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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研究发展影响和交流论文(共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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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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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在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农业经济也就愈发的重视了,为了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满足社会对于农产品的需求,农业经济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就整理了关于农业经济的相关论文范文,一起来看看吧。


  第1篇:晚清至民国前期徽州地区与浙江农业经济的交流


  梁诸英(安庆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摘要:晚清至民国前期徽州地区与浙江农业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交流和互动,这不仅表现在两地临近地带的农人到对方地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及大量徽州人在浙江杭州等多处的经商活动,还表现在两地之间农产品的输出和调剂等方面。两地之间农业经济交流的动因,包括徽商推动、地理邻近、交通枢纽带动等因素。这种农业交流不仅调剂了双方的农产品余缺,也促进了两地之间农业技术的传播和资源的开发利用,增加了徽州留守农民的收入。通过个案考察,我们发现,近代农业经济变迁以及区域互动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常有限,但农民能积极根据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主动适应市场,反映了传统小农经济顽强的生命力。


  关键词:徽州;杭州;近代商业;农业经济


  现有徽学研究比较关注明清徽商在江南地区的经商活动,以及对经商地的影响*。具体到徽商在浙江的经营活动及影响,也主要涉及明清时期*。管见所及,已有研究已开始注意近代徽商在浙江杭州等地的经营活动,但对近代徽州与浙江之间农业经济的交流等问题有所忽略。探讨晚清至民国前期徽州与浙江地区农业经济交流的状况、原因及影响,可为我们研究近代区域之间农业交流、互动问题提供一个生动的注脚,丰富对近代小农经济的认识,亦能拓展徽学研究的内容。


  一、徽浙之间农业经济交流之状况


  徽州与浙江之间农业经济交流既表现在两地间的人口迁移及经济开发活动,也表现在二者之间的农产品调剂等方面。


  (一)浙江人在徽州


  首先要提及近代徽州地区的移民问题。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太平天国战争以后皖南广德、宣城、泾县等地有大量移民输入*,但对徽州地区没有例证和论述。曹树基在探讨人口史时指出:“战后徽州府并无移民迁入,所以可将战后人口统统视为土著”*。但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几十年,情况有了变化。尤其是清末民国初期,徽州府有客民迁入,这是以往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需要稍作介绍。


  晚清徽州府的客民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据现有记载,客民到徽州垦荒最早当在清末民初时期,原因是徽人外出经商造成本地劳动力的真空。1934年有篇署名“碧玉”的文章提到这一问题,徽州有大约1/5的劳动力外出,“便不由要感着工作无人的恐慌了”,“却也有需要大批雇农的必要”,文章还指出早在二十几年前徽州就已存在客民*。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也曾提到屯溪镇外来人口之多:“查屯溪为徽州巨镇,浙赣通衢,其土著者不过十之二三”,客民居其多数,“究之无论为客民、为土著,既受一廛而为氓”*。


  晚清时期徽州府的客民群体中即有浙江人。浙江人在徽州从事的工作与其他客民没什么差别。其中,浙江农民多在徽州进行农业开垦活动,比如在歙县,“农民多本地人,客籍以浙江温、台、绍人为多”*。徽州农产品加工也有浙江人的身影,徽州茶业雇佣劳动力多用浙人即是一例。据1934年调查,徽州茶叶采摘工人,“歙、绩两县,摘工多淳安、遂安及本省旌德、太平县人”,而在婺源,则“多浙之开化、遂安及赣之浮梁”*。休宁县亦如此,“采茶工人,概由妇女任之,多来自浙省遂安,本省旌德太平以及安庆六邑,尤以安庆附近来者居多。”*也有浙江人在屯溪从事商业经营,如民国前期,在屯溪经营锡箔业务的厂商,“全是浙江绍兴流入的”,大小有十多家,资本比较厚实*。


  (二)徽州人在浙江


  实际上,在民国时期,也有贫困的徽州人到邻近浙江省县份佃种或从事垦荒的情况。兹举一例:据建国初对歙县长陔区南源村的调查:“该村除了二三户鳏寡不种地外,其余的农民差不多全都到一、二十里地以外的山上,租入浙江遂安业主的山地种植苞芦。其租佃手续大多是集体租入后,大家分种,租额也较低,一般是收一石交九升至一斗左右。山地多半是遂安的祠堂公地,主要由于山地费工、成本高,庄稼易遭山地野兽破坏,因此租额较一般为低。”*


  徽州人在浙江杭州主要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王日根等注意到了晚清杭州徽商的兴盛,并成为新安惟善堂发展的基础:“从更深的层面分析,杭州各种商捐能募集成功完全是奠基于清后期徽商在杭地取得成功的基础之上,正是徽人商业的兴盛才能保证善堂这个同乡互助组织得以经历时间和战火的考验,良好持续发展下去。”*晚清时期,杭州徽帮还从事牙行业务,杭州的牙行有徽帮、金帮、开梢帮及粮食帮之分,在当时,“徽帮系徽州人经营,专以兜揽徽帮生意为主,凡皖南之茶叶、生漆等皆归之”*。


  民国时期,徽商仍是杭州当地不可忽视的一支商业劲旅。在木业、茶业集中的杭州江干区,因为徽籍从业人员众多,饭馆餐饮店多雇佣徽帮厨师,徽式菜肴由此出名*。徽州人还在杭州从事着中转分运的“过塘行”业务,徽帮与兰溪帮、淳安帮并驾齐驱*。据近人回忆,在杭州,90%以上的茶叶业均为徽州人开设,少数虽不是徽州人开设,但在商店里工作的代理人或职工基本上都是徽州人*。


  浙江其他地区也多有徽州商人的身影。比如,歙县人仇星农(1864—1933年),经商定居浙江衢州,是近代衢州徽商第一家*;胡咸春国药店,绩溪县胡吉于清同治时期创建,至民国时期,已成为浙江淳安地区规模较大的一家药店*;在浙江安吉县梅溪镇,有绩溪帮开设的磨坊业、烧饼作坊,而在浙江长兴县泗安镇,徽州人经营商业者以歙县、黟县人居多,主要涉及杂货店、粮食店、米行、酱油店等行业*。王振忠也指出,在咸丰时期前后,“浙西的金、衢、严各地是徽州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三)徽州地区对浙江的农产品输出


