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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队带班:校企合作的一条有效路径——基于华中科技大学“种子班”的案例

  • 投稿Xiga
  • 更新时间2015-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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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静雯 许祥云

摘要:校企合作是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与将学生“送到企业去”的方式不同,华中科技大学“种子班”经过五年的教学改革实践,探索出一条依托校内学生科研团队、引进企业资源、以真实项目为牵引的“以队带班”实践模式。这种模式既发挥了企业的积极性,又凸显了学校在人才培养上的主体地位,把学生的工程实践融入到了学校的人才培养计划和教学过程中,实现了企业、学校与学生三方面利益的共赢,是大学培养卓越工程师的一条有效路径。

关键词:校企合作;科研团队;真实项目

中图分类号:G64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59-06

合作教育模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优势和特点在近年来越来越突出,2010年颁布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中,甚至直接将行业企业的参与作为其实施的前提条件。由此可见,校企[1]合作对培养卓越工程师的重要意义。目前,校企合作主要有顶岗实习、订单培养和学工交替等几种模式[2],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充分利用了企业在教育资源和环境上的优势,通过将学生“送到企业去”的方式,让学生在真实的工程环境中获得实践体验,弥补了高校在工程人才培养条件上的不足,达到了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的有机结合。这条路径切实可行,但也存在着需要注意的问题,即企业缺乏长期参与的动力,学生参与实践的过程无法得到有效监控,工学结合流于形式,甚至合作演变为“参观”,出现学生被“放羊”的情况[3]。当然也有一些有实力的高校在获得一定经验后,干脆将合作内置化,自己“一肩挑”地建立起校内实训基地,但其教学组织成本无疑将是十分高昂的;此外,学生是以学习者而非职业人身份介入到实践环节,虽然学习动机强,但学习志趣和意义感[4]不强。那么,是否还有其它的路径,可以既调动企业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又保证高校对实践教育过程的监控;既不提高教学组织成本,又能培养学生的职业感?

随着大学功能在现代社会的拓展,合作教育模式实质上涉及了人才培养制度的变革,这方面的改革一直是高等工程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重点与难点。因此,寻找校企合作模式变革的典型案例并予以剖析,以供“卓越计划”借鉴,从而为校企合作的困境提供思路和方法上的参考,就显得十分必要。笔者在对华中科技大学科研创新团队“Dian团队”(全称是“基于导师制的本科人才孵化站”)以及“基于项目的信息大类专业教育试点班”(亦称“种子班”)进行跟踪调查两年的基础上,认为“种子班”采取的依托校内学生科研团队、引进企业资源、以真实项目为牵引的“以队带班”实践模式,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案例。本文将以此为个案,探究“种子班”是如何调动自己的积极性,以制度创新的形式,改变了校企各自在传统合作教育中的地位和功能,让学生在校内的教学体制中,也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践主体,完成卓越工程师的培养目标。同时,这种改变对其他同类型学校具备了什么意义。

一、“以队带班”模式的形成与特征

(一)“以队带班”产生的历程

“种子班”的产生要追溯到2002年由华中科技大学电信系老师刘玉创办的“Dian团队”。作为众多学生课外创新团队的一分子,“Dian团队”从创设之初就把自己明确定位在以真实项目为牵引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上。经过短短5年发展,“Dian团队”已跃升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品牌团队。这种“品牌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它的项目合作内容覆盖了学科前沿、技术创新一线,年均项目经费稳定在数百万元,尤其是它与众多名企的合作关系已进入到战略联盟阶段;二是它在真实项目牵引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特色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上述品牌效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甚至教育部高教司在推广“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启动仪式上也明确指出, 是Dian团队的实践活动给了这一计划很大启示。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为了解决队员课内、课外学习矛盾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为了这种“品牌化”有更大的辐射空间,2006年,学校利用教改项目牵引,适时将Dian团队的品牌化发展模式从“体制外”纳入到“体制内”成立了“种子班”[5],与Dian团队在教学体制“内”“外”并驾齐驱的过程中,实施真实项目牵引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培养一批兼具技术力和领导力的精英之才”,目前已取得了显著效果。鉴于有效的教育评价必须建立在对教育属性客观描述的基础之上[6],在笔者关于毕业生就业单位的调查中,Dian团队学生尚未毕业就被大型企业(如微软、朗讯、IBM、华为等)和国内外名牌大学及研究院提前预定,用人单位甚至直接开出高达1?3万元的月薪。因为用人单位认可“他们具备直接上岗的能力”。笔者另一项对“种子班”毕业工作单位的访谈调查中也有企业负责人给予他们“具有冷静的面对困难且持续努力的素质”的高度评价。

