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荷萍
语文阅读教学中，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对一个字词的不同阐释，牵涉关系到对文章内容整体的确认和主旨深浅的探究。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在实际的阅读教学中就存在这样的现象。
“时运不齐”，简简单单四个字，教材翻译为“时运不济”。很明显，把“时运”大致理解为“命运”，“时运不齐”中的“齐”理解成通假字“济”。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时运”解释为“一时的运气”。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中，“时运不齐”注解为“等于说命运不好”。如果单从文意的疏通来考虑，这些解释也未尝不可。但从整篇文字和作者的感情、主旨文章来考察，似为不妥。
第一，从文字语气的角度来品味。在“时运不齐”前面，王勃加了一个明显的语气词“嗟乎”。文言文中，语气词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打开作者心绪的很直接的一把钥匙。“嗟乎”在此明显表示感叹和悲凉之义，是有感而发的。这和表示王勃情感变化的关键句“兴尽悲来”相呼应，任何感情的产生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那么这里悲凉和感叹之情是如何产生的？明显是有落脚点的，注意前面的文字，“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四句是一气呵成，涵盖着地域方位的东南西北，这位青年才俊的走投无路，到处碰壁，悲愤甚至怨恨之情显见。这是一种从高处里跌落的感觉，由意气风发，前程似锦的时代骄子沦落为远离京城、失意流落的世界弃儿，憔悴流落之情淋漓尽致。一切的荣华、功名、富贵、前途好比北极星遥不可及！“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这里明显用才华卓绝的屈原和年少成名的贾谊悲惨命运的典故，非常直接地说明了“时运不齐”中的“运”，即命运、运数是很不幸、坎坷。古人总是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和自己所处的时代联系在一起，“时运”中的“运”理解为“命运”，更为恰当。
第二，从后文中的衔接内容来考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后，王勃为何一口气举了一系列历史上名人的例子，冯唐、李广、贾谊、梁鸿。如果从这段文字内在关系来考虑，其实有个递进的关系，前面说过，“兴尽悲来”是关键句，而这里的“悲”是有层进的性质，并不是一味的并列。“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从宇宙时空的永恒苦叹生命的短暂，这是第一层次的悲；接着“望长安于日下“等四句，是失意漂泊的孤独之悲，属于第二层次的悲。而中国文人最大的悲哀就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平庸一生。笔者仔细考察冯唐等四大名人，发现都是有很高的才怀，但结局是悲剧性的。如冯唐，历经汉文帝，景帝，汉武帝三代帝王，但终不得志；李广，汉武帝时抗击匈奴的名将，战功显赫，但始终没有封侯；梁鸿，一代俊杰，因作《五噫》之歌，冒犯了汉章帝，四处追捕，只能改名易姓，逃居于齐鲁滨海之处。王勃把自己等同于这些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著名贤人和悲剧英雄，无非是自况，证明自己的落魄潦倒并不是才华平庸，而是人生的机遇和命运的捉弄。如果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究，其悲剧性更浓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尤其是强调突出贾谊这个典型人物，文中出现两次，年少才高，遭人妒忌，迁谪长沙四年后，汉文帝复召他回长安，然而在宣室之中：“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就是命运的荒谬。“非无圣主；岂乏明时”，典型的文言的互文现象。这些所谓的悲剧人士遇上了的恰恰是封建王朝的“圣主”和“明时”，不是生不逢时，而是生正逢时。文帝、景帝、武帝、章帝，哪一个不是所谓的圣君。文景之治的太平、汉武国力的强盛，哪一个不是所谓的明世和盛世。生正逢时，身正逢君，而结局是如此的悲哀和感伤。这才是对封建知识分子最大最深最悲剧的伤害。按照当时的思维方式，这种不公平和荒唐只能归结于命运和时代的嘲弄，更有力地论证了好的时代和好的命运，不是同时一齐出现的这样很反常的现象。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一个有才能的人不一定有好的作为，这就是人物的彻底的悲剧性。这里的“时运不齐”，如果理解为“时代和命运不是一同或一齐、一致，整齐出现”，则更为贴切。“不齐”理解为“不一致”，在他处也可得到论证。施耐庵《水浒传》第八回：“张教头道：‘贤婿，甚么言语！你是天年不齐，遭了横事，又不是你作将出来的。’”其中的“天年不齐”指的就是林冲的岳父张教头认为林冲的命运和流年不相配合，不一致，导致吃了官司。又如《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二煞】：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文齐福不齐”就是“文才和命运不一致”，意思是“古代考试时，文章足以登第而命运不好，未能上榜”。“齐”在《说文》中这样解释：“禾麦吐惠上平也。”本义是“整齐、一致。”“齐”在古代通“剂”（《常用汉字详解字》），和医药有关，是“药剂”的意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齐”有“济”这样的通假项，但是是“调剂”的意思，而不是“有利、有益”的意思。这个意义后来写作“剂”，跟药物相关。如《韩非子?定法》：“医者，齐药也”。
第三，从作者王勃特殊的生活经历来探究。王勃“6岁善文辞，构思无滞，词情敏捷”。14岁被赞为神童，授朝散郎，成为朝廷最年少的命官。17岁时就做了沛王李贤王府侍读。一年后，他因为“戏为《檄英王鸡》”一文，被逐出王府。22岁时，他好不容易又得补为虢州参军，又因“杀官奴”犯下死罪，遇赦免死，宣告仕途终结。27岁他远行到交趾探望受牵连的父亲，渡海溺水而死。这是典型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过山车式的人生，按照闻一多的评论是“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但王勃在诗文中不止一次承认初唐的国泰民安，君主贤明。比如他在《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中说：“天地不仁，造化无力，顿忘山岳，坎坷于唐尧之朝；傲想烟霞，憔悴于圣明之代。”又在《春思赋并序》中说：“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浮游岁序，殷忧明时，坎坷圣代。”一直在强调“唐尧之朝，明时圣代”。初唐时的建功立业、施展才干的激情始终在燃烧。但王勃又认为：“天地作极，不能迁否泰之期；川岳荐灵，不能改穷通之数。岂非圣贤同业，存乎我者所谓才；荣辱异流，牵乎彼者所谓命？”（《为人与蜀城父老书》）这里突出的要素就是命运无常，人抗争不过命运，人在命运前常显无奈和无助。于是一次次悲叹“志远而心屈，才高而位下”（《涧底寒松赋》）的不平遭遇和自己悲凉的命运；悲叹自己命不合于时，参悟人生的穷困和通达、顺境和逆境，更多地从宇宙变化、历史兴衰的角度来思索人生的意义，力求消除生活带来的痛苦和迷惘，完成自我的安慰和救赎。这和王勃精通研究“时与运”的《周易》也有关联，他曾经写过五卷《周易发挥》等著作，表现了他看破人世规律和宇宙玄妙的思想观念，并且他还把这种时运观运用到文学创作中。
《滕王阁序》，王勃借助文章吐心中块垒。自己所处正当所谓“唐尧之朝”、“圣明之代”，正是实现自己梦想的好时光，然而命运却给他开了个无情的玩笑，心中自然充满牢骚和矛盾。自负与失落，壮志与悲叹，乐知天命的通达，不甘堕落的豪情，这些情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时运不齐，报国无门”，留下的仅是一声华丽的叹息和穿越千古的悲凉。
（竺荷萍 浙江上虞丰惠中学 31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