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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不过是杨绛的隐身衣

  • 投稿薛梧
  • 更新时间2015-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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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东

《老王》一文人教版编在八年级下;而苏教版编在高中必修三“底层的光芒”板块中,这其实是编者的一个误读,老王身上的品质确可以看成是来自底层的光芒,但杨绛的创作本意未必在这里。那么,隔了这么多年之后,杨绛突然描写这样一个底层的车夫,用意何在?笔者试做探讨。

在《隐身衣》中,杨先生曾问钱锺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让大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后来,杨绛对隐身衣还有一个解读:“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

习惯于“隐身”的杨绛,在《老王》一文中,也穿上了隐身衣,让别人看不见她。老王不过是杨绛的隐身衣。

《老王》之所以很难读懂,原因在于对“那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的解读。而这恰恰是杨绛给这篇文章所穿上的隐身衣。

“那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那么,谁是不幸者?老王自然是不幸的。除了物质上艰苦和精神上凄苦之外,老王还是单干户,没有组织,思想上怀有极大的恐惧,这可能是老王最大的不幸。但如此不幸的老王给了作者一家很多温暖。表现在“三送”上:送冰,送医,送好香油、大鸡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两次“送”只是老王作为车夫这个职业身份的“送”,是生意上的往来。而后一次“送”,是人情上的往来,是最后的朋友式告别,不可不察,老王如此不幸,却又如此善良。

需要注意的是,善良的不仅仅是老王,杨绛一家也是善良的。这是两个善良的人之间的彼此取暖,互相驯养。照顾老王的生意,坐他车,不愿减半收费,付给他应得的报酬。尤其是,关心老王的生计,把自己降格为货。女儿给老王送大瓶的鱼肝油,也可以看出作者一家对老王的善意。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杨绛一家如此对待老王,也算是仁至义尽,为何还要愧怍不安?

盖因我们都是读者意识,只从读者的层面来理解,把这些看成是杨绛一家对老王善良的回应。但杨绛的作者意识恰恰相反。作为当事人,她深刻反思了自己和老王交往的前前后后,她深刻反思了自己,她的愧作大有来由。

一、对老王只有物质上的帮助,没有精神上的抚慰

比如从老王“送好香油和大鸡蛋”来看,他是绝不肯要钱的。这是一个大限将至的人最后的感恩之情。老王是将杨绛一家作为最大的恩人和亲人来对待的。然而,杨绛还是进屋取钱。老王明白,一旦取钱,就是交易;一旦交易完成,自己就得离开。于是赶忙止住,说,“我不是要钱。”

杨绛说的却是“我知道,我知道”,事实上,杨绛什么也不知道,既不知道老王来做最后的告别,也不知道老王内心的孤苦,更不知道老王这次来的深重含义。于是,老王走了,没有坐一坐,也没有喝一口茶。

“我”本来是可以给老王最后一丝温暖的——就像老王在困境中给“我们仨”的一样;但“我”居然连他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老王去世后,我常常“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并且说“我想他是知道的”,这只是自欺欺人和自我安慰。这当然是作者善良与自爱的本能表现,但与对他人的责任和担当无关。

至于,老王“送好香油、大鸡蛋”,老王这一路的感受究竟是怎么样的?老王人生谢幕时的心情究竟如何?没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去关心。作者很多年之后,才悟出这一点,深切的愧怍油然而生。

二、知识分子的清高、冷漠和隔膜

关于老王的身世、遭遇和处境,杨绛并不是特别上心。与老王压着嗓子问“你们家还有钱吗?”不能同日而语。偶然散步,看见老王蹬车进院子,也没有去看看,只是后来闲聊时间起。最后一次,明知道老王病得不轻,没有让座,没有喝一口茶,没有送行,直到过了十多天,才问同屋的老李。听老李说老王的后事,杨绛的反应却是“我也不懂,没多问”,更没有想到去老王的坟上看一看。就算写这一篇《老王》的文章,也是在老王去世很多年之后。

由此可见,作者对老王的很多善良和关心只是礼节性的,并没有真正如老王一样,心底里揣着别人的冷暖,当“我”开始深层反思自我,发现这种回避比冷漠本身更为不堪和不值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多年。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过分在意老王的苦难,表现得过于敏感和谨慎,以至于失去了正常的应对力。

我们当然不让他减半,望着他下楼而不送,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诸如此类的琐事,从中折射出的,都是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清高,以及洞察人性的自我保护——“我”潜意识里很难把老王看成是对等的、可以彼此成全的生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生命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散失的。作者由此深刻反思了知识分子的清高、冷漠和隔膜。

