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论文网免费提供教育管理论文范文,教育管理论文格式模板下载

学生课外补习支出越多越好吗?

  • 投稿色系
  • 更新时间2017-11-12
  • 阅读量457次
  • 评分4
  • 52
  • 0
(1.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100875;

2.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北京100875)

摘要: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数据,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的支出以及对学生成绩影响进行研究,发现课外补习支出具有差异性,受家庭、地区、学校等多因素的影响。增加课外补习支出对提高数学成绩效果显著,但对语文成绩效果并不显著。政府可以通过适度增加低收入家庭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机会,降低低收入家庭的补习负担,加大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公共教育投入,改善农村和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等措施来提高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习机会均等性,促进教育公平。此外,学生和家长要理性对待课外补习,盲目跟风不但会增加学生学业负担,也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

关键词:课外补习;支出;学生成绩;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G40-05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5-2232.2017.05.004

一、引言

近年来,课外补习现象在全球迅速蔓延,尤其是在我国,规模逐年增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课外补习依附于主流教育而存在,因此在国际上又称为“影子教育”(ShadowEducation)。[1]蓬勃发展的补习活动很可能会将校内竞争转变为校外竞争,前者注重的是学生在学校内正常学习情况,而后者注重的是家庭是否有足够的资金给学生带来更多以及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义务教育的公平和均衡发展产生了负影响。此外,课外补习不仅会给学生带来学业负担,也会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有研究发现,大城市小学生平均每学期课外补习花费1980元,占总教育费用的71.7%。县城初中生平均每学期课外补习花费1120元,占总教育费用的76.7%;而乡村初中生平均补习花费655元,占总教育费用的55.3%。[2]由此可见,课外补习支出已经是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部分,给家庭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也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学生和家庭大量投资于课外补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然而,增加补习支出能否提高学生成绩还值得商榷,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本文利用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分析课外补习支出的现状和差异性,了解补习支出在家庭教育费用和家庭经济收入中的占比,探讨课外补习支出的影响因素以及补习支出与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

二、相关文献回顾

由于各个学者的研究对象和样本量不同,其对课外补习支出的研究稍有差异。从全国来看,薛海平和丁小浩(2009)利用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的数据发现,小学阶段学生的补习支出为1080.52元,初中生的为1295.38元[3],相当于每月分别为90.04元和107.94元。楚红丽(2009)对2006 年7月至12月收集的共18645全国样本研究发现,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一年的平均支出为1815.2元,初中生为1711.6元[4],相当于每月分别为151.27元和142.63元。曲颖和薛海平(2015)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年数据发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年支出为2227.24元,相当于每月185.60元,占家庭纯收入的10.41%,占教育总支出的44.29%。[5] 从省市来看,彭湃和周自波(2008)对武汉市四至九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学生参加补习的月平均补习支出为224.8元,占武汉市H 区城镇居民月可支配收入的21%。[6] 易文涛(2010)对武汉市四所学校的学生调查发现,小学生课外补习支出为每周124.9元,初中生课外补习支出为每周83.38元[7],按一个月四周计算,每月分别为499.6元和333.52元。在江西,曹思芹(2010)调查发现学生用于校外教育投资的平均支出约为1118元,占半年内家庭总支出的15.1%[8],相当于每月186.33元。在北京市,曾晓东和周惠(2012)对四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研究发现,北京市大多数家庭的课外教育支出在1000元左右,该支出估计占家庭收入的15.0%。[9] 可见,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各省市之间,课外补习支出在不断上升,而且地区间的课外补习支出存在差异。由于课外补习类型的多元化,加之公立学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而导致的在校时间减少、校外时间相对延长等多种因素,可以想见,家庭的课外补习支出会不断攀升。

目前,对于影响课外补习支出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家庭因素。在家庭方面,研究发现,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子女数、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对补习支出有显著影响[3,10,11],家长对孩子的满意程度和家长职业对补习支出没有显著影响[4]。(2)个人因素。大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学生的课外补习支出具有显著差异[12-14],但也有学者得出相反的结论[4]。此外,有学者发现年级越高,课外补习支出就越高[3,10,15],但也有学者发现年级对课外补习支出并没有显著影响[4,16]。(3)学校因素。有学者发现,学校质量越好,学生的课外补习支出就越高。[3,10] 还有学者发现,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并没有显著差异。[3]

