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什么样的教育，它都是一个非常传统而且还很复杂的过程，而且教育的最终效果都是学校教育以及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综合作用对孩子产生的结果。而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成长起着积极的作用。本文就整理关于家庭教育的相关论文，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第1篇：美国家庭教育对青少年主流价值观的培育及启示
顾莉（盐城师范学院法政学院）
[摘要]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家，主流价值观都会对家庭教育产生重要影响，家庭也是主流价值观培育的重要场所。美国虽然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价值观多元化国家，但其主流价值观仍然是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在自由、平等和富裕的价值观指引下，很多美国家庭既借助于民主的家庭氛围，又强调父母的主导作用，通过家庭生活培养青少年符合主流价值取向的价值观念。从家庭教育发展的宏观学术视野来看，美国家庭教育中，最值得借鉴的是大力发挥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机构的协同推动力量，为家庭教育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具体的实践指导。
[关键词]美国；主流价值观；家庭教育；协同推动
美国作为当代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在主流价值观上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这在“美国梦”中得以充分体现，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中描绘道：“每个人生活得更美好、更富有、更满足，所有人都根据自身的能力或成就拥有平等的机会。”[1]这种基于个体本位的价值观是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确立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资本主义在美国发展的精神动力，并通过各种形式渗透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家庭是美国主流价值观培育的重要场所之一。无论是在一些学术机构的研究成果中还是在人物传记和访谈中，都不难看出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对家庭教育的影响以及家庭对主流价值观的自觉培育。
一、美国主流价值观要义
美国学者施瓦茨将价值观划分为19种两大类：一是关注个体的，包括思想自主、行动自主、刺激、享乐、成就、支配权力、资源权力、面子、个人安全；二是关注社会的，包括社会安全、传统、规则遵从、人际遵从、谦逊、友善-关怀、友善-可依赖、博爱-关注、博爱-大自然、博爱-宽容。[2]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基本层面提出不同的价值目标和要求，这也成为不同价值观体系的显著区别。
在美国主流价值观体系中，个体价值处于首位，国家和社会首先要保障个体价值的实现，个体也首先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努力。从本质上看，这种个体本位优先的价值体系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价值需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价值最根本的体现是对财富的拥有程度和社会地位的获得，正如理查德·休伯在《美国人的成功意识》中所说：“什么是成功？在美国，成功意味着赚钱，并把钱变成地位，或一举成名。”[3]而国家和社会的价值目标是保证个体能够拥有平等的机会公平地参与竞争，并在其获得财富后保障其对财富的合法权利。所以，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根基就是对个体价值的肯定。
（一）自由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
有学者指出：“美国宪法中有三个最基本的价值观：自由、平等、秩序。其中，个体自由或者自由权具有最基本的意义。”[4]更有美国历史学家直接将美国史称之为一部争取自由的斗争史，如埃里克·方纳的《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和《美国自由的故事》，玛丽·莫斯特的《独立宣言——渴望自由的心声》，萨拉·M.埃文斯的《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乔伊·哈克姆的《自由的历程——美利坚图史》，等等，都以自由为线索描述美国的历史。在一次民意调查中也显示，当被调查者对自由、平等、经济安全、道德、社会秩序、个人主义、爱国主义7种价值观进行排序时，有25.8%的人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排在最高位。[5]自由毫无争议地成为美国首要的价值观。尽管对自由的理解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但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自由无非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在政治、经济、精神上摆脱外在桎梏，实现思想和行为上的自主；二是社会为保障最大多数个体实现最大程度自由而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政府机构、社会福利等。因而，自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总是和政治、经济、文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自由也不是个体天生就可以获得或者仅通过个人努力就能实现的，它是社会群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明确并不断丰富的概念，正如美国历史中的奴隶、劳工、妇女、各有色人种，等等，他们用无数运动甚至战争来给自由重新进行定义，同时也不断强化和捍卫了自由在美国整个价值体系中的塔尖地位。
（二）平等是实现自由的保障
在美国，平等是与自由相伴随的价值观。马丁·路德·金曾呼吁：“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6]美国人对平等的理解不是经济上的平均主义，而是指机会平等，表现为社会“流动性”，即社会提供实现成功的机会并通过制定合理的制度体系，在保证公平竞争环境下，所有社会成员都能通过自己的才能和勤奋实现财富增长和社会地位的上升，并由此获得社会认可以及其他成员的尊重。在很多人的期望中，美国应是“一个机会之地，有着巨大的未开发的资源和个人进步的无限可能性，即使是最贫困的移民也希望在那里提升他的社会经济水平”。[7]
以金钱为标准的物质主义是美国主流价值观之一，财富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显著标尺，合法追逐并拥有财富就是符合资本主义伦理的善，美国人敬重“合法”的有钱人。曾有人在佛蒙特州做过一个小实验，分别开着一辆崭新的黑色豪华大轿车和一辆破旧的小汽车，在十字路口绿灯亮后一直不走，直到后面车按喇叭，结果发现，开破车时后面的驾驶员开始按喇叭的时间平均小于7秒钟，而开豪华轿车时则为13.2秒。[10]这个实验反映了美国人对有钱人的敬畏，在大多数传统美国人心目中，有钱人往往代表着有能力、勤奋、良好的教育等。美国人对金钱的推崇是基于一定的法理和伦理前提的：（1）对国家来说：一是要提供个体获取财富的平等机会；二是要赋予个体拥有合法财富的权利，即法律赋予的财产权。只有基于平等、合法前提下获取的财富才是值得尊敬的。（2）对个体来说，勤勉是获取财富的主要途径。在一次调查中，有一个选项：“有人说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还有人说运气或他人的帮助更重要。你认为哪个最重要？”在回答者中70.7%的人认为是个人努力。[11]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价值判断，美国人会自然地将财富和个人品质联系到一起。
（三）财富既是物质诉求也是成功的尺度
首先，从家庭收入来看，教育子女只有通过勤奋、努力工作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在美国很多调查数据中，“勤奋”“努力工作”都是排在前列的价值观，很多成功的父母在子女心目中都是努力的形象，如小布什在回忆他的父亲是说：“很难形容父亲是怎么把这一切都做到的——一个优秀的学生、一个体育明星、一个有着一大群朋友的人以及一个尽心尽责的丈夫和父亲。妈妈以其惯有的直率说，‘他很努力’。”[19]父母用言传身教给孩子树立榜样。也有很多美国家庭为了树立孩子劳动与收入的关系意识，在孩子做家务后给予一定的报酬，也鼓励孩子为社区或邻居提供一些有偿的劳动，以此培养孩子的经济能力。但也有学者对有偿家务提出质疑，认为这样会导致孩子每次为家庭付出都希望获取报酬的不良念头[20]，从而丧失作为家庭成员的责任感。
