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学术研究应关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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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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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的外语学术研究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还存在许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对本学科的发展缺乏有效的规划,对外语语种布局、人才培养、教学理论和方法,对外语学科在中国走出去的进程中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没有充分的研究。鉴于外语学科的特殊性质和学科地位,本文作者认为,外语学术研究应该为国家外语战略、外语教育和人才培养、中国文化和学术走出去等提供决策咨询报告,同时开展与此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


  关键词:外语;学术研究;发展战略;社会需求;


  作者简介:束定芳通讯地址:200083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界学术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极大的增长。目前,高校外语教师达10万之多,在校博士研究生600多名。全国目前有30个左右的外国语言文学博士点,以每个博士点平均20个博导计算(有的外语类专业院校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博导数量也达到了600多人。


  如此数量庞大的研究队伍和相关研究成果无疑推动了中国外语学科建设的发展,也为提高我国外语教师的综合素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外语界的学术研究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许多的研究还不够规范,不够系统,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很多的研究不是着眼于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不是服务于外语教学,未能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更未能发挥外语学科学术研究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特殊作用。


  本文首先讨论外语界学术研究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然后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外语教学存在的问题,讨论外语界学术研究应该关注并可以做出贡献的若干重大课题,与学界同行共勉。


  二、教育改革和国家发展重大事件中外语学术研究严重“缺位”,学者集体“失语”


  我国的外语界学术研究,尤其是外语教学理论研究,由于缺乏很好的规划、引导和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一种“碎片化”、“同质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学术研究为各类“指标”所绑架,盲目追求数量和发表刊物的档次,盲目追求“国际刊物”论文发表数量,未能真正解决中国外语教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未能与国家发展与社会需要同步,更不用说引领有关社会文化改革与发展了。


  外语学术研究脱离社会需求、脱离教学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外语教育发展与战略没有相应的规划。有人也许会说,这是一份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不提一门具体的学科规划和教学是很正常的。然而,外语教学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规划和建设问题。它关系到整个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规格和要求问题,关系到国家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问题,关系到国家在“全球化”潮流中的地位与发展方向问题。《纲要》提出中国高等学校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懂国际规则、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那么国际化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帮助学生获得国际化的视野?对外语能力的要求是什么?为了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外语语种和人才层次应该如何规划和布局?因为没有相应的研究,《纲要》无法体现这方面的规划和要求。这一方面可能是《纲要》起草者对这一问题未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外语学术研究未能从国家战略层面为国家教育规划提供相关顶层设计的依据。


  其二,针对关乎社会和大众公共利益的重大社会事件缺乏话语权。最近发生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针对外语高考改革方案外语学者集体失语。对于教育界和社会各界来说,2013和2014年有关教育的热门话题无疑要数“高考改革”了,而高考改革中最吸引眼球的无疑是“外语高考改革”。新华网北京2013年10月21日报道,北京市教育考试院21日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方案提出降低中高考英语分值、提高语文分值。高考中英语减少50分、语文增加30分,即英语总分由原来的150分降为100分,语文由原来的150分增加到180分。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2014年2月12日,据《东方早报》报道,2017年上海高考可能只考语文、数学,英语不统考。英语将采用社会化考试方案,不再纳入统考科目,会有两次考试机会。然而,第二天(2月13日)上海市教委通过其官方微博@上海教育澄清,媒体报道所谓的上海高考改革方案,其内容是不完整、不准确的。2014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在内容上会减少全国统一高考科目,科目会相应减少;此外,将来会不分文理科;外语考试利用社会化考试,考试方式发生变化。招生将基于全国统一高考成绩和3年学业水平成绩综合加以录取。1


  外语高考改革不仅是考试本身的改革,实际上代表了国家层面关于外语和外语教育的认知。目前,社会舆论对外语教育的价值存在误解。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成果一再证明,学习外语有利于促进青少年的心智发展,有利于学习者母语水平和综合能力的发展。国民的外语素养对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传播中国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增进国际理解、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一些新闻媒体根据一些所谓专家的言论,报道了一些缺乏科学依据的偏激观点,如将学生母语水平的下降归咎于英语学习,甚至发布耸人听闻的言论,如“大刀向英语头上砍去”等。这些言论在公众中造成了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导致不少学生、家长和学校认为英语已不再那么重要,外语可以不学。一些中小学校还考虑减少英语的课时,减少英语教师的招聘数量。这已经在很多中学和大学英语老师中引起了一些恐慌。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外语学术界始终没有发出应有的声音。据北京有关高校的外语教育专家说,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会有这么一个方案出台,也从来没有人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也就是说,这个决策过程至少是不透明的,很有可能是“长官意志”的体现。不过,长官敢于不征求专家的意见,是否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专家并没有相关的有分量的成果或值得听的意见呢?


