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弟[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西 临汾041000]
摘要：长安城和长安文化深深吸引着历代文人，成为后世文人吟咏不已的题材，长安已成为中国帝都文化的象征。从文化地理学角度看，唐代和宋代文人的“长安情结”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长安是唐代文人的精神家园，而对宋人来说，政治隐喻功能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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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唐宋文人长安情结文化地理学
“长安情结”是汉唐以降中国古代文人基于长安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印象。空间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中都极为重要，在任何的权力运作中也非常重要。另外，迈克·克朗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中以“文学景观”为题，专章介绍了文学中空间的含义，认为文学，诸如小说、诗歌、戏剧、传奇等都体现了以不同方式对空间进行阐释的努力，文学景观是“文学与景观的两相结合”。唐诗宋词中的长安成为典型的文学景观。
宇文所安在《盛唐诗》里提出了“京城诗人”这一概念，诗歌创作是京城名流广泛实践和欣赏的一种活动，我们称之为“京城诗人”的，仅是其中最著名、最引人注目、最具有诗歌才能者。在京城社会的大范围里，这些诗人由于诗歌活动的联系，形成了一个较为密切的群体。此外，由于诗歌还被认为是外来者在京城获得赏识的工具，故这一群体自然地包括了一些地方诗人，他们与京城的趣味一致，所以被接受为诗歌同伴。虽然此处的京城诗人群是一个较大较松散的统一体，但仍然能够反映出长安城对当时文人的巨大吸引力与影响力。京城诗所代表的文化与身份是非京城诗人所不具备的，因而它以鲜明的特征成为一种诗歌传统，构成了唐诗的一道独特景观。
一、唐宋文人“长安情结”的表现
加斯东·巴什拉从现象学的角度对抒情诗的“内部空间”进行了描述，认为“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空洞的空间中，相反的，却生活在全然地浸淫着特质和奇想的世界里”。
长安作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从周秦西汉到隋唐，十二个王朝都建都于此，历时一千多年。国都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级别政府的所在地，既是国家规模和权力的象征，又是民族精神的寄托。“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充分展示了长安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当年刘邦选择建都长安，正是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李世民《帝京篇》巾“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这两句诗无疑是对长安地理位置和政治作用的准确描述。《帝京篇》所呈现的是函谷关的雄奇地貌，帝宅皇居的壮美景观与文治武功的理想情怀汇聚成了英雄主义的崇高感。这与其说是美的境界，不如说是借助长安城的地理和建筑形胜，对唐朝政教文治思想的阐发与表达。任何时代国都对文人士子的吸引力都是巨大的。
二、唐宋文人“长安情结”的独特性
作为文化古都，其他城市如临安、汴京、北京也有其历史文化积淀，那么长安城在人们心中有何独特之处？长安早已从单纯的地理名词成为一个文化符号，符号本身具有二重性，作为概念的符号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身和关系，它要求准确和客观，而作为表象的符号要求具有非物非心、亦物亦心的特征，富于情感性和主观性是它与前者的主要区别。出现于古代诗词中的“长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概念，作为时空聚合体，它成为一种经过众多文人主观意识过滤和情感加工的心象，除了象征国家的地位与权力之外，还反映了汉民族渴望国家统一的心理，而这诸多的厚重文化意蕴显然是其他都城如汴梁和临安无法承载的。金陵作为六朝古都，虽有京都气象，但终究是“金陵王气黯然收”。秦淮河的六朝烟水气息掩盖不了的是一种文人伤今怀古的寄托，但这些吟唱无疑徒增感伤。毕竟“六朝旧事随流水”，古城的历史感已经为脂粉气所笼罩，与长安相比，多了几分儿女情长，千古英雄的帝王神话还是适合在长安城缔造。临安既富且美，然而偏安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历史耻辱是不能忘却的，而文人也有意识地选择长安作为他们政治理想和民族情感的寄托物，因为长安已经成为唐王朝鼎盛的象征。
不独长安，东汉洛阳、六朝金陵、北宋汴梁、元明清之北京均是人才荟萃之地。不过长安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词典中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长安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以其丰富的政治内涵与中国古代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很多文人习惯以“长安”代指本朝首都，例如北宋词人欧阳修的“行人莫羡长安道，长安城里人先老”，南宋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显然不是狭义上的长安城，这表明后世文人笔下的长安已经超越了地理界线，成为帝都的通名，随着政治意义的凸显，其空间位置逐渐被虚化。在唐诗的召唤下，人们更容易把关中长安雄奇的地貌、雄伟的建筑、深邃的历史与自己的人生情感和仕宦命运联系起来，长安已成为具有浓厚审美意味的文化符号，影响到了长安诗人的创作心态和诗歌品质。长安的文学塑造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唐代诗人借助诗歌创造了长安城的文化基础。它们彼此辉映，共同表现出了唐朝蓬勃的时代气象，文学视野中的长安也开始了全新的审美历程。
后世的作品在描写长安时难免流露出兴奋或者向往之情，而在描写金陵时往往有意识地流露出感伤与悲凉的氛围，在今非昔比的历史感伤中，呈现出了复杂而巨大的情感冲击力。从这些自觉的历史意识中，可以看出长安的独特之处。
中国古代文人的“长安情结”首先表现在长安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地。唐代诗人热衷于为帝都长安传神写照。他们络绎不绝地进入长安城求取功名，也深谙其居之不易，对居住长安期间生活的点滴都心怀不舍，他们用笔记录着长安见闻，对四时风物、山川名胜、郊野风光都做出了描绘。如刘禹锡的“长安百花时，风物宜轻薄”，贾岛的“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其次表现在诸多文人将自己在长安的境遇看作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准，他们情深意切地抒写了对长安的眷恋。王维在长安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是深层次的对帝都的复杂情感。在赴京赶考的少年时代，基于获得了长安的承认，以及早已受到这个大都市的吸引与召唤，他笔下的长安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长安，而是浸润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宗教情结的心灵栖息地。王维因其文学上的特殊地位也深刻地影响了长安，他以独特的才华提升了长安城的文化品位。古代文人对长安总是显得那样执着和矢志不渝，正是因为长安是他们的生命理想所在。