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和经济实力增强，美国人对财富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消费欲望增强。处于资本积累时期的美国人，积累财富是他们勤奋工作的动力，因此他们希望拥有更多财富而节制消费，但随着生产力发展，产品日益丰富甚至过剩，鼓励和刺激消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动力，在各种铺天盖地的市场营销中，人们追逐着各种高档奢侈品。财富不再是经济学上的数字，而是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消费品。美国也成为消费主义横行的大市场，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叶，消费文化已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特色。（2）呼吁财富回报社会。正因为消费主义的滋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成功人士，担心出现韦伯所预言的那样“随心所欲地听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12]，并因此而丧失人的社会价值，他们呼吁财富要回报社会。如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在《财富的福音》里说：“拥巨富而死者耻辱。”[13]小布什回忆他的祖父教育自己的孩子：“经济上的成功是伴随着服务社会和国家并尽可能使其繁荣的责任。”[14]他们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引导价值观尤其是财富观的流向，但是，对于大多数尚未成功的普通美国人而言，仍然是寄希望于获得更多的金钱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消费水平。
总之，尽管从资本主义的根本属性上看，美国并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但是作为理想化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以及财富，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从中演绎出勤奋、勇敢、创新、独立、诚信等价值观。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正因为自由是最核心的价值理念，自由本身要求它必须尊重其他价值观念，所以美国也是一个价值观极其多元的社会，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阶层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质，也会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但无论怎样，这些价值观都不能和自由相冲突，否则就不能被美国社会所认可。
二、美国家庭教育对主流价值观的培育
（一）借助民主的家庭氛围进行青少年价值观的培育
不同的家庭氛围对子女的价值观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美国有学者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具有冷酷、控制欲很强的母亲的青少年更可能支持经济成功的价值观，而有温暖、民主的母亲的青少年更专注于自我接纳、隶属和社群情感的价值观。[15]后来该学者又做了长达26年的纵向调查发现，被调查者在5岁时父母限制得越多，在31岁时更具有顺从的价值观，在31岁时自我方向的价值观（包括成就感、心胸开阔、富有想象力、独立、智力、逻辑等）与5岁时父母的严苛呈负相关；31岁时的安全价值观（包括家庭安全、自由、内部和谐、国家安全、责任感、自我控制等）与5岁时父母的温暖程度呈负相关。[16]所以，美国几乎所有的家庭教育理论都呼吁在家庭内部要营造民主的温暖环境，让孩子在合作、协商、关爱的家庭氛围中慢慢养成自由、平等的价值观。
培养孩子自由、平等价值观，还需要给孩子足够空间来学会自我管理，感受父母的尊重和信任。有一项调查是针对“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parenting），形容父母像直升机一样整天盘旋在子女头顶上，对子女的言行进行密切监控，监督孩子参加的各种活动，过于干涉孩子家庭作业或者热衷于与老师讨论学习成绩。调查发现，在受调查的美国家庭中父母允许孩子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到户外玩耍相比父母让其待在家里做作业或跟老师讨论更为普遍；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允许让孩子在外面无监督地玩耍；低收入父母明显更有可能与老师讨论孩子成绩而不太可能让孩子去户外无监督地玩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也不太可能让孩子去户外玩而更容易与孩子的老师讨论。调查者也指出，这些现象更多地应该是由于低收入和低学历者所处的教育体系和社会安全造成的。[17]这说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美国家庭尤其是更能代表主流价值观的中产阶级以上家庭，更倾向于给孩子足够的信任和自由，以此来培养孩子的独立品质。
（二）强调父母在青少年价值观培育中的主导作用
虽然自由、平等是美国家庭教育的主要价值取向，但是正如自由和平等都不是绝对的一样，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作为监护人有义务和责任对子女在价值观上进行引导，而不是一味地放任自流。因此，在家庭教育方法上，美国有学者总结了几种最主要的育儿理念：独裁的、放任的、疏忽的、过分保护的、权威的教养方式。独裁方式意味着父母用相当僵化的价值体系和不妥协的原则，对孩子的言行加以限制，尽管很多独裁父母都认为自己非常爱孩子，但父母与子女之间鲜有对话和协商，相反，口头和肢体惩罚较为普遍；放任方式的父母会把自己看作资源的提供者和帮助者，而不是控制者，允许或鼓励孩子设立自己的目标并为此负责，这种方式的消极影响是会减弱孩子的群体合作能力；疏忽方式的父母则既缺乏控制又缺乏爱心和责任心，孩子不清楚家庭的规则和期望，也会导致缺乏自尊、遵从和与父母的感情；过度保护型父母会用心理干预方式操纵儿童情绪体验，他们寻求多种场合操纵和模糊自己与孩子的边界，导致孩子的过分依赖，从而影响孩子自主、个性、责任感的养成，同时还会造成父母自身的沮丧、自杀、饮食失调等问题；权威方式是最具适应性的教养方式，结合了高水平的控制和情感，既会像独裁父母那样制定规则、传统和期望，又会通过理性的方式让孩子自愿接受，父母会聆听并与孩子协商，家庭的规则会向孩子解释并有可能进行合理的调整，父母通过鼓励、表扬、陪伴来表达对子女的爱，在这种家庭成长的孩子具有较强的社交能力，能够在人际合作和自主性之间做出平衡。[18]所以，很多美国式家长在对孩子教育的过程中，“态度是温和的、立场是坚定的”，让孩子在了解并参与家庭规则制定的基础上，严格遵守规则，只有在不触犯规则的前提下才能享有自己的自由，这也正是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
（三）通过家庭理财教育培养青少年的价值观
美国人有着典型的资本主义财富观，他们不贬低金钱的价值，认为金钱是成功的重要指标，富裕是一个人能力和品格的体现，与勤奋、努力、诚实、富有创造力等品质密切相关，同时，正确地支配财富也反映了一个人的自我管理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很多美国家庭通过对子女的理财教育培养子女正确的价值观。
但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洛温在《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中却对“机会之地”提出质疑，指出，事实上美国社会存在着阻碍阶级流动的巨大障碍，如家庭收入水平对其后代培养能力的差异、社会对穷人甚至是普通劳动者的歧视等。而在教科书中强化“机会之地”的价值观教育，使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一个机会平等的国度，成功源于个人的努力，贫穷意味着能力低下或懒惰。[8]这种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提高了绝大多数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不去怀疑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公平，而总是把自己成功与否的视角引入到个体，一方面通过树立一个个白手起家的英雄式的社会精英来促使个体努力学习、勤奋工作，给他们只要努力就能进入上层社会的期望；另一方面又用个体才能和品性来掩饰社会制度的不公，尽量弱化或掩饰很多穷人尽管努力也无法改变生存条件或阶级地位的现实。正如美国学者杰伊·麦克劳德通过长期对两个贫困家庭的跟踪调查发现，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的贫困家庭、无论是积极努力还是消极颓废的生活态度都难以改变他们贫困的现状，诸多的社会因素成为阶级流动的障碍，实际上，美国社会并没有真正实现这种“社会流动性”，相反存在着社会的固化。“在社会阶级顶端的家庭能够用他们优越的地位和资源来保持其位置，而其他家庭则缺乏选择，挣扎在社会底层。我们都是出生在一个社会阶级，绝大部分人也会在这个阶级中死去。”[9]可见，平等仍然只是美国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有很多美国人仍然在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这些明显的社会不平等而努力抗争着，这种斗争的前景有着某种可预测的乐观，但是基于贫困家庭出身背景的美国人却生来要因接受不平等的教育和生存条件，或许有少数人能通过自身努力或机遇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从社会普遍性概率上来看，他们成功的机会比富裕家庭出身的人要小得多，这种因制度本身而缘起的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障碍就不是通过简单的运动能够解决的，只要阶级存在，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没有平等的保障也无法最终实现真正的自由。