彭静雯许祥云:以队带班:校企合作的一条有效路径

(二)“以队带班”模式的特征

所谓“以队带班”模式,归纳起来,其核心有以下三点:

第一,将合作定位在技术研发上[7],引进企业真实项目。截至2012年12月Dian团队已获得企业委托和各层次大学生创新项目经费达1500万元。这些项目包括与华为、中兴等公司合作的软件类项目、与武汉嘉铭激光有限公司和岩土所合作的嵌入式项目、与国外软件外包公司合作的海外软件项目、与校内合作的数据库或网站项目、基金牵引的理论研究项目等等。它们每年提供着数以百万的经费,游刃有余地解决了真实项目的来源问题,为“真刀真枪”地培养和训练学生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创造了条件,被学生奉为“改变一生的特殊经历”。

第二,依托“Dian团队”的优势资源。这里的优势资源主要包括两方面,即“Dian团队”较为成熟的“导生制”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类企业”的团队文化和管理体制。具体来说,“种子班”不仅采用了一般校企合作中聘请校外顾问、导师的方式,更为特殊的是,它还在教师的组织下,让Dian团队的资深队员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充当“种子班”“导生制”里的导师角色,并将其作为一种常规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加以制度化和规范化:刚入班的大二新生,主要跟着项目中的高年级学生或资深Dian团队队员学习,到大三时则开始“做项目”,承担项目所涉部分风险与责任,大四时不仅自己升级为管理角色成为项目研发的主力,甚至作为全权负责项目的组长,承担起辅导“种子班”新生进入项目实践的任务。由于经过多年实践打造的“Dian团队”是基于特定目标和共同兴趣而组织起来的联合体,所以它是一个突破学科界限、年级限制甚至技能限制的研究梯队,其构成中涵盖了本科生、研究生及文、理、工、管等其他专业信息技术成熟的成员。同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适应职业身份的转化,Dian团队与“种子班”参照华为等名企的管理流程与规范,建立了一套正规的“类企业”规章制度,它们全都是由团队成员自己依据项目类型系统加以整理,制作流程操作图、岗位职责说明书、项目管理指南、项目经费管理制度、招新考核办法以及激励奖励办法等,它对应了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管理等技术一线和支持职能部门管理的主要内容。上述制度实施的核心都在于充分发挥学校在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地位,打破传统合作教育过程中对企业方资源的过分依赖。

