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论哲学视域中的教育和教育学研究

  • 投稿猪小
  • 更新时间2015-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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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吴亚林,湖北科技学院教育学院,湖北 437100

  内容提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 键 词:生存论哲学 教育 教育学

  一、生存论哲学及其意蕴

  当前我国哲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是从传统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哲学转向生存论,生存论哲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理论阐释模式呼之欲出,作为一种在自然、社会、历史与文化中敞开的人的实践活动哲学感性出场。生存论哲学所开启的对人及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新思量和解释,既增强了哲学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创造功能,又进一步彰显了人的生存特性,确立了社会生活中作为价值主体的“人”。

  (一)生存论是哲学思想理论的新发展,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生存论哲学要重建人和世界的存在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解释原则

  存在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然而,“存在是什么”及“存在如何存在”的问题在古今哲学思想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追问世界的本原及认识可能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在哲学流变和学术理路进展中不断分化和专门化,生命哲学、存在哲学、现象学、实践哲学、语言哲学、价值哲学、社会哲学等主题逐步推出,对传统的哲学解释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质疑,对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吸取与批判,推动着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的“生存论转向”,彰显遮蔽的生存论成为当今哲学的重大课题。“所谓生存论的彰显,意味着从传统的存在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向生存论哲学转变的路向。”[1]p2从我国哲学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生存论哲学已然成为批判借鉴西方现当代哲学、回归马克思哲学和融合中国传统哲学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是中国问题情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新范式。

  生存论首先就是要破除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知性逻辑思维方式,建立关于人和世界的存在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解释原则。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贯穿着一种被称之为“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理论。“所谓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是‘存在论’问题上的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感官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存在本身,隐藏在它后面作为其基础的那个超感性‘实体’,才是真正的‘存在’,构成了‘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2]与这种理论相适应的是二元论的形而上学传统,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所要探寻和追问的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最高依据和终极原因。在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中,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具体与抽象、特殊与普遍、偶然与必然等概念二元对立,后者是作为第一性的,前者是作为第二性的,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而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的是西方知识传统中的“知性思维”或“概念性思维”。知性思维总是力图穿越感性现实去寻找世界的本原而否定感性现实的存在,这种寻找是通过自我意识的知性思维以独断的方式削平和抽取存在者的存在特性来完成的。因而,西方传统的实体本体论及其形而上学的知性逻辑思维方式只能是一种“意识哲学”,因为他是在人的自己的“意识”里完成的,而不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完成的。

  西方哲学强大的形而上学传统及知性思维妄图建立包容一切的哲学体系,以其“总体性”的概念思维吞噬存在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消磨存在者的特性,将存在抽象化为某种“绝对观念”本质,这种思想受到了黑格尔以后哲学家的质疑与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趋势是对形而上学本体论及知性思维的反动。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的“本我”等都是对实体本体论的背弃与逆动,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都力图找回失却的“存在”,重释人和世界的关系,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则对现代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进行解构,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抹平差异、执著于普遍性和统一性的专制统治性,倡导多元主义,力图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哲学以其“感性实践活动”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思想,确立了感性实践活动先于逻辑和知识并构成逻辑和知识的本体论地位,实现了存在论的变革及哲学阐释方式的转换。正如吴晓明所说,“马克思哲学揭示了前概念、前逻辑、前反思世界,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在存在论基础上跃出知识论路向,颠覆了整个柏拉图主义,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从而开启了哲学的生存论路向,构成了哲学革命的全新地平线。”[3]生存论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在历史文化的实践中统一的生存结构,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了人与世界关系的解释原则:“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是“在世”的人,“人与世界”共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基于生存实践活动的,感性实践活动构筑起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生存论结构。这种结构就是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这种本源性关系决定了人的“在世存在”基础地位,建立了世界的“人学”意义和人文价值,也突显了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性)是人的本源性的生命存在方式。

  (二)生存论是哲学表达方式的转换,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理论表达,生存论哲学要建立人类活动的行为准则

