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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语文”与浙江的学塾

  • 投稿鲁西
  • 更新时间201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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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贯

“浙派语文”作为语文教学的一种地域流派,不是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历史长河流经千秋万代逐渐的累积和沉淀。这自然就离不开旧时的教育制度。如“官学”(官方设置的学校,像府学、州学、县学等)和“私学”(民间设置的学塾,为启蒙教化之用)。

“私学”虽是非正式的教育机构,但却是所有读书人最初都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而且所学内容基本上就是语文(读书、习字和作文)。只有极少数的私学,也可能会开设“珠算”“习武”等课程。正因为这样,浙江的“私学”与“浙派语文”的源流就有着密切的联系。

“私学”也称“学塾”,它只是一种总称,细分之下,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家塾”通常是有钱人家书香门第办的,一般采用重金延聘名士到自家府邸以教育一家或数家关系户的子弟;“族塾”是一族人共办的家塾,供同族子弟入学,常办在为一族所有的公共场所,如祠堂、庙宇等;“村塾”是同村或与邻村联办的学塾;还有一种是实行免费教育的,出于行善之目的,叫“义塾”。此外,也有叫书馆、社学、冬学的。《礼记·学记》中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可以说明学塾的出现还是很早的。据记载,浙江的学塾发轫尤其早,据传,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上虞已有规模不小的书馆,“王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这里的书馆也就是学塾。后来王充弃官归里亦一面著述,一面收徒讲学。东汉永元初,会稽太守张霸推行教化,“习经者以千人数,道路但闻诵声”。三国、两晋、南朝时期,更有大批名儒来浙江避乱隐居,授徒讲学,无疑使浙江的私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如南朝宋齐间(公元420~483年)衢州人徐伯珍隐居九岩山设学,受业者千余人。武康沈麟士隐居吴羌山讲学,从学者百余人,各营屋宇依其侧,故时有“吴羌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城市”之语。南宋初年,金华吕祖谦之祖父吕硼中建吕氏家塾,教育吕氏子弟,吕祖谦曾著有《吕氏家塾读书记》。南宋陆游归家越中,写有《秋日郊居》诗三首,其第三首是“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诗下有作者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剑南诗钞》)。据此显见学塾形式之多样,竟还有按季节开学的。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蒋沫创建于东阳横城的义塾,还延聘了状元方逢辰为师,学生不远数百里负笈而来,计有19县的学生624人,方逢辰亲订了《横城义塾纲纪》,其盛况于此可见一斑。明清时期,浙江的学塾更为发展,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上虞下管徐文彪辞官回乡,在家乡方山脚下创办方山义塾,并助学田作为办学之资。清代大力提倡兴办义学,朝廷下令礼部,京师暨各省、府、州、县设立义学,规定义学由府州县监督管理,酌情给予学童一定的费用,每年必须向学政报送师生名册,可见已是相当正规了。浙江乃物华天宝、产物富庶之地,城乡遍设的义学自然也就格外兴旺。据记载,当时诸暨县创设的各类学塾,就多达700余所,各县都有一批学生较多、规模较大的义塾。

浙江学塾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常有一些名士硕儒执教其中,质量自然非同一般。学塾通常为一塾一师,虽多数是落第秀才或居家寒儒,但也有厌弃功名或官场退隐的大儒。所以,浙江这一文物之邦的学塾界不乏知识渊博、教学严谨的名师,这正是浙地学塾的大特色。如东汉的王充、三国的微荣、南朝宋时的朱膺之、南齐的何胤,齐梁间的贺琛、贺汤,梁代的孙佥,北宋的石待旦,南宋的韩度、王十朋、方逢辰,元代的黄溍、吴莱、柳贯、王裕、陈大仑、杨居,明代的董懋策、章颖、程端礼、查继佐,清代的唐元思、唐彪、章学诚、寿镜吾、孙依言等,都是博通经史、名噪一时的名师宿儒。当时,如兰溪人唐彪著有《父师善诱法》(教法)和《读书作文谱》(学法)两书而名闻全国,堪称我国第部“语文教学法”。它与程端礼(浙江鄞县人)的《读书分年日程》基本上是中国语文启蒙教学的经典之作,对后世影响很大。当时,执教学塾、学馆对文人来说似乎并不丢人。如王守仁(王阳明)这样的硕儒,就曾在绍兴城东安昌乡下的翠园精舍朱氏家塾为朱和的子侄辈授业,“悉以所有授之以天文、术数、理学、经济”,以后这些朱氏子弟都成大才。

正因为浙江的学塾对塾师的学术水平有较高的要求,自然也使学塾在承传浙派语文传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会稽县敬敷义塾就有这样的规定:“延请经师,固当品学兼优之士,蒙师亦须文行足式之才。除启蒙外,经史、文艺必须庠生,考课必须榜科(举人)。”显然,名师出高徒,浙江之所以能名士迭出、硕儒荟萃,与浙江学塾的发展,无疑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学塾的主要课程是读书、习字、作文,都属于语文教学范畴,使学塾的发展与浙派语文的形成有了内在的相关。正因为语文是一门最具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学科,它不仅受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制约,而且还会受到一些地域性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特点的影响。所以,面对两千多年的学塾发展历史,我们就不能不考虑浙派语文的一些血脉、精髓正是孕育其中。那么,在浙江传统的学塾教学中有哪些重要元素会从根本上影响“浙派语文”的形成呢?

