即已经存在和预见，也就是时间化。”9技术代具不是人的手段，而是人的目的，它对于人类存在是一种“加入”的关系。此外，舒红跃也认为，斯蒂格勒的代具理论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斯蒂格勒表明人与技术之间维系一种延异的关系，技术在被人发明的同时也在发明人，从而不侧重任何一方。但另一方面，缺陷起源论却指明人先于技术而存在，人因起源缺陷而需要借助技术的代具作用，这又说明了人类在“技术—人”关系中是相对主体。包括人类本质缺陷的存在意义在斯蒂格勒思想中也略显含糊，澄清这些矛盾有赖于我们对其思想整体进行深刻剖析。
国外方面，安特卫普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内森·范·坎普(Nathan Van Camp)依托《技术与时间》对斯蒂格勒思想的核心问题———“技术—人”关系进行了文本解读。内森指出，传统哲学认为技术遮蔽了人的原初本质，相对于这种形而上学的技术否定论，斯蒂格勒赋予人类存在本质以全新意义，打开了技术与人关系研究的新局面。“技术首先外在于人本身，随后在发展中又内化于人。”10技术和人的延异关系正是在先外化后内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西英格兰大学高级讲师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也关注到斯蒂格勒思想中技术同人类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斯蒂格勒阐明了人类的本质并非先天存在的，而是在技术生成历史与人类演变历史互相交融的过程中，由外在化的技术代具来定义的”11。塞浦路斯师范学院学者安娜·库帕努(Anna Kouppanou)从技术塑造当代社会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斯蒂格勒关于人类与技术在数字化时代共存的设想。她指出，“斯蒂格勒指称的‘第三持留’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网络的‘第三持留’正在有选择地塑造个人、集体及整个社会”12。安娜也提到，我们的意识活动越来越受到数字产品的同化，我们的个性在无知觉地丧失。斯蒂格勒认为人类正面临着一场精神的生态危机，而这场危机的诱因正是超级工业时代的数字技术失调。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保持思维自主，克服个性丧失。
(二)关于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中无产阶级化理论的研究
“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是斯蒂格勒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概念之一，国内学界已发表多篇有关此主题的研究文献。刘冰菁在《技术的记忆装置和神经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话语研究》一文中谈到，“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之后的研究主旨就是要面向超级工业社会开展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3。在超级工业社会，外在于人类的技术体系会生成一种有关于时间和信息的剥削力量，它塑形人类记忆并造成社会性的“无产阶级化”。张福公指出，“斯蒂格勒将工业革命以来由技术变革带来的劳动与知识(技术)的分离及由此造成的总体性知识短路与系统性愚昧现象称为‘无产阶级化’”14。同时，张福公也认为，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15章节中展现的物化批判是“无产阶级化”的理论源头，但是斯蒂格勒未能领会马克思真正的思想语境。孙妍豪在回归“机器论片段”文本的基础上，分析了斯蒂格勒的马克思主义当代解读路径。她指出，“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机器大生产所导致的工人与其劳动技能之间相异化的现象，而斯蒂格勒将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知识外化问题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化’”16。总体上，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斯蒂格勒的无产阶级化理论未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是大家也认同，对斯蒂格勒的无产阶级化理论进行辨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推进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国外方面，杜克大学学者肖娜·维斯科(Shawna Vesco)分析了斯蒂格勒的无产阶级化理论。她认为，斯蒂格勒所谓的“无产阶级化”在数字化时代普遍存在，“人们的生活依赖于无延迟传播的网络信息，甚至是被动地接受不间断流转的信息商品，本属于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被严重挤压”17。人类无法再获得时间性的智慧，思维能力也将为智能机器取代。同时她也认为，商品化的信息碎片在斯蒂格勒这里并非真正的知识，而只有寻回知识才能克服日益普遍的“无产阶级化”。人们需要抑制对信息剩余价值的追求，革新数字化的先天综合判断，重新确立个体化。欲望结构性毁灭(structural destruction of desire)是“无产阶级化”的最新表现，墨尔本大学学者丹尼尔·罗斯(Daniel Ross)就重点考察了斯蒂格勒对欲望的定位。他指出，“分辨斯蒂格勒思想中欲望的角色，需要联系数字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18。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曾提到，欲望生成是人类第二起源的表征之一。而现如今，真正的欲望被掩藏于消费主义之下，数据技术能够洞悉并引导人们的消费行为，力比多式的本真欲望面临着崩溃的危险。斯蒂格勒始终以技术药理学的思维逻辑看待“无产阶级化”的发展，荷兰奈梅亨学者彼得·莱蒙斯(Pieter Lemmens)对这一逻辑构成进行了评述。他指出，斯蒂格勒的技术药理学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被资本所利用的技术服务于新型剥削方式从而显露毒性；另一方面，技术也具备作为解药的潜力，我们可以在技术的帮助下解除资本对社会的控制”19。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开启了“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同技术决裂，而应该激发技术的支撑作用以抑制技术的毒性。此外，他还谈到了斯蒂格勒的一般器官学，由人造技术、社会组织以及心理个人构成一般器官学体系也是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命题。