  生存论哲学所揭示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结构还仅仅是一个前提和基础,揭示了“人在世界中”的敞开,那么,人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呢?“人在世界中”并不指向人与世界的“混沌”式存在,不是“活物论”式的存在,也不是形而上学主体性设定的站在“绝对”高度君临万物的存在,而是通过感性实践活动、通过生产生活来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p273人的生存特性有丰富的哲学意蕴。第一,人不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性,不是某种永恒的本质规定,而是在生产生活中并与自然、社会和历史文化“共在”的实践性存在。就人本身而言,人是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灵魂、自在与自为、有限与无限的矛盾统一体;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普遍联系,互相确证,构筑了人的意义世界和世界的人文价值。第二,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又使人成为一种能动的对象性的存在,人在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中,通过认识,通过知识与逻辑,通过行动,通过类的实践,改造自然界、社会和人本身,这是一个否定与自我否定、超越与自我超越的过程。

  人的生存特性决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本源性关系的基础上又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对象性关系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又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人通过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人的改变。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使人能够站在主体的立场来认识、观察、测量、实验、生产和改造世界,确立知识论的基础和逻辑,增进人类的科学知识发展。这样,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仅仅是人文世界,同时也是科学的世界,他们内在地统整于生活世界之中。

  生存论揭示了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目的性是人类活动的根本属性,也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行为准则。第一,人类实践活动要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统整意义、价值世界与客观世界,实现人文与科学的统一。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人文与科学是人的两种“在世”方式,人文不是科学,科学也不是人文,人文追求的是意义与价值,科学揭示的是事实与真理。从综合的角度来看,人文和科学统一于“在世”,人文精神必然孕育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扩大人类的理解视野而强化人文精神。科技的单向度发展可能会“遮蔽”或者“遗忘”“存在”,但没有科技,人类就犹如井底之蛙式的“存在者”。第二,人类实践活动要适应和协调自然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发展的动态统一。马克思说,“人是自然存在物”,“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5]p169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明人是自然的存在物,自然不是人类的资源库,不仅仅是攫取的对象,而是人类的家园。第三,人类实践活动要适应和协调社会的发展,实现人与社会发展的动态统一。如果仅仅从认识论意义上看,由于人的“对象化”特点,人又往往将他人、社会作为对象,人与人的互为“对象性”而互相“否定”,似乎销蚀了人的主体性。但从本源性的生存论上来说,社会团结与统一是人的生存的伦理道德之根。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共在”特性,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只有在与他人的社会存在中才能实现。

  (三)生存论超越了“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确立了“价值主体”的合法性,为社会生活实践提供了价值规范

  自笛卡尔以来,近代西方哲学所确立的主体性观念虽然确立了以理性为依据的“人”的地位,但是,由于其理论核心是把“主体”作为“实体”,主体就成为形而上学的“主体性”了,形成了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所谓‘主体形而上学’,就是把主观意识的‘自我’实体化为‘主体’,强调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保证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终根据。”[6]p40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用“自由”和“反思”来解释主体性,主体性体现为四种内涵: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自由;唯心主义哲学自身: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以理性为依据的主体性贯穿于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科学、道德与艺术之中,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7]p20-22这种主体性被批判为主体的无根性、主体的独断性和主体的封闭性,这种主体性是随着近代认识论转向、把实体性的“人”作为认识的最终根据而产生的。

  生存论哲学所揭示的通过感性实践活动构筑起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生存论结构,确立了人的“在世存在”的基础地位,也确立了世界的“人学”意义和人文价值,从而奠定了人的“价值主体”的合法性。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关系。”[4]p34价值主体的确立标示着哲学的“人学”主题和“价值哲学”的生存论构建方向,生存论所确立的价值主体超越了近代哲学的“知性主体”或“思维主体”观念,从具有本源性的感性的、现实的、实践的生存维度彰显人的价值,并把人的价值与世界的意义内在关联,为社会生活实践提供了价值规范。第一,价值标准不是抽象的“理性”与“自由”,不是永恒的“普遍本质”与“客观规律”,价值标准在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第二,近代哲学的“主体性思维”及其“对象化逻辑”表现为一种控制性的、征服性的专制与暴力,它蕴含着“同一性”的规训法则,用同质化克服异质性,消融“他者性”,具有非道德性。价值主体具有生存论意义上的“优先性”和“他者性”,是社会历史文化中的“敞开”与“生成”,走向一种“可能生活”。第三,人不是某种抽象绝对的理性主体,人是社会生活中的理性与感性、肉体与灵魂、现实与可能、逻辑与直观等杂多的统一,人可以并能够从自身的社会历史文化实践中进行价值排序和价值选择,在文化语法中生产生活,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超越与自由。