三、反思知识分子应该承担却没有承担起来的责任

在杨绛和老王交往的过程中,也许物质交易是清楚的;但在情感上收支是绝不公平的。

杨绛,只是付出应该付出的;老王,却是付出超过应该付出的。“杨绛,是你蹬车,我坐车,我自然应该给你钱;你送了我东西,我当然也应该把钱给你。诚实交易,两不亏欠。而老王,则是送朋友看病,不该拿钱;送东西给看得起自己的人,不是想要钱。杨绛,是已知对方病得快成了僵尸,却没有主动去打听或看望一下;而老王,明知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却硬是支撑着病体,送好香油和大鸡蛋来表达感恩。”

杨绛,因为金钱和劳力已经做了平等的交易,心里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安,也就没有一直把对方放在心上。而老王,在常年的冷眼和歧视中,突然感觉到杨绛一家把自己当作人看待,这样的大文化人竟然不嫌弃自己,平等对待自己,这是何种恩德,于是耿耿于怀非得在死前把心愿还了才能瞑目。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这说明“愧怍”感的诞生绝非仅仅是亏欠感的重复,因为亏欠感随着时间的流逝应该越来越淡才对,不可能越来越加深。经历了时光的淘洗、世相研磨之后的愧怍感,一定具有更深的内涵。那么,这种愧疚感究竟有什么深刻的内涵呢7.

这种愧怍首先来源于情感收支的不平衡,自己仅仅把和老王的关系定位于诚实的交易。但最深刻之处却是,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里应该承担却没有承担起来的责任。

把握这一点,必须要结合作者为何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幸运者?

杨绛是一个幸运者吗?肉体上的,默存不知怎么一条腿走不得路了;地位上的,老王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经济上的,老王哑着嗓子,“你还有钱么?”;人格上的,先生自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要知道“文革”伊始,杨绛的专职是扫女厕,钱锺书被剃成“十”字头,杨绛被剃成“阴阳头”,杨绛痛苦万分,连夜做假发套,夏天满头是汗。挂牌游街,女婿自杀,夫妻下放……

那么,杨绛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者呢?首先,与老王这样的人相比,“我”是一个幸运者。老王死了,但“我们”却幸运地活了下来,自己的不幸已经是幸运。更重要的是,在“文革”这样的灾难面前,知识分子个人的不幸实在称不上不幸,不值得反复咀嚼。没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只有不幸者和更不幸者。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杨绛把“我”对“老王”的愧怍,说成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的缘由。

其次,同为“文革”中受难的知识分子,杨绛看到“文革”后有同伴们摇身一变,批斗身边的“文革”中得势者,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缺少一种忏悔精神,只想到自己的经历和伤痛,却无视身边那些更孤苦者。而事实上,自己从与老王的交往中,也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清高与冷漠,感受到悲悯与忏悔的稀缺。实质上杨绛将一己的生活经验推广为一切人的生存体验。

作为一个相对的幸运者,杨绛为自己的清高和冷漠愧疚,这是忏悔的开始。假如作为一个相对的幸运者,如果“我”能够无视不幸的老王,漠视他的情感和感受;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责怪“文革”中更加幸运的人对我们所施加的伤害呢?

钱锺书在《干校六记·小引》中写道:

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

最后,杨绛之所以写《老王》,与钱锺书的这段话大有关系,那么,愧怍的矛头也自然应该指向“旗手、鼓手、打手”们。但杨绛绝不肯说,她只忏悔自己,并以自我忏悔的方式,提醒“文革”中的忏悔健忘者。

李存光先生说:“主要在于它是一个受害者的严肃的反思,一个正直心灵的痛苦自审,一个最无责任者对自己责任的拷问。”

文章到了最后,杨绛从社会层面上,关注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所作所为。针对具体的谁已经没有了意义,被凸显的是幸运者和不幸者的对照。人生总有幸与不幸的区别,在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社会中,作为幸运者,应该为不幸者做些什么,才不会心存愧怍?这是把具体的“我”对“老王”的愧怍,上升为“幸运者”对“不幸者”愧怍的最主要原因。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幸和不幸者,幸和不幸是相对而言的。我们每个人都既是幸运者,又是不幸者。那么,作为幸运者该如何对待不幸者?其实,我们如何对待不幸者,就是别的幸运者如何对待我们。

比如当“我”能够冷漠清高地对待老王,那么,比我们更加强势的人不是也有理由冷漠清高地对待我们吗?因此,杨绛的愧作还提醒我们,唯有用民主思想、平等意识、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从物质上,更要从精神上对待不幸者,关爱弱势群体,将来的我们才不至于心存愧怍。

《老王》一文,与老王并没有多大关系,老王只是杨绛的隐身衣,杨绛的愧怍之路,或者说是借助反思自己来反思知识分子,批评“文革”中的忏悔健忘者,这才是杨绛先生的本意。

①陈日亮《<老王>与时代的伤痕和隐痛》,载陈日亮《如是我读》第19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钱锺书《干校六记·序言》,载《杨绛作品集》卷2第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江苏省苏州中学21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