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发 李奕
摘要：在散文集《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中，国学大师张中行追忆诸多老北大名师的教书育人。在他的笔下，老北大的名师们有会上课的，也有不会上课的。那些会上课的自然是好老师，那些不会上课的也是好老师，因为他们在更重要的“育人”方面做得很好。他们的“育人”主要通过真学问、真性情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来完成。今日大学教师不仅要学习那些会上课的，也要学习那些不会上课的，学习他们如何做真学问，如何活得简单和纯粹。
关键词：老北大；名师；教书；育人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30-06
老北大常被我们当作一面镜子，照出当今大学的缺憾。在老北大的诸多“好”中，最被津津乐道的是它的名师们。在“怀旧者”看来，这些名师无疑是教书育人的典范，值得今人敬佩和学习。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教书育人的呢？由于当年缺乏录像和录音设备，如今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零散和抽象的文字素描，对他们的为师之道作一些粗略的梳理和勾勒。
忆及老北大名师们的作品，当属国学大师张中行的散文集《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最为集中和细致，故被我们作为考察中心。张中行，国学大师，与季羡林、金克木两人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又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三人并称“未名四老”，1931至193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期间，聆听过诸多老北大名师们的教诲。多年以后，虽然这些“记忆都是零零星星的，既不齐备，又不清晰，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1］1，但依然能够大致反映出老北大名师们教书育人的水平和特点。
一、不会教书的章太炎们
在张中行的笔下，老北大的名师们可以分为“会教书的”和“不会教书的”。第一个不会教书的正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大概是1932年，章太炎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张中行因故错过，但后来从同学那里获得一些间接的评价：“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1］4。不久后，章太炎又做了一次“下里巴人”的公开讲演，张中行这次得以一睹风采［1］4：
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通过这段描述，大概可以“猜出”章太炎先生“教书”的水平。首先，他的学问是比较广博的，既精通“阳春白雪”的专门学术，又通晓世事，可以作“下里巴人”的讲演。其次，他善于通过联系现实引发听众的共鸣。比如在这次讲演中，他将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步步退让的当局比作秦桧和石敬瑭，让听者的心情“沉痛”和“愤慨”。再次，他的讲授是充满激情的，在打动听众之前，已经打动了自己。最后，他的讲授气场十足，“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颇有大师风范。
但是，章太炎的讲授也是有严重缺点的，那就是“普通话”水平太差：“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假如没有刘半农作“口译”和钱玄同作“笔译”，这次讲演是否还可以产生那么好的效果？假如他不只是做一次讲演，而是给本科生上一门32学时的专业基础课，每堂课都要带两个翻译（而且还是大师级别的翻译）是否现实？由此可以大胆推测，他在上《广论语骈枝》这门专业课时，“和者自然不能多”，不仅仅是因为这门课冷僻的原因，恐怕同他的表达能力不足，让“大多数人听不懂”有着密切的关系。
毋庸讳言，按照当今大学对一名普通老师的要求，章太炎因为“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的原因，无法胜任本科生的日常教学，但可以凭借高深的学问和在学界的声望，“手把手地”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并且偶尔做一次全校性的学术讲座。
第二个不会教书的是马幼渔。马幼渔于1913至193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张中行听过他一年课，讲的是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对他的讲课水平，张中行的评价是：“口才也不见佳，因而讲课的效果是平庸沉闷，甚至使人思睡。”［1］9
