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真
引 言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在古代以历史文献为主，可以认为是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文献学是指研究如何利用科学的手段将古代留传下来的汉语传世经典和地下考古发掘出来的文字资料进行整理、编纂、出版，最大限度地便于社会利用这部分信息的科学。”[1]
文言文是联系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桥梁。自2006年全国实行新课改以来，关于文言文学习方法的探究成为热潮。但学生对于文言文学习的热情并不高，车丽涛《关于中学文言文学习情况的调查》一文中，对当今中学生喜欢文言文的程度进行的调查显示：喜欢文言文的学生大致仅占总数的20%—40%，其中高一仅为17.4%，为中学各年级最低。可见关于文言文的教学和学习方法需进一步探讨。纵观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课文，看似杂乱无章，其实均可以按目录学中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2]可看出高中文言文依据的是文献学系统。要从这几十篇文言文中去窥探我国古代文献大观，离不开文献学中的目录学知识；要了解每一篇文言文具体字词的正确含义，离不开文献学中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传统文化等相关内容。本文试从文献学角度对文言文学习和教学的作用提出理论要求。
一、教师与学生具备文献学基本知识的必要性
（一）从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的文言文选篇来看，先秦至唐宋时期的作品均收录。先秦（必修一、二、三、五），两汉（必修一、三、四），魏晋（必修五），唐（必修三、五），宋（必修二、四）。看似杂乱，实际上均可以按目录学中的经史子集去分类。例如《烛之武退秦师》（《左传》）《寡人之于国也》（《孟子》）等均属经部；《鸿门宴》（司马迁）《廉颇蔺相如传》（司马迁）等均属史部；《劝学》（《荀子》）《逍遥游》（《庄子》）等均属子部；《孔雀东南飞》《过秦论》（贾谊）等均属集部。经史子集的分类依据的是文章各自具有的特点，同一部文章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要理解其中一篇，势必要求教师对其所在部的其他文章有所涉及。教师对此加以运用，这对学生接触到古书分类与目录学知识大有裨益。
从文言文选篇也可见编者有意将各个时期的文学特点向学生展示。一篇文章势必与所属时期的其他文章有联系，这要求教师具有庞大的文献储备，能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牵一发而动全身。否则学生也是一知半解，只对单篇文章熟烂于心，但文章背景、涉及事件与历史语言等知识和字词为什么如此解释这样的问题，只能摇头不知。所以，文言文教学和学习要逃出死板的字词记忆误区，必须走进单篇课文背后的文献知识，依靠于文献学这一大背景，其中任何的知识疑难均可在文献学中找到答案。例如，目录学让我们认识古代文献的全貌，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知识让我们对一字一词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
（二）当今文言文学习不乐观原因还在于教师根本不具备文献学坚实的基础，更不用说将其运用到教学中。其原因在于教师接触文献学很晚，以前高中教育几乎从未涉及，很多大学仍将文献学作为选修课，并无认真对待。大学教育与文言文教学的唯一联系只有古代汉语课程中零散的字词知识，那么当教师走进课堂，在文言文教学上也只能教授字词。所以未来学生要具备文献学基础需要在高中时期就已经形成基本完整的系统，且有文献学思考意识。此外，近年我国出土了很多文献，尤其是简帛文献，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这样的文化热潮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高中教育应有责任有义务向每一位中国学生传授文献知识，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学专业的硕博生，在大学之前的学校教育中，与文献知识相关的只有文言文，所以有必要让学生通过文言文去了解文献学。
二、文献学知识具体在文言文学习与教学中的运用
（一）目录，由目和录组成。目一般指示篇名和篇次，录是关于书的校雠情况、著者生平、内容大要。这是目录最初的含义。现在出版的每一本书主要内容之前也有目录，但是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目，只起到用来观察本书所含篇章以及每篇作者和位置的作用。而高中课本中每一篇名之下的注释才是录。例如：
《烛之武退秦师》（必修一）之下注：
