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汭Du Rui
公元1282年的某一天，当御史程钜夫奉元太祖旨意搜访江南遗逸并带回了二十余位才华卓越的汉文人到大都时，32岁的赵孟頫就身处其中，“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的他受到了忽必烈的称赞赏识，后来被封为四品的集贤直学士。可想而知，作为宋太祖的第11世孙，此时站在蒙古可汗面前，他的心情该是何等的复杂与纠结。在经历了国破父亡的悲楚哀伤，经历了荣华贵胄到潦倒贫民的起落跌宕，经历了远大抱负到惨淡现实的无可奈何后，赵孟頫最终惴惴不安地选择了入仕元廷。这个决定显然是他一生遭受所有非议的源头，但另一方面，开放的蒙古帝国各种文化的激荡、国际化都市的新鲜见闻都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活体验。
没有冲击，便没有觉醒。如果当日的赵孟頫选择继续留在相对封闭的吴兴也许就未必有后来的艺术成就。促成文化与艺术认知升华的根本动因，正是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和对话。西方艺术史的每一个主义和潮流的诞生均是如此，然而这一话题却是历代中国艺术史书写者不情愿直面的事实。赵孟頫这一享誉海内外的全才大家的成就必定离不开其身处的大气包容的时代，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过往的研究者却很少从根本上突破闭塞的观念，尽管任道斌先生在《论赵孟頫与元代少数民族书画家》一文中列举了与其交游过的异族文士，美国学者高居翰也仅仅看到了北上的赵孟頫在接触大量古画上的优势。但当下的赵孟頫研究仍旧缺乏更为广阔语境的还原。本文正是试图从放宽的历史视角审视元代以及其他三大汗国构成的整个蒙古帝国更大的文化环境，以多元宗教的共生、不同宗教文学艺术的对话、与异族文人的交游及国际的文化交流等诸方面阐述赵孟頫社会心理的变化、文化观念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影响及其对他的文艺理论体系建立起到的积极作用。
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铁骑几乎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西起波兰，东至太平洋，北至北极，南达南海，疆域空前广大。建立了包括大汗国（元）、伊儿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在内的四大汗国，虽然元代以残暴著称，但不得不肯定的是，正是草原民族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政策造就了“宗教混搭，天下一家”。的壮观景象。种族及文化之间没有了樊篱，大范围内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融合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环境。正如美国著名蒙元史专家杰克·威泽弗德所言：蒙古人横扫全球，既作为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至高无上的文化载体。当时的北京绝对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会，中西方交流急剧增加。各大汗国交通便利，官员使者、商人游客、僧侣传教士、艺术家和能工巧匠往来穿梭，络绎不绝，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民族和地域来源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与清静朴素的吴兴生活相比，繁华京城的活力与魅力无疑深深地吸引着赵孟頫。
蒙古人原本崇奉的萨满教、后来改信的藏传佛教、西藏苯教、汉人的儒家思想、禅宗佛教、道教、西域诸国的伊斯兰教、古波斯的袄教、摩尼教、欧洲的基督教甚至是犹太教……风云际会，堪称壮观。文明之间不断迸发出的惊艳火花扑面而来，当时的北京和现在的北京一样，容得下整个世界。这些奇妙见闻一定让受正统儒家思想浸染的赵孟頫深受触动：世界有多大？宇宙有多无边际？是怎样的人群造就了如此繁多的精神结晶？每种信仰和哲学还有文学艺术体现的都是怎样高深的人类观念?它们的共同点和差异性是怎样的？自己和自己代表的南方文人的哲学与信仰和它们比起来有怎样的特点？如何在这样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摆脱末等南人的身份，为自己也为南方文人争得话语权？又该如何让汉文明在蒙古人统治下继续传承下去？一个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混搭语境中产生的。
