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
基金项目：华东理工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包容性增长’的发展伦理学阐释”，项目编号：YL0157114；华东理工大学USRP计划项目“成功学幻象与价值观迷思：当代大学生成功观调查”，项目编号：YL0132107。
收稿日期：2013-10-08
作者简介：曹东勃（1983- ），男，辽宁阜新人，经济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经济哲学研究；上海，200237。
摘要：成功学幻象是货币化生存世界中财富幻象的一种表征，这种物化的价值体系已对当代青年思想深度和价值取向产生了腐蚀与扭曲。早期与晚近的成功学经典文本在其哲学基础、价值取向和思想深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历史与结构双重视角的审视下，通过实证调查与质性访谈，描摹了当下大学生对于成功的基本想象和对成功学的基本认识。确立正确的成功观，需要加强入学教育，铸造内生兴趣；营造人文环境，注重柔性管理；反对拜金拜物，告别虚假成功。通过改进大学生德育教学与实践，使之既能够规避虚假成功的诱惑，也不致在“成功”幻灭后堕入虚无与犬儒的陷阱。
关键词：成功学；价值观；大学生；成功观；幻象；迷思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3-0084-06
近十余年来，成功学书籍的持续热销，不仅成为中国图书市场的一道独特景观，也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思潮与时代的精神状况的一个写照。所谓成功学，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名称，更不是一门系统学科，它只是关于成功方法的一种统称，泛指各种激励成功动机、探索成功方法、总结成功经验的书籍和培训活动［1］。价值观则是人们关于什么是价值、怎样评判价值、如何创造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人的行动总是在某种价值观的支配下发生，并受到道德和正当性框架的限定。当某种社会行动缺乏价值动力或不存在道德上终极的正当性论证时，其充分展开是不可能的。［2］因此，对成功的目标、判准及实现手段的认识和理解，是个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认识结构也将对其行动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人们对于何谓成功、怎样获得成功的基本看法，内在地影响着其价值观的形成与演化方向；而对成功的病态迷恋所导致的成功学幻象，也势必引发相应的价值观迷思与精神紊乱［3］。
一、成功学：一个思想史的梳理
对于何谓成功，中国人的典型看法是立言、立功、立德，即所谓“三不朽”。哲学家冯友兰对此的解释是，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而成功的要素亦有三——天资、命运、努力［4］。才、命、力与言、功、德一一对应。在日本江户时代，表现为个人基于实绩主义的一种上升志向［5］。在韦伯（Max Weber）的笔下，则是在荣耀上帝的宏大目标下赋予尘世工作以神圣的天职观，借以努力奋斗所达致的人生境界。“成功学”作为一个专有概念，最早出现在希尔（Napoleon Hill）作品的中译本中。随着希尔的著作在国内的传播，“成功学”这个名词也逐渐在国内流传开来。在1928年出版的《成功法则》中，希尔将政商各界500多位成功人士的经历归纳出17条定律。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在代表作《人性的弱点》中认为，事业的成功主要靠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
在职业取代身份成为现代社会中个体自我确认的首要标识之后，对成功的看法便附加了更多的职业化色彩。伦敦（M. London）和施图姆普（S. A. Stumpf）认为，成功是个体工作过程中累积的心理情绪上的积极能量或与工作相关的成果和业绩［6］。哲芝（Timothy A. Judge）等人提出，职业成功是个体所期望并认为应该能经过工作实现的结果［7］。而费尔（L. Richard Della Fave）则质疑，现代社会中的成功意向是否具有普遍性［8］。
成功学在国内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并伴随着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与人们积极追寻财富、追求成功的进程而展开，这一时期主要完成了对戴尔·卡耐基、希尔等国外成功学经典书籍的引介。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进程中兴起的保险推销和商业直销，推动了成功学书籍译介的具体而微，《情感智商》和《富爸爸、穷爸爸》是这一时期的两部代表性作品。《情感智商》的作者柯云路把成功学定位为一种人生哲学，并把它与急遽的社会变迁勾连在一起：“当世界的纷繁图景呈现在中国人面前时，当各种潮流、各种人生哲学车水马龙地在视野前掠过时，一个什么样的简单口号有助于把每一个中国人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牵引向前呢？提倡对成功的追求，大概是很方便的。中国人现在要成功。”