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做。它依孔子修订的鲁史《春秋》的顺序，主要记载了东周前期二百四五十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我国先秦历史很有价值的文献，也是优秀的散文著作。
“/”前的篇名为目，“/”后为录。虽不十分详细，但已经达到高中生学习的需要。这也是学生开始接触目录学的契机，不仅能使学生走出认为目录仅仅是用来查找页码的误区，也使学生接触到古代最初意义上的目录含义。而这一点往往为教师所忽视。
另外，从传统目录知识入手，它引入的是中国古代文献这一庞大的文献系统，可以说是认识古代文化的大门。古代书目的编纂始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在对图书进行系统整理的过程中，每一书后都撰一篇“书录”大致相当于今天书前的“目次”和“序”。当时把这些书录单独辑成一部书，叫《别录》。同时刘歆又在其基础上写成《七略》。[3]《书录》对书进行分类，《七略》层层嵌套，结构严密。设有总序，每类书下设有类序，每类书下的各小类各有小序，每一本书又有书录。所以，仅仅通过《别录》《七略》便可观西汉及其以前我国学术史的总貌。《四库全书总目》是《七略》后另一具有代表性的目录，全书二百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洋洋洒洒地将先秦至清初学术史进行了系统总结。另外，上述各著作并不是对书目的简单总结，还将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书籍进行分类，在分类的过程中还探究了各类的学术源流。可见，从目录学入手，中国古代学术重要著作尽收眼底。不仅能让学生进入古代文献的大门，而且能真正使学生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的最高要求。
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同时也是清代考据学兴盛的产物，在辨伪学方面也是集大成者。杜泽逊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辨伪资料钩稽出来，发现其辨订或怀疑的伪书有五百七十余部。所以，这更可看出目录学作为学问入门的重要性。
（二）版本，“是指雕刻木板印刷的书本，所以前人称为“板本”，与“写本”概念相对”，“之后含义丰富，变成了以雕版印本为主体而包括写本、活字本、批校本、手稿本在内的一个大概念。”[4]
当今死板的学校教育一方面也是因为教师和学生一切皆以课本为中心，认为课本上的都是正确、不容置疑的。教师和学生的版本意识十分淡薄。文献学中的版本学是研究古籍的不同版本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优劣的一门科学，也是培养学生怀疑精神和开拓视野的突破口。
不同的版本内容会不同，价值也会有优劣。版本学便可以帮助我们从中选取最为正确无误的版本。
《过秦论》高中课本第三册。课本下注：“选自贾谊《新书》，个别字句依《史记》和萧统《文选》改。”其实，《过秦论》在《史记》《四部丛刊》《文选》中均有收录，课本下注短短一句话其实传递了很多版本学与校勘学信息，而教师往往忽视引导学生关注版本知识。将所有的版本拿来对比阅读的过程中，学生会发现课本所选内容的错误，那么，学生的版本学知识和怀疑精神就在发现错误过程中自然形成。
课本《过秦论》中有“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一句。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阡陌”为“什伯”。课本并未对“阡陌”进行注释。“阡陌”与“什伯”意义完全不同。“阡陌”指“田间小路”，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什伯”为军队的一种编制。从全句看来，“行伍”与“什伯”对文，均为“军队”义。“什伯”显然更为正确。《汉书》《史记陈涉世家》《文选》均误作“阡陌”大致因为陈涉身为农民，是天天走在田间小路之上的。但却忽略陈涉在大泽乡起义已经身为屯长，并不是作为农民时的事。且承接上文“迁徙之徒”（下注：被征发的人），则是已经说明陈涉于被征发的路上，之后由于耽误规定日期而起义，已经身在起义人群之中。且下又衔接谪戍之众，与行伍什伯十分符合。四句一意相承，军制陈涉带领起义之人攻打秦，如若为“阡陌”则不通顺。关于教材《过秦论》所收内容中的错误还有很多。众多学者均提出质疑。易健贤《文献学与中学语文教学》一文认为：“司马迁距贾谊的时代较刘向近，与贾谊之孙贾嘉尚有书信往来。课本当以《史记》之文为准，而不只是‘个别字句从《史记》’。”
有了好的版本，我们才能获得最为准确的知识。那么我们要学会掌握“善本”。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阅读古文献的能力，那么，学生在阅读其他文言文书目时，获得精注本就显得十分重要。例如阅读《尔雅正义》首选清邵晋涵所撰，《春秋左传注》首选杨伯峻所撰等。在高中必修一“名著导读”板块中在对《论语》进行介绍时有这样一段话：
《论语》的版本很多，初学者可以阅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此书后面附有《论语词典》，为研读《论语》提供了便利。如果想深入钻研，还可看程树德著《论语集释》等。