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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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育的生存论阐释

  教育是什么,又不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撇开一些神秘主义的和极端的见解,人们大致认同的是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一般被称为教育现象。以前我们习惯于从教育学科视野看教育,从客观的、对象性的认识论眼光来“看”教育,基本是把教育作为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来看的,这个看法似乎没有问题。但问题就在于“看法”本身,其症结就在于我们过去的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对象性思维”,过去我们把教育当做单纯的认识对象,所认识的教育现象还只是对象性意识中的现象,是客观现象,而不是生存论哲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不是人与教育和社会共生的“共在”现象。

  生存论哲学提供了解释教育的一种思维。毫无疑问,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教育是不可能是独立的,也不可能是静止的,它虽然不是社会活动的全体,但以某种方式存在于社会活动的结构之中,教育活动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它体现了人的生存目的和存在价值,并以某种社会语法形成一定社会中具体的教育形态。

  立足于生存论哲学,我们可以尝试建立另一种教育的阐释方式。

  (一)摒弃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视点,确立教育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做”的思维,彰显教育的活动特性

  人们往往对象式地“看”教育,归纳教育活动的某种“本质”。周浩波认为,哲学上对教育的第一次注目实际上是探讨关于人与社会的理想、价值、信念的问题时,附带论述教育的,他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基本分析文本,分析了教育作为工具的发生语境和元规则。柏拉图的《理想国》对理念、善、正义、公道、理想的国家和完善的个人品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后,很自然地进入了教育问题,教育成为实现他的理想国的唯一途径,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哲学家和军人。周浩波由此认为,“我们所能肯定的教育思维的第一个坚实的立足点是,教育能够完成某种任务,而且这些任务只能由教育来完成。……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讨论教育的起点:第一,教育的确存在着,它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活动形式。而且,这种教育活动形式具有独特的功能,是其他任何的人类活动方式所不能取代的。第二,教育思维历程的起点是,教育有用,并且,用‘教育有特殊的作用’来为教育存在的合理性作基本辩护。这样,人们不再去回答‘教育为什么会起这些作用’这种穷原究委式的本体论追问。第三,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教育应该起到哪些作用’‘教育怎样才能起到这些作用’”。[8]p38周浩波的分析表明,由于教育有用或者说教育有人类其他活动所不能取代的功能,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教育:教育从一开始就被镶嵌在“目的—手段”的思维和理解框架之中。

  根据这种理解模式,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教育是一种工具(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的、生活准备的……)。这种理解模式就是把教育当做完成其他社会任务的工具,恰恰没有教育自身的“存在”。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教育还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工具”式的“存在者”,而不是“存在”,这样,教育就消弭了作为“存在”的活性和丰富性,沦为一种手段。例如,在二十世纪后期我国教育学研究中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当今这种思维仍然存在,把教育从社会活动中“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归结为某种“本质”,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视点,认为教育是“摆”在那里的死东西,无视教育的社会生活实践的活动特性。从生存论思维来看教育,就不仅仅是“看”的思维,而更应该是“做”的思维,确立教育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活动特性”。就其活动特性来说,第一,教育具有时间上的起源和发展特征,它始终在“过程”之中,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在不同的人类活动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第二,教育始终是人的社会活动,人的发展状况与社会生活状况交互影响,构成教育存在的社会境况,形成教育在不同历史和社会阶段的社会语法,从而,人们可以在参与不同的社会语法中认识和表达教育存在。