(三)关于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中学术概念澄清的研究
斯蒂格勒的思想中涉及众多独创的学术概念，大部分源于其对不同领域研究成果的借用。一方面，将其他学科理论同技术哲学进行嫁接是造成其思想仍未获得广泛理解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这种跨界式的学术研究也是一种积极的思想联动和创造过程。
1. 关于后种系生成的研究
后种系生成的概念来源于勒鲁瓦-古兰的人类学研究，与生物遗传学中种系进化相区别，陈明宽分析了斯蒂格勒对后种系生成的运用。他认为，依照斯蒂格勒的思路，人具有后于种系生成的进化特质。“人的存在方式并不像动物那样，由遗传记忆先天地决定。而是依靠后天出现的技术物体构造形成。”20根据古兰的研究，大脑皮层在新人时期已经停止进化，这一发现有力地驳斥了大脑决定论，证明现代人相对于新人的全面进化有赖于外在化。外在化是斯蒂格勒后种系生成的第一层涵义。技术进化不从属于人类进化，但是这一过程仍然需要依靠人类独有的超前性作为操作动力，这是后种系生成的第二层涵义。陈明宽认为，后种系生成既体现了人的起源与进化规律，同时也解释了技术的起源及进化问题，是斯蒂格勒“技术—人”关系思想的重要支撑。舒红跃认为，斯蒂格勒正是在探讨技术与人的关系的过程中发现了后种系生成的正当性，并将其带入到技术哲学世界之中的。技术代具从外部激活了人类大脑皮层的进化机制，从而实现了原始人向现代人的飞跃，这是一种后生成的进化逻辑。在后种系生成中，人类开始脱离一般动物进化节律，并培育出独特的超前意识。
2. 关于第三记忆的研究
斯蒂格勒的第三记忆是对胡塞尔记忆理论的扩展。胡塞尔虽然辨析了第一记忆、第二记忆以及图像意识，但未能明确物质记忆的特征，而斯蒂格勒进一步探究了物质持留技术下的第三记忆。记忆技术理论是斯蒂格勒思想体系的支柱，他对记忆术工业化以及数字化记忆术的反思也是其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欧阳光明和骆月明指出，“人类拥有其他动物没有的由技术支持与构成的第三记忆，斯蒂格勒通过记忆术独树一帜地对人的技术命运展开探究”21。他们认为第三记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形式性、商品性、客观性以及政治性。李洋探究了第三记忆的工业化背景，“大型工业正运用图像技术把世界转变为任何事物都能销售的市场”22。这种转变是从时间客体改造观众的意识时间开始的，从早期的电影到如今的直播节目都被斯蒂格勒视为工业时间客体。斯蒂格勒曾在法国音像研究所任职，电影和电视节目都是他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胡庶霖就指出，“斯蒂格勒关于电影的分析论调是解码其现代性理论的关键”23。国外方面，鲁汶大学社会教育研究所的乔里斯·弗吕赫(Joris Vlieghe)认为，第三记忆理论的生成体现了斯蒂格勒批判“在场形而上学”的立场，这也是海德格尔未能完成的任务。此外，安娜·库帕努认为斯蒂格勒的数字化资本主义批判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斥着第三记忆的技术世界，意识同质化现象正在这个世界中广泛发生。
3. 关于人类纪的研究
人类纪定义是斯蒂格勒将克鲁岑地质学观点与社会发展理论创造性嫁接的产物，代指工业革命后的人类世界。对斯蒂格勒而言，人类纪代表着尽头，人类纪没有未来。在这个以人类自身命名的世纪里，我们发现自己几乎能够控制世间万物，无法再投射自身欲望，因为一切想法都被实现了，欲望毁灭、意识同化、个性丧失正是人类纪的新危机。如今，越来越多的斯蒂格勒思想研究开始围绕人类纪展开。许煜认为，人类纪表现为极端发展长期持续带来的无序化。“斯蒂格勒所谓的人类纪即熵化的过程”24。熵的概念来源于热力学，既代表燃烧状态，也被斯蒂格勒用来表述技术毒性，而实现熵向负熵的转化是开启负人类纪未来的关键。陆兴华指出，“斯蒂格勒的目标是用配得上我们手里新技术的新实践去逆转熵，迎接新技术带给我们的挑战”25。陆兴华和许煜是国内学界研究斯蒂格勒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合作编译的《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26是斯蒂格勒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展望
对技术的哲学思考早在古希腊时代已经出现，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就曾系统探讨技术与人类的关系。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技术哲学也获得了愈发重要的学术地位。国内的技术哲学研究起步较晚，将技术发展与人类存在联合考察的学说也并未得到普遍的关注。解读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丰富国内的技术哲学研究体系，还能够深化我们对新社会现实的认识。此外，斯蒂格勒对《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引证和解读可以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是器官学的分析方法，还是其中误读的成分，都体现着当代西方激进思潮的新特征。
正如斯蒂格勒在探究拼写文字技术时所谈到的，通析原着是掌握该学者思想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包括《技术与时间》以及近期发表的《休克状态》(States of Shock)、《新政治经济学批判》(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等专着仍然是未来斯蒂格勒研究最为重要的文本依托。自2015年起，斯蒂格勒已经多次在国内高校开设短期研修课程，授课讲义与访谈通稿作为基础文本的重要补充对入境其思想也大有裨益，在理解斯蒂格勒思维方法的基础上完整还原思想体系将是接续研究的目标。同时，由于斯蒂格勒思想涉及人物众多，理清其中关联并进行分类比较将是后续研究的另一方向。斯蒂格勒的哲学研究道路缘起于德里达的指引，同时也深受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各流派思想家的影响。他的技术哲学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辩证思考，他的数字化资本主义理论更是暗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度，其思想值得各领域研究者深入探究。
