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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故事(一)

  • 投稿phil
  • 更新时间2015-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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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仙锁

(长治市黎城县东崖底中心校山西黎城047606)

【摘要】我的学生时代是很不幸的。小学时期,一是背老三篇;二是劳动。初中时期,全县统考,数学成绩25分;语文方面,刘老师纠正我们的错别字,开始教我们学习汉语拼音。高中时期,一是因病休学,二是批林批孔,三是帮农民干活,四是搞“勤工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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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育故事;小学时期;初中时期;高中时期

作者小传:赵仙锁,男,1959年4月6日出生,1978年6月1日参加教育工作,199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10月被评为小学高级教师,2010年9月被评为山西省小学特级教师。现为长治市黎城县东崖底中心校看后小学教师,任四年级数学,一、二、三、四年级音乐教师。

写作目的:作为教师,我很不幸,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是由民办教师转正的。但是,我又是很幸运的,我是我们黎城县有史以来的第四位特级教师,也是我县现今在职教师中唯一的一位省级小学特级教师。我所以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自认为与我的不断学习,坚持带课分不开的,因为我的底子很薄!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成功了!但是我不能自我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我要把我的学习和从教经历以《我的教育故事》的形式写出来,展示给我的农村(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同仁和即将成为我的同仁的年轻人,天道酬勤,只要不断学习,坚持带课,农村教师照样精彩无限。(因为我们这里的学校只有老教师在坚守阵地了,教师这个职业在我们偏远的农村地区已近濒危“物种”了。)

下面,就讲一讲我的第一个故事:我的学生时代。

我的学生时代是很不幸的。因为我是1967年入小学,1976年1月高中毕业,整个学生时代恰好处于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代(1966年——1976年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史称十年浩劫。)

小学时期:

我小学一、二年级的启蒙老师是今年七十三岁的桑先逢老师。她性格温顺,待学生胜于己出,但桑老师的文化底子很薄,桑老师所以能到校担任民办教师,完全是大势所趋。桑老师当时是村上的贫协主任,毛主席号召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所以桑老师就被村革委会派往学校,既带我们的课,还负责管理学校的日常事务,当时的公办校长在学校基本是摆设。

我在我们清泉学校(当时叫清泉七年制学校)读小学阶段基本是两个特征,一是背老三篇(毛主席的三部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二是劳动。当时学校种了好多地,而且地距离学校有1.5公里左右,开春到秋收阶段,学生就是抬粪,薅草;冬季来了,则三天两头的抬烧土(用于和煤泥的一种红土)、拾柴禾(教室生火需要柴),很少在教室呆着,因为去了教室也是背老三篇,二、三年了,我们早背得是滚瓜烂熟了。

初中时期:我的初中时期正是被“四人帮”批判为“智育回潮”的时期。

刚进入初中,县教育局就对全县的初一学生(当时称为六年级)进行了一次小学知识摸底考试。当时的考试不像现在一样,有像样的试卷,而是将试题抄在黑板上。考试结果,我在我们清泉学校考了第一名,但分数少得可怜,我的数学成绩只有25分。记得当时有一道题是让默写三角形的面积计算公式,就这样一道题,我们中五班近三十名学生没有一个人默写出来,可以说平时就没听说过这回事!语文方面,有一道题是给汉字加注拼音,我们全班同学只我碰对了一个“衣(yī)”字,因为小学五年我们就根本没有学过汉语拼音。

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刘充文老师(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更乐村人,现已年近八十)干脆撇开初中的语文教材,用了近半年的时间给我们进行补课,主要任务是两个:一是纠正我们的错别字(因为我们在小学学过的字,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错字、别字);二是教我们学习汉语拼音。

记得刘老师刚给我们上汉语拼音课,我们全班同学都感到很好笑,什么口形、舌态、气流等等,我们都是初次听说,初次学习!由于我们在小学就没有养成学习的习惯,再加上第一次听老师讲解读汉语拼音的要领,大部分同学学不来,觉着刘老师的行为很古怪,所以课堂上总是乱哄哄的。刘老师是一位很尽职的老师,不管学生们愿听不愿听,他都一遍又一遍地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要领,示范读。而我从小就被誉为是听话的好学生,我不管他(她)们乱不乱,听不听,我总是在认真地听刘老师讲,跟着刘老师读。因为我觉着我是遇到了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热情非常高、工作很卖力的好老师。