  徽州山地丘陵众多,农业经济以茶业为主,步入近代,茶叶仍然是徽州地区向浙江乃至上海农产品输出的大宗,如歙县“销运外埠之农产品,以茶叶最多,水果次之。”*


  徽州的茶叶以屯溪为集聚中心,进而向杭、沪销售。20世纪20、30年代,汇集在屯溪的绿茶分为洋庄绿茶和本庄绿茶两类,洋庄绿茶用来外销,年输出82289箱,价值达2470000元;本庄绿茶年输出4000件,价值200000元,2/3系过境转销北方、沪杭、闽粤各省*。此外,歙县的茶叶也多有运到杭州出售者,以大方茶为主。近代调查资料曾对歙县大方茶的制作方法有详细介绍,并指出大方茶“盛产南乡三阳坑、老竹岭、佥竹山各地,多运杭州销售”*。


  徽州茶叶输出的途径有茶商以茶行为中介者,也有直接向茶户收购者。如歙县,“近年来茶商有不投行家,而自向园户购茶者亦颇多。南乡大方茶,多由山客(即茶贩)向园户收买,转运杭州投行出售……茶客办茶,多者十余万元,少者数千元,普通一二万元。所办茶叶,概用竹篓装置,交由渔梁过载行(即船行)由水道运杭(现鸿飞公司专包运茶叶),再由杭州转运公司运往北方目的地交货。此种本庄茶客,在琳村一带所设茶庄,不下百余家。”


  徽州外销浙江的农产品除茶叶以外,应该以木材为重要,近代徽州林木多有运往浙江杭州销售的情况。如20世纪20年代的调查,歙县“板木业分为松板与杉木二种。松板业十六家,年销松板约二万方,值九万元,全为本地品,其销售地点,为上海与杭州二处;杉木业八家,年销杉木,约值十万元之谱,但以婺源休宁二县所出居多数,歙县所出,不过十分之三而已。”*


  除茶叶、木材外,徽州外销的还有其他地方特产,如冬笋、蜜枣等物。徽州蜜枣销路很广,如歙县“蜜枣销路,以广东最大,杭州、上海次之,北方无销路。”1940年的资料显示,徽州深渡的蜜枣每年的出产数十万,销售于上海、杭州一带*。


  (四)浙江向徽州地区的农产品输出


  晚清至民国前期浙江向徽州所输出的农产品种类,主要是徽州地区自用不敷的产品,这反映了农业经济发展中主动面向市场的特点。首先是粮食。与以往类似,此时期徽州地区仍然处于食粮不敷的地位,需要输入浙江余粮来调剂。如歙县“尚须仰给邻封”,有部分食粮需要从浙江运入,“米之来源,可分二路,凡接近浙境如街口等处,则由浙江金华、兰溪输入;城区、深渡等处,则由绩溪、临溪一带输入;面粉则由沪杭水道输入。”*歙县输入的面粉主要来自上海、杭州②。婺源县也需要浙、赣的余粮来补充,1934年出版的调查资料指出,婺源县“每岁所入,恒不敷消费,全恃浙、赣两省输入米麦,以资接济,故不得不力作于山,收茶木麻桐等产,以资弥补。”*


  徽州的黄豆、菜籽、腊货、植物油也有不同程度的不足,以歙县为突出。歙县“黄豆与菜子,尚不敷本县榨油之用,须赖大连、平湖、嘉兴、海宁等处之输入”④。类似记载还有:歙县的黄豆杂粮来自浙江各县,菜籽来自浙江平湖县⑤。歙县黄豆、桐子、菜籽的具体调剂情况为:“所用原料,菜子本县约产一万石,每二石四斗可榨油一担,不敷之菜子,多由浙江平湖、嘉兴一带籴入,每担价约五六元;桐子本县约产七千余担,每二百廿五斤可榨油一担,亦有由邻县运入者;豆除本县自产外,尚须向浙省购办,每三石可榨油一担”⑥。此外,歙县的腊货,多来自宁波、兰溪,化油来自杭州,豆油、菜油来自大连、杭州、兰溪⑦。另外,徽州因粮食紧张,导致“本地产猪,不足自用”,歙县即要从浙江兰溪县运入猪类等,以供人们食用⑧。


  步入近代,江南地区的现代消费品也源源不断地运入徽州,其中许多是浙江产出或经由浙江而来者。这些产品既包括农民日用必需品,也包括满足奢华生活所需要的产品,比如烟、纸牌。洋布输入开始占有重要地位。如休宁县交易之布业全部为外来品,“以洋布、土布、绸缎为大宗”,其中“绸缎由杭州、苏州、湖州运来”*。浙江向徽州的输出品中,现代消费品也是一重要方面,包括煤油、肥皂、洋烟、黄明胶、棉线、罗绢、线纱、棉纱、洋布、烟、纸牌、花炮等物*,兹不详述。


  二、徽浙之间农业经济交流原因之分析


  (一)徽州人经商之传统


  延续明清时期外出经商的传统,晚清至民国时期徽州仍有大量民众外出经商。据1934年的估计,“徽州的民众,大概有十万人以上流寓在外省外县,觅食糊口。尤其是徽州的壮丁,奔走四方,以贸迁为生计的,几乎要达到全县壮丁的五分之一以上”*。民国年间徽州人在浙江经商者甚众,“尝就苏、杭等处一考,徽州人之众约在十万以外,每年至少有一万人有回家不得之苦”*。