  (二)超越学科中心视野的“教育”视点,还原教育的社会生活整体性,建立教育与人、社会和历史文化的内在关联

  教育学者习惯从学科视野看教育,本亦正常,但又难免顾此失彼。从学科中心出发看教育,就是截取教育的某一片段来进行学科视野的分析,也容易“抽象”出教育的局部特征,斩断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联系,学科视野与“本质主义”思维一结合,教育就会成为森林中的一“叶”。学科中心视野就是一种“对象性”思维,是知识论的眼光,把教育当做供研究的客观物体,这就是近代认识论的思想模式。认识论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看作一种客体,供人们去认识、表述、改造与征服,包括人本身也是认识对象。近代认识论有三件法宝,一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对立,没有了它,认识就不可能进行;二是确定性的寻求,认识的目的就是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捕捉事物,征服和改造事物;三是知识论眼光和路径,用知性逻辑和概念化思维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探寻事物本身的“存在”及其特性。

  教育存在是一种与人、与社会历史文化不可能分离的存在,既有其“活动特性”,又与人、社会和历史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教育与人的生活本是同体互构的。教育是人类有目的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由于教育活动的目的性,教育蕴含着人类不同人种、民族和群体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的创造特征,在社会结构各个组成部分中,教育与其他部分构成开放的、动态的互构关系。在我们传统的教育理论中也经常讲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但都是进行静态的本质主义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就是“被决定”、“被制约”的“具有一定反作用”的社会存在,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看起来似乎全面辩证,其实却什么也没有说清楚。这就要求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从教育与人及社会存在的结构上进行“现象”还原,展露教育与人及社会的原初的内在联系。胡塞尔的哲学有个“现象学还原”概念,他从真理是现象与意识的符合出发,把客观现象在主观意识中的“还原”称为“现象学还原”,我在这里反其道而用之,主张把我们关于教育的意识进行社会生活“现象”还原,通过这一还原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其一,教育是人与社会生活的“共在”,它不是孤立的客观现象,更不是僵死的物品,而是开放的、生成着的人的社会活动;其二,教育在社会语法中承载着人和社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人学意义,教育既受制于社会和人的发展状况,又体现着人的理性和希望,它富含人类学的发展特征,汇聚各种历史文化信息,伴随着人走向成熟与超越,具有人学意义和人文价值。

  (三)彰显教育的属人特性,展现教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教育是生活世界的一种现象,是人是生存情态和社会存在状况的体现,也是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创造

  我们习惯于从意识、概念和思维出发探寻“本质”上的教育,往往忽视了教育现象的“本真”,教育现象的“本真”就是教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的结构性关系。我们回顾一下《学会生存》所描述的原始社会的教育图景:“在原始社会里,教育是复杂的和连续的。这时教育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人的性格、才能、技巧和道德品质,一个人是通过共同生活的过程来教育自己的,而不是被别人所教育的。家庭生活或氏族生活、工作或游戏、仪式或典礼等都是每天遇到的学习机会;从家里母亲的照管到狩猎父亲的教导,从观察一年四季的变化到照管家畜或聆听长者讲故事和氏族巫士唱赞美诗,到处都是学习的机会。这种自然的、非制度化的学习方式在世界广大地区内一直流行到今天;这种学习方式至今仍是为千百万人提供教育的唯一形式。”[9]p26-27这幅教育图景充分说明了教育是属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内含于生活世界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粘连。教育是属于人的,人也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人、教育与社会的生存结构来看,教育不仅仅是理性的,不仅仅是科学的,也不仅仅是规范的,而是根植于人的生活世界之中的,是人的日常生活的,是人的生存情态的展现,也是社会存在状态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命题。但是,还不止于此,教育还是人的社会生活创造,人通过主体性的活动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在创造中改变人、社会和教育,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又是生活世界的创造和超越。