［9］而本世纪以来的十年，“中国式成功学”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逐渐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时商界名流著书立说，成功学遂成显学。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唐骏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和罗永浩的《我的奋斗》是这一时期销量巨大也毁誉参半的本土成功学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作品具有如下共性：其一，预设的读者对象是青年大学生；其二，写作体例都带有自传性质，将个人经历及价值取向隐含其间；其三，李、唐、罗在诸多言行、立场、观点上并不一致，但其著述所内涵的成功学指向却达到了形式上的高度一致，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一种“反成功学的成功学”。
曹东勃：成功学幻象与价值观迷思：当代大学生成功观研究成功学幻象是货币化生存世界中财富幻象的一种表征，作为质料因的财富与作为形式因的财富之间出现的严重背离直接导致财富积累危机的发生。这就是说，财富所依托的物质实体构成即有形财产的规定性，与被当作财富化身的客体的特殊变体如信用货币等虚拟经济因素之间，发生了不可弥合的冲突与裂痕。［10］在历经三十余年的漫长社会转型之后，当下的国人已接受了一种物质化的社会生活价值观，货币价值显然已经成为大多数人默许的生活目标，很多成功人物的原型也从之前的道德楷模转变成为财富精英［11］。社会转型期的多元文化及价值景观构成了成功观复杂性生成的文化平台［12］，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教育也面临着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巨大张力［13］。市场对社会的全面嵌入或社会市场化的结果，是将原本独立于经济评价的教育、文化等精神领域与货币相通兑，使其自足性、独立性价值受到严重冲击，以至于不得不依附于市场标准和货币尺度。
在资本逻辑的导控下，“资本神圣”取代了“劳动神圣”［14］：资本运作的一夜暴富取代了诚实经营、合法劳动，拜金主义成为社会思潮中一股甚嚣尘上的浊流。对于成功学读物的风行及其读者群的日渐低龄化，教育工作者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支持者认为，成功学传递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是面对当下经济社会矛盾趋于尖锐，个体无力感、挫败感日渐加深的一种自我保护、安慰、鼓励之道，而德育工作者恰可以汲取成功学在传播效果上的独特技巧加强和改进传统的说教方式，使之成为新时期大学生德育的有力补充［15］。反对者则认为，成功学是一剂自我麻醉的“毒药”。在当下的消费社会中，“实现人生价值”、“开发个人潜能”、“三个月赚到一百万”、“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有车有房”这些观念的喧嚣驳杂，只能通过“过度开发”和抽空人的内在精神，虚构一个炫目的前景诱惑人们。在成功学“大师”们的“忽悠”下，一个心理症候群形成了：人们变得渴望服从，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渴望成功带来的幻觉，他们彻底沦为“被掏空的人”。一元化、单向度的成功观过于注重外在的物质标准而忽略人内在的感受，过于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未来发展，其结果将导致青年人目标选择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成功学对于当代青年思想深度的腐蚀和价值取向的扭曲，这种物化的价值体系所可能导向的虚无主义、颓废主义和犬儒主义陷阱，应该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警惕和重视［16］。上述既有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成功学现象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及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学理上的梳理和说明。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追问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成功学何以在当代大学生中广为传播并被广泛接受，其内在逻辑是什么？第二，成功学的传播反映了大学生价值观的内在构造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如何解释这种变化？第三，面对这股猛烈的成功学浪潮，高校德育工作者如何正本清源、兴利除弊？
理清这些问题，把握“成功学”在大学生群体的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多种样态及其特征事实，总结其生成路径和演变规律、利弊影响，兼具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价值。
二、典型人物：成功学经典文本的特征分析