技术在人类演进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用哲学方法分析技术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在万物起源之初，运用技术的能力使人类在进化历程中超越其他动物，人类自此逐渐认识自然规律，并开展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如今，持续发展的技术仍然牵动着社会体系的变革，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然而，科学技术对发展速度的追求，也连带造成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频繁更迭，社会长期处于技术性的不稳定状态之中。部分生产者为追求高利润盲目地推广技术升级，生产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极端政治组织妄图利用新媒体技术控制人们的政治意愿，网络技术承载的文化输出也间接导致了部分地域文化的消亡。而探析斯蒂格勒极具预见性的技术哲学思想，不确定性技术未来的答案也许会变得清晰。
注释
1葛勇义：《解读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思想——技术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的关系》，《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张一兵：《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构境论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3一种后文本学的解读模式，由张异宾独创，意指将原始文本进行立体化拟现与重新建构。
4Christina Howells, Gerald Moore, Stiegler and Technics,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5第三持留(tertiary retentions)指的是在记忆术体制中，对记忆的持留的物质性记录。
6郭晓晖：《技术现象学视野中的人性结构——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思想述评》，《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9年第7期。
7王金柱：《审度技术的镜象维度》，《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3年第4期。
8舒红跃：《人在“谁”与“什么”的延异中被发明——解读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观》，《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
9舒红跃、李早：《斯蒂格勒“代具”技术理论探析》，《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9年第11期。
10Nathan Van Camp, Stiegler, Habermas and the Technological Condition of Man, Journal for Cultural Research, 2009, 2, pp.125-141.
11Christina Howells, Gerald Moore, Stiegler and Technics,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53-68.
12Anna Kouppanou, Bernard Stiegler’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Invention, Decision, and Education in Times of Digitizatio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2015, 10,pp.1110-1123.
13刘冰菁：《技术的记忆装置和神经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话语研究》，《探索与争鸣》 2018年第2期。
14张福公：《机器时代的无产阶级化——评斯蒂格勒对马克思哲学的技术化解读》，《理论月刊》 2019年第7期。
15《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机器论片断”即《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章节。
16孙妍豪：《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的两种当代解读路径》，《江苏社会科学》 2020年第1期。
17Shawna Vesco, Collective Disindividuation and/or Barbarism:Technics and Proletarianization, Boundary 2, 2015,42, pp.85-104.
18Daniel Ross,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o Bernard Stiegler’s“Pharmacology of Desire:Drive-Based Capitalism and Libidinal Dis-Economy”, New Formations, 2011, 72,pp.146-149
19Pieter Lemmens, Social Autonomy and Heteronomy in the Age of ICT:The Digital Pharmakon and the(Dis)Empowerment of the General Intellect, Foundations of science, 2017, 22, pp.287-296.
20陈明宽：《论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中的后种系生成概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7年12月。
21欧阳光明、骆月明：《浅论斯蒂格勒的第三记忆》，《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6年第2期。
22李洋：《电影与记忆的工业化——贝尔纳·斯蒂格勒的电影哲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23胡庶霖：《电影哲学，而不是关于电影的哲学》，《中国图书评论》 2012年第11期。
24许煜：《人类纪——文化的危机、自然的危机？》，《新美术》 2017年第2期。
25陆兴华：《克服技术—书写的毒性：斯蒂格勒论数码性与当代艺术》，《新美术》 2015年第6期。
26[法]贝尔纳·斯蒂格勒：《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陆兴华、许煜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