  也可以从县域角度来考察,民国时期绩溪县经商人口中多有到浙江地区的,“在这九万人口中,出外经商的当达三分之一。据说除本省外,近如苏、浙、赣,远及平、津、汉各地,俱有绩商踪迹”*。清末刘汝骥也指出:休宁县北乡之龙源、北山,东乡之十、五、六、八都,南乡之临溪、汉口及高枧以上诸族,经商的目的地除了汉口外,“至苏杭沪甬,一水顺流,往者尤众,其老迈一乡不相往来者,山农村丁而已”*。据叶少珊1948年所作的粗略调查,歙县旅杭者达万人之众*。民国时期徽州人在杭州经营有百余家商行和商店,“人口约有数万人之多”*。也有徽州外出经商人口比例的笼统表述:清末祁门县“为工商者约十分之二”;绩溪县商人占三成,即“就百分比例之,除无职业者若干人,农约三十,商约三十,士约一十,工则百分中不过数人焉”*。


  除了对旅浙徽商群体数量有估计,近代报刊对旅浙徽商的个例也多有记载。如1923年的《申报》曾报道有徽商把洋布从上海运往杭州的事情*。徽州人通过经商获得的利润,还有回馈乡里的作用,这里列举一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在金华县的徽商程世华之信船在严州府马目埠遭到匪盗百余人抢劫,“失信八百余号,银洋货物六千余元,此等银钱均系店伙零星碎数寄回岁底养亲育子之用”*。近代大量徽商在浙江尤其是杭州的经商行为,无疑促进了两地区之间的人员往来和农业经济的交流。


  (二)地形地理因素


  徽州多山,资源有限,大量徽州农民选择了走出大山的应对策略。晚清以来,之所以会有浙江人来到偏僻的徽州地区从事租佃或垦殖等活动,与徽州荒地较多的状况有关。如绩溪县,“山多田少,道、咸之间产米合小麦,仅敷民食十分之六,杂粮俱作正餐;兵燹以后户口未复,产米与民食约可相敷,小麦产数不过稻米十分之二三,种杂粮者更少,而荒田尚多。”*有人指出,民国时期徽州外来客民的工作种类,“第一是服务于一般自耕农和佃农家中,也有许多是自己揽田耕种的。此外,担任采茶和制茶工作的,作一种劳力的小工,作巨室大户的雇佣的。”*


  地理位置邻近也是原因之一。徽州以产茶著名,但也有茶商从浙江淳安、遂安购买茶叶。此种购买主要是考虑地域邻近的原因,以便利于汇聚到屯溪这一重要商业中心为目的。如歙县,除了将歙县所产之茶运往屯溪外,“尚有由太平、绩溪或由浙境淳安、遂安间接购入”*。休宁用以制造洋庄箱茶之毛茶,除半数产自本邑外,也有从邻近的“浙之淳安、遂安,赣之德兴、玉山等处而来”,均汇聚在屯溪*。


  以上亦可见,与徽州农业生产活动交流最多的地区,是临近的浙江开化、遂安等县,也反映了地域临近因素的作用。


  (三)交通枢纽因素


  除了徽州与浙江开化、遂安等县地理邻近外,两区域之间存在商业交通网络也是重要的客观因素。学者注意到了明清时期杭州在徽商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杭州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又是徽商进出江南(南京除外)的总枢纽,在整个清代特别是清末,是徽商下江南的必经之地”*。


  商业集聚中心对近代徽州与浙江之间的经济交流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徽州地区以屯溪为集聚中心,而浙江以杭州为集聚中心。这是因为屯溪和杭州在徽、浙之间经济交流中具有独特的地理条件。在民国时期,杭州是浙江的金融中心,“即远如皖省徽州,赣省上饶,各地亦均以本市为其金融中心”*;而屯溪是徽州巨镇,“屯溪镇为茶市之中心,每年茶叶上市前,各地茶商,咸集该镇采办,运销沪、杭等处”*。同时,屯溪和杭州之间长期形成的水运贸易路线为两者之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重要基础。


  杭州也是徽州与上海或苏州商品贸易的不可或缺的中转站。在民国前期,休宁县“所有商品,进口者多从沪、杭运入,出口者亦多从杭州转往各地,屯溪商品,凡邻近黟、祁、婺、歙等县,均仰给之”⑧。徽州茶叶要销往上海,也以杭州为转运地,“屯溪茶号,将茶叶制成后,即运至杭州,由火车运至上海,投所关系之茶栈”⑨。杭州也是徽州与苏州之间商品流通的中转站之一,明清徽州至苏州地区,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可由青弋江至芜湖,顺长江而下,在镇江入运河,可抵苏州”,另外一条便是通过杭州,“东由新安江至杭州,再转入运河至苏州”*。


  近代以来,杭州至徽州的交通路线,亦是江南地区洋货进入徽州的最重要途径,由此也使得徽州百姓对洋货的使用日益普及。刘汝骥指出:在歙县,“粤匪乱后,内容愈瘠,表面愈华,好洋货者多,好土货者少,外强中干,识者忧之”*。近代以来徽州人崇尚江南服饰,传播途径也是由江浙传至徽州商业之中枢——屯溪,渐而至歙县等地。刘汝骥曾言及:“自发逆乱平,徽属商务聚于屯溪,一冠履之时趋,一袍袴之新样,其自江浙来者,休首承之,次即及歙之西乡”。


  (四)民国时期徽杭公路建设因素


  传统时期,屯溪至杭州经由水路,但滩多险急,运输困难。至民国年间,创设杭徽公路的呼声日高。时人指出了徽州与杭州之间开通公路多方面的好处,在农业经济交流方面,能一定程度上改变市场迟滞之状况。毕竟传统的交通闭塞会引起商业上的不便,“夫商市如军情,瞬息万变,而徽州茶商不仅徽境之大实业,且为全国出口货之首位,皆恃帆船以为输运,动辄迟滞,至二十余日始克到沪,往往供求不相应,茶商至蒙莫大损失。积货垒垒,皆交通不便之所至。若长途汽车一经成立,则货物与商市呼应相灵,朝发夕至,其有裨于商业为何如耶!”*


