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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因“材”施教

  • 投稿石欣
  • 更新时间2015-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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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石莉

教材选编固然重要,但使用教材同样是重要的一环。善于处理教材的教师,会让学生对语文感兴趣,愿意学习,然后将其化为他的“学习经验”的一部分;反之,不善处理教材者,即使有了好的教材,也会让很好的课文变成一堆“无活力的概念”(怀特语),使学生对其失去兴趣。笔者从一线教师的角度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几种使用教材不当的现象

1.挑精拣肥

所谓“挑精拣肥”是笔者借用的一个词,指不按照教科书要求去教课文,而是挑自己喜欢的教,不喜欢的少教或者不教。在一本教材中专门挑那些可以发挥的适用于观摩课、公开课的散文,进行深度解读。比如,不少教师在讲授《故都的秋》时,从文章的语言、结构、修辞手法等人手,逐段分析、逐字赏析“浓浓的秋意”,不论巨细,精耕细作。其实郁达夫这篇文章是一篇“急就章”。郁达夫曾在日记中记载,《故都的秋》是经《人间世》杂志再三催稿而写的“急就章”,写作时编辑王佘杞甚至还在郁达夫的住处“坐索”。在这样的情境下,作者自然不可能像我们一些解读者所说的那样精雕细刻。另外挑那些可以出练习题的容易成为考试材料的文章反复训练,不论文言文还是现代文都是这样,如《跨越百年的美丽》等。相反,对那些不容易讲解或者认为不容易出题目的文章一掠而过甚至根本不讲,像舒婷的《致橡树》、李锐的《谈白菜》,等等。这种做法容易导致:一是对一些课文做“过度阐释”,离开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原则;二是放弃了一些应该教的课文,导致学生阅读量减少。更重要的是教科书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它本身是有体系的,是法定文本,虽然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特点处理教材,但是我们不能随便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大幅度的增删。否则可能就达不到课标要求的结果。

2.以今律古

所谓以今律古是以今人的眼光去解读古人的作品或以现代汉语语法去分析古文。例如,讲《指南录后序》时,不敢说文天祥是“爱国主义者”,因为少数民族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有的则是按古汉语语法规则来逐段分析解释《六国论》《五代史伶官传序》,只关注字词用法,却抛开“知人论世”讲作品,教材成了一堆死的材料。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适应高考的试题训练?其实,这样的解读是有问题的,张中行先生说:“读过一篇,可以用规律的术语说得清清楚楚,如某字是词类活用,某词组是宾语提前,等等,可是翻开另一篇,常常感到茫然。”所以过度地要弄清楚每一篇文言文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式,结果使学生害怕再读类似的文章。这种“强探力索”的处理教材的方式,往往使学生对教材更加提不起兴趣。再如上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硬要把背景扯到什么“大革命失败以后知识分子感到绝望彷徨”云云,完全不顾当时朱自清自己本身的情况,拔高了主题,离开了文章本身。这样就削弱了一篇美文的感染力,教材的作用没有体现出来。

3.“焚琴煮鹤”

这表现在讲解古典作品上。自本世纪初高考引入古诗词鉴赏以后,不少教师讲授古诗词时往往以鉴赏辞典作为解读的唯一标准,花很多时间设计了无数问题,满堂串问。例如苏轼的《水调歌头》、秦观的《鹊桥仙》,本来是优美的词作,经课堂上翻来覆去地分析那些所谓的“鉴赏题”,把价值判断变成真伪判断,让学生云里雾里挑选一番。结果如古人所谓“嚼饭哺人,令人作呕”。“诗无达诂”,大家可以有不同的鉴赏角度,一旦编成考题并且引入课堂,结果必然做出煞风景的事。再如有位名教师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让高中生花两节课时间讨论林冲是“英雄”还是“草莽”,在课堂上辩论。少数人辩论,大多数学生做看客。结果讨论不出什么一致的意见,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结论。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引导学生“自主阅读”“创造性阅读”,但是如果把这些时间还给学生,让他们读一遍《水浒传》,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来说,是不是更有效一点呢?美国教育家艾德勒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曾经多次受到糟蹋,因为许多时代的高中生大都被迫一幕一幕地读完《凯撒大帝》《哈姆雷特》或《麦克白》等剧本,被迫查出所有的生字,被迫研究所有的学术注解。结果是他们从未真正读完这些剧本。”学校要求学生读莎士比亚,结果是使学生害怕莎士比亚。我们有没有“糟蹋”我们的经典诗文?学校要求孩子们读唐诗宋词、读《红楼梦》、读《三国演义》,语文课的上法却让学生对这些经典敬而远之。其他还有一些不恰当的做法。例如,对一些重要篇目的随便处理,盖因不一定适用于考试,或者对一些非必读篇目则更是因为课时关系随便减负,而有时这些恰恰是学生喜欢的篇目。

学生不喜欢语文,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有很多客观原因,但就教师而言,不恰当地使用教材,课堂里无端浪费很多时间无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因“材“施教,用好教材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课文不过是个例子。”但如何用好这个“例子”却大有讲究。按笔者的理解,叶老这句话的意思有两层:既是例子,则用这一篇和那一篇都可以;一篇课文既是好的语言的例子,也是好的写作的例子,是要供学生模仿的,但它又不同于数学的“公式”“定理”,一旦掌握了就可以推导其余。靠一二篇经典的课文学好语言、写好作文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真正要用好这些“例子”,是一个“例子”带出一个“例子”,一本书带出一本书,不断地由课内引向课外,这才是使用语文教材应该有的正确态度。笔者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因“材”施教,这里的“材”指向的是教材和学生两头。

