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鸣奋1 张经武2
内容摘要所谓“造物节”，即对国内涌现的新节庆所做出的美学意义上的概括。它集中体现当今由经济因素驱动的商业性艺术节的三个特征——“造” （创造性）、“物” （商业性）、 “节” （仪式性、大众性）。借此范畴，可以鸟瞰节庆时代艺术发展之状态趋势，勾勒文化产业盛会之美学蕴含。造物节的由来体现在神文、人文和物文三个维度，其演变诠释了由神的节日到艺术家的节日再到全民的节日的发展过程。在今天，创造性是造物节的美学要旨，商业性是造物节的经济诉求，大众性是造物节的社会旨归。通过以创造精神引领，以物质文化支持，以节庆氛围渲染，造物节有利于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文化与商业的和谐互促，最终让百姓从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受惠，真正将文化产业的繁荣当成自己的盛大节日。这正是“造物节”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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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造物节 创造性 商业性 大众性 节庆产业
作 者 l黄鸣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福建厦门361005）2张经武，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南宁530003）
作为美学新范畴的“造物节”，是对下述新现象的概括： （l）由政府主导、以拉动经济为目的的各种节庆活动蔚成风气，并对艺术生产与发展发挥了巨大影响； （2）节庆活动所固有的仪式化与狂欢化的矛盾，在物质文化中获得新的统一； （3）节庆活动对审美与创造性的影响契合了人们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引导人们体验“造物”的美感，满足人们自我实现的需要。
造物节的由来
波兰美学家塔塔基维兹指出： “创造性”这个概念出现于古罗马。 “创造者”最初与“父亲”同义，中世纪与“上帝”同义，19世纪与“艺术家”同义，20世纪才用于整个人类文化。 这为我们把握“造物节”提供了参照谱系。在历史上，它至少有三种取向：为“造物”而庆之“节”，为“造”而兴之“物节”，为“物”而“造”之“节”。
第一，神文维度。为“造物”而庆之“节”主要是神话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创造性”、 “造物”在古代原先都是就神而言，因此造物节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就是作为造物主的神灵的节日。远古社会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主要依赖于想象，这就导致造物神的诞生，神被赋予最早造物者的身份。神所造之“物”最早就是自然宇宙和人自身，造物神身上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凝聚了日月之精华、天地之伟力，充满神奇、浪漫而夸张的想象，神创世造物的日子以及造物后的安息日便是最早的造物节，这些时间的节点也成为后世许多仪式及节日的渊源与鼻祖。
第二，人文维度。相对而言，为“造”而兴之“物节”更多是艺术史和美学史的研究课题。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人们对宇宙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断进步，生产力也不断发展。造物者身份逐渐由神转向人——“圣人”、“帝王”和“智者”，由“圣人”、“帝王”和“智者”又转向“贵族”，由“贵族”又转向“工匠”和“准艺术家”；造物者所造之物由自然宇宙转向粮食和生产工具，继而转向工艺品和艺术作品；而造物节相应由神的节日转向圣人、帝王和贵族主导的节日，最后才慢慢转向工匠的节日与艺术家的节日。创造者身份由神到人的转变，昭示了人的创造性被人自身肯定和赞美。当这个“人”主要以艺术家为代表时，一个艺术的人文时代已经到来，造物节的神性与贵族性让位于人文性和大众性。
近代以来，艺术家成为承载“创造性”、 “造物”概念的主要社会角色，因此造物节主要以艺术节为标志。它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节日、生产节日、社交节日和时令节日。最早的艺术节出现在英国，即西英格兰每年一度的音乐集会（The Three Choirs Festival，1719），其后出现了诺福克与诺维奇节（Norfolk and Norwich Festival，1772）等。英国如今最大的艺术节是布赖顿艺穗节（Brighton Festival Fringe），还有爱丁堡节（EdinburghFestival）等。澳大利亚的爱德雷德艺术节（AdelaideFestival of Arts）、法国阿维尼翁节（Festival d´Avignon）、韩国统营国际音乐节（Tongyeong International MusicFestival）等，在世界上都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它们都是以举办地命名的。