一、浙江文物之邦,开化之地,民间普遍重视教育

浙江有“两春入塾,遇闰合材”的俗语,又有逢单乞巧上学的习俗,多数是七岁启蒙(开笔),而在入塾前有在家认识“块头字”(在方块小纸片上写生字教孩子)数百的家教习惯。孩童入学是一件大事,有的还要请算命先生排生辰八字,算算是单岁入学好还是双岁入学好。那天,学童要穿上新衣(或特别整洁的衣服),由家长陪同上学,手持一盏写有“文星高照”的灯笼,灯笼内点一支“状元红”蜡烛,灯笼外挂有若干桂圆、莲子和葱。以取“智”“聪”的吉利谐音,还得带上孝敬塾师的礼物。到塾后,先要整肃衣冠,对孔子像行圣礼;然后再向塾师行拜师礼。然后塾师拿出朱砂盒,调好银朱,翻开课本(《蒙求》或《三字经》之类)的扉页,用朱笔写上“×年×月×日开卷迪吉”字样。这是十分庄重的开笔仪式。虽然这些形式并不完全合理,但却深刻地说明了民间对孩童入塾读书的高度重视,把它作为一生中一件十分庄重的大事来做。这不仅对孩子的一生来说会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而且正是浙江民间对教育的重视,才有了可以孕育“浙派语文”的丰腴沃土。

二、读书习文不忘育人

识字读书、诵经习文都是为了更好地做人。这似乎也是浙江民间的十分朴实的“读书育人”观。所以,学塾不仅强调孩童在诵经习文中必须明礼义、立德行,而且还有极严的“学规”,以训练孩童的行为习惯。如山阴刘宗周手订的《家塾规》,就分为“考德之要”和“修业之要”两部分,对学生的立志、言行、孝悌、尊师、爱友、听讲、读书、考课等都有严格要求。规定“凡德不进者行重罚,视所犯大小,小则罚跪,大则罚杖,屡犯不悛者逐之;凡业不进者用轻罚,视所犯大小,小则罚纸,大则罚跪,屡犯不悛者逐之”。会稽的王赞元,还据山阴、会稽两县历代所订“学式”“学规”编成了《教学遗规》书,计有“教条”“斋规”“须知”“要略”“训蒙”“示子”等20编,提出“世运系于人才,人才成于教化,教得其法则以翊运而化泽长,数不得其法则患于蒙养之失”。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当时的所谓“学规”难免会有较多的封建糟粕,甚至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但重视读书与育人的相关性,德行为先之教育理念,明白“世运系于人才,人才成于教化”之道理,还是可取的。这与“浙派语文”历来重视教书与育人之统一,工具性与人文性之统一的观点,自有一脉相承的血缘。

三、重视“读通”与“读熟”

在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中,就方法而言,“读”是第一大法,可谓“读”占鳌头。这是由汉字、汉语的特点所决定的。汉字一字一形,一形音,一音一义,每一字的具体含义,都得从上下语境中来品味、来确定。而品味的过程,又离不开“读”这个“载体”,文字的声韵之美,只有读之于口,方能“声与心通,声可求气,亦可传情”,从而形成强烈的语感:“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朱熹语)。正因为“读”的重要,旧时学塾都会从“点书”开始,即塾师把学童逐个叫到讲桌前,先生边读边点(旧时书上无标点、无停顿记号),学童句句跟读。要是学童跟读不到位,塾师会再教读数遍,直至明白了句逗为止。若学童有不懂之处,也可当面向塾师请教。这样完成之后,学童就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一遍一遍地读,逐步达到熟读。有些内容则由塾师规定时间,让学童当面背诵。这种反复诵读,常常使“书声琅琅”成为学塾的种常态。所以,时至今日,在“浙派语文”中我们还是特别重视读通读熟,并已成为一种宝贵的语文教学经验。《栾城遗言》中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所谓“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东坡送安悖诗),仍然是今日语文教学无法颠覆的基本法度。

四、关注“回讲”与“复述”

