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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美的悲歌——历代悼妓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蕴及其文化心理透视

  • 投稿殷浩
  • 更新时间2015-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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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霜红[景德镇学院, 江西景德镇333000]

摘要:歌唱和赞叹美人是古今中外各民族文学艺术永不衰竭的主题,翻开中国文学史,马上会发现,歌唱、描写美人的篇章灿若繁星,而其中相当数量是历代骚人墨客用细腻的诗笔为青楼妓女传神写照而作。有时,一代名妓凋零,名士才子纷纷题吟,竞相赋诗作文,伤情凭吊,形成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人性魅力和反主流文化传统意蕴的奇异现象——悼妓文学的争奇斗艳,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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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悼妓文学 审美意蕴 文化心理

一、悼祭文学与青楼妓女的联姻结缘

“传统意义上的悼祭文学,本质上是个体在既定的文化模式支配下,对特定角色进行人伦关怀的情感艺术表现。”在中国传统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传统观念中受人轻视、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青楼妓女端然进入文人笔下的悼祭文学主题中,是一种比较奇异的现象,具有独特的人性魅力和反文化传统的意蕴,并形成了艺术表达的某些惯例,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与探讨的特殊文学现象。

从青楼文化的发展来看,青楼妓女作为审美对象,真正完成其外在与内在、肉体与精神的完美统一,是在感情热烈、情感浪漫的唐代。而青楼妓女与文人情感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并且进入伤悼作品,成为文人一个普遍的伤悼对象,即悼祭文学与青楼妓女的联姻结缘,也恰是在思想较为开放、行动较为自由、并颇具人性色彩的唐文化中。青楼妓女因为其文化素养较高、视野比较开阔,所以往往更能得到士大夫文人的青睐垂爱,成为他们的红粉知己,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现实中功名与风月的矛盾,使得文人与妓女之间的爱情往往有始无终,有因无果,但是回头看看,士大夫文人中又有多少人忠诚于婚姻关系规定的合法妻子,那种“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发乎情,止乎礼”式的夫妻关系又有多少情爱的因子,在事实上又有多少能善始善终,都是值得怀疑的。古语每每云:“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其弦外之音,似乎也在暗示:在封建时代的男性情爱心理价值系统中,正妻往往处于劣势的位置,徒有明媒正娶的妻的名分与管家主妇的职责。妾因其不具备正妻的名分,在家庭中更缺少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与能力,又具有相对意义上的年轻貌美的优势,能引起士大夫文人的怜香惜玉,与其有着较为特殊的关系,感情上较为接近,但毕竟也是婚后囚于上上下下复杂的家庭关系中的笼中雀儿,仍不乏礼教的约束。而青楼妓相对于妻妾却是迥然不同的,她们并非笼中鸟式的大家闺秀,她们的职责便是侍奉士大夫文人,独有与名士文人交往酬唱的便利,因而她们与士大夫文人——作为伤悼主体的男性抒情主人公建立的情感联系虽不像妻与妾那般稳固,也不被伦理道德所认可,却更具一种近乎自由平等的、纯情爱的性质,所以伤悼这类对象,有着较为特殊的情感指向和文化蕴含。

二、中唐至清末历代悼妓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蕴及其文化心理透视

悼妓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中一个传统的富有文化蕴含和民族审美情趣的特殊存在,于晚唐时代应运而生,历经宋元明清,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在这一历史性的发展演变轨迹中,不但呈露了审美形式的变化及审美表现的相异,而且隐含着民族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人性价值观念的递迁。

悼妓文学主题的创获是在思想较为开放的唐朝。众所周知,唐朝是诗的国度,诗的黄金时代,人人都在作诗,人人都能吟诗。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唐代的悼妓文学基本上是以诗的形式出现的,这些哀情凄切、缠绵悱恻的悼妓诗同中有异,各具特色,独放奇彩,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极具主题开创意义的。它们以其独特的情调与风采来追忆描绘美人的形态神情,刻画美人的心灵,顾惜怀念美人的才艺,痛悼哀恋逝去的美人爱情,抚今追昔,黯然销魂,忆人感时,惜花悼己。