第三个不会教书的是熊十力。张中行写到：“我最初见到熊先生是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大学讲佛学，课程的名字是‘新唯识论’吧，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我去旁听几次，觉得莫测高深，后来就不去了。”［1］23“选这门课的人很少”，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门课比较偏和怪，学生不感兴趣；二是讲这门课的熊十力不太会讲，不受学生欢迎，口口相传，愿意选课的自然就越来越少。喜欢学习的张中行不知“底细”，慕名选了这门课，发现根本听不懂，“后来就不去了”。他不仅自己不去了，回去后还会在同学中间宣传一番（他的这段追忆也是一种公开的宣传），无意中会让这门课的“票房”更加惨淡。
宋德发李奕:老北大名师们的教书育人
第四个不会教书的是刘半农。1933年9月到1934年6月，刘半农在中文系开了一年的“古声律学”课。张中行当时正对乐府诗有兴趣，就选了，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段评述［1］42：
上第一堂，才面对面地看清他的外貌。个子不高，身体结实，方头，两眼亮而有神，一见即知是个精明刚毅的人物。听课的有十几个人。没想到，半农先生上课，第一句问的是大家的数学程度如何，说讲声律要用比较深的数学。大家面面相觑，都说不过是中学学的一点点。他皱皱眉，表示为难的样子。以后讲课，似乎在想尽量深入浅出，但我们仍然莫明其妙。比如有一个怪五位数，说是什么常数，讲声律常要用到，我们终于不知道是怎么求出来的。
学生听不懂刘半农的课，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这门课太难；二是学生的基础不太好；三是刘半农先生想“深入浅出”却不知如何“深入浅出”。 刘半农专治语音学，但还是个杂家，有多方面的兴趣，比如写小品文、打油诗、歌词（代表作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甚至酷爱照相（据说在非职业摄影家里，造诣名列第一）和研究照相（写出了理论专著《半农谈影》）。应该说，从学识的深度和广度上看，专家兼杂家的刘半农是极适合在大学里讲课的。遗憾的是，同样由于表达能力欠缺，他在讲台上未能充分展示出自己的魅力。
第五个不会教书的是顾颉刚。顾颉刚那时候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算是北大的兼职教授。张中行这样评价他在北大上的《禹贡》课［1］91：
可是天道吝啬，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偏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大家就处之泰然。
在张中行看来，顾颉刚的口才奇差，如果去教中学，估计会被直接开除。
第六个不会教书的是孟心史（森）。孟心史（森）是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张中行久仰其大名，便“怀着看看这位精干厉害人物的心情才去听他的课的”，但孟先生“出奇的沉闷”的讲课却让他非常失望［1］91：
及至上课，才知道，从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干，又不厉害。身材不高，永远穿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专说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起，是早已准备好，有拇指作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我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课钟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此，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
最后两位不会教书的是伦哲如（明）和林公铎（损，原写攻渎）。如果说前面几位名师不会教书，或是因为观念问题——不知道如何教书，或是因为表达问题——先天口才不佳，那么这两位不会教书，就是因为态度问题了。伦哲如（明）讲目录学，对讲课一点都不用心：“可是有些事却糊里糊涂。譬如上下课有钟声，他向来不清楚，或者听而不闻，要有人提醒才能照办。关于课程内容的数量，讲授时间的长短，他也不清楚，学生有时问到，他照例答：‘不知道。’”［1］91按照当今大学的考核标准，伦哲如（明）的讲课会经常出“教学事故”，并因为态度一点都不端正而被学生告到教务处去。林公铎上课时“常常借酒力说怪话”、“自视很高，喜欢立异，有时异到等于胡说”。譬如有一次，有学生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回答：“唐诗。”学生又问：“准备讲哪些人？”他回答：“陶渊明。”（注：陶渊明实为东晋诗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常常在课堂上“发牢骚，说题外话”，以至于讲诗时，一学期未见得能讲几首，就是那么几首，有时也喜欢随口乱说。由此可见，林公铎过于玩世不恭、消极颓废，讲课内容空泛，课堂上胡言乱语，缺乏正能量，自然不能让学生喜欢，以至于胡适当系主任的时候，终于忍无可忍，将他解聘了。
张中行还写到了一些其他不会上课的老北大老师，由于这些老师不属于“名师”，就不再赘言。
二、会教书的黄晦闻们
在张中行的笔下，还有一些老北大的名师属于“会教书的”。第一个会教书的是黄晦闻。黄晦闻先讲顾亭林诗，后讲《诗经》，张中行听过他两年的课，对他的讲课风格比较熟悉［1］6：