其次，从家庭支出来看，培养孩子正确的消费观、理财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尽管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国家，但很多美国家庭仍然感到经济上的巨大压力，美国心理协会2014年的调查显示，“金钱和理财的压力对美国人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近3/4的成年人至少在某些时候感到与金钱有关的压力，近1/4的人说他们经历了极度的金钱压力”，而且作为父母的成年人比没有做父母的成年人有着更大的经济压力。[21]所以该协会建议父母应该对子女进行积极、健康的理财教育。例如很多美国父母在面对一些重要的家庭支出时会主动邀请孩子一起进行商讨，比如为一次旅行一起预算开支，并为这个费用一起存钱或节约开支，以此培养孩子的金钱观。在面对一些贵重物品时，父母会一起和孩子分析是否值得购买，以此培养孩子的消费观。最具有教育意义的就是对于零用钱的支配，美国家庭教育专家建议，零用钱可分为支出、储蓄、捐款、投资四个部分，“支出”孩子可以自由支配，但要知道花掉就没有了；“储蓄”是孩子为实现一个支出目标而设；“捐款”可以让孩子知道慈善的意义；“投资”帮助孩子为未来而做打算，当这部分有足够钱时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开立投资账户。在孩子10岁以后，父母可以给孩子开一个零用钱的信用卡，让孩子学会追踪了解自己花了多少和还剩多少，懂得如何管理电子货币。[22]这四个部分，包含了对孩子独立能力、规划能力、社会责任意识、投资意识的培养，充分体现了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取向。
三、美国家庭教育对主流价值观培育之启示
（一）重视学术机构的理论研究
美国社会对家庭教育普遍比较重视，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受访者被要求选择“你认为什么是今天家庭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时，在家庭收入、社会压力、犯罪、吸毒、性行为、宗教、单亲家庭等一系列选项中，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父母没有充分教育或管教孩子”是最重要的问题。[23]大多数人把教育子女作为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也认为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美国社会价值观多元的现状也给家庭教育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许多父母在实际生活中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很多学术机构都参与到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去，对家庭教育进行指导和援助。
美国很多大学都设有家庭研究和人类发展系，如亚利桑那大学，该校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都设有家庭研究与人类发展专业，并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授予权，主要从事儿童教育、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女性等问题的研究，在学术背景上涉及很多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理论研究外，更多地采用量性和质性的社会研究方法，具体如实验、问卷、访谈、观察等，对儿童和青少年价值观发展、家庭教育以及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等进行了非常系统而细致的实证研究。从国内翻译的一些家庭教育书籍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家庭教育研究的专业性和跨学科性，在《美国家庭教育》中就提及了多个相关研究，如克莱尔大学的尤魏尔·布朗芬布瑞勒关于同龄人对孩子的影响及对家庭教育带来的挑战研究；布鲁诺·比特利海姆从心理分析学角度研究父母为什么应该要求孩子尊重自己，要用尊重取代恐惧；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人类发展与家庭系尼克·斯蒂尼特对良好关系的紧密型家庭特征的研究；心理学家马斐斯·海赛英顿对监护权判给母亲的中产阶级离异家庭的研究；凯斯·魏斯顿对母亲与初生婴儿的关系研究；精神病理学家威廉·哥德法勃对生活在孤儿院和领养家庭的儿童对比研究；霍普金斯大学对婴儿服从行为的研究；心理学博士罗伯特·凯简对“本我”发展中人类两大渴望即独立和被认同需要的研究；加州大学心理学家斯坦雷·寇珀史密斯对两组前青春期孩子自尊心强弱与家庭背景关系的研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诺曼汉对学生的道德推理水平与他们对长辈的理解之间的联系研究；德克萨斯大学的罗伯特·佩克和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哈维赫斯特对“合理利他型”理想性格来自哪一种家庭进行的研究；斯坦福大学的戴维德·罗斯汉对卷入民权运动青年人的政治热情与其父母道德理想的关系研究，等等。[24]此外，在前文中引用的数据绝大多数也是科研学术机构研究的成果。这都说明，美国家庭教育研究具有很强的学术和理论基础，这既有利于提高家庭教育的实效性和科学性，也有助于具体研究家庭如何对社会主流价值观进行传播和培育。
（二）发挥社会服务机构的作用
美国社会服务较为完善，作为职业化机构已有一百多年历史，“除了物质的援助之外，社会服务还包括心理辅导，为个人与家庭解决心理上的问题”。[25]美国社会服务蓬勃发展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得益于政府和私人机构相结合的模式，由联邦政府提供公共资金，由私人机构提供服务，也因此这些私人服务机构被形象地称为政府政策的运载工具[26]。家庭是美国社会服务工作的重要领域，其服务对象主要包括儿童、妇女和老人，服务内容包括收入支持、心理咨询尤其是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儿童和老人护理、亲子冲突和婚姻冲突调解、家庭弱势群体保护等。从提供家庭服务的机构类型上看，主要包括：（1）政府机构的家庭服务。如美国联邦政府有卫生与民众服务部，内设儿童与家庭管理委员会，通过与州、部落、社区进行项目合作，促进儿童和家庭的社会福利。（2）学术机构的家庭服务，如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家庭研究、心理学、社会学、护理学等专业，一方面出于学术目的，希望通过家庭服务更好地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出于社会责任，学术机构认为自己有责任利用研究成果服务社会。（3）一般性非政府家庭服务机构，是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专业机构。其中有些是从属于综合社会服务机构，作为众多社会服务中的一个专门类别，也有一些是专门从事家庭服务的机构，如建于1953年的美国家庭服务协会，该机构主要为促进儿童在认知、社会、情感、身体和创意领域的发展。每年大约有1000名儿童接受FSA的帮助，这些家庭中大多数儿童护理都得到免费照顾。每年，数百名长者接受优质护理和参与量身定制的活动，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独自生活，并依赖于FSA各种各样的服务。（4）从事家庭服务的慈善机构，如美国妇女、儿童和家庭服务慈善机构（Women，ChildrenandFamilyServiceCharitiesofAmerica），是一个致力于通过教育、研究以及促进尊重和高质量医疗保健相关妇女儿童问题的机构联盟，是联系援助者和接受援助者的平台。（5）针对特殊宗教和种族的家庭服务机构。美国有宗教信仰的人比例很高，因此很多宗教机构也参与到家庭服务中去，并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如美国家庭协会（AmericanFamilyAssociation），就是一位牧师创建于1977年的非营利性机构，其宗旨是告知、培养和激励个体去增强美国文化的道德基础。该机构在对家庭提供帮助的同时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以基督教价值观指导家庭生活。这在很大一部分人信仰宗教的美国社会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除了基督教以外，其他如天主教、犹太教也都有针对其教徒的家庭服务机构。另外，在种族方面，有专门针对印第安人、非裔、亚裔、拉丁裔等家庭的服务机构。
