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与教育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革命促进了教育的改革；另一方面，教育的改革为革命又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人才资源。
关键词：辛亥革命；教育；改革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021—02
蔡元培在民国初年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基本确立了中国现代化教育的雏形，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发生了深远影响。
一、教育理念的更新
中国传统教育发挥的是一种教化的功能，注重德行教育和文化知识的传播，显示出十分强烈的伦理政治型的文化特征，而忽略了人的个性和自主能力的培养，也就是缺乏公民意识、公民伦理和公民能力的培养，这就和近代化的教育格格不入。辛亥革命时期改变了这种传统的教育宗旨，将德行教育和知识教育转化成国民教育，把旧式的所谓人才培养转化为具体的新型公民培养。这种新国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开放而自由的人生价值、新型的国家观念和建设国家的本领。从本质上講，这种新式教育，是受到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暗养能担负国家利益、推进民主政治、参与世界竞争的新国民。
也就是说，这种教育是全民的，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把培养新国民放在第一位的。许多人因此把这种教育理念概括为国民教育。
从国民教育的思路出发，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家又具体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美感教育，三者相辅相成，旨在将培养新国民落到实处。所谓军国民教育，就是使学生具有军人的体制、军人的精神和军人的爱国热情，培养具有军人特质的新国民。实施的办法是在学校设军事体育课，如行军、野外训练、射击、击剑、登山、旅行等，并适当講解一些军事课程。同时，在社会上也要普及军国民教育，以军队的组织来组织社会；以军队的吃苦精神来振作社会风气；以军事的文学作品来激扬民族精神。
所谓实利教育，就是培养学生安身立命、自立于社会的技能和本领。这种教育把教育和职业选择结合起来，使得学生有较强的社会竞争力。这就打破了“学而优则仕”单一的教育理念，改变了千军万马都往做官这个独木桥上挤的旧传统，同时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竞争意识的提高，还助长了“靠本事吃饭”的平等思想的传播。
所谓美感教育，就是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陶冶情操，自觉地修身养性。
二、教育体制的变革
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体制的变革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改变了由礼部监管教育的旧体制，设立了全国性的管理教育的专门机构；二是初步确立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学制。这对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影响深远。
1903年，清政府又委托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再一次制定新学制。他们拟定了《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译学馆章程》、《任用教员章程》等17个文件，于同年农历11月26日由清廷颁布施行。这就是著名的1903年的“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在张百熙所定的三级学制的基础上仍然是“三级七等”，不过更具体和详尽了。其最突出的特点：一是重视师范教育，对师范学堂的功能和实施办法有明确的规定，这对于解决师资问题大有益处。二是对于教师的资格、义务和待遇等做了清楚的规定，有利于教师队伍的建设。三是明确了实业学堂的学制，使蓬勃兴起的实业教育有章可循。
此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体制创新的过程中，还有三个方面的新气象。
1.私立大学的出现。1905年因抗议日本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不少留日生纷纷回国，为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公学，同时招收国内学生，作为出国留学的预备。这可以看做是我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同年，上海震旦学院因反对法国传教士欺压中国学生，一部分学生愤而退学，另组私立的复旦大学。民国初年，私立大学逐步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的一支生力军。这些私立大学学制和管理体制上都十分灵活，在一些地方颇有创新，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领域的又一个景观。
2.留学教育的兴盛。清末民初大批青年学子往欧美尤其是日本留学，1906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达1万多人，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留日热”。这是清政府鼓励出国留学的具体反映。1912年后，民国政府也采取了鼓励和支持留学的政策，特别是随着1911年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的建立，赴美留学的人数大增，(1905年留美30多人，1910年增为500多人，1911年增为650多人，1918年增至1100多人)往欧洲留学者也越来越多。中国留学大气候的形成是辛亥革命时期才奠定的。虽然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从总体上来说，是有利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3.革命党人创办的革命学校。为宣传革命，培养革命人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自办学校。如1902年4月创办的爱国女校，同年11月建立的爱国学社，1903年在日本东京设立的青山军事学校，1905年光复会组建的大通学堂等。这些学校一般以宣传革命思想、增强体质、学习军事技能、联络和组织革命同志为教育宗旨；时间短，教育方式灵活，成效显著。从短期速成教育的角度看，其学制和管理都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
三、教育实效
教育理论的更新和新教育体制的确立，为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根基。尤其是科举制的废除，等于砸掉了知识分子原有的饭碗，逼迫青年学子不得不寻求新的谋生之路。新学堂自然成为许多人追逐的目标。这样新学堂有了可靠的生源保证，加之政府各方面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关资料表明，1903年有学堂719所，1909年就增至52348所；学生人数(不包括留学生和教会学校)，也由6943人猛增到1560270人，约增了225倍；而1913年学生总数达到了2933387(其中女生有141130人)，较1909年约增了1倍。
总的来说，20世纪最初的10年，新教育已经是初具规模。小学、中学、大学、实业、师范等学校教育都有长足的发展。据1909年的统计，全国共有初级师范203所，学生15553；优级师范30所，学生5349人；速成培训学堂182所，学生7670人；总共415所，28572人。实业学堂办得很有成效，培养了大批人才。周学熙、张謇等实业家自办学堂，培养技术人才。据有关统计，到1909年共有各类实业学堂254所，学生16649人，其中农业学堂95所，学生数6028人；工业学堂74所，学生4835人；商业学堂28所，学生数1748人；实业预科及其他学堂67所，学生数4038人。教学中走出校门，参加社会实践。学用结合，收效显著。
（三）裁厘对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商业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首先，统税纠正了厘金征收机构庞杂、厘目繁多的弊端，采用简便划一的征收办法，即“就厂征税，一税之后，便可行销全国”的征税原则，使商品在流通过程中避免了林立厘卡的勒索浮征和苛扰留难，不仅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且使“市场顿呈活跃，各项日用品跌价，一般商民喜出望外。”[12]同时，商品流通渠道的畅通又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对外出口额大幅增加。其次，统税对货物征税，全国采用统一税率，税率因货而异。即使税率较高的某些商品，较之厘金亦有较大的减轻。因为厘金的税率与抽法全国无一定章，甚至在同一省内也不一样，任凭各地自行决定。这种弹性税率不仅引起商品市场混乱，而且厘金征税的货物品种繁多，几乎无所不征，而统税征收仅仅限于8种商品。商民的负担大大减轻，提高了经营积极性。
（四）裁厘有利于民族工业的恢复与发展
从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整体上看，由于厘金制的废除，解除了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束缚。一方面，运往外国的货物除麦粉可以退半税外，其它如卷烟、棉纱、火柴及水泥等均予免税；另一方面，对外国输入水泥、棉纱、火柴、麦粉等货物，除了照样完纳关税外，仍得交纳统税。这就是说，同样的货物，国货只需交纳一次税，而进口洋货则需交纳两次税。[13]这在民族工业品与外来工业品的竞争中有保护国货的作用，推动了民族工业的振兴和发展。
作者：马广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