第三,整合课堂学习和项目实践,将项目实践有机地融入到人才培养计划中。这表现在:首先,在招生选拔过程中,它要求参选学生必须经过简历关、笔试关、单独面试关、群体面试关、通宵能力测试等来证明自己的动手、表达沟通、学习及协作能力 [8]。其次,“种子班”要求学生入班后必须同时加入“Dian”团队参与真实项目,它是学生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并给予相应的学分和成绩认定。而这些“工程训练”和“项目实践”在整个教学计划中多达25个学分,占据了240个学时及10周的教学时间,达到了与理论学时数基本持平的状态。同时,在课程体系中还大量增设了方法类和双师型、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特色课程;并对专利发明、创新科研活动等作了必修要求,配套了专门的奖励制度。其次,在教学体系上,它强制要求理论讲解不得超过40%的授课时间,并大幅提前实验教学,甚至提早于理论教学,要求学生自己利用各种手段(参考书、互联网等等)或者采取团队学习的形式来识别学习需要,形成解决方案完成实验目标。实验完成后,再由教师补充完善相应理论知识点,相应的课程考试也要求以课程设计或设计性实验的形式进行[9]。最后,在对学生的考核上,也直接移植改进了财富500强企业借鉴来的360评估制度,打破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评估主体,让以学生个体为中心的四方面维度的利益相关者——导师、队友、企业和项目组长都参与进来;并加强对学生在项目中的专业精神、职业态度、与他人之间的团结协作甚至是对他人、社会的影响力等方面的评估权重。上述在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和评估体系等设计上的改革,其根本目标都在于在完整地实施教学计划与做项目间建立起结构性关系[10],在确保项目完成的同时,探索实践教学改革的途径与形式。

二、“以队带班”合作模式的理论分析

(一)“以队带班”模式的动力基础:技术研发

在校企合作的动力机制研究中,企业参与动力不足一直是理论界与实践界关注的热点话题[11]。按照现代经济学关于企业行为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重要假设,“种子班”激发企业合作主动性的关键在于将技术研发转变为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交易”起始于企业将生产经营中面临的技术难题,具体化为需求指标描述清晰的项目形式;经由“种子班”结合自身科研实力及培养需要,对项目承接的价值进行评估,一旦考虑承接将完全授权“Dian团队”队委会,由他们负责组建项目小组、参与谈判及结题;校方则以第三方身份对项目进行担保。“交易”过程中,企业做出的所有投入都是一种结果导向型的,只为人才最终的产出贡献“买单”,并由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来分担风险。这样一来,不仅能降低企业在项目研发上的人力资本投入,而且还有助于企业社会形象的提升,继而转化为无形资产的累积 [12]。在“成本-收益”的对照下,企业对这种纯粹利益导向的技术研发“交易”模式趋之若鹜[13];而作为校方,它享有挑选和掌控项目类型及难度的权力,可以更好地切合人才培养进度的要求,保证项目与培养间的“对接”,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在合作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随着合作的稳固,作为“种子班”,它实际上以长期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撑的方式,内化为企业的一部分;而作为企业方,在报酬递增的情况下,基于人才储备和战略合作的深层次考虑,主动探索合作途径,以加入“种子班”顾问组、深度参与“种子班”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及团队组织架构设置的决策等形式,推进着合作向着纵向化的“内部组织化”[14]程度进行。由此,企业方“内部组织化”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已经从单一的物质成本扩展到人力资源和管理等各方面,而这些投资又因为紧扣项目研发直接转化为“专用性资产”投入。依据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关于教育成本的理论研究中,交易过程的“资产专用性”将决定教育组织的治理结构的观点[15],企业这种“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越高,就意味着退出合作的成本也越高,合作的主动权转移到高校手中。

而当“交易”市场向着有利于校方的方向发生“逆转”,“种子班”也适时提出了深度合作的要求。他们增加了企业派驻专门项目经理在项目期间常驻高校的要求,以便对学生进行随时监督与指导;同时,为了保证企业导师的稳定性和积极性,“种子班”一方面加设了户籍条件限制;另一方面争取到了业绩考核权。在项目设计取得阶段性进展后,“种子班”又以项目验收名义,要求企业方承担食宿等基本费用,组织学生去现场参观和学习,以便让学生获得完整的企业实践训练机会。正是在这样一种共生式的互动和互利中,双方的合作动力得以延续并在领域上有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

(二)“以队带班”模式的环境保障:依托“Dian团队”的优势资源

合作教育作为一种以人才培养为目的的教育策略,决定了高校的实施主体地位。在“种子班”看来,只有将实践的主要环节纳入到校内教师的监控下,令教师对学生的生产实践过程进行适时的掌控与观测、指导和评估,才能更大程度地保证实践教学质量。