美国家庭服务的特点主要有：（1）非营利性机构发挥重要作用，营利性机构也注重社会责任和职业伦理。家庭服务机构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之分，营利性机构需要服务对象根据不同项目缴纳一定费用，有些可以通过医保系统进行保障。典型的收费项目就是家政服务如保洁、护理，还有心理咨询和康复也会收费，但很多服务机构会根据家庭收入情况进行费用区分，高收入家庭缴纳费用也相应较高，对于低收入家庭，很多营利性机构也会提供免费项目。非营利性机构，主要针对在物质和精神上迫切需要帮助的家庭及人群，如低收入者、儿童、妇女、老人、难民、残障人士、受虐待者、同性恋、未成年父母、单亲家庭、教徒等，其资金来源一是政府支持，二是社会捐赠，还有就是志愿者服务，通过志愿者提供无偿劳动节约开支，很多非营利性机构会在其网站上定期公布其财务收支状况，做到公开、透明。总体来看，不同收入家庭都能根据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选择适合的服务机构，无论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机构都会尽量提供优质服务。（2）在服务内容上，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更侧重于精神方面，即使提供诸如物资和与收入相关的就业机会、就业培训等，其主要目的也在于提高这些服务对象的自信、社会归属感，缓解家庭压力等。更多的家庭服务直接针对精神层面问题，如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辅导、家庭成员关系建立、家庭功能恢复和提升、家长辅导、护理培训，等等，尤其是家庭虐待、家庭暴力、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健康等问题更是受到普遍重视，这也反映了社会对家庭的价值要求，即为所有家庭成员提供一个自由、平等的健康家庭环境。（3）从业人员有较高的职业要求和素养。很多家庭辅导员尤其是心理咨询师有较高的学历和从业资格要求，很多高校都有本、硕、博学位的社会工作专业，其中家庭社会工作是一项重要内容，这些学校不仅培养了高素质家庭服务工作者，而且由于工作者与科研机构的天然联系，他们在工作过程中还可以利用这种关系推动社会工作学术研究和服务实践的相互发展。（4）很多服务机构都有其明确的服务宗旨和价值观追求。例如一个非营利性的社区服务机构就在其网站上标明其价值观及其实现途径：“卓越——提供优质服务；尊重——为了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团队合作——通过增强自身和专业发展；诚信——通过代表客户和我们组织利益的正义行为；……”[27]这些价值观都是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当他们从事家庭服务时就无形中传播着这些价值观念。总之，美国社会机构的家庭服务受重视度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服务对象广泛、职业化水平高，对解决家庭问题、提高父母养育能力、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传播社会伦理道德和缓和社会矛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视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机构的协同推动是美国家庭教育的两大特色，也是美国在多元价值观文化背景下，主流价值观能够在大多数家庭得到成功培育的关键。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究为家庭教育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也提高了家庭教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遍布各个社区的社会服务既为家庭教育提供了具体指导，也是联系学术研究和生活实践的桥梁，大量学术研究的一手资料都是借助于服务机构获得的，而很多学术研究成果也是通过服务机构进行推广。因此，美国家庭教育正是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参与两大推动力下取得了长足发展，并有效地将其主流价值观在青少年身上得以传播。这也是当前我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培育过程中，最值得借鉴的地方。
第2篇：西北少数民族学生家庭教育投入与就业意愿实证研究
高岳涵
[摘要]对190名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调查表明，其每年在校生活费平均近万元，不足一成家庭能够完全负担相关费用，大部分都有较强的就业意愿，普遍期望在西北地区离父母较近的地方工作。要克服家庭教育投入不足、就业区域与行业“扎堆”等问题，需要通过增加教育资源与双语教育投入、支持跨区域跨行业就业、加强就业扶持等政策措施改善家庭教育投入，提升就业质量。
[关键词]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投入；就业
一、问题的提出
进行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庭教育投入与就业状况的调查研究，能够切实为相关部门更好地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提供参考。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庭教育投入与就业状况问题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李云深刻分析了就业与小康社会建设的密切关系，指出“一人就业，全家脱贫”这种现象在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当中切实存在。[1]陈书伟、韩丽的研究表明，在受教育程度及就业能力方面，青、藏地区常住人口中的藏族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比例，以及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等反映高就业能力的指标上，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就业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2]叶晓斌的研究指出，少数民族子女的家庭教育投入不足，处于农牧区的学生家长文化素质偏低，对短期就业的功利意识强烈，不少家庭较低的经济收入难以承担昂贵的教育费用，[3]少数民族家庭相较于汉族家庭在教育投资意愿、教育投资方式途径以及教育投资时间等方面都普遍偏低，[4]通过对其父母的职业、家庭月收入、籍贯、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的就业期望等因素的研究表明，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影响关系显著。[5]
从区域来看，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西南的四川、西藏和西北的新疆等省区，对甘肃、青海等其他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庭教育投入与教育状况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民族院校中少数民族大学生较为集中，甘青地区民族院校较为集中，因此，本文拟对甘青地区民族院校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庭教育投入与就业现状、问题与对策进行系统调查研究。
本次调查对甘肃G学院和X大学，青海Q大学等三所民族院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目的性抽样调查。共调查了329名少数民族大学生，涉及来自青海、新疆、甘肃、宁夏、陕西、西藏、海南、广西、湖南、云南、河南、山东、四川、黑龙江、江苏、河北、内蒙古、贵州、吉林、重庆等20个省市区的27个少数民族，其中190名来自西北地区。这190名受访对象分属藏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等11个民族；男生81人，女生109人；分别来自化学与生命科学、计算机、教育、法学、美术、蒙古语言文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外国语等8个院系；81.6%的学生来自农牧区——其中，35.8%的学生是来自甘肃的农牧区，34.7%的学生来自青海农牧区；26.3%的学生来自市级、省级重点高中，43.2%的学生毕业于普通学校，通过高考加分进入大学的学生有118人，占62.1%，未加分的62人，占32.6%。
二、家庭教育投入与就业选择状况
(一)家庭教育投入状况
1.父母的教育、职业与教育认知状况
父母的教育与职业状况对家庭教育投入有较大影响。在教育方面，受访少数民族大学生父亲中，32.1%是小学学历，21.6%初中学历，9.5%为高中学历，6.8%为大专学历，本科占2.1%，硕士有1.6%，还有16.8%的父亲没有上过学。母亲的学历中，30.5%是小学学历，18.4%是初中学历，7.4%为高中学历，大专有3.7%，本科有3.2%，硕士有0.5%，还有29.5%的母亲没有上过学。在职业方面，受访少数民族大学生父母的职业分布比较集中，58.9%的父亲和59.5%的母亲是农牧民，8.9%的父亲和9.5%母亲为个体经营，企事业单位职工的比例很低。
整体上看，参与此次调查的这部分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很低，父母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的比重很高，甚至有5.8%的父亲和12.6%的母亲没有工作。但是，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对学生的兄弟姐妹的最高学历的调查显示，只有2.6%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兄弟姐妹没上过学，26.3%为本科学历，1.6%为硕士，0.5%为博士。在父母对接受高等教育认知的调查中，55.3%的父母支持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希望子女能够继续深造，14.7%认为考上大学他们已经很知足了，12.1%的父母认为子女上了大学还是会找不到好工作，27.9%认为上大学以后就要靠子女自己的努力了，4.7%认为上学是子女自己的事，他们不干涉，还有2.6%的父母依然认为上学不如在家务农、放牧等。可见，和父母自身普遍的低学历水平情况相比，其子女的学历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高等教育的认知也大为改善。
2.家庭教育投入状况
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教育投入的形式是多样的。此次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投入的调查中，将从家庭子女数、兄弟姐妹的学历水平、学费负担、学生的月生活费、学习英文的年限、参加课外辅导班的数量等方面对家庭的教育投入水平进行分析研究。