1.根据不同教材实施不同教法

清代语文教育家唐彪在《读书作文谱》“看书汇通法”一节里引朱熹的话说:“看《孟子》与《论语》不同。《论语》逐章逐句各是一义,故宜仔细静观,《孟子》是大段文章,通篇熟读,文义自见,不必逐字逐句领会。”但现今流行的语文课上法,往往把“《孟子》当作《论语》”在读。笔者认为教现代文教材重要的是“通篇熟读,文义自见”,教师不必逐句逐章分析,有的观其大略,有的稍做点拨即可,满堂串问只会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割裂学生对文本的整体理解。而文言文则不妨采用逐句串讲法,但不宜过分强调古汉语语法;语言学习永远是感性第一,文言文学习最重要的是“词汇”(王力语),而积累词汇仅靠少数几篇“精读”课文是不够的,所以还是要提高阅读速度,扩大阅读面,除了教材外要配以相联系的或相类似的文章。古诗则少讲做题方法,多多朗读吟诵、背诵记忆。诗无达诂,过多的分析,反而会败坏学生的阅读兴趣。而小说最好的方法是让学生读与课文相关的材料,如果是长篇小说选段则让他们读原著,如果是短篇小说则让他们读相类似的作品。

2.根据不同学生补充相关教材

学生的基本情况是教师在使用教材中需要考虑的,有人“吃不了”的同时,有人会“吃不饱”,这是现代教育班级制度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教师的教学要视学生不同的情况而定。例如笔者所任教的是上海市示范性学校中排名靠前的高中,学生大多综合素质较高,而且喜欢阅读的人很多,如果延用“精耕细作”的方法分析教材,他们往往会失去兴趣,更不要说将课文设计成练习题。对这样的学生,教师就应该根据教材为学生提供必要的书目,让学生去自学。例如笔者在上《元曲二首》时,介绍他们去读隋树森、王季思先生的选本,同时配以文学史教材;教《宋词四首》时,笔者推荐学生读叶嘉莹先生的《唐宋词名家论稿》《唐宋词十七讲》等著作。此种教法是符合现代语言教学规律的,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加涅在谈到言语信息学习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时说:“从事实或较大单元的形式出现的言语信息,是通过结合到一个较大命题的网状结构中去才学会的。”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确实对元曲、宋词有了兴趣。当然教师对一些能力稍弱的学生必须提供帮助。当学生理解教材有困难时,不妨让他们放一放,不要纠结其中。但无论学生属于何种程度,是普通学校还是示范性学校,为学生提供与教材相联系的“背景材料”总是使用教材的必要条件。此外为了帮助学生记忆材料,教师要培养学生具有“史”的概念,就是凡教材中出现的经典篇目,一定要把作者作品的历史搞清楚,有了线索,就容易保持学习材料。

三、教师使用教材需要一种“调和”本领

如何编写教材,如何使用教材确实很重要,我们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但适合学生不是“迎合”学生,教师应当站在一定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使用教材这个问题上,教师不应该低估学生的能力。语文教师应当培养一种不偏不倚的中和态度来对待教材、应该充满热情地对待学生。加拿大学者马克斯·范梅南说:“教育者需要具备调和传统和文化对年轻人的影响的能力。”所谓“调和”就是不走极端,兼顾两头。体现在使用教材上,就是教师要努力帮助学生接近“经典”,读懂经典,做一个好的“中介”。例如鲁迅的文章由于时代关系,学生不理解不喜欢是很正常的,这时候教师就要引进相关资料帮助学生理解,不能因为现在考试不考,就不去认真教;反之,也不能因为是鲁迅文章可以讲解发挥,就把许多时间花在这些课文上,更不能站在道德高度批评学生不知道尊重经典,空洞的说教反而会使学生远离鲁迅。再如,现在社会上有“国学热”,有的甚至在提倡尊孔读经,号召学生读“四书五经”,教师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根据现有教科书内容,适当增加内容。例如,笔者在教《论语》以及其他几家语录时,并没有整本引进那些传统经典,而是根据现代生活要求,根据教材提供的材料,选择相关内容印发给学生,让他们自学或者给予他们适当的点拨。同时,教材的使用还需要同写作结合起来,机械的读写结合当然不是学习语文的正确途径,但是完全将阅读和写作区分开来也不是好的做法。这时候教师对教材的调和能力就表现为适时适当地引进“时文”阅读,以利写作。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在谈到教本问题时,提出为了帮助学生写作,可以用报刊上时文做教材。

总之,如果教师具备了很好的处理教材的能力,学生就可能真的喜欢语文教材以及与之’配套的阅读材料,而语文学习的动机也就会被激发起来,须知“学生最好的学习动机来源于对学习材料的兴趣”(布鲁纳语)。兴趣不是万能的,但是学生对语文教材完全缺乏兴趣是万万不能的。

①张中行《张中行作品集》第一卷第1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美]莫蒂默·艾德勒《西方名著中的伟大智慧》第127页,王月瑞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

③[美]R.M.加涅《学习的条件》第87页,傅统先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加]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第37页,李树英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