有的诗人并未曾与亡妓有过直接的交往,而是通过他人的口头传闻、诗作、亡妓的遗物、旧地、墓冢等,或是有触于生命中美好的事物总是易于凋零,爱情不能常驻而顿发伤感,作诗咏怀,或是联想到自身的处境,有触于遭遇、命运归宿彼此相通、气息互感而致专意赋诗凭吊,并且以妓自寓,借题发挥,抒吐心中不平之怨愤、失意之伤痛,寄托自己的情怀:前者如韦庄的《悼杨氏妓琴弦》:“魂归寥廓魄归烟,只住人间十八年。昨日施僧裙带上,断肠犹系琵琶弦。”遗物,是物在人亡伤悼的联想点,它令人联想起亡妓那美丽而短暂的生命,惜花悼玉中流露出对美好生命被毁灭的顾怜、留恋和无尽的伤感。后者如杨虞卿的《过小妓英英墓》:“萧晨骑马出皇都,闻说埋冤在路隅。别我已为泉下土,思君犹似掌中珠。四弦品柱声初绝,三尺孤坟草已枯。兰质慧心何所在?蔫知过者是狂夫。”以及白居易、刘禹锡的和作,白居易云:“人间有梦何曾入,泉下无家岂是归。坟上少啼留取泪,明年寒食更沾衣。”刘禹锡云:“但见好花皆易落,从来尤物不长生。鸾台夜直衣衾冷,云雨无因入禁城。”美人荒冢,是引发诗人灵感的具体物象,青楼红粉的误堕风尘、好花易落,如同怀瑾抱瑜、厕身官场的才士,“尤物”不长生恰似才士的易被摧折、壮志沉埋。这一切都寄寓了诗人自身命运遭际的叹喟,充满了浓郁的忧患意识与沧桑之感。

有的亡妓生前与作为伤悼主体的诗人确曾有过交往,有过恋情,诗人饱浸着一片痴情,留下了追恋那逝去的美妙温馨的诗作。如唐元和年间,窦巩《悼妓东东》诗,竟因痛惜而发生了幻听:“芳菲美艳不禁风,未到春残已坠红。惟有侧轮车上铎,耳边长似叫东东。”崔涯的《悼妓》诗,亦驱不尽内心留下的那美好的音容笑貌,颇有泪眼汪汪的深情:“赤板桥西小竹篱,枝花还似去年时。淡黄衫子浑无色,肠断丁香画雀儿。”

另外,在妓文化与悼祭主题撞击融会的唐代,还涌现出一些感人的悼妓故事:《诗话总龟》引《唐贤抒情集》载,相传唐武宗会昌中,薛宜僚充新罗册赠使,因风不能出海,滞留青州驿舍,结识乐妓段东美。第二年春,薛至新罗后得病,加上思恋东美,数日而卒。后薛的棺木回青州,东美至驿舍,素服号哭,扶棺一恸而死。《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四引《闽川名士传》载,贞元年间,进士欧阳詹游太原,恋一妓,别后,妓思恋不止,竟至沉屙缠身,临终时剪下云髻一缕,附诗一首:“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祥,为奴开取缕金箱。”后欧阳詹至,启箱得发见遗诗,竟一恸而卒。文人因思念怀悼妓女而死的,这是较早的例子。这说明,到了唐代,青楼妓女在文人生活史上才有了新的意义,文人与妓女之间的交往才有了人性的关怀、依恋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真挚爱情。

晚唐五代至宋,迎来了词的黄金时代。词是一种不同于诗的新兴艺术形式,句子长短不一,叙事、写景、抒情更为自由,其起源及兴盛与青楼传唱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诗庄词媚”“词为艳科”,词尚写身边细琐之事,尤其关注儿女私情,因而描写青楼妓和吟唱文人与她们的爱情成为词创作的主流。在这一主流的影响下,最先出现的伤悼词,便是以青楼妓作为伤悼对象的。早在五代南唐,已有了张曙《浣溪沙》的深情吟咏:“枕障熏炉隔绣帷,二年终日苦相思。杏花明月尔应知。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到宋代,宋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主题“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因而在宋词中,悼妓主题获得了更丰富,更细腻,更灵活多样、无拘无束的表现。在幽淡沉静、婉约多情的宋代文人笔下,悼妓词显得更为精妙雅致,更具文学色彩,显出曲径通幽、缥缈超逸的奇异特点……

有的更多地瞩目于描绘幽僻冷艳的景物,偏好用花花草草等芬芳优美的意象,来浓染所展示的柔情蜜意,悠长的缠绵悱恻之情,让人读来满目凄艳凄迷之美。如刘埙的《湘灵瑟·故妓周懿葬桥南》在特定的气候中叙写花草于冷风细雨下的零落凄寒:“酸风泠泠,哀笳吹数声,碎雨冥冥,泣瑶英。花心路,芙蓉城,相思几回魂惊。肠断坟青青。”凄黯之景的状写,似乎更利于衬托如花似玉般美貌佳人的凋零。

有的着力之处似不在哀伤的力度,少显沉痛,而旨在状写情韵的悠长,以梦幻般的仙语特加点染。如柳永的《离别难》,上阕叹“花谢水流倏忽,嗟年少光阴”,下阕叹“人悄悄,夜沉沉,闭香闺,永弃鸳衾,想娇魂媚魄非远,纵洪都方士也难寻。最苦是,好景良天,尊前欢笑,空想遗音。望断处,杳杳巫峰十二,千古暮云深。”巫山神女典故,源于宋玉《高唐赋》人神相恋故事,在这里,恰到好处地渲染了追慕亡妓那种如梦似幻、云烟迷茫的意境,淡化了亡妓不便人知的具体情况、身份背景,使之丰含若即若离、朦胧神秘的味道,可以说,到了柳永这里,才用一种闪烁迷离之笔触勾勒出了悼妓的词韵。