课外补习支出与学生成绩关系的研究较少。Guochang Zhao等人利用中国19个城市的调查数据,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了小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对学习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课外补习支出对小学生数学成绩有小的显著性影响,但对语文成绩影响不显著。进一步进行分位数回归发现课外补习支出对成绩较差的学生更可能产生正影响,但对成绩较好的学生影响不显著。[17]Dang将政府规定的每小时课外补习费用作为工具变量,利用Tobit和定序Probit 模型估计了课外补习支出对越南小学生和初中生成绩排名的影响,结果发现有正显著影响。[18]Ryu和Kang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韩国初中生课外补习支出的增加对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并不明显。具体而言,增加10% 的支出只能提高0.03标准差或1.1%的测试成绩。[19]课外补习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现象,在我国也非常普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已有文献表明,课外补习支出逐年增加,已经成为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部分,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甚至给家庭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此外,课外补习支出受个人、家庭和学校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课外补习支出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是混合的。增加课外补习支出能否带来更高的效益?这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明确课外补习支出与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为家长投资课外补习提供更多的参考视角,给政府制定课外补习政策提供更多参考依据。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2年数据,研究对象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且课外补习支出大于零的学生,经过筛选后得到的有效样本量为1040个。本研究所使用的统计分析变量说明见表1。

四、课外补习支出的差异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更好地体现课外补习支出的差异性以及课外补习支出在家庭教育支出和家庭收入所占的比例,本文计算了课外补习的教育占比和课外补习支出负担率。

课外补习教育占比=课外补习支出/家庭教育总支出

课外补习支出负担率=课外补习支出/家庭人均收入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和中部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相差无几,分别为30.5%和30.2%,但明显高于西部地区的13.2%。不同地区学生的课外补习支出具有显著差异,东部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支出为3038.2元,远高于中部地区的1768.2元和西部地区的1213.6元,但课外补习教育占比和课外补习支出负担率在地区间没有显著差异。在性别方面,女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26.1%,略高于男生的23.1%,课外补习支出方面,男生为2389.4,高于女生的2056.8元。不同性别的学生在补习支出、补习教育占比和补习支出负担率上都没有显著差异。城市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53.0%,明显高于农村的15.3%,城市学生的补习支出为3408.6元,占总教育支出的53.43%,显著高于农村的885.4元,占总教育支出33.66%,但在补习支出负担率上,两者却没有显著差别,分别为10.86%和9.79%。

 

此外,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22.6%,低于初中生的30.0%,小学生的课外补习支出为1927.3元,显著低于初中生的2847.6元,小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占总教育支出比值为46.86%,要显著高于初中生的39.04%,但在课外补习支出负担率上没有显著差异。示范校/重点校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35.2%,明显高于普通校的21.3%。在补习支出方面,示范校/重点校学生为2684.5元,显著高于普通校的1953.5元,在课外补习教育占比方面,示范校/重点校与普通校并没有显著差异,但示范校/重点校的补习支出负担率为6.29%,显著低于普通校的12.20%。此外,重点班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32.7%,明显高于非重点班学生的26.1%。重点班学生的课外补习支出为2573.8元,高于普通班学生的2204.1元,但差异并不显著。两者在课外补习教育占比和课外补习支出负担率也没有显著差异。学校所在城市规模越大,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就越高,在课外补习支出和课外补习教育占比方面同样如此,但在课外补习支出负担率上,一般城市最高,为22.68%,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另外,母亲学历越高,其子女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就越高,课外补习支出和课外补习教育占比也随着母亲学历的增加而增加。但课外补习支出负担率上,母亲学历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和文盲/ 半文盲最高,分别为26.89% 和24.40%。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就越高,课外补习支出和课外补习教育占比也越高,但课外补习支出负担率却是家庭人均收入最低档的最高。

为了探究哪些因素影响课外补习支出,在结合已有研究以及本次分析数据中的变量,本文建立了如下的分析模型:

