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辉，赵 昕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401 120）
摘 要：“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作为隐私权范畴之一，“溢出”传统“私域”而向“公域”延伸。这种延伸使传统的私法保护模式陷入困境，同时也意味着公法介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成为发展之必然。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横跨“公私”两大领域的这种“复合性”事实，使公私法“整合”保护模式成为“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法律保护发展的应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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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隐私；公法；私法；整合保护
中图分类号：D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5-0063-09
收稿日期：2015 -01-09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 2015年4月8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王学辉（1965 -），男，四川南充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赵 昕（1981-），女，四川遂宁人，西南政法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专业201 1级博士研究生，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行政法与行政诉除法学，公共行政学。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计算机、网络等相关技术的成熟与发展，信息存储和处理能力不断增强，在人们生活中充斥着海量的数据，标志现代社会进入依赖网络信息系统的“大数据（Big Data）时代”。所谓“大数据”是基于海量、多样化的数据集合，通过云计算的数据处理与应用模式，快速获取、处理、分析等手段形成的智力资源和知识服务能力。一般来说，大数据具有数据规模大（Volume）、数据种类多（Variet）、处理速度快（Velocity）、价值密度低（ Value）等基本特征。在“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隐私已从传统法律界分“隐私权”的“私域”中“溢出”，并向“公域”延伸，从而成为横跨“公私两域”的“复合性”权利。而因袭传统的私法保护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面对“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保护的诉求，厘清隐私权范畴，重新审视私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推动公法介入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保护，建构适合“大数据时代”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一、隐私权“私域溢出”：私法保护之困境
隐私权概念自确立之日起，即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自治权”，即“不受别人干涉的权利”，“个人自治”也成为隐私权的价值与目的。在我国，有学者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对于私人信息的自我控制，不被非法利用，私人事务自主支配，不受侵扰和私人活动自主决定，不受侵犯秘密的自由权，即隐私权是私人生活自由权”。由于隐私常常与“私人”、“私生活”之类的概念连在一起，所以，在很长时间被作为与公权力、公益无正面关联的私法性权利。正如王利明教授将隐私权定义为“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
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各国对隐私权确立了私法保护模式，其深刻原因主要是对发达的市民社会作出回应。因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市民社会的自治发展提供了条件，而近代宪法将“私域”自由归还了市民社会。在国家治理的理念上，资产阶级倡导“最小政府即最好政府”，公权力被严格控制在狭小的“公域”。这样，市民社会“私域”就没有受到公权力广泛介入和侵扰。同时，在市民社会内部，各成员的个性张扬与权利行使，由此引发的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争议与纠纷，以私法予以解决也具有合理性。因此，私法保护的价值在市民社会“私域”中得以充分展示，这也体现了私法自治与权利保护的契合性特征。
“隐私”在一定程度上确属“私域”，“自主决定”、“自我控制”为“私域”权利主体意志表达的特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作为传统“隐私权”的延伸，自然属于私法性权利。同时，它作为权利人直接支配的标的，也具有排他性。这意味着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有正向性与负向性。正向性在于权利者可以直接支配与自己相关的信息，而无需他人行为介入；负向性在于私权利者有权禁止他人妨碍其对自己相关信息的支配，即有排他性。此其一。其二，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体现为权利人自治，强调权利者对权利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这即凸显了私权性。其三，在保护方式上，英美法系国家以侵权保护为主；而大陆法系国家，以德国为代表则将隐私权界定为人格权，以民法典对之进行保护；而在我国，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直接性规定，一般认为其间接体现于宪法对公民的人格尊严、住宅以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中，足见也是以私法保护为主。
上述理由，显而易见是基于传统“隐私权”的定义，而此逻辑演绎中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传统“隐私权”的定义是否准确涵盖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的范畴？在“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保护完全沿袭传统私法保护模式合适吗？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其主要理由在于，“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隐私的私人性减弱，而其社会性与公共性增强，这意味着个人信息隐私权从“私域”中“溢出”，由此引发私法规范与现实状态的不和谐。
传统观点将隐私权看作一种支配权，强调这种权利享有者对自己相关信息的支配性，不需要他人的介入，具有排他性。但是，现实中隐私权并非仅有支配性特征，还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特征。人的社会性决定其在社会中生存，必然与外界有着各种交往，在这些交往过程中，某些事态、关系、信息因其具备特殊性质，成为现代人珍视的隐私。所以，隐私除了具备个人性外，也具备很强的社会性。在以网络通讯为标志的“大数据时代”，人的交往更为频繁，信息的传递更快捷，隐私的社会性也就愈发突显。因此，一种绝对独立的隐私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
