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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联盟与人类整体利益——再论二战教训的当代意义

  • 投稿凭江
  • 更新时间2015-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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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伟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东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十年前,笔者曾就二战教训的当代意义撰文,讨论促发战争的两个主要因素:进攻性极端(民族)主义和防御性民族利己主义。指出:战前,当极端主义孳生的法西斯侵略者对世界各国构成威胁时,民族利己主义孳生的绥靖政策和孤立自保行为姑息、纵容了侵略者,不仅没有制止战争,反而加速了战争的到来。在战争进程中,反法西斯联盟之所以能够形成,是由于被侵略的各国已经不可能通过利己主义的自保来求得安全,而只能联合起来反击侵略者。人类社会也正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才获得了通过集体安全的努力战胜极端主义凶恶势力的经验。…今天,当我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又一个十年纪念日回顾二战的教训和经验时,有必要延伸十年前的认识进一步思考: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仅仅是一种战争手段之变化,还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反法西斯联盟的成功经验对当代世界的“治理”,尤其是面对新形态的极端主义战争威胁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就战争起源而论,二战是一战的延续,而一战又是人类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激化的“现代性”矛盾所致。源自西欧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表现为两股并行的历史潮流:一是资本逻辑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运动(通过世界市场、跨国资本和世界体系的发展);二是民族国家逻辑推动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通过内在的主权国家建设和外在的国际体系建构)。两种历史运动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复合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世界体系”与作为政治结构的“国际体系”的矛盾与张力。以大国争霸为特征的一次大战即表达了这种结构性矛盾,一战的发动者和主要参战国都是基于扩大帝国权力以支配世界体系而展开争夺,两大集团的结盟都是狭隘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和霸权利益的追逐,双方都追求基于民族主义的扩张目标。同样,作为一战结果的“凡尔赛体系”不仅没有解决上述结构性矛盾,反而因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权力和资源转移进一步深化了民族主义的矛盾,这就为二次大战的酝酿奠定了基础。以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挑战为起点的二次大战,原本延续了一次大战的逻辑,即不满于既有国际秩序的国家试图通过战争重新布局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形成支配世界体系的新格局。但是二战与一战在起点阶段还是有一个重大的区别,这就是战争的发动者来自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的一方——法西斯“轴心国”集团,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构成了单向度的战争行为,而其对立面——无论是处于既有国际体系中心的老牌帝国,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都遭遇了被侵略的共同命运,这就为战争性质的转化提供了前提——当法西斯国家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全世界时,他们就成为对世界各国的“普遍性威胁”,与此同时被侵略者的国家利益也就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狭隘诉求,泛化为世界性的人类整体利益,反法西斯战争即由此开始。

然而,战争性质转化的客观趋势与实际的战争进程并非同步。二战前期——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到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局部战争阶段的法西斯侵略行为采取了逐步推进、各个击破的蚕食战略,而那些有能力遏制侵略的国家在自己尚未面临直接入侵的威胁时,并没有表现出同仇敌忾的反侵略意志,他们仍然秉持一战的逻辑加以应对,因处在防御地位而奉行祸水他引的绥靖政策,试图以牺牲他国利益来诱导侵略者转移进攻方向,实现民族利己主义的自保目标(《慕尼黑协定》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是典型案例)。中国、埃塞俄比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都是这种政策的受害者,这些遭受侵略的国家虽然得到世界舆论的同情,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外部援助,但由于当时缺乏整体性的反侵略机制,被侵略各国没有形成统一战线,他们不得不在孤立状态下承受侵略者的打击和占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40年法国战败和接踵而至的“不列颠空战”,使西方国家处于整体沦陷的危境,1941年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和日本袭击珍珠港,更是将两个原本想避开战争的大国——苏联和美国拖入了战场。至此,任何置身事外、避战自保的意图都被击碎,法西斯国家对人类社会构成的“普遍性威胁”已成为众所公认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人类的整体利益凸显出来并得以推动各国政府寻求联合抗敌的有效途径和机制,原来分散的反侵略斗争由此汇聚为一场规模空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诉诸整体性人类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反法西斯联盟——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家宣言》,使人类的共同体意识得到了一次超越民族主义的提升。虽然反法西斯联盟的组合在当时具有“应急”特征,各国互施援手、联合抗敌的出发点仍然是保家卫国,但在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同时,联盟的机制和效应已经展现出高于民族主义的人类正义理念,正是这些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普遍性理念,赋予反法西斯联盟不同于一战时期军事同盟的性质,也正因为反法西斯联盟代表了人类整体利益的正义诉求,二次大战才区别于一次大战,从原本的民族国家间战争升华为捍卫各国人民(包括法西斯国家的人民)整体利益的世界性反侵略战争。