Y1=F(P, S, F, R) ( 1)

模型(1)中,Y1代表是课外补习支出,为了消除不同区域物价指数的影响,使用对数形式转换;P 代表个人因素,如学生性别;S 代表学校因素,如学校层次、是否示范/ 重点校等变量;F 代表家庭因素,如母亲学历、家庭人均收入等变量;R代表地区因素,如家庭所在地、家庭所在地区。从表3中可知,性别对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并没有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家庭收入、母亲学历和父母对学生的成绩期望对课外补习支出有显著正影响,即家庭收入越高、母亲学历越高、父母对学生的成绩期望越大,学生的课外补习支出就越高。另外,东部学生的补习支出显著高于西部学生,中部学生和西部学生的补习支出并没有显著差异。城市学生的补习支出显著高于农村学生。此外,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初中学生的补习支出显著高于小学。学校在省会城市、一般城市以及县城的学生的补习支出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学生是否在重点班和示范/重点校对学生的补习支出并没有显著影响。

五、课外补习支出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家长投资课外补习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让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但是增加课外补习支出能否提高学生成绩值得进一步研究。为了研究课外补习支出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分析模型:

Y2=F(C, P, S, F, R) (2)

模型(2)中,Y2代表是学生成绩,为定序变量;C代表课外补习支出的对数;P代表个人因素,如学生性别;S代表学校因素,如学校层次、是否示范/重点校等变量;F代表家庭因素,如母亲学历、家庭人均收入等变量;R代表地区因素,如家庭所在地、家庭所在地区。从表4中可知,控制其他变量,课外补习支出对学生的语文成绩并没有显著影响,对数学成绩存在显著正影响,即增加课外补习支出,对提高数学成绩效果显著,但对语文成绩效果并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收入对语文成绩有显著正影响,对数学成绩有正影响。母亲学历对学生的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都有显著正影响。不同地区学生之间的学生成绩差异并不显著。此外,父母对孩子成绩的期望、是否示范/重点校、重点班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并不显著。

六、主要结论与讨论

首先,课外补习支出存在家庭差异。总体而言,家庭收入越高、母亲学历越高,其子女的补习支出就越高。家庭收入和学历较高的父母,其社会地位一般也较高,根据有效维持不平等(EffectivelyMaintained Inequality)理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为了维持现有的地位,会努力确保他们自身或者其子女获得教育上的优势。如果受教育机会在数量上存在不均等,那么处于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的家庭将会在教育数量上取得优势。如果在受教育质量上是不均等的,那么处于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的家庭将会在教育质量上取得优势。只要某一个教育层级还没有完全普及,处于优势地位的家庭将会利用各种方式确保自身或者其子女取得该教育层级的优势。如果该层级的教育完全普及之后,那么他们在确保教育数量的基础上,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在义务教育普及的情况下,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通过课外补习,使其子女在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上取得优势。然而,课外补习支出负担率反而是低收入家庭高于高收入家庭。收入高的家庭通过投资课外补习使其子女获得额外的教育机会,而负担却低于收入较低的家庭,这会进一步巩固社会阶层,不利于社会流动。

其次,课外补习支出存在地区差异。总体而言,东部地区家庭的课外补习支出高于西部地区,城市家庭课外补习支出高于农村家庭,然而在课外补习教育占比和课外补习支出负担率上,地区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发达地区的课外补习机构比较齐全,学生更容易获得参加课外补习的机会。一些薄弱地区的家庭即使想让孩子参加课外补习,但由于补习机构的缺乏,使得在补习机会的获取上少于发达地区。而且发达地区补习老师的质量较高以及补习方式更为多样,使得补习支出也高于不发达地区。一方面,发达地区学校教育中的优质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要高于不发达地区,另一方面,在校外教育上,发达地区获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也要高于不发达地区,这样不利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再次,课外补习支出存在学校差异。初中学生的课外补习支出显著高于小学,可能的原因是初中的学科较多,而且面临“中考”,所以初中生参加的课外补习数量相对较多,而且价格相对小学生也可能较高,因此其补习支出会高。学校所处城市规模越大,其补习支出就越高,其中学校所在地在省会城市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是农村学生的六倍之多,差距巨大。虽然在回归模型中,示范/ 重点校和非示范/ 重点校以及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补习支出差异并不显著,但示范/ 重点校和重点班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要高于非示范/ 重点校和非重点班。一方面,示范/ 重点校和重点班的学生拥有较多优质教育资源,另一方面,示范/ 重点校和重点班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要高于非示范/ 重点校和非重点班,通过课外补习,又获得了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教育,不利于义务教育校际间的均衡发展。