  其三,外语课堂教学缺乏起码的规范和行之有效的评估标准,更缺乏创新实践。举个例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已经连续五年举办了“高校英语教学大赛”。但从第一届比赛开始,大赛组织者就为提供相关的课堂教学评估标准而纠结。汗牛充栋的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中,鲜有专门讨论外语课堂教学评估标准的。现实外语教学管理中,管理者也基本上用并不符合外语教学规律的课堂评估标准来评估教师,以至于外语教师,尤其是大学外语教师课堂教学没有基本的规范可遵循。就是外语界的一些知名学者,基本上也是从比较主观的角度来评判课堂教学的。例如,2011年1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首届外教社杯全国大学英语教学大赛总决赛获奖教师教学风采》。该书邀请了每位决赛选手撰写了个人简介和参赛感言,还邀请了外语界的一些知名学者专家针对每位参赛选手的授课表现和说课做书面点评。通过对这些专家的点评标准整理和统计可以发现,他们主要从选手们的语言基本功、教学设计、课件制作、师生互动和教态等方面进行评价,其中语言基本功和教学设计所占的比重最大。而这些方面基本没有客观的、细化的衡量标准,基本上是依据专家的主观感受来决定的。


  其四,课程标准制定缺乏充分的理论探讨和社会需求与教学实际的调研。课程标准是行业标准。目前中国有一千多所高校开设英语专业,办学质量参差不齐。这样的标准对规范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查阅外语教学专业刊物,针对课程标准制定的理论探讨凤毛麟角。在实际的标准制定过程中,相关人员只能参照原有的大纲或标准,而且行政的要求和干预往往大过专家的意见。据说,各学科的课程标准都要遵循官方提供的一个统一的模板,外语教学的特殊性无法体现。另外,这样的课程标准是否应该称为“国家标准”?属于什么性质?是最低标准还是理想的要求?既然教育部要求不同的高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办学层次和实际情况对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规格负责,办出自己的特色,又怎么要求近一千个学校的英语专业遵守同一个课程标准?讨论中,专家们对课程标准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也意见不一。


  其五,近年来,中国文化领域和中国学术界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是“走出去”。然而,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顶层设计中,外语背景的学者参与度不高,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局、文化部、教育部近年来都推出了诸如“中国文化外译项目”的资助项目。但外语背景的研究者或教师只是作为翻译者参与申报这样的项目,并没有能够在此类项目的设计或计划实施前提供相应的基础研究成果或决策咨询。例如,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情况如何?不同国家、区域、层次的外国读者希望、需要了解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不同方面在海外接受度如何?国外有哪些文化传播的经验和教训?文化经典如何翻译、传播更有效?作为软实力的文化符号和产品如何走出去?这些都是应该有外语学者参与甚至主导的基础研究工作,而且在制定有关走出去方案之前就应该着手进行了。然而,我们至今没看到这方面的成果。


  与外语有关的国家重大决策,有关外语教学改革本身的重大政策,外语学术界“集体失语”,相关的研究成果“缺位”,值得我们反思。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我们对涉及本学科的重大问题为什么没有话语权?仅仅是“官本位”的原因吗?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学术研究的导向?反思学术研究的评价机制?


