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暨南大学，广州510632]
摘要：蔬笋气是苏轼对僧诗艺术风格的整体评价，自从他拈出这个词之后，僧诗的审美标准就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僧诗就是需要本分家风才成其为僧诗，另一方认为只要沾染到僧家风气就是落入俗套。其实僧诗有无蔬笋气，只是审美的差异，并不影响其禅学意义；僧人在作诗的同时其实也是一种修行，只不过有时追求诗歌艺术的提升占了上风，而参禅修心的本愿反而沦为次要之事，显得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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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僧诗 蔬笋气 禅学意义
一、蔬笋气的含义
“蔬笋气”一词最早由苏轼提出。苏轼《赠诗僧道通》诗云：“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这里苏轼是称赞道通的诗没有沾染蔬笋气，但是什么是蔬笋气他却未确指，据其自注应当指酸馅气或菜气。叶梦得《石林诗话》有：“子瞻《赠惠通诗》云：‘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尝语人日：‘颇解蔬笋语否？为无酸馅气也。’闻者无不皆笑。”苏轼认为僧人诗须洗脱此风方称得上好诗。宋人对僧诗的评价都不高，对其清苦的意境大加批判，更甚者用蔬笋气、山林气、酸馅气、菜气等词语形容僧诗过于苦寂、狭窄的诗风，其中蔬笋气、酸馅气最常见。叶梦得认为宋代的僧人学诗的多，但大多都没有超拔之气，原因就在于捡士大夫的残羹冷炙、仿效世俗之诗，又自创一种格律，俗气至极。但蔡绦在《西清诗话》中却别有论调：“东坡言僧诗要无蔬笋气，固诗人龟鉴。今时误解，便作世网中语；殊不知本分家风，水边林下气象，盖不可无。若尽洗去清拔之韵，使与俗同科，又何足尚。齐己云‘春深游寺客，花落闭门僧’，惠崇云‘晓风飘磬远，暮雪人廊深’之句，华实相副，顾非佳句邪？……亦非食肉者能到也。”
蔡绦认为诗无蔬笋气是文人诗的标准，僧人本是方外之人，其诗有林下水边习气，反映本分家风，没什么不好；倘使僧诗没有了清拔之韵，与世俗之诗无异，也就没有什么好尊尚的了。蔡绦的观点比较中肯，注意到了创作主体身份和生活环境的不同，没有一味贬低僧诗带有的蔬笋气，肯定了其艺术价值。金人元好问《木庵诗集序》曰：“诗僧之诗所以自别于诗人者，正以蔬笋气在耳。”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蔬笋气其实和文人士大夫追尚“骚雅”的本质没有区别，都是审美的体现，只是标准不同。文人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僧人的诗也要写成这样，这就像明代汤、沈之争一样，标准不一，很难在形式上统一，况且审美有包容性，才是文化繁荣的标志。
对于蔬笋气的内涵，周裕锴先生在《中国禅宗与诗歌》中将其概括为四点：意境过于清寒；题材过于狭窄；语言拘谨少变化；作诗好苦吟。这四点其实也可算作原因，正是由于这四点僧诗才会表现出蔬笋气。尽管此论被提出后，在文学批评中，甚至在评论绘画时，也会用到，但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这是僧诗的缺点。这未免有些狭隘。
二、僧诗大量出现的背景及意义
佛教传人中国后，经过融合，到唐代“本土化”已告一段落。达摩东来的意义就是“中国禅者，虽秉承达摩的禅法，而专重‘理人’，终于形成了偏重理悟的中国禅宗”。尽管“诗僧”大量出现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但禅宗的繁荣及其传播，无疑是强大的推力。
大乘佛教论述禅时说：“菩萨摩诃萨行禅那波罗蜜时，应萨婆若心，于禅不味不著，常求增进……于一切法无所依止，亦不随禅生。”显然，大乘佛教是要修行者对一切东西无执着、不住相，对万事万物都应“无所得”。这就有别于小乘佛法的隔绝外物，所以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法在隋唐以后就一直处于主流，因此僧人可以不拘囿于研修佛法禅理，在接受世俗的磨炼时也能领悟佛法。而“即心即佛”的禅宗对“平常心”的追求，更冲淡了僧侣的宗教色彩，禅师对俗众和僧众讲法的最后，都以直接明了的偈颂作结，实际上就是宗教形式的诗歌，这就进一步促进了“诗僧”群体的形成。僧诗创作活动的增多必然会出现一个总的风格，这种风格概括起来就是蔬笋气。
三、蔬笋气的禅学意义
小乘佛教要求僧人禅修是隔绝外物、追求自我的解脱，而大乘佛教则要宽松得多，因为大乘佛法追求的是众生解脱，至于用何种方式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如吉藏《法华论疏》云：“笑成释起方便，但为自身令得解脱；大乘以摄法俱摄自他悉令住理，对治诸者，即是方便亦是住理。”而禅宗的“平常心及道”和佛要向内心寻找的观念，“把一种外在的宗教，变成一种内在的宗教；把对佛的崇拜，变成对自心的崇拜”。既然弘扬佛法不拘囿于外在形式，那么最终只要得悟佛道，皈依我佛就是方便之法。再则唐代诗歌的繁荣或多或少影响了禅门的传播方式，诗歌被当作传播手段也就显得合情合理。