人具有超越性，总是不断挑战自我、突破本能的束缚，对未知世界保有好奇与探索的激情。就此而言，追寻成功可被视为人类自我“赋值”、追求生命的存在感和确证人生意义的外在表现。对这些在“成功”之路探索经验的总结与集成，是成功学的主要内容。要打动读者，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往往需要“成功人士”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而非依靠他人从观察者的视角加以评述。这是畅销的成功学作品多以自传体例出现的主要原因。
根据我们针对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抽样调查，在他们所阅读过的中外成功学作品暨典型的成功人物中，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和《卡耐基成功之道》、希尔的《成功法则》、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和唐骏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名列前茅。通过对这些“成功学”经典文本的阅读和分析，我们大体可以把握到如下两点特征：
其一，早期的成功学具有浓厚的本质主义、科学主义色彩，将成功视为有规律可循的、按照一定的程式化操作即可实现的事项；晚近的成功学更多诉诸于情感的渲染和情节的铺陈，思辨性和逻辑性明显弱化。戴尔·卡耐基的代表作《人性的弱点》被喻为《圣经》之后的第二大畅销书，而另一位被视为现代成功学奠基人的希尔，受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的委托和资助，拜访了500多位美国政、商、学界成功人士，历时二十多年，完成了《成功法则》。在这本书中，希尔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讲述的是成功的基本原理……本书其实是一幅直指成功的蓝图，它可以帮助你对生活环境中的各种结构力量进行分析、认识并予以最充分的利用。”［17］如果说上述两部可算得上成功学的西方早期经典，李开复《做最好的自己》和唐骏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则是中国本土最近的两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成功学新作。尽管唐著声称“世间万事万物的运转，大到宇宙，小至一花一果，其实都遵循若干非常简明的规则。只要掌握这些规则，就可以不断加以复制”［18］，但这两本书的写作都是把零散的“成功感悟”糅杂在繁冗的叙事之中，逻辑思辨能力明显不足。
其二，早期的成功学在总体上仍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或现代兴盛期，致力于总结在工业革命以来百余年间资本积累、产业繁荣、企业家迭出、技术创新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个人（在经济上）成功的奥秘之所在；晚近的成功学则已经进入到消费主义社会场域之内，处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积极面向进行强力解构的时代境况之中，致力于在一个核心价值体系松散的后工业、后现代社会中寻求个人精神的慰藉之道。从根本上说，唐骏式的成功学就是一种工具论哲学，是撇开对目的本身的探讨而直指手段的。他的“做人、做事、作秀”的三做原则，充斥着权谋算计和投机主义的色彩。尽管其通篇宣扬的勤奋工作、沟通技巧、敬业态度本身，确是可以复制的方法，但依此方法所规训出来的“成功者”，却只能是毫无个性、泯然众人的人物。那种把职场纯粹作为一种战场来进行设计和规划的厚黑生存和升迁诀窍，极大地降低了成功的水准。
其实，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末尾也已颇具前瞻性地注意到未来社会可能发生的这种文化异变，即资本主义精神的渐趋消遁，崇尚奋斗的个人主义演变为唯我独尊、为一己之私不择手段的个人中心主义。在这种意境下，早期资本主义阶段以荣耀上帝之名、通过自身勤奋获得上帝选民资质的世俗成功就被贪天之功地悄然置换为一种指向消费主义时代的纯粹物欲的、庸俗化的个人造富能力的佐证资料。从旧欧洲到新大陆，物质财富的成功意向越发明显。“自由与机会是新大陆对欧洲人的最大的两个吸引力。在北美以财富划分社会阶层，而不是欧洲的世袭制度，等等，无不体现了一种美国社会的平等观和社会流动性。”［19］在物的体系和世界中，成功从一种主观感受变为一种可度量、可通兑的客观指标，诸如业绩、工资、权势、名声等。韦伯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的地方，如在美国，追求财富已经失去了宗教和伦理意义，相反正在日益与纯粹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从而实际上往往使它具有娱乐竞赛的特征”［20］。那么，新教伦理这个曾经的约定俗成的精神规约，就翻转而成为一种现实生活的牢笼。资本主义精神也就只能被几个作为资本人格化表征的乔布斯（Steve Jobs）、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之类成功人士的成功叙事所替代，成为成功学研习者膜拜的新经典。金钱至上、权力至上，则成为新时期成功学不证自明的绝对律令。
三、面向青年：大学生的成功焦虑与成功学的校园传播
从高中进入大学，面临的不仅是空间环境的改变，也涉及这个年龄段的青年特有的心理转型。许多大学生的心理和思想并没有随角色由高中生转变为大学生而发生相应转变，进而在目标缺失、理想迷失、价值模糊的状态下，容易对成功学盲目迷信，产生扭曲的成功观和不必要的心理焦虑。
（一）价值观：成功观的底色