从忽必烈到仁宗，四代蒙古君王的宠爱栽培也是赵孟瘕“荣际王朝，名满四海”不可或缺的条件。尤其是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的推崇备至，在有人对赵孟頫提出不同意见后，他却历数赵孟頫的优点：“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白、宋苏轼，姓名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帝王苗裔，一也；状貌呋丽，二也；博学多闻知，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者，造诣玄微，七也。”在这位皇帝的眼里，赵孟頫简直就是一位完美的人，因此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来说坏话的人，并还立即赏赐赵孟頫“钞五百锭”，授予他翰林学士、荣禄大夫，官至一品，还推恩三代。如果不论及政治品格，蒙古帝王的器重栽培确实是他最幸运的人生际遇。
元代立藏传密宗佛教为国教，封很多“西蕃僧”为国师，这使赵孟頫能够频繁地与他们往还，他曾在《红衣西域僧图卷》题云：“余尝见卢楞枷罗汉像，最得西域人情态，故优人圣域。盖唐时京师多有西域人，耳目相接，语言相通故也，至五代王齐翰辈，虽善画，要与汉僧何异？系仕京师久，颇尝与天竺僧游，故于罗汉像，自谓有得，此卷余十七年前所作，粗有古意，未知观者以为如何也。”与异域僧人的接触使得自己画罗汉方能得些唐时古意，画家显然得意于此，而那些偏安一隅的南方文人恐怕实在没有这样便利条件的。离开信仰和精神交流谈艺术是肤浅而孤立的。赵孟頫的古意论的背后，不排除有对如唐代、元代这种世界文明广泛交流状态的推崇，而他在佛学上的修为与后来道家思想的确立以及对文艺的理解与他广泛结交不同宗教信仰的朋友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这其中，与他关系密切的就是祖籍中亚、父辈来自东土耳其斯坦的正宗穆斯林高克恭，关于他们信仰间的交流虽无文字记载，但是从二人大批题画诗和时人评论他们深厚友谊的诗文来推测，在终日诗酒酬答、书画寄兴的同时，不排除高克恭曾将当时流行的伊斯兰教统治思想，即重视内心净化和精神修炼的苏菲主义介绍给赵孟頫，也不排除二者曾在颇具共通性的释道与苏菲神秘主义间有过深入的比较与探讨。此外，元史记载与赵孟頫过从甚密的还有康里不忽木与康里巙巙父子、廉希贡与廉希宪兄弟多位色目重臣，虽然他们都对汉文化表现出倾慕与敬仰，但是他们自身所处族群和家庭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以及文学艺术观念多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赵孟頫的认知，趋向深入的精神领域的思索。
史学家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列举的深度华化并具有高深中国文化修养，在儒学、佛老、文学、美术、书法等方面卓有成就的西域人共132人，其中葱岭以东56人，葱岭以西68人，其他8人。在葱岭以西的68人中，（根据文献中对其族属或来源地的记载）西域23人，回回20人，回纥3人，苔失蛮3人，大食2人，阿鲁浑2人，板勒纥城1人，康里5人，伯牙吾台氏1人，也里可温8人。他们中著名的学者有赡思、蔡罕、巙巙、回回等。著名诗人有泰不华、道贤，萨都刺、丁鹤年、雅琥、蒲寿宬等：著名的画家有高克恭、丁野夫等；书法家有嶬嶬、泰不华、赡思等等。而这些人和他们的文化成就，都与赵孟頫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甚至是培养出了情笃至深的友谊。文明的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在他们华化的同时，也可能在许多时候给赵孟頫介绍过古老异域文明的灿烂文化，带来无限的向往。
各种宗教艺术比如雕塑、绘画、建筑、诗歌等等也是交相辉映，伊斯兰风格的清真寺建筑被引入了中国的各个地区，丰富了中国的建筑艺术形式，对中国建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古老的四大著名清真寺中的浙江省杭州市“凤凰寺”就是由来自中亚的著名伊斯兰教大师阿拉尔·丁（Alaal-Din，?-1313）修建的。赛典赤·赡思丁在昆明建寺多达12座，保存至今的仍有两座。除中文外，蒙古帝国的官方用语包括蒙文、藏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常常是一句话同时要写成好几种语言，各族书法家在书写的过程中都有着独特的风格，尤其是讲究变化和装饰的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对以抄写经书为主要工作的赵孟叛来说也是有趣的见识。经常北上南下的赵孟頫应该无数次目睹过异域建筑师的建筑佳作，品味异族诗人和画家的作品，他们对宗教或艺术的理解从各个层面都给他带来了新鲜的面貌和气息。