参与调查的学生中，27.4%的大学生有哥哥，26.9%有姐姐，31.1%有弟弟，22.6%有妹妹。这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较多来自多子女家庭，甚至有的学生家里就有兄弟姐妹多人，这为家庭中的子女人均教育投入带来了不小压力。调查表明，完全有能力支付学费的家庭只占8.9%，费用负担较大的家庭占45.8%，需要靠助学贷款或奖助学金的家庭有33.2%。可见，少数民族学生的家庭教育投入压力确实不小。然而，即使是学费负担很重，学生的月生活费用却不低。学生的月生活费集中在800元至1500元之间，峰值是1000元，占总人数的34.2%，如果按照学生每年在校10个月每个月1000元计算，学生仅一年的生活费用就需要10000元，这远超过一年的学费加住宿费用。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在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庭中，父母作为子女生活费的提供主体，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实际已经超出了其本身所能承受的极限，需要靠外力支持才能支撑起子女的教育支出，这也是西北地区家庭教育投入不足的部分真实写照。
在对大学阶段参加的辅导班或培训班(多项选择题)的调查中，14.2%的学生参加了各种资格证书辅导班(教师、会计师、税务师、资产评估师、经济师、审计师、银行、证券等职业资格证书等)，5.3%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参加过考研辅导班，3.2%参加过雅思、托福等英语辅导班，21.6%参加过就业指导相关培训班，另外还有44.2%没参加过。此外，在对大学期间参加过的辅导班、培训班的费用支付调查中，42.1%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靠父母支付，11.6%靠自己勤工俭学以及奖助学金支付费用。课余时间进行额外的教育培训，抛开质量不谈，单从经费数量上，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部分家庭对教育的投入水平的高低，在这方面的教育投入上，西北地区的学生的父母，在财力上显然是“捉襟见肘”的。
(二)就业状况
本次调查主要从就业意愿、就业能力认知、工作区域选择、工作与就业地点预期等五个方面来调查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状况。
1．就业意愿与就业能力认知
在就业意愿方面，在被问及“是否在找工作”这一问题上，36.3%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选择还没到找工作的时候，大四时再考虑，28.9%的学生选择大三时再开始考虑，12.1%表示了自己的就业意愿，10.5%选择毕业后在国内继续读书深造，6.3%认为毕业了想先缓一缓，不着急找工作，3.2%想要在毕业后出国求学。就业能力认知方面，关于现阶段假设少数民族大学生去找工作的话，存在的就业短板方面的调查中，50.5%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不能达到就业的要求，42.6%的学生认为是英语的表达和使用存在不足，34.7%认为自身的就业能力不足，32.6%认为没有形成足够的人际交往能力，12.6%的大学生认为汉语的表达和使用方面存在不足，41.1%表达了对就业市场的了解。从就业意愿上来看，大部分学生都具有就业的想法，但在就业能力认知方面较为负面。
2.工作区域选择
在工作区域选择排序方面，有57.9%的学生选择西北地区，23.7%选择东南地区，22.1%选择西南地区，15.8%选择华中地区，14.7%选择华北地区，8.4%选择东北地区。对于未来工作环境中是否希望考虑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调查中，近八成的学生认为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只有少数认为无所谓。可见，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首选的就业地点仍然是西北地区，大多数学生对工作地是否适应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有一定的要求，对前往民族聚居以外的地区工作的意愿不强烈，选择前往东南和华北等发达地区的比例不高。
3．对工作及就业地点的预期
进一步对其工作地点的选择(多项选择)进行调查，首先是父母对学生就业地点的期望情况，51.1%希望子女在父母所在地工作，15.8%的父母按照子女的喜好不做限制，当然有14.2%的父母不愿意子女在自己身边就业；其次是学生对就业地点的期望情况，超过八成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更愿意在父母身边工作。对工作地点的选择所需要考虑的众多因素中(多项选择题)，55.3%的父母希望子女留在他们身边工作，16.3%听从子女的就业意愿，11.6%的父母考虑到子女未来的婚育情况做出的选择，4.7%考虑到饮食和风俗习惯等因素影响，3.2%考虑到宗教习俗等因素影响；学生方面，有70.5%的学生做出自己的选择是为了方便照顾父母，36.3%认为选择比较适合自身的发展，27.9%考虑到饮食风俗习惯的适应性，27.4%考虑到自身的选择能带来更好的发展空间，20.5%的学生考虑到宗教习俗等因素，11.6%的大学生是因为熟悉毕业学校所在地，有9.5%的学生是考虑到情侣的工作地点需求。可以看到，超过半数的父母希望子女留在身边就业，同时有过半的学生选择在父母所在地就业，一方面方便照顾父母，另一方面是考虑到饮食风俗习惯等工作适应性。虽然影响就业的因素众多，而通过这次调查就可以发现，家庭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当中的作用相当显著，甚至是占有主导作用的地位。
三、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家庭教育投入及就业存在的问题
1．家庭教育投入存在的问题
(1)父母的教育与职业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普通人力资本形成产生了不良影响。整体上看，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父母和发达地区的父母相比，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的比重高，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庭的通用语言交流能力长期不足，学生家庭双语教育的环境长期缺失，造成了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养成严重滞后和匮乏，包括通用语言的使用能力的不足、有效的就业指导的缺失等。
(2)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庭教育投入长期不足。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教育投入的形式是多样的，此次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父母的教育投入的调查中，父母作为子女教育投入的主体，实际的教育投入已超出了本身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以外，家庭支付学生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的能力都极其有限，在课外的教育培训等项目的投入上，更难以实现。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父母，需要靠外力扶持才能支撑起子女的教育支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家庭对教育的投入水平的实情。
2．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存在的问题
(1)对就业的地点的预期高于就业岗位的供给。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特别是受到来自家庭因素的影响，对就业地点的选择过于集中在西北地区，而西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现状，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造成每年大批的少数民族学生集中报考事业单位考试，也造成许多少数民族本科毕业生的滞业和低质量就业情况。
(2)用人单位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扶持不足导致“回流”与就业扎堆。偏远民族地区在教育资源方面的相对匮乏，且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通用语言的使用能力的不足、有效的就业指导的缺失，使得他们在就业过程中处于不利局面，而用人单位对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缺乏必要的、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在外出就业难以及在生活习惯差异、信仰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少数民族大学生难以顺利地融入外地相关行业，迫使部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回流生源地，在某些行业进行“扎堆”就业。[6]
(二)对策建议
1．携手家庭，逐步逐级提升双语教育师资投入
单纯地依靠大学的预科教育是无法有效地提高学生通用语言水平的，语言的使用基础应该是在学生早期接受的教育中，即基础教育阶段就应得到全面的教育和运用，全社会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少数民族大学生合法权益的同时，需要加强学生的双语教育投入，进一步建设民族中小学，组织发达地区对甘青等西北民族地区的教育对口支援，在民族聚居地区开展更加有效的“双语”教学，在实施西部地区的“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计划之上，进一步提升双语教育水平，并加强就业服务和指导，提高他们的创业就业能力。