  民国年间徽杭公路的开通无疑对徽、浙区域间货物的便捷交流是有益的。休宁县“屯溪为新安江上游起点码头入浙赴沪必经之路”。在杭徽公路开通之前,徽州货物以水路为外运通道;在杭徽公路通车后,则除了水路,也可由杭徽公路至杭州。民国时期徽浙之间陆路公路交通的建成使徽商的茶叶贸易更为便捷。比如,“向来歙茶多由徽河至浙之严州,经杭转沪,渡、街口两地,为全县茶叶两大集中地”,公路开通后运输通道发生了变化,“今者,陆路有徽杭、淳屯诸汽车路,补水运之不逮,茶叶运输,当取陆路,以期敏捷也”*。1935年的资料显示:“现芜屯、徽杭、屯祁各公路,皆已建成,汽车行驶频繁,交通极为便利,故徽茶对外之运输,当较往年更加迅速”*。


  除徽州农产品如茶叶的输出更为便捷外,外地货物运入徽州也比以前方便多了。歙县货运渠道的情况即是,“经售商品,多由浙江杭州输入,前均由水道循新安江至深渡、朱家村上陆,今则除笨重各货仍由水道运输外,轻便各货,悉由杭徽公路汽车运入,商业市场因之呈一变化”*。


  三、徽浙区域间农业经济交流的影响


  (一)调剂了徽州与浙江以及上海之间的市场需求


  上文可知,在农业经济交流过程中,浙江尤其是杭州向徽州地区输入的猪肉、黄豆、菜籽、粮食等产品,在徽州地区不同程度地起到了调剂余缺的作用。


  另一方面,徽州茶叶、木材的输出也满足了浙江地区对此类农产品的需求。徽州人在浙江经商,茶业当为首要。歙县吴习斋在1922年指出“徽人足迹几遍全国,京、津、沪、杭之茶叶店无一非徽人所设”*。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杭州,“茶叶店主除翁隆盛是本省海宁人外,其余均系安徽歙县人,以吴姓为最多,其次方姓也不少”*。报刊也有民国年间徽州人在杭州开设茶叶店的诸多报道,如1932年,“杭县上纤埠有徽州人汪子卿所开之茶叶店,学徒吴永泉,年十六岁,勤恳服务”*。


  徽州人在浙江经营者,木材业也为大宗。从徽州输出的木材是杭州木材需求的主体。1922年的报道称:“试就杭城江干一望,层垒累积者弥望皆是,沿河而下之木材充塞两岸,自衢、严一带来者不过十之一二,余皆我徽境所产之各项木植也,年亦在数百万”⑦。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2也指出,“徽处万山中,每年木商于冬时砍倒”,到五六月水涨的时候,由水道经过严州而运到浙江。这些徽州运出的木材,不仅满足了杭州、上海等地建筑行业对木材的需求,也对杭州城市燃料的供应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二)促进了两地之间农业技术的传播


  农业经济交流过程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传播。如近代浙江农民掌握了香菇栽培技术,在徽州从事香菇种植,传播了香菇种植技术,并把种菇这一新行业引进到皖南。在20世纪30年代的休宁,约有二三百浙江人到徽州从事香菇种植,近代经济调查对浙江人来徽州种菇的情况有详细记载:


  香菇行为屯溪特殊商业……开设者多系浙江处属人,专代客买卖抽取佣金(五分),并为种菇农民往来停驻之旅舍。查香菇产地,在休婺交界山地,以婺源地产者最多,休地仅小数。种菇者均系浙江龙泉、庆元、松阳等地农民。每于十月以后,纷纷来徽种植,在山自搭草棚,准备粮食,将带去之菇泥(即菇种)种于杂树之上,一年之后,即可采收。种菇农民,约有二三百人,自十月进山后,至翌年清明收菇后始离山,将所采之菇焙干挑至黎阳行家求售。合计两县所产,年达二千余担*。


  近代徽州地区香菇种植不仅分布于休宁、婺源等县。据调查,徽州歙县也产菇,香菇产二十五都地方,“种植者全系浙江处州人”⑩。


  但是否可以认为徽州人到浙江就没有技术传播?不是。徽州外向型经济是以农产品外销为特点,存在农产品加工技术较为发达的一面。徽州蜜枣制作技术传播到浙江,就能说明这一点。据1926年的报道,浙江兰溪出产之蜜枣“其制法颇有足述者”,这些独到的加工技术及质量管理措施为兰溪蜜枣闻名江南提供了基础,但这些技术和管理得益于徽商,“操是业者,类多徽商”,从事此加工行业的徽商在蜜枣制作季节,“遍招四邻之妇女切丝”,带动了当地人就业*。


  (三)对徽州山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对农家生活的影响


  徽州地区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农家生计以及山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山区特点密不可分。如对“黄山毛峰”的产地汤口来说,“黄山脚下的茶农,除了种桐子、种杉树以外,就靠这一点茶叶,维持一家一年的生计”①。


  我们已经知道,徽州茶叶、木材等山林资源大量向浙江以及上海外销。此外,徽州地区贡菊、盆玩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山地资源,也多有销往浙江者,农民收入由此得以增加。在歙县,贡菊为本县特产,“产南乡大洲源高山金竹岭一带……种植者约千户左右,每户最多约产一担,少亦四五斤……概运沪、杭各茶叶店出售,获利尚厚”②。歙县的栀子中有一种类可作盆玩,“高不盈尺,名玉留春(留,一作楼),为邑中特产,而苏杭花佣已多有之,盖物之美者自不径而远徙也。”③


  近代徽州地区多以林木为材料制成植物油,也有向杭州运销的情况,并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些植物油包括桐油、桕油、青油等类。在歙县“除食用豆油类全供本地自用外,其余如桐油、桕油、青油等,十之九运销沪杭,该业组有油坊同业公会,设府城小北街”④。歙县柏油,由柏子制成,“子外之肉制成者称柏油,子内之仁制成者称青油。邑南出产较多,次则西北,通年产柏油约四千担、青油数百担,柏油输售于浙,青油曩为燃灯料,今则当另辟销路,宜研究。”⑤