在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曾处于孤军奋战的困难境地。从“九一八”东北沦陷到“七七”后全面抗战,中国战场上中国军民以自己的浴血苦斗抗击占据优势的日本侵略者,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使之难以放手“北进”和迅速“南进”,客观上已经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正因为反法西斯联盟尚未形成,中国的抗战十分艰难,在军事劣势条件下只能依靠国土的纵深坚持“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反法西斯联盟的组建,中国战场的形势也为之大变。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成员,中国战场也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中国不仅继续承担着正面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重任,而且配合盟军挥师印缅战场,挫败了日军在东南亚战线的战略企图,为盟军扭转战局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反法西斯联盟也为中国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盟国的实质性援助大大改善了中国的战争条件,不仅巩固了大后方,也支持了敌后根据地。中国战场的持久战随着苏德战场、太平洋战场、北非战场的战略转折,而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的转变,并在反法西斯联盟的全面大反攻中与盟军一起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抗战的进程生动地诠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及其发生、发展的逻辑,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尽管当时的中国尚未强大,但在这场事关人类命运的大决战中,中国的地位和贡献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也因此成为反法西斯联盟的核心国家,并进入了安排战后世界格局的大国行列。

反法西斯联盟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自己的合法性来源,并在人类历史的实践层面开创了超越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伦理原则,这些原则首先表达于《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并被载入《联合国宪章》,为战后的世界秩序指引了方向。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道义基础即来自于这些原则,从此有了诉诸全人类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并为后来设立国际刑事法院提供了法理基础。

但是人类历史并非直线上升,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也不可能一朝消解。二战的结束一方面开始了重建国际体系的政治整合进程,另一方面也开始了民族主义和大国利益主导下重构世界体系的新一轮资源和权力的争夺。这种利益格局的重组,在战争结束阶段主要表现为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划分势力范围的交易和折冲,战后则表现为美苏冷战的兴起。所谓“冷战”即是以美国和苏联为中心的两个国家集团分割人类整体利益,将二战中曾凝聚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社会划分为两个世界并展开全面对抗的格局。在冷战时期,反法西斯联盟的原则被扭曲为势不两立的两种“整体性”,双方均以人类正义的代表自居,但实际上都在追求狭隘的民族主义私利和大国霸主权力。在冷战格局下,联合国沦为大国争霸的工具,安理会难以维护世界和平,虽然因核武器的制约双方没有重演世界性战争(就此而言,对核战争的恐惧延续了“普遍性威胁”的共识),但各类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始终不断,人类(尤其是陷于战乱的地区)继续为“现代性”矛盾和民族主义的褊狭付出鲜血和生命的沉重代价。在这个意义上,从彰显人类整体利益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到“两个世界”对峙的冷战,人类社会在超越民族主义、提升整体性利益观的向度上是倒退的(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和发展则是个局部意义的进步)。这固然与现代社会的发育不足有关,也与根深蒂固的民族共同体理念有关,但从根本上说,民族国家本位的国际体系结构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自然历史进程,是导致国际冲突、限制人们共同体视野的主要原因。

20世纪末冷战的终结使“两个世界”重归于一。在消解两极格局的过程中,反对霸权国家的军备竞赛、保卫世界和平(即人类整体利益)的理念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苏联霸权崩溃、美国霸权衰退后,原先被压制的民族主义再度上升为国际政治的主要潮流,趋向多极化的世界同时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正是在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新一轮调整的不确定状态中,以“基地”组织、 “伊斯兰国” (IS)为代表的新形态极端主义势力,对人类社会构成了当前的“普遍性威胁”。如同当年的法西斯侵略者,这些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攻击并非仅仅针对某些特定国家,而是针对整体的人类社会。与此同时,冷战时期的“核恐怖威胁”由于核扩散趋势难以制止而继续存在。因此,当代世界的风险系数在持续增大,在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条件下,人类的整体利益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鉴于此,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特别需要重温当年反法西斯联盟捍卫人类整体利益的成功经验,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历史遗产。对这场用人类的鲜血和生命创造了全人类正义理念的伟大战争的经验和教训的解读,决不能囿于民族主义的狭隘视角,而应当放眼世界,如此才能站在人类正义的高度,将民族复兴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安全和进步连接起来。如同当年中国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今天为应对新形势下的“普遍性威胁”,中华民族也一定能贡献巨大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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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余伟民,当人类面对共同的威胁——论二战教训的当代意义,探索与争鸣,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