除此之外，艺术节还有很多变体结构和分体结构。变体结构主要指同等或类似性质概念的别称，如“文化节”、 “文化艺术节”、 “艺术文化节”、 “艺穗节”、 “创意节”等。分体结构是“艺术节”的分类形式，有大门类艺术节，如“造型艺术节”、 “视觉艺术节”、“数码艺术节”、 “新媒体艺术节”、 “互动艺术节”、 “表演艺术节”等；有具体门类艺术节，如“电影节”、“电视节”、“舞蹈节”、“音乐节”、“戏剧节”、“绘画节”、“建筑节”、“雕塑节”和“工艺美术节”等；还有民间文化艺术节，如“剪纸文化节”、“民歌节”、“马头琴节”、“芦笙节”、“葫芦丝节”等。艺术节还和博览会、展示会等会展活动密切相关。因为许多会展活动要么是“展示艺术”，要么是“艺术地展示”，会展活动水平的高低与艺术因素参与程度的高低密切相关。
第三，物文维度。为“物”而“造”之“节”则是文化学、产业学的重要课题。如今，由于各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和经济互相搭台、协作唱戏，业界人士成为“创造性”、“造物”的主体。上述意义上的“造物节”作为一种文化经济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业界人士，经常要为“物”而造“节”。借助艺术创造成功的“物节”，代表了文化经济新的增长点。反过来，借助“物节”而推动景观剧之类新型艺术之“造”，既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又产生新的商业收益。我国最早的艺术节是1987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艺术节。其间，在首都各大剧院陆续演出了40多台各种门类的优秀戏剧和其他文艺节目。现在，中国艺术节已经连续举办十届，是国内最大规模的艺术节。尽管政府创办中国艺术节的初衷并非专注于“物”的目的，但事实上它对举办地乃至全国的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拉动效应。近年来我国各地出现的造物节具备如下特点：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动；具备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明显意图；调动地方包括艺术在内的各种资源，艺术被纳入GDP的轨道。
概言之，造物节的由来体现在神文、人文和物文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的演变诠释了造物节由神的节日到艺术家的节日，再到全民的节日的发展过程。
造物节的精髓
当代造物节之美属于社会美和现实美范畴，是多种美感的融合体。人们感动于节日没计之智慧，敬畏于节日仪式之庄严，惊叹于节日展品之精巧，陶醉于节日气氛之浪漫，欢喜于节日心情之闲适，形式美与内容美、壮美与优美、精神美与物质美在节日时空中实现辩证的统一。
自古以来，节庆活动包含了仪式化与狂欢化这两种彼此对立的倾向。仪式化强调社会身份、社会制度与社会等级，看重活动内容、时间与程序的定型化，为巩固既有社会秩序服务；狂欢化强调非身份性、非制度性、非等级性，看重活动内容、时间与程序的灵活性，为打破既有社会惯例服务。我国古代的祭祀大典和西方中世纪的狂欢节分别是上述两种倾向的代表。我国当前由地方政府主导的造物节试图将仪式化和狂欢化统一起来，既努力体现基于前者的身份意识、制度设计、等级划分、活动安排、目标导向、经济意图，又试图营造皆大欢喜的气氛，使二者在以地方品牌为特色的物质文化中获得新的统一。对此，可以从创造性（“造”）、商业性（“物”）和大众性（“节”）三种角度加以分析。
1．创造性：我国当代造物节的美学要旨
“创造性” （Creativity） 一词最早见于1875年英文教科书筷国戏剧文学史》，用以表达所有学科某种相似性的东西。在此之前，创造性主要与其他概念如“艺术”、 “天才”、 “制造”等相关。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看来，艺术家与创造无关，他们的所谓创作最终都是在模仿神的“理念”。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之前，创造性就是神性的观念一直统治着西方。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创造性才真正被重视。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人们一般认为“创造性表达体现了独特个体的本质和精神”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当然，个体的创造性程度有高低之分，创造能力也有强弱之别。
在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柏看来，节庆是对创造性进行肯定的重要形式，它与上帝创世的传说有关，上帝在前六天创世造物，在第七天休息，这“第七天”其实就有节庆象征意味。“第七天所庆祝纪念的，不仅是神圣化工作的完成，而且也是对创世的神圣赞同。也就是在第七天，主认为他所造的一切事情都很美好。”皮柏的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其实属于人类的时间只有两种，一是需要艰辛劳作的工作时间，一是需要休闲娱乐的假日节庆时间。在假日节庆时间所享受和庆祝的东西，正是工作时间所诞生的造物成果。
