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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体育类电视节目的特点及文化传播模式——以《奔跑吧兄弟》为例

  • 投稿李成
  • 更新时间2015-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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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常青

(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北京海淀区100081)

摘 要:体育类电视节目在新的媒体环境下有着明显的娱乐化倾向,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又必须保持适度。在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过程中,电视节目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渠道,媒体应认清自身所处的环境和责任,强化文化传播意识,营造更为健康的媒体环境。

关键词:体育类电视节目;娱乐化;体育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8X(2015)03-0051-03

基金项目:科技部社会发展司研究项目(2014BAK15B01)。

进入21世纪,随着传播结果目的性导向的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体育节目融人了综艺和娱乐的元素,在背离了原始的、严肃的、欣赏性的体育节目模式之后,良莠不齐的体育节目充斥着荧屏,甚至要靠出位、出格、制造话题来吸引眼球,背离了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体育节目的娱乐化是否可行,体育节目与综艺节目的结合如何进行,体育节目如何反映出背后的文化内涵都成为值得探讨的命题。

1新时代体育类电视节目的特点

多年以来人们对体育类电视节目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认识误区,即在体育频道播出的即为体育节目,或者将体育资讯类的节目统称为体育节目,实则不然,体育首先被定义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我国自清末才有“体育”一词由外传人,一开始还与“体操”混淆不清。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体育相关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体育”一词的内涵与外延早已不是单纯的运动项目而已。

1.1体育节目多元化趋势明显

节目形态多元化。最初的体育类电视节目主要以体育资讯和单纯的体育竞技类节目为主,然而现在的体育节目在形态上已经完全不拘泥于单一的模式,而是将资讯、团队(个人)竞技、真人秀等形态融合起来,在每一个小栏目板块上下功夫,做文章,吸引受众,提升收视率。

受众多元化。和以往体育节目的受众多为男性不同,新时代媒体环境下的体育节目,由于收视率的压力,将它变成了一场全民的狂欢,受众模式由“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发生转移,即节目的制作人不再是节目的核心指向性人物,受众的需求和接受度成为节目的传播效果考核中心。节目的制作观念从教育民众向展示信息、分享信息、邀请受众融入传播主体进行转变,从而最终形成受众的节目依赖(即“教你玩”、“为你玩”、“带你玩”、“你来玩”逐步转变)。受众的主体意识也从“靶向性”的被动接受向逐步成为主导性传播者转变(在“没法玩”、“看别人玩”、“和别人玩”、“自己玩”的过程中逐步转变)。受众逐渐成为第二“把关人”,从而融入节目当中。

1.2有强烈的娱乐化、综艺化倾向

体育节目和娱乐节目、综艺节目的融合历来是各界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从传播的目的性、受众获取节目的出发点和传播效果的检测来看,体育节目融入娱乐、综艺的元素不可避免。值得注意的是,要避免体育节目的粗鄙化和低俗化,将低级无知、肤浅庸俗当作娱乐。必须深挖体育节目的优秀文化内涵,找准和娱乐的结合点,采用综艺的手段和形式,呈现体育之美和体育节目的娱乐性。

1.3优秀体育节目的文化内涵较高

从一些国外的关于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著作中不难看出,体育承载着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文化内涵,如Johan Huizinga的《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Georges Vigarello的《从古老的游戏到体育表演——一个神话的诞生》以及Allen Gutt-mann的《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不同的体育项目,从地缘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乃至国际政治学方面,都有着其发展的历史痕迹。如在中国流行的武术,在日韩风靡的跆拳道,在斯里兰卡红极一时的板球,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棒球等等。在国际文化传播方面做的最好的则是篮球和足球,无论从推广、传播、建设等各方面来看在世界范围内均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强有力的推动和不断的创新是其走出特定地域,走向世界的“法宝”。同样,优秀的体育节目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内容也是最为吸引受众,同时提升节目档次的“利器”。

2优秀体育类电视节目样例分析

以《running man》为例。2014年10月浙江卫视推出了一档新的节目《奔跑吧兄弟》,以破竹之势,将收视率稳定在3%以上。这个节目定位为大型户外竞技真人秀节目,即以真人秀为形态,以户外体育竞技为内容的综合性节目,其实这是一档由韩国引进的“移植”节目,其节目架构、设计理念、制作模式都全部按照韩国的原版节目《running man》进行。在节目拍摄和制作的过程中,韩国的导演团队对整个流程进行把控与指挥。但是对于从2010年起就开始观看韩国原版节目的观众来说,中国版的跑男和原版总有一些差距,究其原因,则在于其竞技环节设计当中的文化内蕴区别。

2.1节目整体设计依托韩国传统文化

场地设计。韩国版《running man》的拍摄地大部分集中在本国地域内,少部分的特别节目在异国拍摄。在本国的场地选择多为地标性文化建筑,如大型国际展览会或论坛现场、博物馆、图书馆、市政厅。在游戏环节的设计上与这些场地特点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完成节目任务的同时,展示出场地设计的特有内涵与作用,从而引导和介绍场地功能,展现其文化内涵。同时,还有很多节目在乡野户外录制,突出淳朴的自然气息和农耕生活,甚至有相当一部分节目在大众菜市场录制,将游戏环节融人当地人的普通生活当中。相比国内的移植版《奔跑吧,兄弟》,将录制地点大多放在商业区和旅游景点,显得不够贴近生活和缺少文化内涵。