虽然达摩禅主张不立文字，但真正不立文字很难实现，曹溪禅的发展壮大和《坛经》的面世不无关系。而僧人长期接触的是佛家经典，对于世俗文学并不了解，所以要想更好地运用诗歌传达法旨，或是表达自我对佛法的领悟，效仿文人诗是他们踏入诗门重要的一步。当僧人们急着踏人诗门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此门进来容易，要想在此门中争得一席之地并不容易。
首先，僧人的身份决定了僧人写的诗不可能脱离佛法、禅道，这就无可避免地带上本分家风。白居易《题道宗上人十韵并序》说：“予始知上人之文为义作，为法作，为方便智作，为解脱性作，不为诗而作也。”这说明僧人不为作诗而作诗。他诗中还有“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论议。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僧人最初是把诗当成修习佛法的一种方便，是以不可能像士大夫那样以诗歌为人生大事。但也有一些僧人在礼佛的同时，会花费大量的精力钻研诗道，洗去蔬笋气，但同时也失去了作为僧诗的独特风格，更是对佛法本义的背离。僧人本该清心寡欲，执着是大忌，因此他们实际上算不得真正的修行者，或者说这些僧人还处于试炼阶段，还没有领悟禅门的修行到底孰轻孰重。
其次，佛家的修持讲究戒律，虽不干涉僧人自由，但早课、晚课的修行还是不能少，他们居住的环境也相对清苦、幽静，不可能像文人那样细致、惬意。大部分僧人一辈子都居住在深山寺庙中，接触的人和环境极为有限。显然要僧人都去云游增加生活阅历是不现实的，所以他们的诗歌中表现生活常见的景、物就很平常了，不应作为批判对象。禅院和林下水边的生活消磨了僧人的世俗气，而清规戒律又限制了他们诗歌的题材范围，导致僧诗无法脱离蔬笋气。但与其说是被限制，还不如说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因为他们一心向往的还是修习佛法，领悟佛法，达到解脱。所以僧人对佛法追求的兴趣远大于提高诗歌艺术，蔬笋气亦可以算是僧人心智的体现。当然，不排除僧人为俗名所累的情况，但大部分僧人还是谨守着自己的本分家风。
再次，中晚唐后，一部分有名的僧人除了钻研佛法之外，对诗歌创作也倾注了心力，赢得了诗名，其中包括灵澈、皎然、贯休、齐己等。他们的诗歌比起文人也并不逊色。宋僧志南的绝句：“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其后两句尤为朱熹所欣赏，认为此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笋气”。但并不是所有僧人都有足够的才气摆脱蔬笋气，不是所有僧人都愿意舍本求末、忘记修行的最终目的。而大部分僧人受自身天资和修养的限制，所作之诗未免带有蔬笋气。
才之高下，存在于所有人之中，僧人中也不例外。如九僧诗：“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保暹《秋径》）、“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惠崇《池上鹭分赋得明字》）等，都体现了九僧诗精于雕琢的特色，意境上确实无超脱清拔之感。九僧诗在宋初十分流行，但当宋诗诗格形成时九僧诗就被淹没在了浩如烟海的宋诗中了。究其原因，一则诗僧本身的艺术水平有限，二则与文人诗歌审美范畴不同，
最后，“僧诗无蔬笋气”其实也是佛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佛陀修行总要依赖于一定的外物，衣食住行不可少，虽然僧人对这些物质要求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这一方面可以磨炼僧人的意志，另一方面也是佛家“以涅槃解脱、常乐我净为体性”的表现。林下水边、食蔬餐笋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寻得自身的解脱和普度众生是他们的最高宗旨。在这样的前提下，僧人不自觉地就将所见所感带人诗中，这也是无意识的选择。那些有意识避免这两方面、迎合世俗创作标准的僧人也没有什么不妥，但终究是将诗歌创作置于自己信仰之上，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不符合僧人的身份。正如南宋欧阳守道《赠福上人序》云：“蔬笋，僧诗正味，何必他脱去耶？”无论是贬是褒，僧诗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在浩瀚的诗歌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无蔬笋气”的僧诗实际上是对本分家风的反叛，是对佛法真义的背离。
作 者：张艳，暨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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