在节庆中设计各种仪式化程序或行为，也体现了创造性。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仪式“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表现性和象征性元素的组合”。节日当中的仪式活动之所以是表现性和象征性活动，是因为它经历了一个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法国著名人类学家阿诺德·凡·杰勒普研究发现，仪式活动的诞生经历了一个分离、过渡和确认的过程。首先是这些活动或行为与其原有身份分离；然后进入过渡阶段，原有身份已经被剥离，新的身份还未产生，这些被剥离的活动或行为需要经历筛选、加工与再创造的过程；最后才完成新身份和其象征意义的确认。这说明节庆仪式就是被创造出来的。节庆仪式一旦被创造出来和固定下来，人们便能通过这些程式化的活动或行为表达纪念、祝福、追思、展望、狂欢、高兴、悲痛、反抗、合作、双赢、开始、结束等独特含义。早先的许多节庆仪式一般只能由少数身份地位较高者操弄和观看，仪式被披裹上等级身份的神秘面纱，当下造物节的仪式活动已经摘掉了面纱，淡化了身份等级界限，不仅允许全民观看，还吸引种种新媒体将其象征意义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当代造物节要彰显的核心内容是人的创造性，其本质是人文精神。人的创造性指向什么？在马克思看来，那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而在马斯洛看来，那就是人类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之满足。人的力量、人的欲望、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在今日频繁上演的艺术节嘉年华活动中，得到充分尊重和满足。2010年上海世博会最后真正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集中展示方式创造性、艺术性和审美性的展馆。世博会上那些各具特色的展馆，每一展馆本身就是一件件体现创造性的巨大艺术品，而在展馆内部，充斥了各色各样体现着创造性的展台、展示机器、展示道具、展品和展示方式。每一展馆从外部到内部，从形式到内容，从展品到创意，都凝聚了无数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的智慧。创造性成就了世博会这样的文化经济盛会，创造性凝聚了大众审美的眼睛。
中国当前的造物节，存在两种修辞，一为“再造”，二为“新造”，无论哪一种，都体现了造物节本身的创造性。所谓“再造”，即对已有节日的重新打造和再次塑造。它主要指向本土节日，也涉及外来节日。所谓“新造”，即依托自然、民俗、历史和文化资源禀赋，从无到有地造出新节日并试图传承下去。从衰微之节到兴盛之节，从“无节”到“有节”， “再造”与“新造”面对的都是关于创造性的挑战，需要综合考虑地域文化、物产资源、民俗风情、人文历史、国家政策、财政状况等多方面的因素，需要系统性、整体性、前瞻性、开拓性思考，需要反复论证、小心求证和大胆实践，需要承担各种风险，需要智者能人的策划和集体智慧的辅助。
在创造性这一点上，当代造物节无疑是传承与创造的统一，是实用与审美的结合，是物质、意义与文化的聚合体，是艺术家的创造、政治家的谋略、企业家的精明和大众的再创造合力营造出的社会美之奇观。造物节的美既凝聚于表征物的设计，又发散于庆典活动的氛围；既见于琳琅满目的视觉装饰，又见于响遏行云的听觉享受；既洋溢主办人的热情致辞，又涌动着参与者的衷心喜悦。让节日的山水更宜人、节日的城郭更亮丽、节日的鲜花更芬芳、节日的歌声更动听，这正是造物节所追求的操作目标。即使同类节日为数众多，但自己的特色不同凡响；即使活动时光短暂，但给人的印象刻骨铭心；即使来宾众口难调，但总能有所冀而来、有所得而归。今天的暂别化成了来日再聚的热望，这正是造物节所追求的长远目标。
2．商业性：我国当代造物节的经济诉求
对主办方来说，造物节的美具有中介性（经常是因沟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成人之美而美）。如今，商业性艺术节是众多艺术节中最常见的类型，其最大特点是将贸易诉求结合文化艺术的形式加以宣扬，将物的营销诉之于文化艺术节庆。这是名副其实的造物节，体现了“造”与“物”的结合。由于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和经济互相搭台，协作唱戏，业界人士成为创造性、造物的主体，这种变化深刻影响了造物节的美学内涵。造物节作为一种文化经济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论地方政府或业界人士，经常都为“物”而造“节”。借助艺术创造成功的“物节”，代表了文化经济新的增长点。反过来，借助“物节”而推动景观剧之类新型艺术之“造”，也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双赢。