最后“长安情结”表现为长安成为许多文人永恒追求的目标，特别是一大批贬谪文人。逐出京城历来被视为惩罚官员的一种手段，于是产生了大批贬谪文人诗词，当他们一步一回头地出京门后，长安成为了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他们怀着人生的美好憧憬来到长安，但不可避免地受到挫折，像李嘉佑所写的：“客里愁多不记春，莺闻始叹柳条新。年年下地东归去，休见长安旧主人。”可想而知，离开京城对士子的打击有多大。士子们一旦考中了进士，很少有人像孟郊那样“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更多的诗人是对人生有了更加深切的感触，从而以长安为背景抒写自己的人生阅历。此类美好的回忆或许能够减轻他们政治上太过沉重的失落感，残酷的现实始终是他们不愿接受的。重返长安东山再起是他们的人生支点，于是回望长安就成为他们共同的生命现象，就像张说左迁幽州后的“遥遥西望长安日，愿上南山寿一杯”，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离开京城后也“遥望长安日”，刘长卿身为逐臣，仍明确表示“已是洞庭人，尤看灞陵月”，杜甫的“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等，表达的都是“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深沉感慨。然而痴情不改的情怀并没有改变逐臣的命运，反而使他们更为痛苦，就连北宋的张舜民也以“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来表达自己的贬谪之意。
此外，长安作为汉唐盛世的巅峰象征，已经成了民族的心理图像，始终是文人向往和怀念的目标。尽管唐以后长安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已被新的国都所代替，但长安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并没有被取代，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将这种情结从文人的意念中抹去。后世作品中的长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这也反映出长安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
三、唐宋文人“长安情结”的文化内涵
作为心理意象丛的情结，反映的是凝聚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观念与思想。“长安情结”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隐藏在其后的伦理准则。首先，中国古代文人的“长安情结”与他们的忠君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构性。诗人回望长安的姿态形象地传达出了他们对君王的眷恋之情，忠君可以纳入伦理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中国古代“君国一体”的观念已经融人了汉民族的民族心理结构之中，国君所在地是万民景仰的对象，国都的政治色彩掩盖了它的地域色彩，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古代文人的“长安情结”具有超越个人的普遍价值，与国运兴衰紧密联系。
“安史之乱”中身陷长安的杜甫写下了千古名篇《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颇值得深究。“国破”指的是长安城被安史叛军攻陷这一事实，“山河在”表明当时长安的自然表征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而杜甫最伤心的是，山河依旧，国运衰微，天子被迫离开国都，整个长安城一片衰败，令人伤心欲绝。当时被迫滞留长安的文人大致都有与杜甫相似的经历，就连被迫做伪官的王维也写下了“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奉管弦”的诗句，流露出无限感伤之情。他们的真实愿望便是“百官何日再朝天”，足以表明君主是国都的灵魂，没有天子的长安不过是一片空城。当然宋代民族矛盾尖锐，使借长安城来表达对国家政权和民族命运的担忧，成为一种非常明显的文化现象。
宋词里的长安书写，主要是起指代作用，政治隐喻的功能要大于精神家园的意义，苏轼在《沁园春·孤馆灯青》中云“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年少”，实际上是对长安的追忆。宋词中对长安的书写明显减少，但是由于长安承载的政治文化记忆，宋人常在这个意象上寄托一种类型化的情绪，即盛衰兴亡之感。北宋时期的长安常代指汴京，南宋时期或代指汴京或代指临安。如周邦彦的“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此外，长安道的意象被文人引中为红尘路，与汲汲求取功名的奔波以及与亲人的生离死别联系在一起。唐诗里的长安书写体现了长安作为唐代文人精神家园的文化意义。而宋词中的长安是一种有意的空间疏离，唐代的辉煌在宋代已经成为一种暗淡的背景。这也与唐诗和宋词功能有别相关。
当然，反观都城对文人墨客的作用，也就是从政治地理与个人命运的关系来说，不难发现“长安情结”明显折射出官本位思想对文人的深刻影响。所谓“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个体官员毅然把从政做官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以实现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理想。那么，权力地位的高低自然与京城地缘优势有着密切联系，政治功能与物质待遇，京城与地方相比是有区别的。在古代文人的政治地缘意识里，与长安对应的是非长安，即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的概念。对诗人而言，离开长安是一种被迫的疏离，是对主流文化认可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放弃，甚至是个体生存危机的显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与长安的联系。那些看似否定长安的诗句其实是因种种原因疏离长安而产生的失望甚至绝望的心态。对长安的向往也反映出在缺乏个人生存与发展空间的社会，文人必须依附于统治者，向往进入权力中心而不甘于被边缘化的心态，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负面影响。
作者：王存弟，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文学比较研究。
编 辑：杜碧媛E-mail:dubiv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