2．共筑梦想，逐步逐级提升西北教育资源投入
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加大不能减少。甘青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家庭中，与父母自身普遍的低学历水平情况相比，子女的学历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是近年来无可争议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民族教育优惠政策的成功实施以及少数民族家庭的教育观念的转变，都对少数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而是进一步让他们更多地就业，更好的就业，要想达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的梦想，甘青等西北地区的教育投入水平就必须不断提升。因而，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央和各级有关部门需要继续给予有力支持，进一步完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增长机制，确保对民族地区的公共财政中在改善民生方面，在教育、民族文化和新闻出版、扶贫等方面均做到进一步提升，减轻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庭的教育负担，结合全社会力量，免费为他们提供一些额外的教育培训，让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孩子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让全国的教育和就业资源更加均衡和公平，让全社会的适龄青年既能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又对未来的就业充满活力和信心。
3．引导社会，逐步逐级推行多区域、多元化就业模式
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各个层面介绍和推广全国范围内多区域、多元化就业模式，教育和引导甘青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放眼全国，培育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多元综合就业能力，避免将就业地点仅仅聚焦在西北民族地区，尽早消除少数民族大学生过度依赖家庭和优惠政策带来的就业惰性，依靠全社会的力量积极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主观能动性。
4．制定法规，逐步加强就业扶持力度
西北等西北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和单位统筹协调，共同制定事业单位招聘、各级公务员招录计划当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录用的最低比例，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服务西北地区及艰苦贫困地区基层组织的比例；将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吸纳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比例纳入公司社会责任的考核评价范围；鼓励针对服务西北民族地区的公益事业的工作项目中积极吸纳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的社会组织，达到一定比例给予部分补贴；提升地区贫困家庭少数民族大学生参与工青妇、团组织在就业培训、推荐就业、创业帮扶等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各项工作的比例，增加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专项帮扶形式。
第3篇：古代家庭教育中的阅读传统及其启示
熊静（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上海200444）
〔摘要〕中国自古就有重视阅读的传统，在家庭教育中更是如此。在浩瀚的古代家教文献中，阐述阅读思想和阅读方法的内容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对今天的家庭阅读和儿童阅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在对历代家训文献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从文化观、家族观、读书观的角度阐释了古人在家庭教育中重视阅读的原因，提炼出古人教子读书的6种具体方法。
〔关键词〕家庭教育阅读传统阅读方法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家，先秦经典《大学》开篇即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将家庭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家庭教育要从孩子抓起则是人们从自然规律出发达成的共识。《周易·序卦》云：“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养也。”[1]就是说事物初生时都要经历一个稚嫩、混沌的时期，此时事物都是懵懂脆弱的，所以不能不加以特别呵护。同理观之，孩童也处于智慧未开的蒙昧阶段，此时进行的教育将影响孩子的一生。这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教育的思想渊源。至明清时期，这种思想被引申为“家之兴由子弟之贤，子弟之贤由乎蒙养。蒙养以正，岂曰保家，亦以作圣”[2]。将家庭教育与个人成就、家族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古人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作为培养个人修养的重要手段，读书学习的益处和方法是古人家教的重中之重，家训中教子读书的格言、名篇层出不穷，对于今天的阅读推广活动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在“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过程中，继承文化遗产，重拾中华民族优良的阅读传统是基础，对古代家庭教育中的阅读传统和方法进行总结，将会对今天的家庭阅读、儿童阅读产生积极的作用。
1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概述
1.1中国古代重视家教的原因
家庭教育，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教育，通常多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对儿女辈进行的教育”[3]。中国历来以重视家庭教育著称，家教史源远流长，以家训、家规、治家格言、教子诗词为代表的各类家教文献浩如烟海。之所以如此重视家教，与我国古人的家族观念以及对个人、家庭、国家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外国人认为家庭是父母与子女构成的团体所不同，中国人所谓的家庭，“是包含两代以上血缘关系构成的团体”[4]。也就是说，中国古人所谓的家庭，实际上包括了家庭和家族双重概念。家族观念是中国古代文化最重要的柱石，“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5]。在古代，维系家族长盛不衰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血缘关系和以孝悌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前者是家族形成的自然基础，后者则需要通过以家庭教育的方式不断强化，使之潜移默化至家族成员内心，最终成为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除了家族观，“家国一体”“家为国本”的观念同样深入中国人灵魂。古人如何看待个人、家庭、国家之间的关系，前引《大学》开篇已经有很好的说明。由此而引申出的“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信条，千百年来一直是儒家思想支配下中国人理想的人生路径。早在先秦诸子时代，孟子就明确提出“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6]。《大学》进一步申明“家齐而后国治”，反之“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7]。概言之，古人认为，一个人各方面的能力首先是在家庭中培养起来的，只有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才具备基本的社会交往能力，进而达到治理国家的最高追求。反之，治家是治国的缩影，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家教，连家庭关系都处理不好，不可能指望他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在这种“家国一体”思想的影响下，个人、家庭、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家庭教育被视为人的基本教育[8]，良好的家教成为了人们的立身之本。
1.2古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及主要特征