为“物”而造“节”， “节”是手段， “物”是目的，“节”带动了“物”的销售，带动了“物”产业链的发展。如“福建武夷山禅茶（大红袍）文化节”、 “河南洛阳牡丹文化节”、 “杭州国际丝绸旅游文化节”、 “江西景德镇陶瓷艺术节”，这些“节”本来是没有的。为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地方特色产品的销售，塑造区域文化名片，促进旅游发展，在一系列目标的共同驱使下，各种“物节”才应运而生。
“物节”反过来又促进了艺术的创作和文化的发展，提升了群众的文化艺术素养，满足了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艺术需求，而由物节催生的文化艺术表演和展示可以产生衍生收益，创造新的商业性。这首先体现在“物节”的形式中有文化艺术宣传。例如， “茶叶文化节”显然促进了茶文化及茶艺的普及与传播， “竹文化节”促进了竹文化与竹艺的普及与传播。其次体现在“物节”一般伴随文化艺术创意。伴随一些物节而诞生的“山水实景剧”、 “物文化情景剧”以及与物有关的舞蹈、音乐、晚会、演出等活动，极大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创新。最后，体现在“物节”之“物”往往凝聚了艺术性的成分，物节上所展示的造物往往是制作与创作的统一，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实用与审美的融通，展品本身可看作泛艺术视角下的艺术品。正是基于这三点，物节一般会推动文化与艺术的创新，塑造和培养具有审美素养的公众，实现物与艺的双重收益，建构出文化与商业的双赢互促模式。
造物节所特有的美感是和商品生产心理相联系的。且不论所提供的是产品或服务，生产者乘此良机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展示自己的才华和实力，学习他人的技巧和技术，并且在交流和竞争中寻找新的商业伙伴，不仅实现既有的价值，而且确立未来的梦想。就此而言，造物节是相关厂商、相关行业、相关地区确认自身力量的黄金时节。造物节所特有的美感也是和商品消费心理密切相关的，经常起到引领时尚的作用。不过，节日的庆典越是排场，展销的商品越是诱人，对主办方和参与者经济能力的考验越是巨大。从主办方的角度看，真正的美感不可能来自力不从心的勉强支撑；从参与者的角度看，真正的美感也不可能萌于阮囊羞涩；从交互的角度看，真正的美感同样不可能产自对唯利是图、铺张浪费之认知。就此而言，商业性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我们应看到，它是造物节得以诞生、发展和延续的物质基础，不可忽视，必须正视，应当重视；另一方面，商业性应该和造物节的创造性、文化性相统一。如果片面强调商业性，必然会消减节庆气氛，冲淡节庆意义，最终造成商业利益的不可持续，造成造物节经济基础的崩塌。
3．大众性：当代造物节的社会取向
柏拉图在《法篇》中提到，节日是“喘息的时刻”，上天将缪斯赐给人类，作为“节庆的伴侣”，在《斐德若篇》中，他更是把节庆和娱乐、游戏相提并论。尼采高度赞扬节日之价值，甚至将它拔高到人类生存文化本质的高度。他强调节日对艺术的积极作用， “我们以前那些较高级的艺术——节日庆典艺术，会对我们的艺术产生什么影响呢？从前，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树立在人类节庆的长廊里，作为纪念崇高而欢乐时刻的丰碑” 。而在巴赫金看来，在表现人的存在本质方面，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当然，在机械复制时代，这一切又有了新的变化，艺术的膜拜价值消逝，展览价值凸显。本雅明所说的膜拜价值，其实就是艺术的仪式价值——“光晕”，他所说的展览价值，就是让人“散心的感受之道”，就是“消遣”。在传播史上，本雅明所处的时代是以电影崭露头角为标志的。包括电影、广播、电视等在内的电子媒体所起的革命作用之一，就是消除艺术固有的光晕，使之平民化，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一时一地之艺术节，有可能借助媒体的力量而产生跨越时空的影响。继之而起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码媒体，进一步创造了人人都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性，赋予造物节前所未有的活力，甚至使之有条件转化为面向大众、永不谢幕的虚拟舞台、景观或博物馆。
在历史上，艺术的仪式价值长期处于支配地位，而在今天，展览价值取代仪式价值，成为当代艺术的鲜明特征，这样的巨大变化其原因正在于艺术创造方式的变化——机械复制技术取代手工技术。由此看来，正是艺术创造方式的革命降低或弱化了艺术创造性的门槛，艺术的仪式性因素也随之减少，展览价值因此增加。就在展览价值的实现过程中，新的仪式价值又通过艺术节被生产出来。这一价值正和政府需要承担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相契合，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审美需求。以已经连续举办十届的中国艺术节为例，作为我国文艺界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盛会，它无疑“是中国艺术成果的大检阅，是艺术精品的大荟萃”。