他虽然比较年高，却总是站得笔直地讲。讲顾亭林诗是刚刚“九一八”之后，他常常是讲完字面意思之后，用一些话阐明顾亭林的感愤和用心，也就是亡国之痛和忧民之心。清楚记得的是讲《海上》四首七律的第二首，其中第二联“名王白马江东去，故国降幡海上来”，他一面念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我们自然都领会，他口中是说明朝，心中是想现在，所以都为他的悲愤而深深感动。
通过这段话可以发现，黄晦闻讲课有三个特点：一是有风度和气场，虽然年事已高，但“总是站得笔直地讲”；二是感情充沛，以情动人，让学生“为他的悲愤而深深感动”，实现了深层次的师生互动；三是密切联系当下，即讲完诗歌的字面意思，再辨析其中的象征意思，进而将象征意义与当时的中国现实自然地贯通起来，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
第二个会教书的是刘叔雅。刘叔雅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有一次讲木玄虚《海赋》，多从性质和作用的方面发挥，张中行觉得他确实看得深，说得透，对于他的见解，同学们都是尊重的。又一次，刘叔雅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心里回味。如此投入和沉醉的讲课感染了张中行的情绪，情不自禁地联想刘叔雅老师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沈郎憔悴不胜衣”呢？通过张中行的描绘，可以发现刘叔雅讲课有四个特点：“看得深”（深入）；“说得透”（浅出）；有感情（像是仍在心里回味）；效果好（他的见解同学们都是尊重的）。
第三个会教书的是俞平伯。在张中行求学期间，俞平伯的本职是在清华大学，但到北大兼课，讲诗词。张中行这样描绘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情景［2］：
第一次上课，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觉得与闻名之名不相称。由名推想，应该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可是外貌不是。身材不高，头方而大，眼圆睁而很近视，举止表情不能圆通，衣着松散，没有笔挺气。但课确是讲得好，不是字典式的释义，是说他的体会，所以能够深入，幽思连翩，见人之所未见。我惭愧，健忘，诗，词，听了一年或两年，现在只记得解李清照名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一点点，是：“真好，真好！至于究竟应该怎么讲，说不清楚。”他的话使我体会到，诗境，至少是有些，只能心心相印，不可像现在有些人那样，用冗长而不关痛痒的话赏析。俞先生的诸如此类的讲法还使我领悟，讲诗词，或扩大到一切文体，甚至一切人为事物，都要自己也曾往里钻，尝过甘苦，教别人才不至隔靴搔痒。
毫无疑问，俞平伯的讲课具备“深入浅出”的特质。所谓“深入”，是指他对所讲内容有精深的研究，体现了一位大学者应有的素质；所谓“浅出”，是指他善于表达自己的体会和感受，能真正触动学生的文学之心。当然，俞平伯的讲课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那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仪表和着装。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大学老师仪表可以素朴，但不可以邋遢；着装可以随意，但不可以随便。
在张中行的笔下，最会讲课的老师有三位，其中钱穆排名第三，钱玄同排名第二，胡适排名第一：“记得上学时期曾以口才为标准排名次，是胡适第一，钱先生第二，钱穆第三。”［3］2钱穆排第三，是因为他能讲话，有时还谈笑风生，可惜乡音太重，如说“黄河”，北方学生总以为是说“王五”。看来，普通话不好虽然也能讲好课，但在水平相近的情况下，还是比普通话好的老师稍逊风骚，像钱玄同，也正因为普通话标准而排在钱穆之前：“这也难怪，钱玄同先生是研究并动手制定‘国音’的，身体力行，所以表现于讲课，连语音也是无懈可击的。”当然，钱玄同的讲课不只是普通话标准，在内容上也是“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如果化声音为文字，一堂课就成为一篇精炼的讲稿。”钱玄同的讲课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态度认真，不耍大牌：“中国音韵沿革一周两课时，连续讲。钱先生很少请假，所以每周可以见到一次……口才好，立着讲，总是准时开始，准时结束。”［3］2
胡适被誉为老北大第一名嘴是实至名归，如另一位北大毕业生，著名学者柳存仁所言，在他读书时，即已听说胡适“已被列入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4］295。据张中行描述：“当时同学们都有个共同的感觉，胡博士聪明过人，所以精力过人。三十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1］33不难发现，胡适深谙学术传播之道，他自身学问精深广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问，无所不写，但在大一上中国哲学史时，却因材施教，以普及为己任，选择符合新生接受能力的讲授内容，而不是卖弄学问，故意炫耀“新颖”和“深刻”。与此同时，他语言表达能力极强（“话讲得漂亮”），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所以不仅不催眠，还能让想睡觉的学生也精神抖擞。