传统私法理念基于人的理性、强大一面，而强调人的自治，而现代私法理念却认为尽管人存在理性的一面，而其力量是弱小的，生存在现代社会需要依靠他人，尤其在发展中需要政府提供“生存照顾”。显然，个体人的支配能力大为降低。随着“行政国家”的兴起，公权力膨胀与扩张并大肆介入“私域”。在“大数据时代”大量的个人信息为国家与政府所掌控，个人信息隐私权的保护自然涉及国家与政府或其他人对这些信息是否有权获取、怎样获取问题。也即是说，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决定了公民个人不可能完全支配自己的信息。传统“隐私权”的支配性观点，与“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的现实尴尬，对传统“隐私权”定义提出了异议。因此，片面地强调支配性隐私权的标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其隐私权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将受到很大的伤害。
从保护方式看，传统的私法观点一般将隐私作为个体人自治的范畴，国家与政府对隐私权的保护只负有消极义务。但是，在“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不再是绝对的自治，国家与政府乃至非政府公共组织不仅负有消极的义务，而且还负有积极地运用适当的手段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隐私，防止他人对其侵害的义务。尤其在大数据时代，网络的工具性改变了传统的管理方式，人们生活对其依存愈来愈强的情况下，利用信息和数据将会创造巨大价值，一旦这类技术工具被滥用，就会给公民个人信息隐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若停滞在国家与政府的消极义务观上，完全沿袭传统的私法保护模式，这均不利于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的保护。
综上所述，“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从“私域”已经“溢出”，不再是一种绝对的“自治权”，也不完全就是一个人“不受别人干预的权利”。“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的实际状态突破传统隐私权范畴，改变了隐私权的“私性”与“私法保护”的“绝对性”。因此，在传统“私法保护”的基础上，建构另外的法律保护模式，是“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呼唤。
二、个人信息隐私权之“公域延伸”：公法介入保护之必然
面对科技发展，网络技术成熟，公民个人对自己信息的自我支配能力逐渐减弱。政府为了适应现代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需要，要搜集、使用公民个人大量的相关信息，而基于国家安全需要，政府加强了对网络信息系统的监控。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在许多情况下，都为公权力所掌控，公民个人几乎不能支配这些含隐私的信息。由此，公民个人信息隐私由“私人问题”成为丫“公共问题”。面对个人信息隐私权之“公域”延伸，公法介入公民个人信息隐私即为必然。
公法如何规制与约束公权力行使，防止其滥用，以规避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这是一个迫切而又重要的一个法制建设内容。首先，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负有积极的义务。美国著名学者罗纳德，德沃金在《生命的主权》中谈到：“人人有权享有尊严”=。隐私权的产生是因为人有被尊重之需要，尊重隐私权即尊重人性之需要。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马斯洛的理论），最基本分类即为生存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而被尊重即为精神需要的一种=。
德国宪法法院在1983年人口普查案中，认为个人信息是对个人生活事实的记载，是对自然人的“人格图像”的勾画，是人的尊严的一部分。个人隐私的不受侵犯是人格尊严的重要体现，与私生活相关的隐私，都与人格尊严密切相关，如果隐私不受保护，将严重损害个人人格尊严=。个人信息隐私权所表达的是信息所有者对自己信息的自主支配，自己的信息不被他人擅自收集、使用，从而在精神上得到被尊重的满足，维护个人的人性尊严。同时，隐私权作为人的一种权利，而权利之本即为利益，当这种利益具有基本性与重要性时即上升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因此，作为一种与人格尊严相联系的基本权利，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予以尊重，这是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国际人权法对此也做出了相应之规定。《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指出：“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其第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也做出相同之规定。《儿童权利公约》第16条也规定了“儿童隐私权”之保护。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维护隐私和家庭生活的权利”第1款规定：“人人都有维护其隐私、家庭生活、居所和通信的权利”①。
虽然国际社会发展不平衡，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之公法保护在各国之国内法保护上存有差异，但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国家要对其进行尊重与保护，这一点是相同的。因此，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的公法保护，既是《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缔约国的义务，也是这些国家制定国内法保护之依据。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的公法保护就是要求国家公权力要尊重人性情感利益的需求，维护人的尊严，尊重个人信息的自我支配，不随意侵扰和剥夺个人的隐私权。从公法视野促进国家履行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积极义务，这也是“大数据时代”的要求。
第二，“行政国家”的出现，政府公权力膨胀与扩张，公权力侵害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机率的增长，加大了公法保护的迫切性。传统隐私权的私法保护是近代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在“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警察国家，政府扮演“守夜人”角色，公权力较少介入私人领域，市民社会得以充分自治。而随着政府角色变化，公权力的膨胀与扩张，不断挤压私权利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仅对隐私权进行“私法保护”，显然就不适时务了。随着福利国家的到来，秩序行政向给付行政的转变，政府公权力拓展到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领域。信息化、网络化使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进一步从私域延伸到公域。政府建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库，大量的个人信息如户籍资料、通讯信息、疾病信息、信用信息等都被录入到政府数据库中，政府成为影响个人信息最大的主体。以往，政府对公民信息的获取大多源于公民自己提供，但在大数据时代，政府掌握个人信息的途径增多，通过监控和信息的累积，公民的各种信息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就被政府所掌控。而且这些信息不仅是数量不断地增加，通过整合、加工，其运用价值也大幅度提高。因此，电子政务的兴起，网络数字化的管理，政府能高效便捷地对完成公共事务的管理任务。但是，政府在公共服务过程中搜集、使用的相关信息，因自身原因可能导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隐私。简言之，由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公用化，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面临着来自公权力的侵犯，在大数据时代侵犯隐私的潜在危险也随之提高。公权力越强大，公民个人权利与之抗衡的能力就愈显单薄，因此，规制公权力同时保护私权利，催生公法的介入。