  徽州农民依靠本地的山地资源为生,能不能把茶叶及木材运到杭州等地,并以适当的价格出售,对徽州民生来说颇为重要。茶业对徽州民生异常重要,一有大的市场波动,农民生计便受到明显的影响。20世纪20、30年代的茶市波动便是典型例证:“皖南则以屯溪为中心,此地则久成为徽、浙、赣茶市集中地。民之以全埠箱茶出口,岁有七八万箱,及民国十五年后,海外销场,日见增加,各茶市价格,随以剧涨。民十五至十七,三年间茶叶业销数,突增十一万箱以上,计值银四五百万元,此时徽商经营茶叶者,异常增加。民间经济,亦赖以稍纾。”茶叶价格上涨,农民经济状况好转;反之,则商人及茶农均会受困。1933至1935年,“所运至沪埠上已制成之茶,因孟买、伦敦、巴黎等市有日本、印度、锡兰之倾销,价格愈趋愈下”,徽州茶商损失惨重,茶农经济也受到了很大影响⑥。


  需要补充的是,史料不乏近代徽州留守农民贫困的记载。这除了与茶、木贸易兴衰的大背景有关外,还与流通成本比较高有关。据对歙县长陔区南源村树木情况的调查,“杉木从山上砍下后,即拖到河沟边编好木排,俟涨水时由街源放到街口,再转运到杭州出售”,传统运输方式的低效使得运输成本很大。“杉木在山上价格很贱,普通一檷树木只合一至二斗米,有的离河沟远的山地树木价钱还要低,而且还无人去砍”,但运到杭州的运费大概是卖价的十倍左右,“每檷杉木由山上砍下拖到河沟整好需五个工,合计约值米三到五斗;由河沟放到街口有七十里路,亦需米三到五斗;由街口放到杭州,运费工资约需五到七斗米,故每檷杉木连买带整,加上运费,最高要用去一石八、九斗米,最少的也得一石四、五斗米”⑦。


  反思晚清至民国前期徽州与浙江之间农业经济的互动,我们发现,近代农业经济变迁以及区域互动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常有限,但农民能积极根据区域间的资源差异,主动适应市场,反映了传统小农经济顽强的生命力。


  第2篇:农业科技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同勤学(西安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65)


  摘要:农业科技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更是提高农业创新力的重要源泉。随着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开始不断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推动农业科技的进步和革新,提升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而在不断投入的同时,如何优化和完善现有的农业科技结构和投入,保证农业科技的产出效率,进而推动农业经济增长,是当前研究的焦点。该文从农业科技投入的角度,分析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实证对其内在机理进行研究,旨在发现其中的问题,进而制定优化科技投入的措施和方法。


  关键词:农业科技;经济增长;影响;实证研究;模型验证


  0引言


  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是保障农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政策角度来看,国家已经将依靠科技振兴农业作为我国基本国策,这种重大战略的部署显示了国家对农业问题的高度重视[1]。同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城乡协调发展和统筹规划是党在新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将农村经济推向新的发展高度。因此,摸清农业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和优化投资结构是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举措。


  1我国农业科技投入现状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政府各部门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也不断加大,从而使得我国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就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状况来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总体上还存在着科研经费投入总量不够、科研的投入强度不高、科研人员投入不均衡和科技转化成果不高等问题[2-3]。具体来看,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科研经费投入的整体总量不足,难以支撑现代农业发展。当前,我国大部分的农业科研经费都是由政府拨款。但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物价水平也在快速增长,导致了政府在农业科研费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扣除物价上涨部分的费用,其实际农业科研费用总量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单一的财政投入,往往使得农业科技资金的投入有限,只能支持部分农业科技项目,进而导致农业科技发展缓慢。


  第二,农业科研经费投入结构不合理。当前,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但在农业科研经费投资的结构上却存在不合理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基础科学研究、农业推广和科研人员经费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基础科学研究投入占总投入的比例并不大,且科研人员的人均科研费用偏低,大部分的科研经费用来安置离退休人员以及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真正的投入到农业科学研究上的费用明显不足。同时,在农业推广的经费方面,也只占总投入的一小部分。另外,由于我国还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农业科技资金投入管理体系和我国特殊的国情,导致在管理科研投入方面,相比起其他国家难度更大,存在农业科研经费的配置不合理和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由此看出,我国农业科研投入结构依然不合理,需要进一步优化。


  第三,科研人员分布不均。目前,我国大部分高素质农业科研人员都分布在沿海地区,而内地高水平的科研人员却相对少了很多。同时,南、北方差异较大,南方的高素质科研人员相比北方较多。对于农业科研来讲,需要扎根农村一线,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好科研工作。但由于缺乏相关的配套支持,导致许多农业科研人员不愿意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参与一线农业研究。最终导致了农业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农业科研方面与农业发达地区科研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第四,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不高。据调查分析,目前我国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仅只有30%左右,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多数的农业科研成果缺乏实际的应用,只是停留在纸上谈兵的理论。同时我国的农业科技管理内部的问题突出,部门间脱节、管理涣散和多头管理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2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农业科技与农业经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农业科技与农业经济的增长相辅相成,农业科技的进步对农业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归纳起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理体现在以下3点。


  第一,农业科技是紧紧围绕农业领域的相关事物进行的科学研究。在农业科技研究的不断探索中,其实就已成为了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是将农业科研的成果进行了相应的转换,运用在农业的各大领域,最终促进农业的发展。农业在发展的同时,也为农业科研提供了研究的根据。综上可知,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


  第二,随着农业科研的进一步深化,农业的生产资源得到了合理的分配。因此,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借助科研增大农业生产要素的利用率。科研成果能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实现了农业经济的规模化,各类中小型农业企业在科技进步的福利中得到了有效的发展,为我国农业经济的整体向前推进做出了贡献。


  第三,在农村生产关系方面,农业科技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更新,真正的好处都落实到广大农民身上,使得他们从土地中转移出来。合理的分工采用先进的机器大生产,将劳动力进行重新专业培训,从而将劳动力转移到其他地方,能够进行其它高水平的农业相关工作,从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3实证分析


  3.1数据的选取


  农业科技投入主要是在于科研经费的投入,经费投入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本文根据数据的连续性,将农业科技机构的经费投入作为投入因子,将农林牧渔的产值作为经济增长产出因子。选择农林牧渔产值作为产出考量,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农业所涉及的范围大部分集中在这些领域,能大致体现我国农业科研的产出情况。