不得不承认,和我同龄的人错过了绝佳的学习机会。因为汉语拼音本应是小学一年级学习的内容,而我们是到了初中才涉猎它,确实是有点“夏至高山不种田了”,但就这点儿“智育回潮”却好像是冥冥之中老天爷特意为我安排的一样,让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受益匪浅,终身受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ie”和“üe”两个韵母的读法,除刘老师外,我没听到哪个老师(包括我后来在教师培训时的语基老师和我上师范时的语基老师)象刘老师那样详细解读它们的读音,也许进修校的语基老师和师范的语基老师认为这两个字母的读法早已是小儿科了,无需赘解。但恰恰相反,我周围的老师(包括新分配的师范院校学生)都把这两个字母中的“e”当“鹅”来向他(她)的学生教授,他(她)们根本不知道这两个字母中的“e”是“ê”的略写,因为汉语拼音方案说“i”和“ü”根本就不和“e”相拼,这样简写不会发生混淆,而事实是大部分的农村教师都把它们混读了,所以农村的孩子在读“学校”、“学生”、“树叶”、“月亮”等词语时,口气特别沉重,给人一种不愉悦的感觉。二是由于刘老师的精心教授,不敢说我在汉语拼音方面已有所造诣,但总可以说是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汉语拼音基础。尽管我在平时的教育教学和与人交往中,很少说普通话,因为在我们这偏远的农村山沟里缺少应有的氛围,但在2002年8月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中,43岁的我还获得了91.10分的好成绩,被确认为二级甲等水平。

高中时期:首先说一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如何升入高中的。很简单,不用像现在这样参加中考,但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上高中的。要通过两道门,一是通过村上革命委员会的推荐,要想被推荐,首先你的家庭成员必须政治合格,也就是个个历史清白。其次你的家庭成员没有惹了村上的干部。这第一道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第二道门就容易进了,学校派个老师到你的学校进行一下象征性的口头测评就可以了。东崖底中学派到我们清泉学校进行招生的老师是现已退休在家的刘建华老师,他给我出的题目是:你知道二十四个节气吗?我说:知道。他说:请背一下。我“立春、雨水、惊蛰”地给他背了一遍。刘老师当即拍板:好!你考上了!就这么简单!

上了高中,本打算竭尽全力地刻苦学习一下文化科学知识,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突然的两件事情打碎我的读书梦想:一是我自身的原因,只上了半年学,就患了严重的胸膜炎,无奈,只得在家看了半年的病。二一个原因是国家的大气候所致。当时正值批林批孔的高潮时期,再加上河南省马振扶公社付岗张玉勤事件(又称“马振扶事件”),惊动了中央高层,“四人帮”中的江青亲自干预,把前几年的教育教学工作批得是体无完肤,定性为“教育回潮”。于是乎,整个学校教育又进入了反常的境况之中,要么是天天写批判文章,既批林彪,又批孔老二(当时叫做林彪效法孔老二),要么就是老师带上我们东村、西村的参加劳动,培养与劳动人民的感情。除此之外,我们还外出搞“勤工俭学”,为学校赚钱,记得我们高四班全体同学在距离学校二十多华里的一个小山村漆树村整整住了两个多星期。每天是上山割芭条。

尽管我在家病休了半年,但七五年到校后,“成绩”并没有被耽搁。原因是我们当时的学习任务并不存在基础不基础的问题,只要每天按时听广播就能完成“作业”,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写批判文章,记得我当时写的一篇批林批孔的文章被我的语文老师视为佳作,进而呈现给时任东崖底中学校长的李成喜老师(现已退休在家),李校长也认为我的批判文章有劲道,笔锋比较犀利,建议在教室里张贴。于是乎,我那篇“佳作”便被在教室里整整贴了一个多月,同学们都很羡慕我,说清泉家病了半年,居然成绩不下落。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到幼稚、可笑,这难道就是“成绩”吗?可当时确实是!

各位同仁、各位年轻老师们,以上就是我的学生时代!我干了我当学生应该干的事情了吗?没有!纵观我的学生时代,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我们刘老师教我的那点儿汉语拼音。可是,我从事教育工作后,居然拿过三个黎城第一,一个晋东南(包括现长治、晋城两市)前五,西井学区顶尖教师,进而2010年9月被评为山西省小学特级教师。为什么会有这些辉煌的成绩,请接着关注我的第二个教育故事《奋进而辉煌的民办教师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