最后,课外补习支出对语文成绩而言效果并不明显,对于数学成绩而言,增加课外补习支出可以显著提高数学成绩。原因可能在于,语文属于文科类科目,需要更多的知识积累,短时间的课外补习对于成绩的帮助并不大,即使有提高也不显著。而类似于数学这样的科目具有一定的技巧性,课外补习对于这类学科的帮助会更加显著。课外补习的短期效益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长期效益是为了学生能够在升学考试中取得较高的成绩,进入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直至进入劳动力市场,能够获得一份经济收入较高的工作。然而,随着课外补习规模越来越大,课外补习现象陷入了“囚徒困境”。家长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在补习,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课外补习,使不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成为了“少数”。

基于上述基本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适度增加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课外补习机会,降低低收入家庭的补习负担。课外补习机会和支出受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高收入家庭学生的补习机会和支出要高于低收入家庭,但两者的课外补习支出负担率却差异不大。因此,为了减少因课外补习带来的教育不公平,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课后补习专项经费给学校,让学校给成绩较差的学生进行补习。此外,政府可以和补习机构合作,给低收入家庭发放“补习券”,让低收入家庭孩子去补习机构补课时可以抵消一部分费用,减少因家庭差异带来的教育不公平。

其次,加大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公共教育投入,改善农村和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课外补习支出受地区和学校的影响,在地区间、校际间存在差异。政府要通过政策和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方法,从根本上缩减地区、校际间教育教学质量差距,从而削弱课外补习支出的区域间差异。

一方面,政府教育经费预算向薄弱区域倾斜,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另一方面,加大薄弱学校和优质学校间合作,提高薄弱校的教育质量。最后,学生和家长要理性对待课外补习,避免陷入“囚徒困境”的局面。家庭对课外补习投入大量的资金,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尤其是经济收入较低的家庭和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因此,家长对于课外补习支出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应该有更多的理性思考,根据补习效果,客观对待课外补习,切忌盲目跟风,不要进行无谓的投资,反而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也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参考文献

[1] Stevenson, D. L., Baker, D. P.. Shadow education and allocation in formal schooling: Transition to university in Japa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2, 97(6): 1639-1657.

[2] 陈全功,程蹊,李忠斌.我国城乡补习教育发展及其经济成本的调查研究[J].教育与经济,2011(2):32-36.

[3] 薛海平,丁小浩.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J].教育研究,2009(1):39-46.

[4] 楚红丽. 我国中小学生课外补习家庭之背景特征及个人因素[J].教育学术月刊,2009(12):22-27.

[5] 曲颖,薛海平.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课外补习私人成本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15(4):21-26.

[6] 彭湃,周自波.城市义务教育阶段课外补习研究:基于湖北武汉市H区的抽样调查[J].中小学管理,2008(4):22-25.

[7] 易文涛.校外补习与学生发展[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

[8] 曹思芹.小学家庭校外教育投资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0.

[9] 曾晓东,周惠.北京市四、八年级学生课后补习的代价与收益[J].教育学报,2012, 8(6):103-109.

[10] 唐丽静.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

[11] Tansel, A., Bircan, F.. Demand for education in Turkey: A tobit analysis of private tutoring expenditures[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6,

   25(3): 303-313.

[12] 周兰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外培训消费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0.

[13] 朱雅婷. 城镇义务教育阶段家庭选择性教育支出研究[D].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2.[14] Kim, S., Lee, J H.. Private tutoring and demand for education in South Kore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 2010, 58(2): 259-296.[15] Jung, J H., Lee, K H.. The determinants of private tutoring participation and attendant expenditures in Korea[J].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

   2010, 11(2): 159-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