  三、外语学术研究应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满足社会需求


  学术研究应该重视基础研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某一学科的基础研究如果不关注现实问题,与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其本身能否有坚实的基础,是否能体现其基本价值,值得怀疑。具体到外语学科,由于中国国家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改革开放的特殊时期,国家发展急迫需要了解、融入外部世界,国家和社会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和外语水平高的国际化人才。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拥有近3亿多学习外语,特别是英语的国家,外语学校关乎每个学生的前途和命运,而中国的外语教学实践与科学和有效还相距甚远。因此,外语学术界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中国外语教学的关键问题和走出去战略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减少盲目实践,减少“折腾”,为广大的外语学习者服务,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深谋远虑。


  1.从战略层面对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整体思考和规划


  外语教育和外语人才储备不仅涉及科技、经济、文化交流和外交等方面,还涉及到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和国防等方面。因其重要性,美国等国家直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制订有关外语方面的政策。目前,我国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只负责中文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不涉及外语规划等工作;中小学外语教育和大学外语教育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高等教育司负责。目前的管理体制既不利于统筹外语教育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工作,也不利于从国家的高度规划外语战略。


  国内外语专家多次指出,我国的外语教育缺乏有效的规划和衔接,多次呼吁国家重视外语教育的顶层设计。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对我国的外语教育改革提出过九字方针“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可是,50多年过去了,这一方针仍未得到有效的落实。无论是从国家安全抑或是从经济发展抑或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任何一个国家邻国的语言都是该国必须重视的外语,而我国目前基本上是“英语一枝独秀”。近年来,英语专业“泛滥”。英语专业毕业生失业排行榜名列前三。外语专业学生只懂外语。外国有许多“中国通”,中国却缺乏真正的“外国通”。


  目前,全国范围内尚缺乏关键语种布局。外语语种的选择跟着市场走,跟着经济利益走,甚至是跟着某些领导的感觉走。外语界应该根据国家的发展战略,提出相关的关键语种建议方案。除英语、俄语、日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等语种以外,像南亚、中亚等国家的语言应该作为关键语种,在部分高校设立教学点,储备一定数量的研究型人才。有些重要语种,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外语语种应该在部分中小学就开设,除在外国语学校开设外,还应该在一些普通中小学开设。欧洲国家大部分中学教授两种以上的外语,部分有条件的中学完全可以试行开设两门以上外国语,作为学生必修或选修课程;不同区域,尤其是边境省份或自治区根据区域特点,应创造条件开设周边国家语种。外语学术界应该研究双外语,甚至多外语的课程设置,研究外语学习对学生整体素质提高的促进作用,研究外语教育课程改革、课堂教学效率、外语教师发展等问题。


  2.外语教育与教学定位研究


  外语教育应该为国家走出去战略服务,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特别是师资、课程与学生国际化的一个重要依托。外语教育也应该结合本科教育特色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专业方向的要求,满足学生个人发展需求,特别是专业发展、文化交流、国际视野方面的需求,以及教师职业发展专业化的要求。


  一段时间以来,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和社会对外语教育定位模糊,社会盲目追求所谓的“水平等级证书”,以至于应试教育泛滥,外语学习效率低下。这不但不利于培养适应国家发展急需的国际化人才,更不要说培养为国家长远发展目标服务的学贯中西型的人才。其实,前一段时候有关外语高考改革的奇谈怪论以及各种缺少理论依据的方案,都是外语教育定位不明确的具体体现。


  《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与改革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外语教育改革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懂国际规则、能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人才”。外语课程设计、外语课堂教学研究、外语教育评估研究都应该把如何适应国际性人才培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教育部有关文件也一再要求学术“围绕教学中提出的新课题开展理论研究。把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起来,实行教学科研一体化”。“教学应在知识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知识创新必须依赖科研”。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要接地气”,要让数十万一线的外语教师受益,帮助他们提高课堂教学能力;要让数亿学习外语的学生受益,帮助他们成为高效率的外语学习者。


  江泽民曾经给《领导干部外事用语丛书》所作的序中,提到学习外语的三大目的:1)了解世界:“我们应该尊重世界多样性,了解和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促进和加强同各国人民的交流交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努力学习外语。”2)走出去:“我们应该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让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有一个更为广阔深厚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努力学习外语。”3)公共外交:“我们应该积极向世界介绍我国基本国情,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民坚持的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方向,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努力学习外语。”我们觉得这个宏观上的概括很有道理。在不同层面的外语教育中其实都应该体现外语教育的这三种目标,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不同时期应该侧重其中的某一个方面。这需要外语学术界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社会需求和学生学习外语的特点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调查和实验,提出具体实施的建议方案。