  近些年来,受到存在哲学和现象学的影响,我国教育界认识到教育现象的复杂性,提出了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命题,这说明我们不再简单地把教育化约为某种抽象的“物性”。但是,仅此还是不够的,还要彰显教育的属人性,教育是人的生存目的之证明,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人要通过教育实现人的意义与价值,创造一种“可能生活”。教育活动是人类为了理想信念而设计创造的一种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价值的活动,教育蕴含着人类生活的目的性和价值观,而不是原初的、散漫的社会现象,教育立足于生活世界,还要穿过和超越生活世界,达成人的“可能生活”。由于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原初经验性的、自明的世界,具有直观性、散漫性、个体性、非理性和自我封闭性,它要接受某种理论的检测与反思,赵汀阳的“可能生活”又提供了一种目的性的思维,内含着人的目的性和超越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不仅仅具有“物性”,更多具有的是属人特性。可以这么概括:教育既在人的对象性关系之中,又在与人的共在性关系之中;教育既有物性,又有属人性;教育既是人的创造物,又是人的绵绵不断的创造本身;教育内含着人学目的与生存价值,指向人类生存的意义。这是从生存论得出的合理的结论。

  三、从生存论视角看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世界现代化以来,科学的发展及对科学的崇拜日盛,科学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的特指了,科学的逻辑需要科学研究共同体遵从一定的规范和标准而排斥其他一切非科学,关于社会、历史、文化和精神的研究被称为“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了,这大致也成为科学所排斥的对象之一。关于教育学科性质和地位问题,我国教育界有很多讨论,尽管教育学从一产生就试图科学化,这种努力是值得尊敬而有限度的,教育学对科学的自我迷恋导致的结果是自我迷失。

  教育学是不是科学,或者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大有争论廓清之必要,因为这既关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问题,又关涉到教育研究的旨趣、方法与目的等问题。讨论这个问题,还有助于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促进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在生存论哲学视野中,教育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既然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有目的、有价值的社会活动,那么,教育学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论学科,教育的实践指向与人学立场意味着教育学要超越知识论,意味着人的意义与价值构建。

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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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活动的学问,教育现象不同于一般现象,教育学具有综合性,教育学不必称为科学

  我们先看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社会发展教育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中心,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教育社会”的概念,与此相反,教育学自产生以来却越来越“迷惘”,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其一,作为社会实践的教育活动生机日盛,从一种简单的照料训育儿童、给青少年传授伦理道德和知识的普通学校活动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全民性和终身化的复杂社会活动;其二,越来越多的学科合理地或“越界”来探讨教育问题,教育学也主动引入其他学科理论来研究教育问题;其三,有些“职业教育学者”不忍或不愿看到其他学科“闯入”教育学科领地,力图建立“科学的”教育学科以抗衡其他学科,抬高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更多,这刚好证明了教育学科生命活力的日渐强盛。

  第一,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是教育活动,教育学科的核心概念、命题与知识资源及其体系都是根据教育活动提出和展开的,都是服务于教育活动的。教育活动的性质决定了教育现象不同于其他现象,也不同于胡塞尔意义的现象学之“现象”。教育现象与其他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最大区别就是目的性和价值追求。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人的发展问题。有目的地培养人,是教育这一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根本区别,是教育的本质特点。”[10]p16第二,教育活动的特性决定了教育学的综合性,实践品格和文化性格是教育学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教育学是从教育活动实践中产生并随着教育的发展壮大而逐步扩大其边界发展壮大的,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工业的迅速增长需要大批有知识的劳动者,普通教育迅速发展,提出了普及初等教育问题。实践需要催生了教育学,早在1605年,弗朗西斯·培根就根据教育的发展状况在《论学问的精神与进步》一书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教育学科,夸美纽斯在教育实践中写出了《大教学论》这部近代最早的教育学专著,赫尔巴特接过康德在大学的教育学讲座,开创了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学,力图教育学的科学化。当今,教育已经制度化,基本实现了全民性和终身性,教育活动的边际也在不断扩大,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日渐相融,教育学的研究越来越兴盛,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学科“闯入”教育学科领地。我同意这样的观点,统一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的“阿基米德点”就是教育实践本身,“唯有在教育实践中得到验证或辩护的知识才是‘教育的’,才是‘实践的’”。[11]石中英分析了教育学活动的主体、对象、概念、思维方式和知识基础等核心要素,提出了“教育学的文化性格”的命题,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推论出教育学的“民族性格”和“理论性格”。[12]第三,教育学的实践品格和文化性格决定了教育学不必称为科学,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我们知道,近代科学是近几百年从哲学中产生的,科学从其产生就以其独特的逻辑和思维方式壮大自身体系而脱离其母胎,且不受到哲学命题的制约。西方哲学的求知特性必然催生出科学,追问存在背后的本质、探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使“确定性”和“因果律”成为科学的真理共设,反过来,西方哲学致力于认识与事实的一致性企图把哲学也科学化(并已经部分科学化),导致了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与人文价值的危机。自狄尔泰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后,李凯尔特以价值为标准区分自然和文化,提出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两种科学类型,哲学家们面对哲学的分化也认识到理念性知识与经验性知识的不同。教育学不排斥价值因素,教育学需要理念性知识,当然,教育学也要吸纳科学知识,所以说,教育学具有综合性,不必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最多只是李凯尔特意义上的“文化科学”或现象学意义上的“人文科学”。