历史是复杂的，在这种超级百搭的特殊文化语境中，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汉儒文化异军突起，与其说是逆境中的反抗，倒不如说是纷繁之境的清晰自觉，是与异质文化艺术的互相成就。中原西面的三大汗国始终承认元朝国君的宗主地位，不同程度地遣使朝贡。其中，忽必烈汗与旭烈兀汗的同胞兄弟关系，使得元帝国与建立在波斯土地上的伊尔汗国的关系尤为特殊，这是继唐代之后，两大古老文明最为亲密的时期。不赛因汗（1317-1335在位）时期仅1329-1331年间派往中国贡使就达八次，有一年竞往返五次。其时，游牧民族的文化观念和审美习惯稳固不可动摇，统治阶级文化上更加青睐于中亚和西亚。波斯作为西亚中心，虽几次被外来民族统治，但其文化却一直是承袭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及萨珊以来的文化传统，而且是古巴比伦文明的最好继承者，其文明的强大和顽固性使得从没有哪个征服者的文化可以取而代之。
蒙古统治集团早就做过比较，他们认定，西方的产品远比中国的优秀。显然，形制清晰、豪华奢侈、装饰性强的艺术品无疑在建国初期更符合统治者的口味。据志费尼记载，当蒙古人攻下讹苔刺、撒马尔罕、马鲁、花刺子模后，掳掠了数十万工匠。其中的一部分被证实来到了中国，参与各种装饰艺术品的制作。有元一带，手工艺品尤其是青花瓷的制作，与古波斯文明的复兴这个前提有很大的关系。景德镇的浮梁瓷局一时间“工匠来四方，器成天下走”，从存世的元青花瓷的各种纹样来看，横s纹、缠枝莲纹、卷草纹、莲花纹等处处显示出古代波斯的装饰风格。赵孟頫没有理由避开那些造型考究、刻画精细、色彩艳丽的工艺品，甚至也许还亲眼见过一些操着波斯语的能工巧匠是如何进行创作的。
从大不里士到元大都，伊尔汗国进献的贡品中，一定少不了他们视为国礼的手绘书籍，最好的范例就是《帝王传》《史集》和著名史学著作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等著作和插图，其画风五彩缤纷，装饰繁复，富丽堂皇，人物形象描绘生动细腻，各种题材变化无限。那些令人爱不释手、精美绝伦的正是独特的波斯细密画。刻画精致，以线造型，采用矿物质颜料、黄金水银，甚至把珍珠、蓝宝石磨成粉状当颜料，图案考究，色彩丰富。这一时期称为蒙古风格或大不里士风格，因着伊斯兰文化“恐惧空白”和“生生不息”的观念，构图尤为密集。作为仁宗最为宠信的汉文人，赵孟頫完全有条件接触到帝王的收藏，我们可以试想他看到这些精致奢华、色彩艳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绘画时的感受该是何等的惊叹，不仅如此，西藏的唐卡其风格也与此接近，日本当时也有描金画，同属于东方绘画体系，怎样才能从这些精工一路的表现方式中独树一帜必定是他曾经反复思考过的问题。后期他的画风由工细转向率意简练，大面积留白，色彩一再减少直至纯粹的水墨，最终修炼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文人绘画的独特面貌，仿佛鲜艳花丛中清淡的兰草，气质非凡。
波斯细密画的诞生和元代中国文人画的异军突起，应该不是偶然发生的，无论是波斯绘画还是中国绘画都可以看作是敦煌艺术的后裔，伊尔汗国与大汗的联络路线，仍是利用塔里木盆地南边的道路。据《元史》卷一二一中的《按竺迩传》所载，戊子（太祖末年），自敦煌置驿抵玉关，经此通往西域，据史料证实，塔里木盆地南边路线确实重新被注意和重视。南边道路再次开放通行，敦煌随之开始恢复了活力。。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波斯细密画在蒙古人统治中的突然崛起，与敦煌要道的再度通畅有关联，那些最初的细密画家，也许正是被带到这座庞大的美术馆中，在洞窟中观赏临摹古人的精髓才获得灵感。大胆假设，当时的赵孟颓有没有机会到过敦煌，或曾听闻从西面而来经过那里的人描述那些金碧辉煌的壁画和雕塑，当然，这些有意思的假设，都需要考古学家和历史研究者们找到更为直接的证据。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尤其是敦煌的艺术实际上一直就是亚洲各民族共同的智慧结晶，在漫漫历史风沙中，早已无法细分你我。在元代，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选择了不同的回归古典的道路，虽然我们只能揣测他们之间间接的关系，但是伴随着近年来显现的证据，波斯与中国艺术的深层次关系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更何况，这样的推理符合艺术发展的逻辑和规律。