  3.2模型的确立与分析


  为摸清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选取2005—2013年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数据。同时,为了更好地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结合当前的相关性分析模型,引入VAR模型对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而选择该模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模型是基于时间序列预测模型。由此通过该VAR模型,可更好地描述农业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处在的动态关系。


  3.3.1单位根与协整验证


  利用Eviews将变量“农业科研”和“农业经济发展”进行单位根验证。通过验证结果分析可得,两者的验证结果均是二阶单整的。再在根验证的基础上,将两者进行协整验证,协整验证的结果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最后将结果中的协整系数换成指数,得到了农业经济增长变量,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弹性系数为0.20%。只要农业科研投入力度每增加1%,那么,农业经济就会随之增长0.20%。换句话说,从宏观上分析,农业科研的投入与农业经济的增长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3.3.2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从构建的误差模型中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中农业科研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均为负。由此说明,在农业经济增长的同时,农业科研的投入有随之上调的趋势。并且在误差模型中可以看出,误差的系数较大,说明2个变量间的调整力度较大。


  3.3.3对2个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对采用格兰杰检验出的结果进行分析,农业科研投入与农业经济的增长之间因果关系长期来看是双向的,但两者在短期内只有单项的因果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农业科研投入在短时间内对农业经济的增长影响较小。从长期来看,科研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存在深远影响。


  4政策建议


  4.1加大政府科研投入力度


  我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在农业方面的投资占据了财政的绝大多数。从总量上来看,我国农业科研投入还算合理。但按均量来看,我国在农业科技研究上的投入量还远远不够,导致科研赶不上农业经济发展的步伐,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科技投入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我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多种渠道集合资金。如优化税收结构,增加财政收入,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在政策的鼓励下不断地推进科研水平。另外,政府还应调动当地企业和个人等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共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4.2优化科研投入比例


  在科研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提高农业科研资金的使用率。目前,我国农业科研投入的结构不合理,导致投入的科研资金没有用到实处,产生了许多科研资金浪费的环节,如大搞农业科研机构基础建设而浪费科研资金的现象。因此,国家应该在整合农业科研资金的前提下,建立起完善的科研投入管理体系,加大对农业技术资金的投入,减少某些不必要的开支,从而有效提高农业科研资金的利用率。


  4.3完善农业推广体系


  针对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可以采取建立健全的农业推广体系措施。当前,我国农业技术转化率仅达到30%,即科技的成果最终对农业的贡献仅有30%左右[5]。由此看来,完善农业推广体系,提高农业科技转化率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可以在农业技术推广上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率。同时,增加相应的培训提高推广人员素质,将农业咨询落到实处,为更多农民提供咨询服务。不断建立健全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4.4加强农民农业知识的培训


  农民的素质与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科技认识水平对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有重要作用。对此,政府部门可以开展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科技讲座,或者通过科技知识下乡活动等培养适应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新型农民。


  5结束语


  农业科技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农业经济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国家在分析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加大对我国农业科技的投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第3篇低碳时代农业经济发展策略


  花卉(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陕西咸阳712046)


  摘要:如何解决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低碳经济作为环保型经济的发展方向,农业作为国计民生的重要做成部分,应将低碳经济作为优先发展的方向。该文对低碳时代下农业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做出研究。对于农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观点,并对于如何进一步深化农业社会改革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低碳经济;农业发展;转变方式


  0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关键问题。从北京到新德里再到底特律,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遭受着环境污染所带来的问题。为解决环境问题,低碳经济应运而生。低碳经济倡导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排放,发展循环可持续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是以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方法创新且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农村、农民和农业作为社会发展的支柱,如何利用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来发展农业经济,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1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人口的比例达65%以上,如何使广大的农民致富,享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红利必须严谨对待。人均耕地不断减少、土壤荒漠化、污染严重和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层出不穷,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使我国的农业经济以低碳经济来发展,才能使农业经济发展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1]。


  1.1环境破坏问题


  农业发展重视产入与产出问题,对于环境保护不够重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耕地被侵占现象逐渐严重。同时水土流失、土壤荒漠化等问题同样严峻,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随着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二氧化碳排放加剧,工业废水导致河流等水资源源头被严重污染,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高污染物加大了对于农业用地的污染与破坏,对于我国农业经济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


  1.2农村劳动力外迁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外迁现象日益严重,河南省、安徽省和山东省等省的农村人口大量外迁到东南部沿海城市。农村从业人口主要以老人、妇女为主,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大量劳动力的流失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均衡发展,农村从业人口无法完成高强度的作业。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的进一步蔓延发展,将成为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1.3重收入轻环保


  农业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如何从有限的耕地中获得最大的收入是主要思考的问题,但却忽视了环境保护的问题。由于农业人口学历普遍较低,环保意识不强,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低碳经济存在误解,缺乏严谨有效的农业生产管理方法,没有系统、先进的农业经济发展理念为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


  2低碳经济下农业经济的发展之路


  低碳经济下要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农业必须要走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2.1树立循环经济理念


  中国人口众多,如何利用有限的耕地产出足够生活的粮食,必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立循环农业经济方式。循环经济是通过能源资源的循环利用,完善能源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形成低排放、低污染、低投入以及高收入的节约型农业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农业投入—农业产出—农业废物再利用”的循环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互协调发展[2]。


  2.2大力推广有机农业发展


  有机农业作为全世界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有机农业的发展可有效解决由于大规模使用农药与化肥而造成的环境污染与能源消耗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土壤质量下降与土壤侵蚀问题,保证土壤中含有足够有机营养物质来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从而使农业循环经济向前发展[3]。


  2.3改变农业能源发展战略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广大农村地区当前的能源利用仍是以化石能源为主,国家应高度重视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可再生能源的技术与资金支持。既能够实现低碳经济下农业资源的合理性调整,又能够为农业经济建设提供更多的可再生绿色能源。既能够实现环境保护又能够节约能源调整能源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