这样一来,它所面临的首要实施难题是:企业拥有高校不具备的导师指导团队,它通常由技术专家、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技术员等呈梯队层次的专业工程师构成。那么,“种子班”如何寻找到一个不仅实践经验丰富而且还有能力指导学生的团队呢?为此,种子班采取了“导生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导生制”在19世纪初是为解决师资匮乏问题而创设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在现代教育制度中的价值在于,由生生间构建的同侪团体学习氛围,排除了教师的个人权威,更有助于学生主动建构认知结构[16]。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替代企业里的工程师指导团队,而且相对于传统普通班级而言,它改变了同一年级囿于水平相当只能“齐步走”的状态,将培养对象置于了一个立体的有明显梯度的学习环境中,这样不同学科不同年级不同技术背景但目标一致的群体,不仅能在短期内迅速增长见识和实践能力,也反过来促进了老队员的学习和领导能力[17]。

其次,学生以“职业人”身份介入校企合作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在为雇主创造经济价值并取得报酬的过程中,直接感受到知识与自身经验间的关联,进而提高学习成就感和学习兴趣 [18]。就如杜威(John Dewey)曾经总结的那样“职业好像磁铁一样吸收资料,又好像胶水一样保存资料。这样组织知识的方法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是和需要联系的。”[19]真实的企业环境能够让学生亲身体验各种制度和规范,学习到先进的企业文化,培养他们的职业感,尤其是敬业精神和合作精神。那么,传统的学校班级文化制度如何为学生营造出企业的真实文化氛围呢?为此,“种子班”移植了企业制度文化。这套制度的独特性在于它是由班队成员发挥主观能动性,依照企业SOP(标准操作流程)理念自行设计出来的,教师只在设计的基本原则上把握“底线”及设置目标;同时,企业所最为重视的形象设计及组织文化的塑造,在Dian团队里也有相应的体现。譬如团队的许多文化仪式:团队章程、队徽队歌队服、队员守则、入队仪式、离队仪式、团庆日、老队员回访制度等,就是对企业核心文化制度的模仿与创造 [20]。鉴于Dian团队的精英骨干所发挥的榜样示范效应,“种子班”作为一个内部连结紧密且成员依赖感和联系感强烈的小团体,在这种上有领袖榜样,下有鞭策制度的影响下,更容易被激励和自律,产生该团队的同辈群体亚文化[21]。强压之下对项目负责、与他人协作的意识在严苛的“类企业”文化氛围下得到了培养和训练,职业性的文化氛围渗透到了学生培养的全过程。

(三)“以队带班”模式的人才保障:课堂学习和项目实践的整合

合作教育的本质在于教育,合作只是一种教育策略,同时“结构性是合作教育区别于其他‘与工作相结合的学习’模式的本质特征”。[22]这意味着,如果“种子班”罔顾教育的责任,把自己委身于与企业合作同盟发展出的经济关系,没有在项目实践和课堂教学之间建立起“结构性”的教育关系,那么“种子班”将失去它作为体制内班级存在的合理价值。

为此,“种子班”充分利用了它的双重身份——既是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实验特区,又是华中科技大学“卓越计划”的“排头兵”,在教学改革的各方面可以做到先试先行,享有自主办学的权力——采取了以真实项目为牵引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3]:改革首先体现在招生选拔上,它采取了大型企业职场招聘的程序,以保证生源上就具备一定的实践创新基础;其次,在教学体系上,“种子班”反转传统教学中“先学后做”的顺序——让实践作为理论教学的先导,担负起知识启发和内化的重要作用[24]。这种以实践为中心的教改设计理念,不仅提高了学生自主参与知识建构的学习兴趣,而且锻炼了他们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最后,在对学业表现的考核上,“种子班”对企业360评估制度的移植与改进,突破了传统“GPA导向的学业成就观”[25]理念,促使项目表现与学业评价的有机结合,校企合作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了体制内教学计划的制度保证。