这几句话初步涉及了版本知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进行介绍。
版本知识对于课本错误的改正和发现即校勘也有一定帮助。例如：上述通过《史记秦始皇本纪》对课文《过秦论》中内容的错误的改正便是运用了校勘学中的他校法。再如：
《离骚》（高中必修三）中：“乃年岁之未宴兮，时亦犹其未央。”闻一多《楚辞校补》：“案‘犹其’二字当互乙。上文‘虽九死其犹未悔’，‘唯昭质其犹未亏’，‘览余初其犹未悔’，‘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并作‘其犹未’可证。下注曰：‘然年时亦未尚尽’，正以‘尚未’释‘犹未’，是王本未倒。”[5]这个例子便是运用校勘学中本校法通过上下文去判断文字正误的例子。
由此可见，文献学中版本与校勘的知识对于判断和纠正课本内容有很大帮助，教师要将最准确的知识传送给学生，必须要具备文献学基础。
（三）传统文化常识。文献学的包涵范围是巨大的，除了以上内容，传统文化知识也是其中之一。读古书不知古时文化，那就不能读得透彻。纵观人教版课本布局，对此已稍有引入。如必修一“梳理探究”板块“优美汉字”一节对汉字的起源，构造和文化进行介绍，是学生接触中国古文字的好机会。另外“奇妙对联”一节对对联的语音要求“平仄协调”进行介绍，学生可以由此接触音韵学知识。但这些远远不够，能够熟练阅读古代文献，往往需要更多基础文化知识作为支撑。
例如古人有名有字有封号，在一篇文章中有时一人会使用不同的称呼。同时，古人对自己、对长辈、对晚辈、对平级的称呼均和现代社会有很大差异。教材《鸿门宴》一文中的陌生称谓很多，如“沛公”“留侯”“季叔”“亚夫”等。虽学生知道所指为谁，但却不知为什么如此称呼。古人一般用自己所统治之地放置于名前，如“沛公”“留侯”；用“伯仲叔季”；来区分长幼，如“季叔”。“亚夫”则指地位尊贵。如对此了解，之后遇见生疏称谓，学生便会从这些方面去理解，可以克服学生阅读文言文的畏惧心理。
此外，避讳也是古代文献中常常遇见的情况，如不知避讳的种类和类型往往不知所云。古人对不同年龄段的称谓、古人纪年纪日方法、“说”“记”“论”“赋”“表”等文体知识、古代散文发展脉络等知识均是隐藏在形象的文言文作品中。要达到真正读懂文言文应需老师在教学中进行潜移默化的传递，方可真正实现文言文学习不是字词义的死记，而是文言知识的传承。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教师需要在文献学知识上下功夫。
结 语
高中文言文学习依靠文献学的大背景，不仅能将学生引入古代文献天地的大门，学生阅读古文献的能力和传统文化素养均可得到提高。所以，将文献学知识引入课堂，不仅是文言文教学的需要，也是培养当代中学生自身传统文化素养的需要。文献学的知识除上述几点外，还包括文献的收藏、辑佚和辨伪等等。本文旨在将文献学与高中文言文教学可结合点进行分析。由于笔者系统学习文献学知识的时间不长和高中语文教学经验较为缺乏，本文旨在提出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注释：
[1]袁庆述.版本目录学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5.
[2]宋群芳.建构中学文言文教学文献学知识背景初探[D].福建师范大学，2006.
[3]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8：152.
[4]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8：104.
[5]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二册）[M].上海：开明书店，1948：371.
参考文献：
[1]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全五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2]宋群芳.建构中学文言文教学文献学知识背景初探[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6.
[3]钱玄.校勘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1981.
[4]易建贤.文献学与中学语文教学[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2，（3）.
[5]王秀枝.高中文言文教学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初探[D].河北师范大学，2007.
[6]黄建聪.《过秦论》中的两处版本错误[J].语文知识，2004，（10）.
[7]车丽涛.关于中学文言文学习情况的调查[J].克山师专学报，2003，(1).
(刘伟真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400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