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课程诞生于20世纪初，1952年全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大学语文被全面停开，此后便长期中断。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首倡重开大学语文。此后大学语文进入了恢复发展期。经过30多年的教学实践，大学语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目前大学语文已成为国内大多数高校在非中文专业开设的一门公共课。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也随着大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开展不断完善和深化。作为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教材的编写呈现出群雄涌动而又泥沙俱下的局面。编写出的教材呈井喷之势，数量众多，但良莠不齐。2004年，著名大学语文教材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中玉老师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的大学语文教材已有十几种之多。”［1］现在的大学语文教材可能远超十年前的数量。
我校从1983年起至2000年升本以来，一直坚持开设此课程，从未间断，主要使用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和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作为身处贵州南部民族地区的地方二本院校，我们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经验。在此基础上，我们课题组通过充分讨论与酝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2010年9月出版了自己的大学语文教材——《新编大学语文》，并在全校推广使用。作为课题组的成员之一，本人负责现当代部分的编撰工作。现将现当代部分教材编写的对策及思考和盘托出，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首先要厘定理念。因为理念是编写的灵魂，没有明确的编写理念，编写教材时可能就像无头苍蝇。其次要确定体例，因为体例是教材的骨架，没有科学的体例，编写出来的教材可能就像一盘散沙。最后还要进行合理的文本选择，因为文本是教材的血肉，没有合适的文本，编写出来的教材可能就像山间竹笋。下面我们以现当代部分编写为例，从编写理念、编写体例、文本选择等层面介入对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的研究与思考。
一、坚持经典性
当前大学语文教材的编撰体例千差万别，文选成为大多数编者的首选。如何选择合适的文本是大学语文编撰者首要的考虑问题。当然这涉及到编撰者的专业理论水平和教学研究能力。一般而言，大学语文文本的选择一定要坚持经典性。何谓经典呢？这是一个说不清也道不明的问题。因为经典生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它与作者、作品、读者、世界都有关系。但我们确定经典时除了参照作者的艺术水平、艺术成就，读者的阅读反映，世界、历史对它的评价、定义外，更注重作品本身的艺术质量。经典的根本意义在于它自身的价值，与“他人”无关。它就像我们的主食，本身是有营养的东西，为我们提供最基本的营养保障。不管你是否喜欢吃，但你离不开它。经典文本是一切知识的承载体，在内容上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能够陶冶情操、培养品德、发展个性、启迪智慧。
为什么文本的选择要坚持经典性？一是，抵制技术主义时代“去经典化”作品生产与接受的需要。当下我们正处在技术主义时代，技术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发达。但技术永远是一把双刃剑。西方学者丹尼·贝尔、瓦尔特·本雅明、马丁·海德格尔等都表达了对技术否定性的认识。由技术参与制造的现代媒介像网络、电视等也影响了写作与阅读。作品的发表变得快速、便捷，数量成倍增长，但质量泥沙俱下。文本阅读也随之显得轻松、便捷，快感式阅读取代了沉醉式阅读。网络、纸质期刊等制造了大量的作品“快餐”，一些阅读者由于自身文学素养不高，不懂取舍，不加鉴别，不管有无营养，有无毒害，便囫囵吞枣。在此种趋势下，我们更应该警惕作品的写作、传播与接受。高校大学语文课程作为大学传播人文精神的主要阵地之一，大学语文教材作为教师联系学生的主要纽带之一，大学语文教材在文本选择上就应坚持经典性。所选的文本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内涵丰富的“文学营养”。也许由于编选者个人的文学素养不够或审美眼光不高，所选的文本营养价值不高，但只要是经典化的文本，至少不会对学生的“身体”造成伤害。二是，经典文本自身的特质使然。“文本可分开放性和封闭性。高雅文化和精英文化文本多为开放性文本，具有多种阅读可能性；大众文化文本多为封闭性文本，常有明显的优先阅读导向”。[2]当前正处于消费主义时代，大众文化盛行，“通过型文本”、快感式阅读正成为主导当代写作与接受的模式之一。文本逐渐失去了其开放性特征，走向封闭性，变成了只有指示特征的“符码”。文学阅读失去了深度，变得轻松。而经典文本由于其具有开放性和阅读的多元性特征，能够在接受者“体内”持续“发酵”，不断为其输送“营养”。因此大学语文教材在文本选择上应坚持经典性。