三、关于“以队带班”模式的进一步讨论

综上,“种子班”模式的成功运作,甚至完全逆转高校在合作教育中的“弱势”地位,“Dian团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背景下,高校结合各自特色创设学生创新团队的举措蔚然成风。在这点上,2002年才创建的“Dian团队”绝非首创。那么为什么“Dian团队”最终能成为“种子班”强大的后援保障系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Dian团队与传统科研团队相比,有着自己的独特性。首先,较之于一般科研团队松散式、自由式的管理形式不同,Dian团队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它有着将来自不同学科专业学生组织起来的严格的制度保障和强凝聚力的文化支撑[26]。其次,从学生的身份角色上来说,Dian团队是以学生为主体,来承担项目的一切事物包括责权利,而不像传统科研团队中仅让学生扮演某个角色且不需对结果负责,这就意味着Dian团队中的学生是以“职业人”的身份承担责任与义务。最后,Dian团队十分重视资源的整合和成果的包装,在IT行业里积累了良好的口碑,企业对其研发能力和职业素养都有很高的信任度,所以当“种子班”采取品牌策略,在创建伊始就对外称呼自己为Dian团队的“黄埔军校”时,就将Dian团队的口碑效应巧妙地继承过来,共享了“Dian”团队所有优势资源。

此外,从Dian团队的创建到“种子班”的成立都深受其创始人刘玉的影响,她是其中的灵魂人物。刘玉本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敢于冒险、追求卓越的企业家精神。“种子班”的发展在国内没有现成的经验做参考,所以它对组织创新的要求很高,也特别考验领导者的决策能力。当学生和老师对于大量压缩及删节理论学时有疑虑时,刘玉坚持“没有减法何来加法?”迈出了课程改革未为艰难的第一步。随后的学制提前、以设计性实验牵引理论教学、在项目实践中反刍理论学习以及对“能影响学生一生”的方法类课程的强化[27]等等一系列脱离常规的大胆改革,刘玉的决策能力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种子班”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任何“复制”都必须充分考虑它得以实施的两个基本前提条件:首先,“种子班”是基于信息大类的专业教育试点班,它涉及的专业领域主要为IT行业。这意味着,相较于机械制造、土木工程等工程专业而言,“种子班”对实训设施的依赖性不强,通常情况下,企业所具备的先进设备仪器以及工程现场等方面的物资优势将丧失发挥的空间[28],它将完全解除“种子班”对于企业优势因子移植中来自经济上的负担压力,使得“种子班”能把精力集中在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主动性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其次,它要求学生必须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为了最大程度达成校企双方的互惠互赢合作目标,尤其调动企业方参与积极性,“种子班”将校企合作定位在技术研发层面,它暗设的前提是,校方必须在人才培养上具备较高的水平,才能拥有较强的服务企业的基础能力,这恰好印证了“种子班”是Dian团队的“黄埔军校”、Dian团队又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品牌科研团队的双重“精英”身份[29]。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案例研究遵循的是“复现逻辑”而非“抽样逻辑”[30],目的是还原案例本身的特殊性,以追寻理解和启发,而并非要将案例本身普及化;何况“种子班”创设至今也不过五届毕业生,它的实施效果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来检验。“种子班”案例的价值在于在“送出去”的合作模式之外,寻求到了另一条“引进来”的路径,既发挥了企业的积极性,又凸显了学校在人才培养上的主体地位,把学生的工程实践融入到了学校的人才培养计划和教学过程中,实现了企业、学校与学生三方面利益的共赢。正是在这种程度上,它为“卓越计划”中的校企合作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文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得到了Dian团队和“种子班”刘玉老师、钟国辉老师等人的大力支持,“种子班”的其他学生也为本文提供了基础数据,在调查过程中亦给予了很多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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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