从宏观的角度看，我国当下造物节之所以比比皆是，不仅反映了文化创意与经济活动的空前活跃，而且体现了社会心理的风生水起。如果说人们平日在审美方面主要是“各美其美”的话，那么，在节日活动中往往强烈地意识到“美美与共”。
对公众审美而言，艺术节所满足的不仅仅是公众“散心”、“消遣”的需要，还有自我身份认同的需要。身份意识的形成至少涉及到认知、情感和意志三个层面。在认知层面，节庆仪式可以让公众获得和我有关的历史、民族、风俗、礼仪等知识信息，这是自我身份认同的意识基础。在情感层面， “仪式是想要再产生一种情感，而不是要再生产一个实物”。节庆仪式可以激发公众对所属民族、所在地域、所属国家的热爱之情，激发个人身份融人集体身份的认同感。在意志层面，因为文化的认知，知识的普及还有热爱感和认同感的激发，节庆仪式最终可能促进公众将自我身份认同感由情感转化为强而持久的意志品质，这一意志品质正是集体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力量之源。这一点已经为我国当代造物节的实践所证明。在相关节庆活动中，高雅与通俗、精神与物质、劳作与休闲、个人与群体、独乐与狂欢之间的矛盾被消弭，它凝聚起大众的目光，吸引了广泛的参与，激发了狂欢的热情，具有“全民节日”的性质。
今天，各种类型的造物节以“眼球经济”和“注意力经济”作为营销手段，以吸引目标受众的广泛参与作为基本计划，以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作为播撒方式，以赢取广大公众对造物节的认同作为旨归，这些都体现了造物节的大众性。造物节就是大众共同的节日，在这里，感性的狂欢仪式和精神的庄严仪式获得统一，诚如席勒所说的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在此和谐共生。
造物节的成功之道主要有： （1）以创造精神引领；（2）以物质文化支持； （3）以节庆氛围渲染。以创造精神引领，就要高度强调节庆活动策划的创新，节庆活动应是各类创意的集中爆发和展示。以物质文化支持，就是强调通过文化与商业的结合、艺术与商品的结合建立节庆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让节庆活动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动力，同时又依赖这样一种文化经济模式，让文化与艺术得以传承与创新，获得生生不息的发展。以节庆氛围渲染，就是强调节庆活动的仪式化功能，让它充分激发起老百姓的参与热情、创造热情和自我身份认同，充分满足老百姓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这三个方面也正是今天大大小小的各类艺术节、文化节、博览会、展览会等节庆活动需要贯彻的基本原理。唯有积极运用这三条原理，才能在节庆中真正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文化与商业的和谐互促，最终让百姓从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受惠，真正将文化产业的繁荣当成自己的盛大节日，这也正是“造物节”范畴的价值所在。
造物节的价值
如上文所说，造物节作为一种审美现象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显得很突出。若论其价值，不能不追溯到各地区、各民族古已有之的节庆文化，以及20世纪中叶以来在世界各国获得迅速发展的文化产业。 “审美是人生的节日”，其实我们何尝不能说“节日是人生的审美”。前一个命题关注审美价值，后一个命题关注节日价值，它们共通的地方在于都看到了“节日”与“审美”的相似性。二者都是人所离不开的东西，都体现了一种氛围感、自由感、解放感，都有某种超功利的意味。人生之两段就是非节日与节日，人生之二义就是劳作与休息，人在节日与非节日的变奏曲中生活，节日时段是对非节日时段的犒赏和抚慰，节日人生是非节日人生的驱动力。人之需要节日，正如人生之需要审美。在精神的自由徜徉中，在创造力的充分涌流中，在物我两忘的审美眩晕中，人通过节日实践获得畅意、怡情、骋怀、遂志等审美体验。当代造物节之价值，从较宏观的角度讲，就是节日之于人生的审美价值。从具体层面来说，造物节的显见价值涉及到多个层面：
其一，造物节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和创新精神的培育。节庆仪式激发出公众的自我身份认同感，促进了公众参与艺术创造的热情，还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一门新艺术的诞生，那便是仪式艺术，涉及到仪式音乐、仪式美术、仪式舞蹈、仪式戏剧、仪式文学等诸多领域，在我国历史上长盛不衰。仪式音乐存在于仪式内外，既可以附着于仪式本身成为仪式的内容，又可以脱离仪式成为独立的音乐。在原始社会，人们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神的世界，天地万物背后都隐藏着神灵，他们可以赐福于人，也可以嫁祸于人。“为了让其赐福于人或转祸为福，必须不断对它供奉、祭祀和崇拜。除了直接对它们本身用舞蹈、顶礼膜拜等形式表示敬意外，还有一种简单办法，便是把它们的形象如实地描绘下来，进行祭拜。”这就是仪式美术重要形式——仪式绘画的源起，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欣赏到各种各样的仪式绘画，如岩画、壁画、年画、宗教绘画等。当然，仪式美术还涉及到雕塑、造像、工艺美术等方面。