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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对青年作家小说的解读

  • 投稿研究
  • 更新时间2015-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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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岩[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西 临汾04100O]

摘要:青年作家们成长于越来越喧嚣的环境中,因此,消费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文学想象不同于前几代的作家;在他们的目视下,城乡二元化的世界被打破,地点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不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现代生活给予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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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现代性 城乡 虚空

《收获》在2014年第4期和第5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收录了二十一位作家的作品,而这二十一位作家多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出生,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逐渐成长,现代性是他们面对的最大的现实。现代性,用吉登斯的话来说,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在消费社会中,我们的社会生活与组织模式都大大地不同于以往,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出了原有的生活轨道,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经历与体验。因此,马歇尔·伯曼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经验,是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经验。而这里需要考虑的是青年作家的现代性经验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化支撑着他们的现代性经验?

一、城乡对立的逐渐消融

正如吉登斯所说:“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即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因此,在这个消费社会,在青年作家那里,地点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失去了它在先前文学上的面貌。回顾文学的历史,城市与乡村往往是对立存在的。从20世纪20年代起的乡土文学开始到八九十年代的“进城文学”,城市是“人山人海,龌龊,杂乱,骚扰,谣言,暗杀,掠夺,红尘万丈”的象征,乡村同然也有愚昧、封闭守旧的缺点,但回忆起来不免会带有一丝平和温暖的气息。

但在青年作家的目视下,没有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照,没有倾向性,不同于沈从文等乡土作家笔下的城乡二元化的世界。作家们对城市的外景式的描述大幅度减少,被认为是城市特征的摩天大楼、五光十色的街道、污浊的空气、拥挤的人群很少出现,城市不再是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生活的制造厂,不再被当成一个容易使人堕落的地方。城市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因此青年作家们不再选择人们追逐利益的主题,很少揭示城市人为利益你争我夺、勾心斗角的心理。城市里的人只是平平常常的人。在这里,没有了特殊面目的人,也没有了奇异的故事。只有普通的生活。尽管城市中仍然有灰暗的地方,有使他们困惑的东西,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城市本身造成的;在他们眼里,这一切都是社会发展所必经的,是现代化的一个结果。他们并没有突显城市是好是坏的观念,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个居住的地方、生活的地方。城市成为一个普遍的存在物,它不再被以异化的眼光来打量,而乡村也失去了过去的美。

所以说,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城乡之间已画不出一条清晰的线,场所的模糊使得青年作家不再是关注城市本身,而是逐渐走向了内在式的写作,关注的是现代生活给人的精神带来的闲厄。

二、一切坚固的都在消散

在这个消费社会,南于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量的人与事出现在我们面前,但却走马灯似的,我们根本来不及把握到某些完整的东西,南此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后果:人们对稳定性与连续性的确信度不断下降,找不到自己的身份与应当归属的对象。

所以,当存在感与价值都处在一种缺失的状态下,人们就容易怀疑与恐慌。于是,同时代人挣扎着,尽力想抓住一些东西,找到一个稳定的归宿,但最终这些努力都指向了一个终点——虚空。在这块荒地中,孤独、颓废便成为生活的常态。

霍艳的《无人之境》叙述了一群文学爱好者的故事,但充斥在文本中的是大量的文学颁奖会、签名售书会、文学改编影视、奖金、排名、称号,文学完全失去了昔日严肃与崇高的价值,在消费社会的影响下文学走上了市场。霍艳以自己严峻的日光审视着这个社会,展现出了现实生活的真实面目。在文本中,楚源在下楼吃饭时,发现“欢迎第三届中华文学奖作家”的横幅上“家”字的“宀”上的一点掉了,作者以楚源的眼睛来打量并发出疑问,在这一社会大环境里作家是否可以守住“家”这一方园地?在消费社会的影响下,也许没人可以独善其身。尽管多数人都知道它的价值,但却不由自主地离它越来越远。那么伴随而来的便是怅然与虚空。