  (二)教育学具有相对独立性,教育学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教育学要依靠别的学科而存在

  教育学具有综合性,它可以以心理学、认知科学等为科学基础,吸纳现代科学成分,但它只能是“文化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但这既不影响教育学的相对独立性,也不危及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劳凯声认为,“教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门科学,而是一个专门化的研究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教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个专门化的研究领域。强调教育学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其实并没有降低它的地位,相反地,这样一种定位提升了具有人文特质的教育学在学术领域中的地位。”[13]教育学研究的是一个专门化的领域,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来说的,但是,就它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来看,教育学具有综合性,教育学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教育学要依靠别的学科而存在。我们从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可以看出,赫氏的教育学是建立在哲学和心理学基础上的,王坤庆在总结分析赫尔巴特教育学的方法论特征后指出,“由于教育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因此,研究教育必须整合多种研究方法,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来解决教育中的问题。”[14]教育学科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些观点。

  由于教育活动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教育学科的发展动力是人类的教育活动需要,教育活动的发展变化是教育学科的生长点。对教育活动的研究是一个专门化的领域,但并不妨碍从其他学科视野和借用其他学科方法来研究。实际上,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科学发展史所总结的“方法先行”,另一个就是科学的公共性。我们知道,培根和笛卡尔都生活于近代科学全面兴起之前的约一个世纪,但培根的经验方法与归纳逻辑和笛卡尔的唯理论方法及演绎逻辑构成了近代科学方法论基础,促成了近代科学的繁荣,这就是“方法先行”。科学的公共性是众所周知的,科学产生以后,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它的方法是普遍性的,它的社会进步意义是革命性的,科学成为对大众普遍的素质要求。这两个现象说明,一切科学本来是可以为我所用的,科学方法也是一种大众工具,不要把它当作教育学的异己,或神秘化,或排斥它。我们需要的是借鉴这些学科和方法来研究教育学的问题,形成新的教育学命题和扩大教育学的知识体系。

  (三)由于教育现象的活动特性,对教育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多学科视角进行,教育学的存在样态也就具有多样性

  许多研究者认为教育学是对教育现象的研究,我们也可以把人类的教育活动归纳为一种现象,这个观点大致不错,但要强调两个问题。其一,教育现象具有人类的主体性活动特征,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其二,教育现象兼具卡西尔的文化现象学、胡塞尔的知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之“现象”的综合特征。康德承续了西方哲学二元论传统,把世界分为现象与物自体,现象学从现象与实体本质一致性出发,认为“现象”就是事物本身,现象就是存在自身的显现。现象学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基础上有不同的发展理路,典型的是卡西尔的文化现象学、胡塞尔的知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教育活动作为一种现象,体现出“文化存在”、“对象性存在”(意识现象)和“在自身中存在”的综合特征。与此相对应,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与阐释起码有三种基本路径:文化路径、科学路径和哲学路径。这就说明,教育学的存在样态具有文化样态、科学样态和哲学样态,教育学研究能够并且应该从多学科角度来进行。