价值观是成功观的底色，并为之提供了深层基础。作为青年社会化关键时期的大学阶段，也是形塑一个人的价值取向的重要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人的偶像从以陈景润为代表的科技英模、以张海迪和张华为代表的道德楷模、以顾诚和北岛为代表的文学青年，逐渐转向影视明星和商界精英。从上世纪80年代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上世纪末一股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的热潮遽然而起，再到本世纪之初传销乱象在大学校园的发生，凡此种种，都与货币化时代成功学的勃兴互为唱和，经历了一个从“政治文化驱动—商业文化驱动—草根文化”驱动的历程［21］。
“90后”一代大学生成长的二十年，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变革、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嵌入和改造日趋剧烈、思想和价值观念开始多元分化的时期。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基础设施给“90后”的开阔视野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90后”的父辈多为“60后”，这一代人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黄金阶段，是1992年后创业大潮的主力军，又不是1998年后下岗浪潮的主要冲击对象，因此总的来讲，“60后”普遍具有一种与成功学的叙事话语相契合的人生履历。纵使失败，也总是“见过大世面”、“输得起”的。“90后”从其父辈的经验中习得，凡事要敢于争取，但又要看开，坦然面对挫折和不顺。
（二）发生与退潮：成功学的校园传播现状
中国青年报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1.3％的人读过成功学书籍，86.5％的人了解过成功人士的奋斗经历［22］。而在笔者针对大学生的特定调查中，这一比例为18.4%，这个巨大差异大致可归因于大学生刚刚开始青年社会化，还带有一定的“书生气”。这些阅读过成功学的学生中，有近90%的人觉得有启发或认同感。纸质版的成功学书籍正在为电子书、微博和博客、日志等更为快捷便利的信息媒介所取代，成为大学生了解成功学的主要信息来源。
在受访者的阅读对象中，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和《卡耐基成功之道》、唐骏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和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名列前茅。也有一定比例的受访学生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乔布斯传》列为成功学书籍。这里有必要对“成功学书籍”与“人物传记”、成功学与励志的区别略作辨析。人物传记是对一个人物的生平、生活所做的系统、详尽的描述，力求真实、可信、生动，传主未必在世俗意义上非常“成功”。成功学书籍更多的是教授成功的途径和方法，而这种方法是否真正有效呢？事实是，很多迷信成功学方法并以此操练自己成功技能以求成功的人，在“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名言之后续写了“成功学是失败之母”的篇章。至于励志与成功学相混淆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商业气息的泛起所造就的对勤奋工作、沟通技巧、敬业态度等事务性规则的过度渲染，抛却终极目的本身而专注于一些空洞的技巧与手段，这至多算得上是包装精良的“伪励志”。真正的成功关乎内心的体验和踏实的践行，与名、利、权等外在表象无关。
成功学书籍撰写的内容只是作者自己独有的经历，“个性”有余，普遍性不足。这是这类书籍的撰写过程中难以避开的一个悖论：没有个性，则平淡无奇中的成功无以获得鹤立鸡群的震撼性传播效果；太过渲染个体成功的特殊心路历程，则这种独辟蹊径的做法又很难为后人效仿，徒增望而却步、敬而远之的疏离感。对于成功学的典型说法“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功”，73.6%的同学表示了否定，认为“太片面、偏激”、“成功的人太少，努力的人太多，还需要外在条件：天赋和机遇”。无独有偶，一些高年级的被访学生也对成功的偶然性形成了一定共识。我们将此理解为当下大学生对待成功学、特别是传统成功学书籍的新阶段的标志，即认同其观点但否定其实践意义，不妨称之为“成功学退潮”。
（三）解构“成功”：幻灭之后的自我矮化
在成功学浪潮渐退之际，人们对那种单一的评价标准、同质化的目标指向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本次调查显示，近八成受访学生认同“成功完全由自己来定义”，还有部分人认为成功就是一种心态，存在多元标准。只有5.6%的学生认为“别人的眼光评价更重要”，另有极少学生认定“成功就是有钱”。大学生“自定义”的成功更多地指向学业、情感和人际关系方面的收获。另外，部分受访学生认为自己从未有过成功经历，其中有90.2%的同学将其归结为“经验不够”、“个人能力不足”和“自信心不足”三个方面，只有1%的同学将其归因为“缺乏他人帮助”。