此外，陆路与海陆的交通畅行，使得马可波罗等欧洲东行者来华甚至久居，也自然会把他们的艺术和审美习惯介绍给元廷文臣：而与日本、高丽等近藩，文化交流就更加频繁了。许多高丽商人、僧人和学者来到大都侨居或旅行；蒙古王朝与日本，还订立协议，让两国僧人可以进行互访活动。日僧雪村咏梅曾访赵孟頫于书斋，作书笔势雄浑，使赵为之惊叹。赵孟頫声名远播海外，日本、印度人士都以珍藏他的作品为贵。近人马宗霍《书林记事》谓：“元赵子昂以书法称雄一世，落笔如风雨，一日能书一万字，名既振，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外国人的倾慕和追捧必然也是赵孟叛在国内位置巩固稳定上升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外力。
除了同时期的异族艺术家，赵孟頫也有幸见到了许多南方文人难以看到的古代外国来华画家绘制的古典真迹。在看到五代后唐契丹人李赞华（姓耶律氏，名培，东丹国人）的作品时，他说：“画人物以得其性情为妙，东丹此图，不惟尽其形态，而人犬相习，又得于笔墨丹青之外，为可珍也。”品鉴的同时，他也势必无数次地将之与传统汉人绘画进行比较和反思。
增强品鉴能力的同时，宫廷中的赵孟頫在艺术实践上也是砥砺精进，功力大增，大大拓宽了传统汉文人艺术题材的范围。《致鲜于枢论古人画迹札》中，他写道：“都下绝不见古器物，书画却时得见之，多绝品，至有不可名状者，有晋人《谢稚三牛》图，妙入神，非牛非麟，古不可言。……韩干《明皇试马》、张萱《日本女骑》，皆真迹。”而这些画牛画马的题材，是绝对非汉儒青睐的典型题材，比如《调良图》，空旷的背景中，马的鬃毛与马夫衣襟胡须在大风中飘荡，动态味道，古意盎然。这也许是他所临摹的某幅古人之作，抑或是自己的一张创作。无论赵孟頫是否有意要顺应官贵审美爱好博得统治阶级欢喜，事实上他后来的马画确实达到相当的造诣，不仅画马，他还给朋友仲信画了《二羊图》，也一样成为他的特别的代表作。马和羊都是游牧文明的文化符号，中亚西亚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而赵孟頫在题材上的放宽和尝试，足以证明他在蒙古人朝廷中历练的全能驾驭毛笔的技法能力。也从另一方面阐释了他的文人画理念，即必须重视技法，应该首先是画，然后当思想和意识升华到一定程度才能称之为文人之画。
不同背景的文化艺术频繁接触，交游、品鉴皆是非汉族文化产物，正是那十几年北游的经历，使得家学修养本就深厚的赵孟頫大开眼界。视野的宽度为他高屋建瓴的思想奠定了强大的基础。从老家简静的生活到京城的喧嚣宫廷间，赵孟頫几进几出，终于在与众多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学者和异族统治阶级的交流对话中不断觉醒升华，从逸笔草草的文人墨戏，到精工细作的中外古典绘画，南北两极间，形成了“中和雅正”的审美境界。他为书风转变早于北方的南方文人们开辟了一个成就其文艺声名的捷径。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元代文艺的发展过程中，以吴兴、杭州一带的文人为代表的南方文人以及其所代表的审美趣味从大都开始，慢慢侵蚀了整个北方，并将南方文人那种讲究温润、秀逸的审美倾向逐渐转化为整个中国文人的审美倾向。从末等南人到一品官员，华丽转身，将南方文人对书法、绘画等文艺观念渗透推介给帝王贵胄，逐渐扭转了他们的喜好，慢慢向文人艺术转化，这种转化甚至体现在元青花的图案中。
伟大的时代成就非凡的大师，非凡的大师造就卓越的艺术。正是蒙元这样一个堪称开放大气的“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给他提供了足够高超的眼界和宽广的舞台。从老家简静的生活到京城的喧嚣宫廷间，赵孟頫几进几出，悉心研习融会贯通，最终选择了一种符合文人审美的图式。元代之前，所谓的文人画还只是存在于苏轼等大文豪的只言片语和几笔墨戏中，并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正是以赵孟頫为代表的仕元文人徐徐拉开了文人艺术的大幕。以文人绘画观念来融会晋唐以来的绘画传统，终于在与众多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学者和异族统治阶级的交流对话中不断觉醒升华，形成日臻成熟的审美理念和文艺主张，建立了覆盖诗书画印完善的文人艺术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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