游戏设计。在韩国版《running man》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游戏是趾压板和拍画片,一个代表着韩国全民养生的意识,另一个则是所有孩子童年的游戏。导演将中医穴位养生和全民童年记忆打造成乐趣满满的体育游戏,进行全球的传播,从而进行其文化推广。国内的移植版《奔跑吧,兄弟》由于是购买版权的引进节目,因此也是照搬游戏设置,并没有开发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游戏,因此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2.2 细节之处凸显传统

在韩国版《running man》节目当中,可以看到很多韩国人生活的细节,如礼节、饮食、交通、节日、祭祀等。节目嘉宾经常选择乘坐大众交通作为出行工具,如果在地铁上碰见上年纪的老人,会恭敬的送上自己刚刚购买的食物以示礼貌,而老人们也会非常自然的接受食物并品尝。正是这些细节的累积和展示,从各个侧面展示了韩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从而显得饱满而富有生命力。相比国内由于狂热的拜金和追星氛围,导致中国版只能封街拍摄,如果开放式拍摄就会发现画面里聚满了看热闹的民众,把明星围的严严实实,看客一般追着明星狂拍和握手,已经丧失了节目本身的拍摄初衷,成为一个悲哀的真人秀展览场。

2.3强烈的文化推广意图

观看韩国版节目不难发现,每一个细节的设计都有着其背后强烈的文化推广意图。如调动整个社区或者村庄,参与到节目环节的设置和游戏竞技中来,体现强烈的集体协作感和荣誉感;选择普通的菜市场或者野外山村作为拍摄场地,凸显物产的丰饶和人民生活的安乐富足;将大众交通工具作为明星出行的选择,打造明星亲民、礼貌、谦卑的个人形象,展示韩国人民善良友好、礼貌待人的国际面貌;将棒球、足球、篮球、智力游戏等大量融入节目当中,营造国际化的都市感和不排外的熔炉氛围。总之这一节目甚至已经将推广韩国文化作为己任,在世人面前营造出了一个民主、友好、文明的强国形象,从文化人手,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在《running man》节目里,受众被带人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主持人和参与者成为这个乌托邦里的民众化身,他们睿智风趣,但绝不营造“完人”,偶尔呈现的缺点成为人性必不可失、又不影响大局的可爱点缀。这种以打造偶像剧似的综艺节目制作手法,完美地包装出了一档国土性节目,席卷全球。相比国内制作的《奔跑吧,兄弟》,由于明星制度的非职业化、媒体环境的复杂化,导致这种移植变味。一个以文化为内容和包装的节目,在中国沦落为几个名人明星的个人秀场,娱乐化倾向严重。

3体育类电视节目文化传播模式

3.1适度娱乐化的传播手段

威廉·斯蒂芬森认为,大众媒介的游戏行为是有益的,随着娱乐的持续火爆和人类价值的回归,传播游戏理论得以展示。娱乐作为人的社会性的突出表现就是现代体育活动的普及。文化工业的本质是制造快乐需求并满足,艺术的内容价值不仅仅是包装,它的魅力在于艺术或娱乐背景制造的快乐。笔者认为体育类电视节目娱乐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娱乐性的传播手段是最大程度强化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体育节目本身可供挖掘的娱乐元素非常丰富,包括规则的不确定性,参与人员的个性,赛事发展的戏剧性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等等,这一系列元素的挖掘和运用,会大大提升节目的可观赏性和观众的参与度。

3.2适应体育文化传播的规则

体育类电视节目中的文化传播必须遵循文化传播的规则:

(1)用辩证唯物的思想去看待不同历史阶段和环境下的传播行为与效果。不论是早期的硬性传播,还是后期的柔性传播,不同的历史环境会造就不同的传播方式。体育类电视节目要主动适应新媒体时代传播环境,守旧迂腐,固步自封固然不能达到好的效果,一味迎合大众口味,偏向庸俗低级更不是可取之道。

(2)强调并突出“人”。不论是在节目中创造一个强有力的节目推动者(主持人)形象,还是吸引更多的观众亲身参与到节目中来,强调并突出“人”的重要是将节目精神与理念具体化的手段。

3.3 内容为王

在学界和媒体界一片“内容为王”的呐喊声中,很多体育节目制作机构却并未深入探究。我国体育类电视节目的制作水准一直不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媒体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认识不清。优秀的体育文化传播会在内容上挖掘项目本身蕴含的文化信息与线索,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延伸和整合,而不是硬性地将体育项目推送出去。

4结束语

新文化语境当中的传播效果和创新息息相关,体育类电视节目的文化传播既需要执行者不断的深入挖掘与创新,更需要媒体把控自身的传播行为。当社会进入消费主义时代,各种无下限的娱乐节目充斥荧屏,受众个体的“求乐”本能被夸大与泛化,发展成整个社会蔓延无度的娱乐狂潮。然而,过度的娱乐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疏离,媒体此时应该重视自我的“主流”意识,营造不偏离主流价值观引导的传播环境,打造符合人性化需求的文化传播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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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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