同样的,传统的情感也在逐渐地消散。楚源与妻子之间的情感、柴柴与母亲之间的情感、楚源与柴柴之间的情感,都失去了传统的固定与严肃。楚源的妻子在文本中只是用一个冷冷的短信来印证她真实的存在,连夫妻之间的那种表面上的关心都不存在。而柴柴与母亲之间传统上的相依为命的亲密更是荡然无存。

于一爽的《每一个混蛋都很悲伤》中有郭培与张纲这一对情人看云的叙述印证着个人所处的困境:

云在天上缓慢地移动,变换出各种形状。我很多年没有看过云了。黄昏到来之前的最后几缕阳光太刺目,以至于我终于挤出来几滴眼泪……突然一瞬间觉得天旋地转,我缩起脖子,把头深深埋在郭培的胸前。我听她好像在叫我,张纲。极轻。我应了一声。好半天再听不到她说什么。我问她你说什么,她说没什么。我说怎么了,她说没事儿,就是想叫叫你。

在飘移而又受箍的生活中,郭培、张纲不断地在寻找某种归宿感以及自身的存在感与价值。因此,他们从虚空中出逃,选择了彼此,但现实生活并不能给予这种救赎。他们在心灵上是陌生的,摸不到身体听不到声音的那刻,彼此的存在感便会滑落。对存在怀疑的时候,虚空便乘机又一次钻进身体的每一个缝隙。最终,他们只能在无奈中回归到原点。他们是两片云,没有根,就那么轻飘飘地移动着,也许会有相遇的时候,但两人的关系却会不时变化着形状,甚或有在下一秒便会立刻消散的危险。郭培只能寻找更多的男人甚或是出国来逃避,她的哈哈大笑也成为一种逃避,因为“哈哈”这个词在现代社会中所表征的并不是高兴,而是意义的缺失。郭培用这种方式来寻找归宿感,证实自己的存在,不承认或是不敢承认自己的虚空;而张纲依然在墨守成规中间或选择一点危险性小的游戏,最终只能“去人多的地方,融进去什么也不想。在喧闹中让一切更彻底地风化、飘零、消失”。

朱个的《秘密》更是在表达着一种存在的脆弱。在现代社会,一台机器比活生生的人更有说服力,只有照片这个实物才是真真实实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感受不到这种实在;所以,左辉逃在一台照相机后,逃在一个谎言后;用一个谎言来唤起自己的存在感,用大量的照片来排除虚空感。除了这些,在现实中却什么都没有。一切发生过、在被怀疑后,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甚至在文本中,“姑娘”这个人都没有身份认同。

《人生规划》《哑然记》《刘琳》从存在的角度分析,无一不是在述说对现代生活存在感缺失的怀疑与恐惧。亲情、爱情、友情已经变得触摸不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慢慢地烟消云散。但那些东西却是我们存在的证明,是我们生活的支柱,现在却成为了我们的一种渴望。

七堇年的《夜阳》同样如此。“我”从中国逃到西班牙,从一段婚姻中逃到另一段情感中,但最终“我”又从西班牙逃离出来。但在逃离的过程中,“我”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逃离什么、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只是感到一次又一次的虚空:“在她静静转身离开后,如黑暗消失在黑暗中,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了。”

《夜阳》中引用的里尔克的《挽歌·追悼一个男孩之死》便是最好的诠释:“都不在言语中,不在笑中。是的。/不像你们都晃动,白糖瓶/不晃动,盛满酒的杯子也不晃动。/苹果躺着。有时候多好呀,/抓住结实饱满的苹果,/牢固的桌子,静静的早餐杯,/美好的杯子,他们使年华无限平静。”

因此,可以看出,不管青年作家所选用的题材是如何的不同,但青年作家在主题上都逃脱不了对虚空感的叙述以及对寻找传统温馨的渴望;同时,又因为没有历史的牵绊,他们的探索是勇敢而坚定的。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②师陀:《结婚》,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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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陈晓明.审美的激变[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3][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M].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作者:石岩,山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