在旧时的学塾里,还有称之“还书”的重要教学环节。所谓“还书”,也就是“回讲”。即塾师在第二天作新课点读之前,先要学童“回讲”。“回讲”分“诵读”(读给塾师听)和“复述”(把旧课内容讲给塾师听)。复述性的“回讲”自然比“诵读”更难,它关系到对课文意义的理解。由于“回讲”是师生一对 当面进行的,所以检查更为深入、细致。如塾师发现学童有学得不到位的地方,便当面进行再指导,并现场让学童反馈,直到掌握了为止。这无疑是“个别教学”比“班级教学”的优势所在。“浙派语文”发展至今天,因为教材内容发生变化,是易读好懂的白话文了,回讲复述似乎少了许多,但对这种教学反馈的重要性,并没有忽视。如今天普遍存在的“初读检查”环节,依然盛行,而且很多教师往往能从学生读错、读误之处找到教学机遇,为引向深读的生成创造条件。至于“复述”现在虽不多用,但“创造性复述”(改变人称、改变体裁、改变课文结构、改变前因后果等等)的运用,我们在浙派名师的课堂上却并不鲜见,常能以其推陈出新而在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求异思维和创意表达能力方面,独显其教学价值。

五、培养“属对”的趣味

“属对”也叫“对对子”,这是学塾的必修课程。其基础就是使用好对偶。这是因为汉语虽然不是单音节语言,但汉字确实是单音节文字。汉字的单音节,就非常容易构成整齐的词组和短句,也非常容易合辙押韵。相形之下,这在多音节的西洋语文里是无法做到的。更重要的是整齐、押韵,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的兴趣,又容易记忆,自然成了学习汉语文的有利条件。进学塾的初级阶段,学童以识字为主。待识得几千个字,也就是到了学塾的中高级阶段,塾师就会教学童对对子。对对子从作一字对开始,然后作二字对、三字对和更多字的对,要求实对实、虚对虚,也就是说名词、动词、形容词等都要相当。学对对子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分类对,就是以同类的事物相对,如“天”对“地”,“和风”对“细雨”,“竹子”对“荷叶”等等;另一种叫增字对,一个字一个字地增加,如“鸟”对“鱼”,“飞鸟”对“游鱼”,“掠飞鸟”对“驰游鱼”,“天掠飞鸟”对“水驰游鱼”,“蓝天掠飞乌”对“碧水驰游鱼”。如此递增下去,从简易到繁难。

请别以为这只有在科举取仕时代才有用,考八股文也好,做诗词也好,作楹联也好,都要讲究“对仗”,所以务必在学塾时以“对对子”来打好基础。其实这种形式对学童熟悉汉字汉语的特点,品赏合辙押韵的文味,乃至把握对偶、排比的修辞手法技巧,特别是积累语言材料等多方面,都会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所以,在“浙派语文”里,我们 直都可以感受到对这方面的重视,如诵读《笠翁对韵》,设计“对联趣话”“收集春联…学学对对子”等语文微型课程,都受到普遍关注。

六、特别看重“写字”和“作文”

在旧时学塾里一直都十分注重对学童“写”的能力的培养。先说“写字”,历来都把字写得好不好,视为读书人的“出面相”,自然成了学塾的重要教学课程。一般安排在下午,学童一到学塾,就在自己的书桌上磨墨练习写字,写的是大楷。先进行“描红”(在印有红色楷字的习字纸上用墨笔描写,变成黑字),反复描的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等笔画简单的独体字。写熟了,然后才开始“影写”(用薄纸蒙在字帖上,逐笔依样书写)、誊格写(范字可影,其余依照范字自己写),再临帖写(选择名家字帖临摹),最后自由写。塾师对学童写的字,要认真逐一批改,好的加红圈,特别好的加双圈。写得不好的要用红笔指正。有的还要面批,作当面对一的指导。大楷学得差不多了,就写小楷。以后包括作文在内的所有作业都要以毛笔小楷书写。重视写字的训练为什么依然为当下“浙派语文”所看重,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作文也是学塾比较注重的课程,即使在科举考试已废止的情况下。其实,对对子也是一种起步的写作训练,学界泰斗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就把对对子视为“作文的开始”。一般的学塾都会在所学程度已较高的学童中,开始练习写作文。塾师教作文,往往先从身边的人、事、地、物写起,由近及远,从小到大,自易至难,这是对的。但当然更多的是脱离学生实际,以偏面强调模仿而写成的无病呻吟之作,这根本就不是今日“浙派语文”所主张的“自由表达、真情交流”的童心写作可以比较的。所以,“浙派语文”对学塾教学还是批判的继承。

总之,在学塾蒙学教材和教法中,集中着许多语文教学的宝贵经验。这是因为学塾所具有的基础性,必然会涉及对母语的识字和基本读写经验的关注。它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根据汉字、汉语的特点,并且在几千年的探索中形成的,属原生态的中国经验、中国功夫。实践证明,要教好中国语文就得用中国功夫,舍此别无他途。所以,尽管在学塾教学中也有一些腐朽的内容和落后僵化的教法,但仍有着“披沙见金”的价值。历史上发达的浙江学塾教学中,也必然有着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这是“浙派语文”极为可贵的一笔历史遗存,值得我们去作深度开掘并批判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