有的抒写了自己与亡妓那感人至深的爱情经历,刻画情感深微处的痛楚,对远逝的红颜知己表达自己肝肠寸断、凄哀欲绝的沉痛悼念之情。如南宋词人吴梦窗,青年时代居留杭州,与一歌妓相恋,后来歌妓不幸天亡。为此,梦窗写了许多怀人悲悼之作,如《渡江云三犯》《西子妆慢》《定风波》《昼锦堂》《莺啼序》等。其中的长篇杰作《莺啼序》尤值一提,此词共分四片:第一片写他重访西湖,满目怅然;第二片追忆十年前与亡妓在西湖初会的情景;第三片写他与亡妓别后的情景,又交代他此次重返六桥时妓已亡;第四片着力抒写他悼念亡妓的拳拳深情和无限凄苦:“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躲凤迷归,破鸾慵舞。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沉过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词人通过这四叠长调,饱含深情地叙写了自己与亡妓的悲欢离合,情节曲折,结构恢弘,语言典雅,情意绵邈,具有极高的艺术功力、欣赏价值,被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称赞为“全章精粹,空绝千古”。

继唐诗、宋词之后,元代散曲大放异彩,成为“一代之文学”。正与诗词一样,元散曲的突起,也与青楼极有关系,因而元代的悼妓文学充分利用了新兴的艺术形式——俚俗泼辣的散曲。不仅如此,它还往往借用前代伤悼正室、朋友等角色的有关惯常意象,而将其纳入到更为舒展、活泼的框架结构之中。如元末散曲家汤式的[双调]《沉醉东风·悼伶女四首》:

讣音至伤心万端,挽歌成离恨千般。蝶愁花事空,凤泣箫声断,丽春园长夜漫漫,懊恨阎罗量不宽,偏怎教可意娇娥命短。

铅华树春风甚早,蒺藜花幕雨难熬。楼空燕子飞,巷静鸡儿叫,问香魂何处飘飘。恨杀阎罗不忖度,使怎教可意人儿命夭。

檀板歇声沉鹧鸪,翠盘空香冷氍毹。娇莺唤不醒,杜宇催将去,锦排场等闲分付。多管是无常紧趁逐,都不由东君作主。

宝镜缺青鸟影孤,锦筝闹银雁行疏。拜辞了白面郎,抛闪下黑心母,一灵儿带将春去。从此阳台梦也无,更想甚朝云暮雨。

此散曲不仅沿用诗词中悼妓的惯常话语如“巫山”意象系列,还将凤鸣、乐音、鸟影孤、雁行疏等悼妻、悼友、悼兄弟姐妹之类时常用的意象表现系列移置其中,极言美的价值失落之悲,痛惜死亡对女性生命之美的摧残,痛惜美的毁灭。同时,因散曲的音律流转而显得情感更为凄厉痛切、哀婉动人,具有催人泪下的力量。其中也极为鲜明地体现了悼妓的特定情感倾向——比较单纯地、私人化地悲叹伤悼当初那欢乐、那情爱无可挽回的缺失,怀念那已经逝去却难以割舍的美好岁月,而几乎没有悼妻、悼友、悼兄弟姐妹那些相关的伦理情感。

明中叶至清初,是中国文学古今荟粹的大繁荣时期,除了传统的诗词曲赋以外,各式各样的戏剧、小说开始大量流行。同时,明中叶后个性解放思想大潮使得应运而生的清远脱俗的风流才子与高度名士化的青楼妓之间的恋情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等、相互尊重、更具时代特色的境界:青楼妓色艺双全,高雅脱俗,具有侠骨柔肠之统一的人格美,被名士称为“韵友”“女弟”“高足”“闺中良友”。因而这一时代青楼妓的凋零,给文人的心灵带来更大的伤痛。在悼妓方面,出现了大量的长篇诗行、笔记体小说类,长歌当哭,痛悼知音化为异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追忆昔日风流与感慨兴亡盛衰相结合,抒发人世沧桑的无尽伤感,具有独特的时代性……