  教育学科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就质疑教育学的独立地位和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一些学者认为,西方教育学从pedagogy到education或educational sciences说明了教育学学科的分化和教育学的“终结”,唐莹和瞿葆奎的《教育学科分类:问题与框架》历数教育学分支学科及其发展脉络,唯独不见了“教育学”,这都是“科学”眼光看出的“问题”,而不是教育学本身的问题。我们要知道,从赫尔巴特创立的教育学到现在已经200多年了,如果把200多年的人类教育活动发展作为一个变量来考量,我们还能够怀疑教育学科的地位和合理性吗?教育的发展变化要求从多学科来研究“教育现象”,相应的,教育学科的“领域”也应该扩大,但这只是预示了一个现象:教育学科的重要性及学科存在样态的多样性。当然,教育学科和教育学研究者也要具有相应的胸怀。

  综上所述,从生存论哲学观点来看教育学,教育学是研究人的教育活动的人文科学,教育学内含人学目的论,与自然科学所具有的自我增值特点不同,教育学是“人为赋值”的学科,人赋予教育学以意义和价值,正如马克斯·范梅南所说,“人文学科则研究‘人’,或者,‘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他们能够创造有意义的事物,并能解释人类如何在世界上生存。”[15]p4教育学的理论概念与知识体系是服务于教育实践的,这也就意味着教育学具有人学立场,教育学通向人类的意义世界,实现人的价值。

  四、教育学研究的生存论哲学方法及其旨趣

  当前我国教育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纵深发展,新思想、新方法和新命题逐步提出,教育研究的哲学、心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不断夯实,正呈现多元开放、生机勃勃的局面。当然,在这种宏观大局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有的研究盲目照搬其他学科理论,简单移植其他理论成果,难以嫁接到教育学上来;有的研究提出的命题武断片面,不能综合分析和全面评价,顾此失彼;还有的研究追求奇异,故弄玄虚,华而不实。这种问题说明我们需要对教育学的研究进行方法论的反思,厘清理论思维,梳理学术理路,加强方法探讨,生存论哲学就是一种对教育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和借鉴意义的思想和方法。

  (一)生存论哲学方法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生存论哲学就是当今的时代精神,是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观点致力于世界改造的实践哲学,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基础。根据生存论哲学思想,教育实践就是教育学的本体论基础,教育实践蕴藏在生活世界之中,又体现了人的意义与价值追求,指向了生活世界的超越,是教育学的存在之家。教育中的认识论由人与世界的两类关系构成,即对象性关系和共生性关系,对象性关系构成了人认识世界的基础和方法,是科学认识论的方法,是以“看”为特征的方法;共生性关系构成了人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基础和方法,是生存实践和人文体验性的方法,是以“做”为特征的方法。教育是有价值负载的,教育的目的性体现了人类的意义与价值属性,而不是价值无涉的,教育价值论要以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为基础,坚持人的主体性观点,确立人的价值主体地位,致力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构建。生存论哲学方法为教育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又不代替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坚持理论对实践的检测与反思功能,为教育学提供人学命题和价值命题,而又拒斥一切神秘主义,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在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之中建立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

  我国教育学研究一直注重研究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也不可否认,有些研究错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导当作直接照抄照搬,用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去约束教育研究。但是,当前有些研究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盲目照搬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哲学观点,不顾教育学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忽视了教育学的人种、民族、水土和生态特征,更难以认识到教育的社会文化境况。因此,我主张坚持生存论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对一些引进的或移植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进行预防性的检测,对一些模糊性的认识进行澄清,对一些“闪光”的口号和命题进行质疑与评判。