再加上在课堂之外成就斐然，声名远播，风流潇洒——年轻，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永远穿长袍，因此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实力派兼偶像派名师，“粉丝”如云，拥趸众多，也是情理之中。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胡适的讲课之所以能“力压”钱玄同名列第一，还因为拥有一个无敌杀招——幽默。相比之下，钱玄同就偏于严肃了：“胡先生名列钱先生之前，是因为有时加点风趣，能使学生破颜为笑。钱先生则总是郑重其事，与友朋间或书札中的表现不同。这证明钱先生性格的重要一面是认真负责，上课堂，所传是师道，专由外表看就不得不偏于严肃。”［3］2-3由此可见，幽默对增强大学教师的个人魅力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5］
三、老北大的名师们是好老师吗？
老北大的名师中，有会教书的，也有不会教书的，不会教书的还要稍多于会教书的。对此，张中行看得很清楚：“在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授课，重学而轻法（教学法），就我听过课的一些文史界名流说，多数是笔高口低”［3］2，这恰好和柳存仁的听课印象不谋而合：“至于教室内的演讲，虽未必完全到了‘陈腐’的程度，但是能够催人睡觉的，可也真有好些个人。”［4］295张中行、柳存仁对老北大名师们讲课水平的整体评价，大致可以破除我们的三大迷信：一是对名牌大学的迷信——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一样，不会教书的老师也是比会教书的老师多；二是对名师的迷信——“名师”之“名”未必都是通过教书而获得的，像章太炎、熊十力、刘半农等大师级学者，凭借研究而享有盛名，讲课水平却一般，未能获得当时学生的认可；三是对过去大学的迷信——常被今人当作“偶像”的老北大，他们的老师和我们今天大学的老师其实一样，也是不太重视本科讲课的。
那么，强调老北大名师们讲课水平的有高有低，是否在为今日大学老师漠视教学、不会教学寻找借口？当然不是！的确，老北大的名师中有会讲课的，也有不会讲课的，但从整体上看，他们都是好老师。黄晦闻、胡适、俞平伯、钱玄同等人既会研究，又会教书，还会育人，自然是好老师，章太炎、熊十力、马幼渔、刘半农等人会研究却不会讲课，同样是好老师，因为他们在教育的另一个核心环节——“育人”方面做得非常好。
第一看章太炎。张中行这样评价他：“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读绛）。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候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1］4所以，在张中行这个学生心目中，尽管章太炎很少讲课，就算讲课，大部分学生也听不懂，但由于他学问精深独到，为人正直大气，依然是好老师：“一眚难严大德，舍末逐本，对于太炎先生，我当然是很钦佩的。”［1］4
第二看马幼渔。马幼渔由于“口才不佳”，加上在学术和行政方面看不出有什么突出之处，故张中行起初像其他同学一样，对他“毫无惧意，甚至缺乏敬意”，但日久天长，他才明白，自己在校时期和同学们对马先生的认识是不对的，深层的马先生是一位有境界、有品格的人［1］10-11：
他通达，识大体，以忠恕之道待人，并非庸庸碌碌。旧日有些印象像是沾点边，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这是我们把他的宽厚看作无原则地迁就。其实，他律己很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在这方面，可记的事情颇不少，随便举一些。还是任系主任时候，他家的某一个年轻人报考北京大学，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马先生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先生大怒，骂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又，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作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先生可谓言行一致。北京大学迁走了，他借贤内助善于理财之助，据说生活没有困难，于是闭门读书，几年中不仅不入朝市，而且是永远不出大门。他爱国，有时爱到近于有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我们每次去，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为了安慰老人，我们总是把消息挑选一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报喜不报忧。
第三看熊十力。张中行是这样评价他：“在一般人的眼里，熊先生是怪人。除去自己的哲学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在意；信与行完全一致，没有一点曲折，没有一点修饰；以诚待人，爱人以德：这些都做得突出，甚至过分，所以确是有点怪。但仔细想想，这怪，与其说是不随和，无宁说是不可及。”［1］26即是说，张中行在了解熊十力之后，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哲学世界中，与世无争，言行一致，以诚待人，爱人以德，单纯得没有一丝杂质，这些宝贵的品质值得他学习和模仿。