  2.4建立合理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经济结构


  更加合理有效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经济结构不仅有利于当代社会,对未来农业的发展也提供基础。建立农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存共荣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低碳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不同,其运用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与技术,将农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统筹考虑。要保证低碳经济作为在新常态下大力发展,首先要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对于环境有害的农药、地膜等;其次要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在减少资源浪费的基础上增加农民人均收入并且实现土壤的净化作用,保证农业生产的持续进行。


  2.5创新是农业经济二次发展的推动力


  创新作为推动农业经济向前发展的抓手,要将创新融入到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加大推动能源开发技术的创新。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耗较高,能源利用效率较大,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经济发展迈向更加快速的脚步。减少能源消耗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利用清洁能源代替化石燃料减少对于环境的污染。同时将农业机械改造升级为节能高效的农业生产设备与工具[4]。


  2.6完善相关政策并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国家通过制定相关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引导农民积极学习并且实际运用低碳经济。通过给农民提供优惠的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来大力发展低碳化经济。另外政府要加大经济投入,首先要加大对于农村地区企业的资金支持,鼓励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项目并且给予企业一定的经济补偿,其次给予农民一定的经济帮扶,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大环境下,农民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会适当的减少部分经济收入,政府要给予这部分农民一定的经济补偿来保证正常的生活需要[5]。


  3重要意义


  低碳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是通过减少CO2的排放来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经济的长期循环稳定发展。在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实施低碳经济建设,不仅能够保证中国农业经济建设的长期稳定发展,同时能够解决当前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低碳化,既要绿水蓝天也要金山银山,做到农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入融合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是推广低碳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对于低碳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农业经济建设过程中,将低碳经济中能耗低、污染低、低投入和高收入等理念进行结合,保证经济建设中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降到最低,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结束语


  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对于农业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低碳经济作为当代经济建设的形成,符合人们生活经济建设的未来发展方向,保证经济建设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满足低碳经济时代发展的需求。中国农业经济建设要想继续向前发展,必须向低碳经济转变。


  第4篇:基于互联网思维的河南农业经济研究*


  郭瑞强(郑州财经学院,河南郑州450044)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因此,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利用互联网手段改造农业全产业链,进而实现农业产业模式的根本变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调研了基于互联网思维的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现状,分析了互联网的应用在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经济思维模式转变;强化思维引导,提高农民对于互联网应用能力;加强政策扶持,鼓励互联网科技在农业中应用;加强人才引进,促进互联网思维在农业经济当中应用;转变营销模式,促进网络营销;完善农村物流和金融服务体系;鼓励大学生,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进行互联网创业等方面可行性对策,以期为河南省互联网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互联网河南省农业经济网络营销可持续发展


  0引言


  随着全球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科技及互联网思维模式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1]。进入21世纪以来,受全球一体化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我国传统行业面临着极为激烈的行业竞争压力,如何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变革及探索就成为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2]。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提到,传统农业的发展模式具有低效率、低收入、发展慢等特点,不满足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因此,可利用互联网的手段来改造传统农业。王蕊等[3]研究认为,要想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就必须依靠互联网手段来改造农业全产业链,进而实现产业方式的转变。刘丽伟等[4]在研究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路径中提到,“互联网+”是推动农业发展方式根本变革的重要途径,应该将“互联网+”嵌入到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河南省作为我国农业大省,十几年来,粮食产量一直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0%左右,对国家粮食安全作出突出贡献。然而随着我国农业市场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深,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以及落后的农业经济体制是河南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如何将现代互联网技术及思维模式与河南省农业经济紧密结合[5~6],进而对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合理调控,已成为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文章分析了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现状及互联网应用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并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应用提出促进河南省农业经济更快更好发展的对策,以期为河南省农业经济转型以及河南省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1河南省互联网思维下的农业发展现状


  1.1农村信息化水平逐渐提高


  河南省是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近年来,河南省人民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以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如“村村通”工程,“宽带全覆盖”战略。根据省工信部门统计,截至2015年12月,全省光纤入户端口已经达到1531万个,基本实现城市和农村光纤网络的全覆盖,这为发展互联网+农业奠定了良好的网络基础。


  1.2涉农电商企业逐渐增多


  近年来,在互联网技术的催化下,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较快,据全国电商协会统计,2014年全国电子商务销售额达到16.4万亿元,同比增长59.5%,2015年为21万亿,同比增长63.6%。在全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带动下,河南省推进电子商务发展也较为快速。由图1可以看出,从2012开始,河南省电子商务交易额逐年平稳增长,其中2012年全省销售额为3200亿元,到2015年全省销售额增长到7500亿元,增加了4300亿元,是2012年的2.34倍。


  与此同时,河南省涉农电子商务发展也取得了突出成就。(1)农产品电商企业逐渐增多,电商企业规模逐渐增大。2015年河南省涉及农产品的网店超过6万家,其中在淘宝、天猫等主流电商平台的商家为3.2万个,其中不乏规模较大的农产品电商,例如河南省懿丰油脂有限公司,2015年主打产品“悦升合”系列食用油网销额近4000万元。目前,河南省共建立电子商务运营服务中心20个,村级服务点2133个,发展农村电商企业人员达到33万人。(2)多家大型电商企业进驻农业,带动配套设施及服务逐渐完善。目前,阿里、京东、苏宁、国美等大型电商企业进驻河南省各县级农村,将本地特色农产品通过这些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出去。与此同时,河南省17个示范县已经建设县级仓储物流中心16个,可实现对周边农村地区的统一配送服务。随着大型电商企业的进驻,互联网思维逐渐扎根于农村,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1.3互联网对农业经济的贡献率逐渐提高


  伴随着河南省对于互联网科技投入的加大,虽然面临较大市场竞争压力,但是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速度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5%)。通过图2可以看出,互联网对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逐年增长,由2000年的2%上升到2014年的14%,增长了7倍。这说明互联网思维对农业经济发展及农业经济模式的转变起到关键作用。


  2互联网应用在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科技投入不足,互联网设施现代化程度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飞速发展,河南省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统计资料表明,截止到2014年河南省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维持在8.9%以上。但是通过对河南省农村地区农业设施基础建设的实地调研发现,河南省对农业领域的科技投入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如图3所示,2014年河南省农业科技投入占全省GDP的6.5%,而同一时期山东省农业科技投入占全省GDP的12.2%,黑龙江省这一比例约为13.1%。因此,科技投入的不足直接导致河南省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低,极大地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制约了农业经济的高效发展。


