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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日本的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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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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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世界各国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中,日本的研究独具特色且影响重大。首先,日本拥有众多的《资本论》研究流派:数理学派用“通用数学语言”把《资本论》研究推向了国际视角,宇野学派用创新的方法论让《资本论》重焕生机,正统学派则通过庞大的文献编撰凸显了《资本论》研究的深厚底蕴;其次,日本的《资本论》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日本的《资本论》研究在研究方法创新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方面也值得借鉴。


  【关键词】《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日本《资本论》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21.025


  《资本论》从1867年第一卷出版至今已走过了整整150个春秋。《资本论》已从“经典”变成了“古典”似乎也成为了一种共识。在金融资本横行的今天,还有必要研究《资本论》吗?同志在2016年5月发表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很好的诠释。他说:“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現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时代的进步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日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资本论》的研究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应用密切相关。研究和借鉴日本《资本论》的研究成果对丰富和完善新形势下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手稿在日本的研究学派及其特色


  明治维新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西方思潮的涌入,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日本社会。至今,日本的《资本论》研究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主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资本论》研究学派。


  数理学派享誉全球。将以微积分为代表的高等数学知识引入到经济学之中并对经济现象进行定量分析,是近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功绩之一。而在以揭示资本主义运行规律为目的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却很少能见到高等数学的身影,仿佛它们是近代西方经济学的专利。打破这一常规、把高等数学知识运用到《资本论》的研究之中去,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首创。在日本有一个独特的《资本论》研究学派——数理学派,其代表人物是置盐信雄和森岛通夫。置盐信雄于1961年在神户大学《经济评论》(英文版)上发表了题为《技术变革与利润率》一文。他把简单再生产平衡公式引入转形分析领域,并运用迭代转形法的数理推导得出了后来被称为“置盐定理”的结论①,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置盐定理因遭到了包括罗默、杜梅尼尔和列维、莱伯曼等西方经济学家的质疑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争议并一直延续至今②。与置盐信雄同时代的森岛通夫则运用数学模型论证了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额”和“利润总额等于剩余价值总额”这两个命题同时成立,并使得他的模型成为目前最接近马克思原意的模型,为后来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宇野学派观点创新。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完成于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那之后,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股份制公司以及以卡特尔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及银行业组织的出现、发展等。对于这些新现象应该如何理解在《资本论》中找不到答案,《资本论》如何适用于当代这一问题变得十分严峻。宇野弘藏及其所创造的经济学理论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宇野通过长期对《资本论》的研究,出版了诸多论著,提出了独特的《资本论》观,后人称之为“宇野理论”。以宇野理论为核心在日本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宇野学派。宇野学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资本论》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宇野将基于《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分为原理论、阶段论和现状分析三个部分,被称为“三阶段理论”。原理论是对各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提纯,它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阶段论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分成不同类型,主张对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现状分析是指对充满复杂矛盾的现行经济进行具体分析,并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三个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原理论是基础,阶段论是媒介,而现状分析则是宇野“经济学研究的终极目标”③。


  正统学派底蕴深厚。在马克思主义进入日本社会的一百多年里,正统学派始终走在最前列,他们是推动日本《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最活跃的力量之一。正统学派最大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肩负着与其他所谓“修正主义”学派进行斗争的使命。第二,正统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文献的收集、整理、编撰上做了大量的工作。1919年政法大学大原社会研究所成立,其主要成员,如栉田民藏、久留间鲛造、森户辰男、等人均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远赴马克思曾长期滞留的英、德等国收集资料,整理出版了《日本社会主义文献汇编》《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等书籍,是日本典藏最原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料。久留间鲛造耗尽毕生精力编写的《马克思经济学词典》,包括德、日对照版16卷和日文普及版8卷共两个版本,内容主要是将《资本论》的研究成果分为竞争、方法、唯物史观、恐慌、货币五大模块,每个模块下又细分成不同的中小项目,并附有德文原文,以便于读者准确阅读。这部史诗般的巨作是日本《资本论》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


  通过激烈的学术论战使《资本论》研究不断深化


  与数理学派的观点在国际上引起广泛争论不同,宇野学派与正统学派的交锋战场则主要集中在日本国内。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旷日持久的论战使日本的《资本论》研究水准不断提高,其丰硕的成果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首屈一指。宇野学派与正统学派的论战在广度上涉及到了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交换过程论的存在意义、货币职能论、再生产表式论、危机论等《资本论》全三卷的所有内容;在深度上则包括了从《资本论》一开始出现的“商品”的性质直到第三卷出现的利润、利息、地租的顺序等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激烈程度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在此举一例以管中窥豹。


  围绕《资本论》(第一卷)中价值形式和交换过程的争论,是二战后日本《资本论》研究中最具活力、最引人瞩目的部分之一。宇野学派从马克思价值形式论的形成史出发,考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资本论》第一版(1867年)以及《资本论》第二版(1872年)中价值等式的不同含义,指出马克思价值形式论是一个从无到有并不断完善起来的理论④。而在这一过程中,交换过程论却始终未变,最终形成了《资本论》再版中货币必然性理论的双重论述,使交换过程论的地位和作用变得非常尴尬。宇野经济学中彻底摒弃了交换过程论,取而代之的是加强了对价值形式的论述。宇野学派的观点遭到正统学派的攻击,后者站在拥护《资本论》的立场上,指出虽然价值形式和交换过程论述的都是货币产生的必然性,但它们的角度和方法是不同的。前者具有片面性、分析性和抽象性的特征,而后者则更加强调综合性、全体性、现实性。


  日本学者围绕价值形式和交换过程发表的相关著述不下百篇,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不仅宇野学派与正统学派之间论争激烈,各学派内部也常常剑拔弩张。比如虽然同属宇野学派、均否定了交换过程论的存在意义,但各位学者对价值形式的论述却有不同的观点。如在正统学派内部,大岛雄一虽然赞同久留间鲛造所说的价值表现的迂回理论,但就两边商品作用的阐述持不同意见;田中菊次则主张有必要把第二章放在整个《资本论》第一篇中去考察,而不应该把它与其他部分割离开来;小野朝男则明确否定了久留间的价值形式论、物神论、交换过程论分别对应的是“商品是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為货币”的观点⑤。激烈的论战点燃了各派学者的研究热情,使日本的《资本论》研究成为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


  日本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对《资本论》的研究已走过一百多个春秋,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给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重要启示。


  第一,日本的《资本论》研究早于我国并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国,最早对《资本论》进行简要介绍的著作是由留日学生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1903年),该书原作者系日本人福井准造;我国最早以《资本论》书名出版中文节译本的陈启修于1907年东赴日本,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学并翻译了其指导老师、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家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陈启修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并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课程。不仅在文献翻译方面,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如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大多有留日经历,并在日本最早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及《资本论》。可以说,日本曾经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来源地。


  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与时俱进。19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出现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的对立。对立的主要原因是:《资本论》出版以后,资本主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无法对这些新现象、新问题做出很好的诠释。这实际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必须严肃面对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宇野弘藏的“三阶段理论”以独特的视角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不仅保护了《资本论》免受资本主义历史沿革的干扰,而且把日本的《资本论》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另外,把高等数学知识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手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也是日本学者在方法论上的一个创新,使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焕发了生机。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唯有创新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新形势下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需要理论创新,更离不开世界各国的《资本论》研究成果。


  第三,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密切结合。从1945年日本战败后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泽广巳依据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日本经济开出第一张“药方”开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始终与日本的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为推动日本的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基本上停留在理论层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注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使之与我国经济实践密切结合,为国家经济发展及人民福祉的提高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杨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