由于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家教的重要性，自先秦诸子以来，各个时期都有学者对家庭教育的思想和方法进行扩充和完善，形成了一个内容非常庞杂的理论体系。今天我们了解古代家庭教育，主要是通过留存至今的各类家训文献。
这些文献，从体裁上来说，可分为专著，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宋司马光《温公家范》、宋袁采《袁氏世范》等。单篇散文，如三国诸葛亮《诫子书》、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家书家信、唐柳玭《戒子弟书》、宋欧阳修《诲学说》等。诗歌，如晋陶渊明《责子》、唐韩愈《符读书城南》、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等。按适用对象分，包括帝王家训、一般家训和女训。从约束对象的强制性上来说，又可分为家规、家仪、家教等[4]。从数量上来说，古代家训产生自先秦诸子时期，至隋唐五代成熟，宋元明清而巅峰，今天存留下来的家训文献绝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
有学者在对历代家训文献进行考察后，将古代家教的内容分为了两大类，一是处理家庭关系，二是家庭成员成长过程中的教育培养问题[9]。在总体特征上体现为：家国一体；德教为先；注重人格的培养；劝学勉学；注重早期教育[10]。这与古人希望通过家庭教育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古人视家教为人生基础，最基本的要求，是提高个人修养，培养德行，锻炼才能。再进一步，则要能够妥善处理家族内部的各种关系，学会处世之道。最终目标是由家而国，将之前在家庭教育中培养的种种才能，发挥到显身扬名、治理国家的事业中去。完成上述目标，当然有许多途径，但是在传播手段并不发达的古代，阅读是其中最为有效的方式。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阅读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了。
1.3古代家庭教育中的阅读
古人对阅读的重视，从家训中大量存留的阅读经验和阅读方法可见一斑。被誉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专设“勉学”篇，讨论教子读书的种种问题。后世的家训文献，不论以何种形式呈现，讨论如何读书的内容都占据了相当的篇幅。阅读因何受到如此重视？归结起来不外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是对阅读行为本身的尊重。在通讯和交通均不发达的古代，阅读几乎是人们知人阅世的唯一途径。因此，孔子才会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11]。书籍记载了先贤的人生感悟和思想财富，通过阅读，文化传统在一代代读书人之间传递，内化为他们的内心修养。除了修身养性之外，阅读也是古代读书人获得处理实际事务经验的主要方式。古人“修身”之后的更高追求是齐家和治国，而在他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前，此类经验大多是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中的阅读完成的。
其次，对“书香继世”家风的向往。“忠厚传家久，书香继世长”，朴素的民谚折射出古代中国人对书香世家的倾羡。钱穆先生在论述南北朝世家大族特征时说：“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12]其实，不止是魏晋时代，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人们对书香传家的期待都是一致的。因此，从家庭教育开始鼓励阅读，营造读书之风就是必须且普遍的了。
第三，科举制度的刺激。如果说科举考试制度实行以前，读书在士子通向仕宦之路上的作用还不那么直接，那么，隋唐之后，读书成为了大多数士子唯一的进身之阶。科举考试一方面给了出身贫寒的读书人跻身仕途的机会，提供了一条实现“平天下”抱负的捷径。另一方面，也让读书从此充满了功利主义的味道，阅读本身的价值被科举考试的工具性所消解。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科举考试不仅跟个人命运相关，更是家族改变门第，跻身上流的机会。于是，科举考试“显亲扬名”的功用，成为家长鼓励阅读最为直接的动力，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之类的劝学诗在唐宋以后大量出现，颇能说明问题。
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古代家庭教育中阅读的地位。家训文献中记载的阅读思想和阅读方法，也大多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前两个因素，一直被视为我国古代家教和阅读的优良传统。而阅读的功利主义则广受诟病，即使在古代也有大量学者对此提出批评。
应该如何看待阅读的功利主义？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这种“读书为求利禄”风气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在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面前，在通过科举考试改换门庭、光耀门楣的现实利益刺激下，把读书当作通往功名利禄的捷径，是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必然选择。事实上，时至今日，中国人读书仍然不能摆脱各种各样的现实目的，如果我们能够对此表示理解的话，那么对古时阅读功利的指责，无异于苛责古人。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认可功利的读书观。让阅读的价值回归，让人们感受到阅读本身的快乐，一直是我们倡导和追求的时代阅读观。但是也应当看到，阅读行为本身就是复杂的，人们阅读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完全摒除出于功利目的的阅读。古人为了科举夺魁，确实形成了大量刻板、陈腐的阅读经验，但在巨大现实利益的刺激下，也必然激发他们对阅读方法和理论的钻研热情。此外，科举高中固然是古人寒窗苦读的直接目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背后蕴含的家国情怀。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是古代读书人实现政治抱负的主要途径。对于那些胸怀天下的士子来说，激励他们刻苦攻读的不仅仅有金榜题名的荣耀，更重要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这种立志读书，勇于承担的责任感，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2古代家庭教育中的读书方法
2.1幼教为先
读书要从小抓起，是古人家训中的共识。颜之推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13]唐代敦煌文献中发现的民间家训《太公家教》也有类似的阐释：“小儿学者，如日出之光；长而学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学者，如日暮之光。”[14]
青少年时期，记忆力好，心中杂念少，是读书的黄金阶段，这是自然规律，是古人强调早教的直接原因。关于早教的现实意义，《颜氏家训》也有论及：“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13]幼儿时期，孩子还未定性，是一张白纸，对他的教育容易产生影响。教育得当，孩子形成了好的行为规范，长大后就不需反复鞭笞，这对现代人处理父子关系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读书要从小开始，具体怎么读？读书的次序也是有讲究的。张英《聪训斋语》提出：“凡读书，二十岁以前所读之书，与二十岁以后所读之书迥异。幼年智识未开，天真纯固，所读者虽久不温习，偶尔提起，尚可数行成诵。若壮年所读，经月则忘，必不能持久。故六经、秦汉之文，词语古奥，必须幼年读。长壮后，虽倍蓰其功，终属影响。自八岁至二十岁，中间岁月无多，安可荒弃或读不急之书？……何如诵得《左》《国》一两篇及东西汉典贵华腴之文数篇，为终身受用之宝乎？”[15]就是说，趁年纪小，记性好的时候，要读那些被时间证明过的经典著作，甚至要熟读成诵。
2.2善思好问
学习与思考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尚书》说“好问则裕”（《仲虺之诰》），《礼记》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学记》），都是强调思考和质疑对学习的重要性。
《颜氏家训》在引用古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后总结道，读书的时候“须切磋相起明也。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差失者多矣”[16]。闭门造车，自以为是，只会惹人耻笑。如何在学习中做到善思好问，明代何伦在《何氏家规》中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学问之功，全在讲贯。而讲书之要，必须讲后自己细看，着意研穷，潜思默究，逐句䌷绎，逐章理会，方才得其旨趣。略有疑惑，即为质问，不可草草揭过。俟一本通贯后，仍听先生摘其难者而挑问之，或不能答，即又思之，思之不通，然后复讲。真境一开，如得时雨之化，后来作文，随意运用，信手发挥，自然成章，再无窒碍。若泛泛而讲，泛泛而听，原不留心佩记，徒费唇舌，不入肺腑。今日讲过，明日忘之。此章未达，又讲别章。今年未明，复待来岁。虽讲至百年，诚何益也？”[17]可见，读书学习想要有所收获，仅靠泛泛地听，泛泛地看是做不到的，需要人们在阅读之余，认真思考疑惑之处敢于提问，将书中内容完全弄明白，进而产生自己的想法，这样所读之书才能转化为自己的知识。
2.3手抄口诵