如何选择经典的文本呢？一是以文学发展的历史时间为经，以文学体裁为纬，进行选择。本书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选择一些经典的文本，并按照发展进程和文学体裁进行排列。比如《新编大学语文》[1]中国现当代诗歌所选篇目有郭沫若的《炉中煤》、戴望舒的《雨巷》、穆旦的《诗八首》、北岛的《回答》，中国现当代散文所选篇目有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郁达夫的《江南的冬景》、钱钟书的《论快乐》、张爱玲的《天才梦》、贾平凹的《秦腔》、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国现当代小说所选篇目有鲁迅的《风波》、老舍的《断魂枪》、沈从文的《柏子》、汪曾祺的《受戒》、莫言的《秋水》。二是文本选择避免与中学语文课文篇目重复，注意文章篇幅，力求选全文，注重文本的可靠性。大学语文应该姓“大”而不姓“中”。因此大学语文在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目的等方面与中学语文有着本质的区别。为了体现这种区别，在篇目的选择上应尽量避免与中学语文篇目重复。比如《再别康桥》是徐志摩最优秀的诗歌，也是二十年代中国新诗最优秀的诗篇之一，但由于它已入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因此我们选择了二十年代后期同样著名的新诗戴望舒的《雨巷》。在选择篇目的时候，特别注意文章的篇幅，所选篇幅要适中，力求选全文，尽量避免节选。比如关于莫言小说的选择，我们即坚持这个原则。莫言的《秋水》不是莫言最经典的作品，也不是他小说中艺术质量最高的作品。莫言小说中艺术质量最高的作品应该是他的长篇小说，长篇小说中最能体现他的写作风格，又是他酝酿时间、写作时间最长的成熟期的作品是《檀香刑》、《丰乳肥臀》等。但我们在文本选择时根据篇幅适中，避免节选的原则，选择出现了“东北高密乡”意象的《秋水》。这样既保证了作品的原滋原味又好教好学。又比如由于中国现当代优秀戏剧文本一般较长，节选往往影响学生的整体性阅读，因此未将此部分列入编选之列。在文本选择时，特别注重文本的版本，注重选最有价值的可靠的文本。因此在每个文本篇末注明出处。三是注重新颖性和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我们在文本选择的时候，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作品选入教材，即是这一原则的体现。虽然当代作家的有些作品并没有完全获得像现代文学作品那样经典性的身份与资格，但并不代表当代的一些作品不具有经典性的气质。我们在《新编大学语文》第一版中就坚持了这一原则，第二版的修订仍然坚持了这一原则，增添了一些当代文学中的经典。在以后的修订中，我们依然会坚持新颖性和经典性原则，并大胆在教材中尝试当代文学的经典化。
二、体现民族性
我们在文本选择时特别体现民族性。为什么要体现民族性呢？一是，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需要。在贵州南部聚居着苗族、布依族、水族、毛南族、瑶族、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但目前许多民族文化没有得到有效地发掘和保护，有些已经濒临失传。对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保护和传承势在必行。黔南民族师范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区，学院教师熟悉民族地区的教育状况，并长期开展布依族、苗族、水族、毛南族、瑶族等民族文化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并将民族文化研究成果成功地引入大学语文教学。在以往的大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始终坚持把民族特色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培养学生保护和传承本民族文化传统意识，以学生为纽带，进而向全社会宣传、推广，扩大少数民族文化的社会影响，促进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为了突出民族性，课题组在教材编写上专门设立一个单元，集中编选贵州优秀作家作品。如第十四单元为贵州作家作品选，选了郑珍的《诗二首》、莫友芝的《诗二首》、黎庶昌的《卜来敦记》、黄翔的《野兽》、何士光的《乡场上》、李发模的《潜流》。在教学内容安排上，特别强调每个专业的教学都必须挑选教材中贵州优秀作家作品单元，从而使教学内容能为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二是，学生学习的需要。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的新生中，少数民族学生占很大比重。他们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较熟悉。