  (二)生存论视域中的教育学研究坚持方法论的指导,又不替代和否认其他的具体方法,是坚持人学立场的多元化的综合研究

  生存论哲学为教育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思维和方法论指导,但是并不替代和否认教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教育学自产生以来,也一直在借鉴其他学科方法和形成自身的研究方法,教育学也具有一般科学的“方法先行”的特点。我国很多学者非常重视教育研究的方法,也曾提出了研究方法的前沿性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教育学的研究。王坤庆曾著《教育学史论纲》,以研究方法为线索梳理西方教育学发展及其方法论问题,提出了“经验——描述”、“哲学——思辨”、“科学——实证”、“规范——综合”和“科学——人文”的研究范式。[16]这个观点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其主张的辩证综合的方法论注意不够。

  当前的教育学研究中,一些研究文章提出了很好的主张,强调教育学研究的文化范式,注重现象学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就全面性来说是不够的,这就要对其主要思维方法进行检测。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强调教育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指教育学的人学立场和人文特性,是指教育学科的综合性质,并不否认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现象,科学的观察、测量、统计、数理逻辑等具有普遍性的方法在研究教育中大有作为,量的研究生命力依然强大,尤其是研究教育的结构、规模和效益等宏观问题还必须采用这些方法。另一方面,单纯突出教育学的现象学性质既不能完全体现教育学科的综合性质,又潜藏着现象学方法的局限。教育学可以是现象学的人文科学,但不一定就说教育学只是现象学的人文学科,只能进行解释学的人文体验研究。现象学的方法可以为教育学所用,就如教育学现象学派的马克斯·范梅南也承认,现象学方法有其不足,它不能用于理解社会整体的特征,也不能解决问题。当然,现象学方法也有多种,人文学科的方法更是多样,李凯尔特的“个别化方法”、解释学的方法、对话的方法等都可以为教育学所用。

  因此,我主张用生存论哲学方法论指导教育学科的研究,要从教育学科发展史上继承经过检验的其他方法,还要借鉴和改造其他学科的方法为教育学研究所用。方法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而教育学具有独特性。

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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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存论哲学方法意味着教育学研究不单纯是科学式的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寻求,而更应该是人文性的解释、理解、对话与倾听,意味着教育学研究者虔敬与倾听的姿态

  自教育学产生以来,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教育制度化又进一步推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事业也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工程。与此相应,教育学科的领域逐步扩展,教育也应该研究国家的教育政策与管理,可以研究特定的民族与群体生存情态。教育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就成为现实,研究方法自然丰富多样,教育研究不排斥科学方法,但是,教育学的人学立场要求教育学研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寻求普遍性与确定性,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是服从科学的“管理”与“规训”的学科逻辑,而是构建人之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是显现和理解人的生存境况,是扩大人的视野和拓开人的思维,是增进人的交往、团结与幸福。

  迄今我们的教育研究不是科学的方法运用不够,而是人文学科的方法运用得不多,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方法论意识蒙眬。我们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理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及其知识观和真理观上,奉行逻各斯中心主义,迷恋具有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本质与真理,把教育学的研究当作一种“管理”与“控制”。生存论哲学方法论提供和彰显了一种“人文逻辑”:坚持人学目的论,注重个体性的生存现象;坚持感性实践的生活形式,显现人与自然、社会的本源性关联;坚持意义与真理的多元性、差异性和解释原则,否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坚持个体主体性及主体间的生存价值优先的价值观,质疑和批判强迫性共识,呼吁对个体、差异和特殊的解释、理解、对话与倾听。

  教育学研究的人文逻辑将使教育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开放的局面,教育学既可以与科学结合,运用科学新发现、新成果和新方法,又能够融入人文学科大家族,把哲学、历史和文化等学科的理论、命题和方法运用到教育学中来,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过程中改善教育实践。教育学研究可以追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更要进行本土化,借鉴西方思想,整理中国教育思想资源,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20余年前,陈元晖先生在《中国教育学七十年》一文中就期盼教育学的繁荣与“中国教育学”的诞生,我们有理由期待生存论哲学思想和方法给我们启迪。

  最后,要强调的是,生存论哲学方法对教育研究者也提出了要求:研究者要对人与教育保持虔敬与倾听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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