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教育部日前发布《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由92 条规定构成。《标准》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给予特别关注，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生活本领”，有两项规定直接同劳动相关，要求学校“适当布置学生家务劳动，培养劳动观念，掌握初步劳动技能”，“为学生在校园内参加劳动创造机会，采用‘校园加农户’等方式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卫生保洁、绿植养护、种植养殖等与学生年龄相适应的劳动”。
有意思的是，关于家务劳动的规定：学校方面普遍表示欢迎，只是希望更具可操作性；学生本身愿意，但家长则反对者居多，理由出奇的一致，“作业都来不及做了，还做家务，更不会去学农”。
家长如此反应本在意料之中。近年来学校教育中存在一种诡异的悖离。随着人口高峰退潮，中国学生的高考录取率持续走高，理论上应该让家长们的紧张心理有所缓和，但现实并非如此。相反，越来越多的学生为几所“高大上”的名校挤破头，似乎家长完全以挤上巅峰大学作为解决孩子人生一切问题的唯一出路。
对家长反应如此悖理，舆论很容易归之为其人价值观有问题。但如果好好做次调查，看看在“反对孩子做家务”和“家长社会地位”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关性，或许会有意外发现：可能越是现在忙于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的家长，越是反对孩子参加劳动，因为他们在给孩子设计人生道路时，多以自己人生作为反向参照。所谓“价值观混乱”实际映衬出残酷的生活逻辑：劳动者既然对自己所从事的劳动不认同，当然不会再把会劳动视为孩子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相反，跳出“劳动者身份的社会遗传”，才是身为劳动者的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望。
如果说“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决定前途”的说法能成立，那为走出劳动者的家庭“宿命”而只专注做习题，不分心做家务，又有什么站不住脚的呢？ 所以，在批评家长们价值观“错乱”之前，必须重温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定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让劳动者认同劳动，并愿意让孩子掌握劳动本领，必先从恢复劳动的地位和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做起，否则无助于改变家长“不正确”的“三观”。
说到这里，又不能不提及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与普通家庭不认同劳动，甚至不认同全面发展不同， 一些身为成功者的父母却越来越意识到只会做习题的孩子不但难以成功，更可能失去生命的意义和丰富的人生。所以，跳出应试教育的窠臼，走一条自我发展、全面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不少成功家庭为孩子设计的成长策略。
（原载于《中国教育报》2014 年8月14 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