但是长期以来他们受应试教育的束缚，在中小学阶段，他们并没有得到多少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文化方面的教育。他们对本民族语言、文学、文化的认识和学习还停留在不自觉阶段。为了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在大学语文教材中专章设立贵州作家作品单元，教师通过对这些文章的解读来引导学生进一步感受本民族语言、文学、文化的魅力，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对本民族人文精神的认同感，在传播民族文化中起到“种子”示范、辐射作用。现当代文选部分怎样体现民族性呢？《新编大学语文》教材为了体现民族特色和地方元素，现当代部分编选了蹇先艾、何士光、黄翔、李发模等几位作者的文章。这几位作者来自贵州，他们的创作都曾经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选文方面，蹇先艾的《水葬》是现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创作曾经受到过现代乡土小说鼻祖鲁迅的推崇，被收入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黄翔是“文革”中“地下写作”群里最有实力的诗人之一，他的《野兽》对“文革”发出了最强烈的诅咒和最高亢的呐喊。何士光则是改革文学的先导，他的《乡场上》较早触及到农村改革问题。李发模的《潜流》较早地发出了时代的呼声。以上作家都是现当代文学时期贵州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经典化的色彩。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学习，学生可以得到文学的审美教育，也可以增强他们对本民族语言、文学、文化的了解。
三、注重实用性
《新编大学语文》教材的编选，除了着眼于民族性与时代性，突出语文特色之外，还注重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坚持以“学生易学，教师好教”的原则作为教材编写的原则之一。
方法之一是通论与经典文本相结合。有些大学语文教材注重通论，但因《新编大学语文》内容广阔与课时有限的矛盾，极有可能带来如下问题：通论与经典文本不能兼顾，如果偏重通论传授，那么大学语文学习就会让学生觉得如同雾里看花，因为没有经典文本地支撑，通论所表述的一切知识现象都无法具体坐实，经典文本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意象和人文精神，学生就无从感受；如果偏重文本，大学语文学习就会让学生觉得如同蜻蜓点水，因为没有通论地引导，经典文本则缺乏提纲契领的归纳和总结。因此我们在坚持以经典文本为主的前提下，在现当代文学部分设计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以帮助学生从宏观上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方法之二是在每一个经典文本篇末分别设计一个导读和思考与练习。导读内容涉及到对作家创作情况、文学史地位的介绍以及对文本艺术特色的赏析。导读部分要求能够起到指导教师教学的作用。思考与练习部分一般设计二到三个问题。设计的问题一般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能够起到引导学生课中思考，课后复习的作用。比如针对蹇先艾的《水葬》，我们设计了一个导读，导读中有对蹇先艾生平与创作情况的介绍，有对其文学史地位的介绍，有对《水葬》艺术特色的赏析。在思考与练习部分，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如比较《水葬》与鲁迅《阿Q正传》的异同。设计此问题的初衷是让学生了解《水葬》的写作受到了《阿Q正传》影响，《水葬》与鲁迅《阿Q正传》在艺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并引导学生去阅读《阿Q正传》等文学经典。通过以上的设计最终要达到“学生易学，教师好教”目的。
教本是教学之本，而文选又是立本之基。我们在编选文选时，像创作一样编著，像绣花一样侍弄，像琢玉一样打磨，力求编一本能够经受时间检验的大学语文教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2013年高等学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重点项目，黔教高发[2013]446号“民族地区高校大学语文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周健自.新编大学语文[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4.
参考文献：
[1]徐中玉.大学语文:不该站在边缘的课程［N］.社会科学报，2004－12－09．
[2]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32.
（谭 华 李朝阳 贵州省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 55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