随着大学生对当下社会现实背后的结构性力量的认识渐趋深刻，他们对于世俗化成功的获得所凭依的各种外在于个人素质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的认识，也从大一到大四呈现出明显的渐变谱系。在回答“是否有过放弃追求成功的想法”这一问题时，参与的学生中有24%作了肯定回答。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这部分学生曾经有过将成功看淡的经历，也可以理解为成功学经历了其黄金十年后的一种“自我解构”。在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面对占尽优势地位的各种“官二代”、“富二代”，身处劣势者发明了以屌丝、穷丑挫等为代表的一套明显带有极大贬义色彩的话语体系，作为“弱者的武器”聊以自嘲，这是他们在对成功学所宣扬的一套成功方法论失望之后、在自身所追逐的成功幻梦破灭之后的一种精神的自我放逐和人格的自我矮化：通过一种自虐式的反讽不断贬低自我，并视现实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屏障。在从成功学之巅峰直入自我矮化的谷底之后，“逆袭”便成为“屌丝叙事”所展现的结构性矛盾的想象性解决方案。这种简单的逃避，只不过是从一个幻象转入另一个幻象，终究无法提供真正的心安之所。这股自我矮化的力量无法成为终结成功学幻象的积极力量，反而会成为与成功学并立的另一个极端，进一步反噬校园文化。
四、结语
基于现实问题导向，在历史和结构双重视角的审视下，我们回溯了导致成功学甚嚣尘上的时代精神状况的原因，勾勒了当下大学生对于成功的基本想象和对成功学的基本认识。在此，提出几点思考，以期从成功观教育这一切入点着手，改进大学生德育教学与实践，使之既能够规避虚假成功的诱惑，也不致在“成功”幻灭后堕入虚无与犬儒的陷阱。
第一，加强入学教育，铸造内生兴趣。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爱弥尔》中说:“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习, 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 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 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毫无疑问,这是所有一切良好的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23］一个兴趣未被唤醒的大学生走上社会，发现自己一无所长、一无所好，不知道自己热爱什么、想做什么，没有来自内心的呼召，就会成为迷茫无措的“空心人”［24］。大学生在科学研究和探索的道路上究竟能走多远，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兴趣，一是责任［25］。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成功观，关键在于帮助他们铸造强大的内生兴趣，从而能够基于深永的、非功利的纯粹心态去合理规划大学生涯，淡定看待成败得失。如果在大一新生的入学教育阶段，就注意提示他们保持好奇心、发现和激发兴趣、认识专业、明晰方位、守护问题意识，无疑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营造人文环境，注重柔性管理。健康的成功观的确立，绝不简单地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倡导，它更有赖于恒久的制度建设和良好文化环境的打造。如果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一方面高调批评当下大学生成功观的扭曲、异化，一方面设定并强化有助于这种急功近利行为的制度安排，以一种同质化的量化尺度，通过兴趣社团、学生组织中流行的“项目制”［26］、“活动化”导向作为评估学生的指导原则（比如德育分、讲座章等），必将与成功观教育的初衷相悖，反而会助长学生爱慕虚荣、浮于表面的形式主义和官僚做派。为此，需要转变思路，以人文化的、柔性的管理风格应对校园成功学泛滥所带来的浮躁之风。
第三，反对拜金拜物，告别虚假成功。人类正迅速进入一个以消费为轴心的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时代精神背后隐而不彰的一只“黑手”。“庸俗的消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拜物主义”［27］，它使人被物的符号和体系所围困，在事实上成为支撑虚假成功、打造成功学幻象的重要背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当然要高度重视对各生产要素的激活，重视发挥资本的功能，“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28］。但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务须寻求经济发展背后更持久的精神动力，“可持续经济不仅仅是物质的可持续、环境的可持续，更重要的是人生观、成功观上的可持续。”［29］重建大学生的精神高地，引导其树立以公正、责任、平等、诚信等为价值基准的正确成功观［30］，必须彻底否弃那种心为物役、消费异化、拜物拜金的社会思潮，增强其自我保持、自我生长、自我丰富、自我平衡、自我反察的能力，养浩然之正气，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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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少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