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占恶性肿瘤发病率第3位[1-3]。原发性肝癌患者多伴肝炎、肝硬化等基础疾病，患者早期无明显不适，发现时往往已属晚期，如何提高原发性肝癌患者生存率及生活质量是当前研究的重点[4-5]。对于不能手术治疗的中、晚期肝癌患者，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是当前主要的治疗方法，但单纯肝TACE治疗效果并不理想[6]。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特异性拮抗剂，可以抑制VEGF促进肿瘤血管、淋巴管的生成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TACE联合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治疗原发性肝癌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2月-2014年12月本院收治的原发性肝癌患者120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58例，女62例；年龄41～75岁，平均（54.08±6.72）岁。纳入标准：（1）经病理活检确诊为原发性肝癌，无手术适应证；（2）无TACE禁忌证；（3）无放、化疗禁忌证。排除标准：（1）手术治疗者；（2）服用激素替代治疗超过1个月；（3）依从性差者；（4）患有严重免疫功能障碍及其他严重肝脏疾病者。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60例。对照组男28例，女32例；年龄42～76岁，平均（55.17±7.32）岁；肿瘤直径（5.4±0.9）cm；AFP（386±127）μg/L；肿瘤均局限于左叶；肝功能Child A级31例，B级29例。观察组男30例，女30例；年龄42～74岁，平均（53.98±7.45）岁；肿瘤直径（5.3±1.0）cm；AFP（382±114）μg/L；肿瘤均局限于左叶；肝功能Child A级32例，B级28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肿瘤直径、AFP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TACE治疗，治疗前开放静脉通路，采用改良的Seldinger股动脉穿刺法，选择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动脉或肝总动脉进行血管造影，观察原发性肝癌肿瘤供血和染色情况，然后将导管送入肿瘤供血血管，尽量接近肿瘤，注入的化疗药物为顺铂（国药准字H53021740）40～60 mg，
吡柔比星（国药准字H10930105）20～40 mg联合5～20 mL混悬剂栓塞肝动脉，大肝癌时再联合明胶海绵1/3条栓塞血管。手术结束后观察14 d，每3天复查1次血常规，每周复查肝肾功能。中性粒细胞计数<1.0×109/L或白细胞计数<2.5×109/L者使用粒细胞刺激因子治疗，血小板计数<25×109者使用白细胞介素-11（IL-11）治疗，每4～6周重复栓塞1次。观察组患者采用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联合TACE治疗，所用混悬剂中加用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30 g，余治疗同对照组。
1.3 观察指标 （1）采用WHO实体肿瘤的疗效评价标准评价近期疗效，分为疾病进展（PD）、稳定（SD）、部分缓解（PR）、完全缓解（CR）4个等级，其中以目标病灶最长直径总和的最小数值为参照。其中直径总和增大20%或出现新病灶为PD；增大不到疾病进展为SD；直径总和缩小至少30%为PR；所有已知病灶消失为CR。以CR+PR为有效，CR+PR+SD为疾病控制[7]；（2）免疫功能评估：在治疗前1 d及栓塞术结束后2周采用免疫荧光染色及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T细胞亚群（CD3+、CD4+、CD8+、NK细胞）和免疫球蛋白指标（IgA、IgG、IgM）；（3）按卡氏（Karnofsky）评分标准，治疗后卡氏积分增加大于10分为提高，增加小于10分为稳定，减少大于10分为降低，有效率=（提高例数+稳定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字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 观察组临床治疗有效率为71.6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45.0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7.13，P<0.01）；疾病控制率为90.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3.33%，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6.29，P<0.01），见表1。
2.2 两组免疫功能比较 对照组CD3+、CD4+、CD4+/CD8+水平较治疗前下降，而观察组CD3+、CD4+、CD4+/CD8+水平较治疗前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IgA、IgG、IgM较治疗前下降，而观察组较治疗前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和表3。
2.3 两组患者生存质量比较 观察组生存质量有效率为86.67%，高于对照组的65.0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10.43，P<0.05），见表4。
3 讨论
原发性肝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主要发生于肝炎、肝硬化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中，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TACE被认为是中、晚期不能手术的原发性肝癌患者首选的治疗方式，但由于门脉血供、肝动脉解剖变异、栓塞后侧支循环形成等原因[8]，单纯TACE难以使肿瘤完全坏死，远期疗效不满意，文献[9]报道单纯TACE并不能改善患者的生存率。原发性肝癌患者的血液供应系统丰富，单纯采用TACE治疗后可形成侧支循环，并不能消除全部病灶，使肿瘤病灶残留[10]。部分研究显示单纯TACE治疗后肝癌残留率为69.2%，可见TACE很难彻底杀死癌细胞[11]。动物实验显示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可以抑制肿瘤血管生成，使肿瘤进入“休眠状态”，限制其进一步发展，降低肿瘤转移率[12]。肝癌发生后，机体抗肿瘤机制包括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两个方面，后者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中包括CD4+和CD8+两个亚群的T淋巴细胞在肿瘤免疫中起着调控、监视作用。众多研究表明，肿瘤患者处于免疫抑制状态，主要表现为CD4+、CD4+/CD8+水平下降，NK细胞下降[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