  河南省农业科技投入不足进一步影响了农村现代互联网科技的应用与发展。目前,河南省农村互联网设施建设并不完善,现代化程度较低,主要表现为网速、资费等硬性基础设施有待改善,互联网大数据开放、分享的政策与机制缺乏,互联网专业人才匮乏,互联网技术创新不足等。另外,互联网农业经济中对农户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并缺乏系统有效的监督管理。


  2.2互联网营销模式落后


  随着现代互联网飞速发展及互联网思维模式的普及,传统的商业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快节奏的商品交换模式,因此,基于互联网科技的新型互联网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现代互联网营销模式已经在农业经济发展中逐渐兴起并取得了巨大成功[8]。但是通过对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现状调查发现,与全国其他主要农业省份相比,河南省现代农产品网络营销商城数量偏少、互联网对农业经济贡献率较低、互联网农产品营业额相对不高[9],其原主要有:一是基于互联网思维的现代营销模式在河南省农产品营销中应用较少,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对互联网科技应用效率较低,目前仍以传统的线下交易居多。这种交易模式的弊端在于不能最大限度的拓展销售人群,影响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二是河南省农产品营销主要以区域间人力营销为主,而基于互联网思维的现代互联网营销模式在河南省农产品营销中并没有受到重视(表1)。


  表1主要农产品大省营销模式情况对比


  2.3农业生产信息整合效率低,缺少农业生产监测预警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互联网思维在社会各行业中的重要性逐渐体现[10]。农业生产中信息的获取速度以及信息整合处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最终利润的高低。由于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进程中互联网科技利用效率低,基于互联网思维的预测性农业经济发展理念落后,导致河南省农业生产仍然停留在原始的依靠经验的计划经济阶段。目前河南省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农业生产监测预警系统,农产品市场信息和生产信息不对称导致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食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2.4农业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农民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主体,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据调查,河南省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2015年,河南省农村从事直接农业生产的农民文盲率达4.07%,小学以下比例占23.8%,初中及以下占比超过81%,大专及以上学历仅为2.41%,可见目前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由于素质低,接受新技术、新事物的能力较慢,对新型产业转型认识较差,对互联网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较差,所以直接影响了互联网思维发展农业的进程。


  2.5物流、金融体系不完善


  完善的物流和金融体系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条件[11]。目前,河南省农业电子商务发展所需要的农村物流和金融服务水平跟不上步伐。虽然农村物流基本实现了县、乡镇的覆盖,但是大多数的乡村还没有物流点,农产品交易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另一方面,金融服务也比较落后,商业银行也只是在县区有网店,乡镇和乡村并没有自动存取款ATM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网上交易的实施,进一步影响农村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3互联网思维在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策略


  3.1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经济思维模式转变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逐渐普及,互联网技术在农业经济领域的作用也愈发突出。由于互联网技术具有前期投入成本高,见效慢等特性,国外发达国家对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主要依靠政府部门的引导和前期投入。因此,为提高河南省互联网科技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模式,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加大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期投入,通过完善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率,进而提升互联网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最终提升互联网思维模式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


  3.2强化思维引导,提高农民的互联网应用能力


  提高互联网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提高农民对互联网科技优越性、实用性等方面的认知,转变传统农业经济思维模式。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对互联网科技的认识程度,进而引导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向基于互联网科技的现代模式转变。实现互联网农业经济模式的转变可通过举办各种互联网农业培训以及相关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发展专题讲座,提高农民对互联网农业的认知程度;另外,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科技的技术支持平台建立农业技术网络服务体系,对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难题进行解决并促使其提高对互联网科技的应用。


  3.3加强政策扶持,鼓励互联网科技在农业中的应用


  在加强互联网农业经济发展政策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可从以下几方面鼓励互联网科技在农业中的应用。一是通过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农业互联网公司的建立,并通过政府引导对互联网农业公司的发展进行合理引导,进而促进互联网农业公司的快速发展。二是加强对农业信息整合能力的提升,促进农民农业生产思维模式的转变,促进基于互联网思维的现代信息化农业的发展。三是建立互联网中介组织,为企业和农民提供咨询、信贷、信息、技术等相关服务。


  3.4加强人才引进,促进互联网思维在农业中的应用


  人才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动力,对互联网科技及现代互联网思维模式在农业经济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作为一种现代科技手段,互联网思维及技术的应用对从业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要求,因此,在农业经济发展进程中必须加强对互联网农业经济专业人才的培养及引进,促进互联网思维在农业经济中的应用。政府可通过政策优惠、扶持来引导大学生及农村优势群体利用互联网进行互联网创新创业,积极培育“互联网+”农业经济发展的领头人,发挥示范作用,从而促进农村居民利用“互联网+”的思维模式来发展农业经济。例如可借鉴“淘宝村”“互联网+”的模式,带动乡村经济整体发展。


  3.5转变营销模式,促进农产品网络营销体系的建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经营模式已在我国逐渐兴起并对日常商业活动的促进作用愈发显著。因此,如何对传统的农业经济营销模式进行优化与改进并将其与现代互联网营销模式结合成为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作为全国主要的农业大省,河南省农产品总量及种类均极为丰富,因此河南省相关部门可通过开设网上农产品营销平台对农产品进行宣传和销售,同时可对本地特色农产品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其在各大城市设立农产品直营店,不仅可以降低农产品的中转费用,同时还可以强化人们对河南省农产品的直观认知,进一步促进农产品网络营销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3.6完善农村物流和金融服务体系,加快农村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物流和金融服务是电子商务发展的两个重要支撑,河南省要仅仅抓住国家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历史机遇,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农村物流体系,特别是在村一级建立物流点,为实现农民网购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强化金融服务水平,引导和鼓励商业银行在乡村建立银行网点,对进村的商业银行给予一定优惠政策,加大力度发展涉农电子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