如吴门名士王稚登凭吊“秦淮四美人”之一马湘兰而作的《马湘兰挽歌词》,这组诗共六首,这里举其中二首:“不待心挑与自招,一生辜负可怜宵。祗堪罚作银河鹊,岁岁年年只架桥。”“红笺新劈似轻霞,小字蝇头密又斜。开箧不禁沾臆泪,非关老眼欲生花。”前一首抒写与湘兰心心相印,却不能结成连理的长恨,后一首写开箧重睹湘兰赠给自己的诗笺,禁不住老泪沾湿了衣襟。这与那些只是吟唱美人流风遗韵的凭吊诗是迥然不同的,而是充满了作者真情贯注的眷念,展示了作者真诚如一的内心世界。而清初冒辟疆的琐语类笔记小说《影梅庵忆语》悼董小宛,更是中国古代爱情小说中罕见的珍品,古今悼亡文章很多,但都比不上《影梅庵忆语》一往情深,缠绵动人。曾有评注说:“是篇娓娓至数千言,浩浩荡荡,西起昆仑,东注溟渤,冲融窈窕,异派分支,千态万状,姿媚横生,颇使《会真》《长恨》等篇,黯然失色。非辟疆莫能为此文,非姬莫能当此作,真千秋大观矣,情语云乎哉!”冒与小宛九年朝夕相处,对她的性情、爱好、趣味了如指掌,在《影梅庵忆语》中,他用诗一般饱含深情的语言,叙写小宛音容笑貌、件件琐事,娓娓道来,成为天地间一种绝妙的文字。如仅从小宛爱月一段,就足以见小宛情趣的高雅与辟疆笔致的高妙:“姬最爱月,每以身随升沉为去住。夏纳凉小宛,与幼儿诵唐人咏月及流萤执扇诗,半榻小几,恒屡移以领月之四面。午夜归阁,仍推窗延月于枕簟间,月去复卷幔倚窗而望……李长吉诗云:‘月漉漉,波烟玉’,姬每诵此三字,则反复回环,日月之精神气韵光景,尽于斯矣。人以身入波烟玉世界之下,眼如横波,气如湘烟,体如白玉,人如月矣……”小宛爱月,是其喜静性格的表现,冒因充分理解方能写得如此深切动情。可以说,作为悼妓文学,《影梅庵忆语》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情感上,都达到了最高境界,并对后世的写情小说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些长歌、小说可以说是风流名士赠献给青楼妓的最后的挽歌,也是对名士名姬真挚爱情的最后伤悼,为名士名姬惊心动魄的浪漫史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从此至诚的情种与色艺双绝的丽人一去不复返,全成了遥远的不可再现的时代旧梦。清中叶以后,随着青楼文化的堕落,青楼与文学由辉煌而缠绵的结合走向离异。这一期间,出现过魏子安的《花月痕》,据说魏旅居太原时,赏识诗妓春雪,欲聘为妾,终因财力匮乏未能如愿。不久,春雪抑郁而死,魏恸哭之余,作《花月痕》。此书中儿女情长,卿卿我我,哀艳凄绝之处俯拾皆是,但作者只是借此来表达自己“护美人”“任政事”的俗不可耐的人生理想,其“儿女情长”没有思想上的契合,更不具备反封建传统的思想高度。这说明,青楼文化的堕落,士风的堕落,悼妓文学也随之走向衰落与终结,走向属于它的历史尽头。

三、悼妓文学存在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综上所述,悼妓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个特殊存在,也是青楼文学中一个较为别具一格的存在,它不再是停留在风花雪月的表面上的纯香艳文字,而是深入了怜其不幸、感其情深的沉挚内心世界的悼念文字,在伦理文化观念和诗学正统思想的挤压下,做着边缘的生存,并以其人伦角色关怀所蕴含的独特生命激情,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封建礼教“发乎情,止乎礼”的规约和雍容典雅的雕饰,体现了以反对封建正统礼教束缚为特征的人文主义精神,其价值与意义非同一般。

从艺术审美效应上看,悼妓文学基本上实现了情感的雅化,其态度之认真,用情之真挚,表现在文字的抒写中,通过诗、词、曲、赋,甚至戏剧、小说等各种艺术形式,借用比兴、象征、暗喻、白描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段,创造幽深雅致、凄艳梦幻的意境,表达动人心魄的深怀幽怨,表现了人生情感的普遍性,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从艺术内容上看,悼妓文学着意于逝者的“美”以及与这“美”相辅相成的才艺,更兼有这美的魅力留给生者那难以忘怀的追恋,有浓郁的浪漫色彩,有着较多的个体情性的真切袒露,基本上不涉及“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之类偏重治家贤惠德行的家庭责任方面的内容,具有较高的人性价值和非正统意蕴。

从认识意义上看,悼妓文学不是随意玩儿,聊以遣兴的逢场作戏,而是情真意挚,寄托哀思的伤情凭吊,是反映古代文人爱情行为心理深度一面最真实的镜子,不仅有男女之情,更兼具诗文之谊,对认识、理解、研究古代文人婚外爱情生活、爱情心理、审美情趣、文学观念及本真个性等提供了虽难说丰富,却更具生动真实的资料,有一定认识价值。

作 者:周霜红,文学硕士,景德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与文论。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