  3.外语高考、中考改革研究


  外语高考改革将对中国整个的外语教育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外语学术界应该针对外语高考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尤其是后续的方案,尽快进行科学研究和论证,提交相应的研究成果,为教育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外语中考也对初中和小学的外语教学价值取向、学生外语学习目标和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外语学术界也应关注中考改革和中学外语教学,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正如许多专家指出的,中国的外语教学改革,其重点应该在中学。中学阶段学生完全能够学好一门甚至两门外语,但目前的实际情况令人担忧。


  1)研究统一的外语水平认定标准


  欧盟有一个《欧盟外语水平与测试共同框架》,但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外语水平认定标准。教育部目前正责成下属的考试中心制订这样一套标准,但这项工作应该在经过充分讨论和论证的基础上进行,需要各层次、各语种的专家参与。


  2)研究外语与母语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


  教育界部分人士和家长往往把外语学习和母语学习对立起来,认为花在外语学习上的时间挤兑了母语学习的时间,影响了母语能力的提高。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者应该用事实证明,外语学习其实不但不会冲击母语学习,相反可以提高学生对母语的感悟能力,从而提高母语水平。更重要的是,外语学习培养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帮助学生体验了异族文化,扩大了知识面,增强了综合素质,最终也促进了其母语能力的提高。外语界学术研究应该充分研究双语,甚至多语学习的互动效果,同时探索打通双语教学联动的可能性。


  3)推动外语教学整体改革


  国内外早就有成功的例子和论证,外语学习的时间是越集中越有效,为何我们的外语学习是战线越拉越长?


  外语学习最重要的是使用。然而,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的外语课堂里,主要还是语言知识的讲解,是考试题目的讲解和练习。考试已经成了学生学习外语的目标。有些学生英语学得好一些,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很多课外的辅导,并不是真正从课堂上学来的。


  要学生外语好,师资非常重要。然而,很多外语教师自己的外语能力都不过关,有的还不如自己教的学生,也不钻研教学方法,如何帮助学生提高外语水平?不努力提高教师的水平,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不改革教师工作业绩评估的方式,如何指望外语教改有大的突破?


  教育部虽然颁布了各类课程标准,但实际上,没有几个学校真正把课程标准作为教学的目标,没有多少教师真正了解课程标准的内容。现在的考试也不是以课程标准为基础的。很多省份的高考外语命题,基本上是临时召集几个大学和中学外语老师关在一个地方“琢磨”出来的。有的老师对“测试理论”并不熟悉。每年的试卷难度不同。更多的还是以考学生的语言知识为主,不能对教学产生正面的“反拨”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外语考试命题的方式和考试内容,引导学生为学会使用外语而学,引导教师为真正提高学生的外语使用能力而教,才应该是高考改革的方向。


  4.研究中国学术和文化如何“走出去”


  外语学术界的优势是外语,是对外国文化和部分相关学科的了解。外语学术界要开阔视野,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进行“顶层设计”,要在开展基础研究的同时,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研究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培养国际性创新人才的问题等,都是外语界学术研究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1)区域与国别研究


  中国要走出去,首先要了解世界。外语学术界应该加强对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加强外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研究:这些国家历史上做过什么?有什么价值?可能会做什么?我们可以对其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如何做?谁去做?什么时候做?外语学术界应该培养和造就一批“外国通”,发挥高校智库的作用。


  2)文化传播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第41条指出,我们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


  该文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具体如何实施,特别是如何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外语学术界大有可为。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高教30条”)也指出,要“稳步推进孔子学院建设,促进国际汉语教育科学发展。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鼓励高校合作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实施‘当代中国学术精品译丛’、‘中华文化经典外文汇释汇校’项目,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外文学术期刊、国际性研究数据库和外文学术网站”。


  孔子学院如何借鉴国外类似文化教育机构的做法,特别是英国的“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Council)、德国的“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e)等的成功经验,外语学术界有很多研究课题和调研工作可以做。至于如何推出当代中国学术精品,包括翻译什么,由谁翻译,如何翻译,外文学术期刊、国际性研究数据库和外文学术网站如何建设,如何传播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外语学术界的翻译研究者、跨文化和对外传播研究者更是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结语


  外语学术研究应该“顶天立地”,既要解决理论问题,更要解决实际问题。目前的国情需要广大的外语学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站到时代的前沿,就外语教育规划、外语人才培养、外语教学课程设计、外语课堂教学质量提高、外语教师培训、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等重大问题进行相关的研究和谋划,为减少折腾,提高外语教育、社会文化实践的科学性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