第四看刘半农。刘半农身上那种侠士风范让张中行敬佩仰慕：“他对世事很关心，甚至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肝胆。写文章，说话，都爱憎分明，对于他所厌恶的腐朽势力，常常语中带刺。‘五四’时期，他以笔为武器，刺旧拥新，是大家都知道的。”［1］26
第五看顾颉刚。张中行虽然对顾颉刚的讲课评价不高，但对他的学识却赞叹有加：“顾先生专攻历史，学问渊博，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善于写文章，下笔万言，凡是翻过《古史辨》的人都知道。”［1］91
第六看孟心史。在张中行看来，不会讲课的孟心史也是有学问的人。孟心史研究《红楼梦》有一套，他写《董小宛考》，证明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启四年，比顺治大十四岁，死时年二十八，顺治还是十四岁的孩子，因此，他推论“索引派”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顺治的替身，林黛玉是董小宛的替身，完全不可能。孟心史对这段公案的裁决，让张中行钦佩不已。
最后看伦哲如和林公铎。这两位对教书最不认真，却也是各有所长。伦哲如“知识丰富，不但历代经籍艺文情况熟，而且，据说见闻广，许多善本书都见过”，林公铎“年岁很轻就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能背；诗写得很好”。［1］91-92
由此可见，那些不会教书的老北大名师们虽然在“教书”方面有所欠缺，但在“育人”方面却颇有成效。而他们的“育人”更多是通过更难做到的“身教”来完成的。他们的“身教”主要体现为两大方面：一是有真学问。他们不仅善于做学问，而且真诚地热爱学问，是为“求知”和“真理”而学术，是“为学术而学术”，是真正意义上的“科研达人”，学生就算不喜欢听他们的课，但至少愿意读他们写的书。与此相反，今日大学里的那些“科研达人”更多是“课题达人”、“论文达人”，为了制造更多的学术产值，他们在科研之外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多于科研本身，所以他们做出的科研只能“糊弄”评价机制，却征服不了学生的心。二是有真性情。他们个性鲜明和独特，不像今日大学老师被一套统一的体制磨掉了自我；他们活得简单和纯粹，不像今日大学老师活得复杂和功利；他们言行一致，充满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不像今日大学老师言行脱节，满足于个人安逸和庸碌的生活，该说话的时候不敢说话，该承担责任的时候不敢承担责任。
总而言之，老北大的名师们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整体而言，都是有人格魅力的，是能够在课堂之上以及课堂之外，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很多年后，让张中行这位国学大师念念不忘，无比欣赏和敬重的，恰恰正是这种人格魅力，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教育的最高境界不是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而是“一种人格对另一种人格的影响，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滋养，一颗心灵对另一颗心灵的启迪。”［6］
总之，老北大的名师们可能会教书，也可能不会教书，两者的比例和当今大学差不多，因此说，今日大学老师，和他们相比，欠缺的或许不是在课堂之上的会教书，而是在课堂之外所拥有的真学问、真性情和独特的人格魅力。而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批真正热爱学问、热爱人生、热爱学生的老师，也就没有值得学生追忆的精神和灵魂，这恰如陈平原先生所言：“能被无数学子追忆不已的，方才是此大学‘生命之真’。此等生命之真，不因时间流逝而磨灭，也不因政见不同而扭曲。”［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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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中行．负暄琐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张中行．负暄续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6:34．
［3］张中行．钱玄同文集·序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M］．北京:三联书店，1998．
［5］宋德发．如何走上大学讲台——青年教师提高讲课能力的途径与方法研究［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3:121-128．
［6］张康桥．为什么做教师——教师生涯中必须反思的几个关键性问题［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10．
（责任编辑 张少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