无论是舞蹈、戏剧还是文学，学者研究其源起是都会提到“巫术仪式说”，也就是强调舞蹈、戏剧或文学起源于巫术仪式。希腊文的戏剧“drama”一词与巫术仪式“dromenon”词形结构近似，汉语的“巫”和“舞”在甲骨文中是同一个字，这样的语言现实也佐证了巫术仪式说的合理性。造物节不仅直接导致仪式艺术之诞生，还促进了其他艺术的创新和传播，激发出人们参与创新和创造的激情。在今日中国频繁举办的创意产业博览会上，注重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人之创造物，它们其实都是审美与实用相统一的文化工艺品。 “以艺术的方式来展示艺术品”，这正是当前造物节最重要的节庆语言，在这种语言逻辑中，有形的艺术与无形的艺术、泛艺术与纯艺术实现了某种统一，在和平共处中获得携手发展的机会。而当仪式性、艺术性、创造性等因素与大众性勾连在一起时，造物节往往引导并激发出民众对艺术“已创造”的激赏和“再创造”的激情。
其二，造物节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独特作用，可以充当无言的中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物的交流可以跨越语言和民族障碍，默默地实现文明之对话，意义之交流。在此意义上，造物节对“物”的重视和弘扬显然有利于其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独特作用。文化艺术节庆活动有时正如一个个网络游戏，它们以其鲜明创意和自由嬉戏的狂欢精神引领公众的参与热情，物质利益的实现又支持着游戏的持续开发与创新。
其三，造物节还有利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当代德国学者辛格霍夫指出： “在今天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传统的交往形式和安逸感几乎流失殆尽，因此人们渴望自己的生活能获得一种结构，一些温暖的特别之处。仪式能令我们在自由和秩序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更有意识地去感觉、珍惜生活中的特殊时刻。”在当今世界，造物节和社会运动可以说是社会情感洪流的出口。当代造物节更多地表现出经济驱力的巨大能量，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跨越阶层、民族以至于国家的共同性，在欣快的氛围中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理解和沟通；当代社会运动更多地表现出政治动机的强烈诉求，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之上，在剧烈的动荡中改变社会秩序，导致危机与更迭。当然，不论造物节或社会运动，它们之所以成为亮点、热点或焦点，通常都有着相当复杂、深刻、长期的社会原因，并非单单从节日中或革命本身就能得到解释。不过，作为当代美学变革和社会变迁的研究者，我们应当对造物节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不仅是指承认造物节能够对调节社会心理发挥积极作用，也是指注意到如果处置失当，造物节同样可能引发矛盾。
总而言之，当代造物节在美学意义上是审美心理的社会性的集中体现，在经济意义上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交换信息和产品的中介环节，在社会意义上是艺术的展览价值的实现。国家需要造物节来凝聚民众，政府需要造物节来发展经济和文化，商人需要造物节来推销商品，老百姓需要造物节来获得认同、消遣、娱乐和休息。当然，并非所有的造物节都具备同等的水平、效益与价值。它们至少可以用三种尺度来加以品评，即艺术标准、经济标准和社会标准。在艺术标准占主导地位的造物节中，人们高度关注所举办的艺术活动的水平、所展出的艺术产品的质量、所带动的艺术创造与艺术参与的规模。在GDP占主导地位的造物节中，经济效益被摆在第一位，所看重的是人们的节日消费、庆典带来的签约合同金额数量之类指标。在社会标准占主导地位的造物节中，人们更多地考虑节庆所带来的欢乐气氛和调适作用。当然，如果能够同时满足上述三重标准，那么，造物节便有望为社会各界所欢迎。不过，与日常生活相比，任何节日都是短暂的。日常生活的积累是创造力在节日前后爆发的基础，日常的劳作是交易值在节日前后剧增的前提，日常的同心同德是欢声笑语在节日前后应者如云的根据。因此，真正有价值的造物节不是用艺术装点门面、用数字炫耀政绩、用作秀粉饰太平，而是弘扬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劳动者的主人翁的精神，让他们的创造力真正带来高峰体验，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成为普天同庆的不尽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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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高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