抄写和背诵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两种读书方法。俗语云“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通过抄写和背诵的方式，熟记经典篇目，是古人读书作文的基础。古人教子读书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解说得十分清楚。
李鸿章在给儿子的信中说：“读文之法，可择爱熟诵之。每季必以能背诵者若干篇为目的，则字句之如何联合，篇段之如何布置，行思坐思，便可取象于收视反听之间。精神之研习既深，行文自极熟而流利，故高声朗诵，与俯察沉吟种种功夫，万不可少也。”[18]背诵的文章可结合孩子的兴趣选择，背诵之余，要深刻体悟其中的含义。至于诵读方法，清人崔学古《幼训》说：“念书毋增，毋减，毋复，毋高，毋低，毋疾，毋迟。最可恨者，兴至则如骂詈，如蛙鸣；兴衰如蛩吟，如蝇鸣；凡此须痛惩之”[19]。
抄写是辅助记忆的有效手段，清人李光地在《摘韩子读书诀课子弟》中说：“凡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盖动手则心必随之，虽览诵二十遍，不如钞撮一次之功多也。”[20]手抄的记忆效果要优于眼看和口诵，这是古人根据长期读书经验总结的客观规律。当然，抄书也不能漫无目的，如何更合理地摘抄，曾国藩曾举名人事例做过概括：“欲求词藻富丽，不可不分类抄撮体面话头，近世文人，如袁简斋、赵殴北、吴毂人，皆有手抄词藻小本，此众人所共知者。阮文达公为学政时，搜出生童夹带，必自加细阅。如系亲自所抄，略有条理者，即予进学；如系请人所抄，概录陈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闳儒，则知文人不可无手抄夹带小本矣。昌黎之记事提要，纂言钩元，亦系分类手抄小册也”[21]。
可见，摘抄的关键在于条理，如何才能做到有条理，合理的分类是最重要的。此外，由抄录引申开来，古人也强调读书笔记的重要性。朱熹在《与长子受之》的家信中，指导其读书方法：“早晚受业请益，随众例不得怠慢。日间思索有疑，用册子随手札记，候见质问，不得放过。所闻诲语，归安下处，思省切要之言，逐日札记，归日要看。见好文字，录取归来”[22]。对于看书时发现的问题，好文章，要养成随手记下的习惯，日积月累，当有所成。
2.4循序渐进
读书是一种伴随着人们成长的生活方式。典籍浩繁，即使从识字起就开始阅读，也不可能穷尽，更无法一蹴而就，所以阅读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律逐步展开。古人在教育子孙时，十分重视对这些规律的总结，提出了三点值得借鉴的原则。
第一是要择别好书。清人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分析：“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看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考之书。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学者苟不分别当读者何书，当熟读者何书，当看何书，当熟看者何书，则工夫缓急先后俱误矣。至于当备考究之书，苟不备之，则无以查考，学问知识，何从而长哉？”[19]这其实讲的就是书目选择的问题，虽然我们提倡开卷有益，但是对于刚刚进入阅读世界的少年儿童来说，选择一个好的切入点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少儿还缺乏相应的判断力，需要家长在指导阅读时特别注意并提供适当的帮助。
第二是要规定日程。清人汪帷宪在《寒灯絮语》中针对刚刚开始学习的幼童说“以中下之资自居，每日限读书若干，一岁之中，除去庆吊、祭扫、交接、游宴之事，大率以二百七十日为断。此二百七十日，须严立课程，守其道而无变”[19]。今天，孩子们在家庭教育之外，还要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学校老师会为孩子们制定相应的课程规划。而且汪氏提出的阅读日程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之需。但人在幼年时期，尚缺乏自我约束能力，制定合理的目标，有助于激发孩子阅读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规定日程的阅读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三是要定立分段目标。上面第二点讲的每日日程，可以看作短期目标，在学习过程中，还应帮助孩子树立长期目标。清陆世仪在《思辨录》中提出：“古之学圣贤易，今之学圣贤难。只如读书一节，书籍之多，千倍于古。学者苟欲学为圣贤，非博学不可。然苟欲博学，则此汗牛充栋者，将何如耶？偶思得一读书法，将所读之书，分为三节：自五岁至十五为一节，十年诵读；自十五岁至二十五为一节，十年讲贯；自二十五至三十五为一节，十年涉猎。使学有渐次，书分缓急，庶学者可由此而程工”[19]。
2.5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一个十分感人的篇章。在许多学者的论述中，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是严肃而刻板的，但我们在阅读古人家训时，却很少产生这样的感受。一篇篇家训名作，承载了长辈对晚辈的拳拳之心。古人家训，甚少板起面孔，用严厉的语气规定子孙后辈应当如何如何。与此相反，在讲述了一番道理后，家训作者往往采用列举先贤事例，或者分享自身成长经历的方式娓娓道来，于不知不觉中让子弟心悦诚服地接受前面的“大道理”。在谈论读书的话题时也是如此。
唐代诗人元稹在《诲侄等书》中，教育侄子要刻苦读书，举的就是自己读书的经历：“吾幼乏岐嶷，十岁知方，严毅之训不闻，师友之资尽废。忆得初读书时，感慈旨一言之叹，遂志于学。是时尚在凤翔，每借书于齐仓曹家，徒步执卷，就陆姊夫师授，栖栖勤勤，其始也若此。至年十五，得明经及第，因捧先人旧书，于西窗下钻仰沉吟，仅于不窥园井矣。如是者十年，然后粗沾一命，粗成一名”[23]。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开篇说：“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诱诲；每从两兄，晓夕温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赐以优言，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家涂离散，百口索然。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有仁无威，导示不切。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二十已后，大过稀焉；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也”[16]3。拿自己来举反例，因为小时候没有受到严格的教育，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以至终身追悔，从而告诫晚辈从小培养良好的行为规范和学习习惯是多么的重要。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以身作则应该是父母所应遵守的第一行为规范。要求孩子读书，自己却手机、电脑不离手，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16]32。希望引起今人的戒惕。
2.6读书章法
第一是读书要目到口到心到。这是左宗棠在给其子孝威的家书中提出的，“读书要目到口到心到。尔读书不看清字画偏旁，不辨明句读，不记清首尾，是目不到也；喉舌唇牙齿五音，并不清晰伶俐，朦胧含糊，听不明白，或多几字，或少几字，只图混过，就是口不到也；经传精义奥旨，初学固不能通，至于大略粗解，原易明白。稍肯细心体会，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虚字审其神气，实字测其义理，自然渐有所悟。一时思索不得，即请先生解说；一时尚未融释，即将上下文或别章、别部义理相近者反复推寻，务期了然于心，了然于口，始可放手。总要将此心运在字里行间，时复思绎，乃为心到”[24]。
第二是读书要从头至尾，有始有终。曾国藩在给其弟的家书中指导其读书，“无论何书，总须从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乱翻几叶，摘抄几篇，而此书之大局精处，茫然不知也”[25]。
第三是看、读、写、作综合培养。这也是曾国藩提出的读书之法，“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上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也要求快”[26]。“作”是指写作八股文，与今天的社会发展已不适合，文繁不录。概言之，“看、读、写、作”之法，就是要求有些书要精读背诵，这是搭建知识体系的基础；有些书要博览广读，增长见闻。练字可以培养心性，写作可以灵活应用学到的知识，四字法在今天也是有现实价值的。
3结语
以上我们总结了古人家庭教育中的读书之法。父母爱子，自古皆然。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家，留给孩子富贵功名，不如培养一个好的阅读习惯。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家教、家训中以大量篇幅讨论读书学习的问题。今天，我们研究阅读史的相关问题，是为了给当前的阅读推广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指导。世易时移，古代家教中的阅读思想和方法，并不完全适应今天的社会现状，但古人教子读书时以身作则的态度，读书明理，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贵情怀，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通过研究古代家庭教育中的阅读思想，探寻其中具有现代价值的部分，使其为今天的书香社会建设服务，这也是我们面对传统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