其三，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的公法保护是对公权力运作的规范，对国家权力运行的监督，也是建构有限政府的需要。“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会停止”。权力因权利的让渡而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扩张的本能，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因此，权力对权利的侵犯永无休止。在“私域”与“公域”界分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公权力介入社会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打破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法谚。这个事实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是，个人权利的弱势无法改变公权力的侵犯。宪法、行政法等公法的任务就是要约束公权力行使，合理界定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边界，确保私人领域的自由。从对抗国家权力的角度出发，个人信息隐私权的公法保护就是要给予个人自治的空间，这种自治即为保护个人信息的自决权。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和利用个人信息，但前提必须是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隐私。同时，为了保护个人信息隐私，公法要为政府设定相应的约束机制。因为公法的本质不是为了保障公权力，而是要控制公权力，因此，对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所强调的也是如何限制公权力。宪法设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将隐私权纳入其中也就是给隐私权划出一个独立的自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要保持个体的独立，公权力的运行就必须规范，对个人私事要保持克制的态度。在实践中，宪法内容许多抽象性给适用带来不便，因此，对个人信息隐私权的保护就需要更具技术性、实践性的“动态宪法”——行政法，将公民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转化为行政法上的具体权利予以落实。另外，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还要建立当个人信息隐私受到侵犯时的救济途径。“无救济即无权利”，没有救济，权利就是一纸空文。因此，公法应当为公民提供因公权力之不当使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的救济途径，否则，公民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只停留于形式，不具有适用性。
第四，平衡公益与个人隐私利益，需要公法介入。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的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公权力行使之目的在于完成具有公益性质之行政目标，而运用公法对个人信息隐私权之保护是为了对抗公权力对个人隐私权之侵犯，因此，这势必就造成政府所要通过公权力实现公益与个人之隐私利益二者间所出现的冲突。过多强调个人信息隐私权的公法保护可能会导致政府不能履行某些正常的公共管理职能，公益也无法实现；而过多重视公益之实现，可能导致公权力打着公益的旗号肆意侵害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因此，公法调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的价值取向在于对二者进行平等保护，妥善解决二者的冲突，使之处于平衡状态。
综上所述，由于“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隐私的社会性和公共性，“隐私”保护已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公共性问题。在公共决策视野中，若继续扼守传统私法调整的法律原则，无视私法保护所表现出的局限性，则不利于这一公共性问题的解决。在纯私法保护模式不能满足“大数据时代”需求的情况下，“公法捕获”即有其必然性。
三、隐私“复合性”：公私法整合保护模式之发展
个人信息隐私具有横跨“公私两域”复合性①之特征，这说明在“大数据时代”，发达的信息技术使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联系与交叉更加紧密，推进了公私合一混合管理模式的形成。随着国际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政府管理难度和复杂性增加，政府与社会、公与私的观念逐渐更新，公私合作已经成为必然需求和总体趋势。公私合作在一个现代的国家中，虽然不是全部内容，但是它却是不可逆转的一个现象。这就使公法原理和私法原理支配的权力行政和非权力行政两个领域论述的制度基础丧失殆尽。而公法与私法的区分，也只是相对的，并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现代信息技术的公私合作关系直接导致公法与私法在功能、调整对象乃至规制方法等方面的汇合和借鉴。为实现政府行政任务之目的，公法也采用了私法手段，其突出表现即为行政私法行为，这体现了公私法的融合，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公法与私法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调整。
从另一个层面看，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虽然是当事人的私益，但是在某种情形下关涉到公益，诸如国家安全等。这也就需要法律平衡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关系。然而，公益与私益尽管都是利益范畴中的一种特殊利益，且均有一般利益特征，但是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公益范围界在公域，为满足整个社会生存、享有、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不仅具有主观的需求性，而且本身还有合法性与正当性。而私益则界在私域内，为满足私人即社会个体或组织的生成、享有、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虽然私益也有主观需求性，需求本身也有合法性、正当性之特点，但是毕竟为两种对立领域的利益，因而在性质上相悖。由于公益是公域内的利益，不是满足具体个体与组织的需求，而是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所以，公益所涵盖的资源与条件往往同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相联系，成为政治国家的公共目标价值诉求。但是，公域与私域的分界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清晰，并且重合交叉，因此，公益与私益又具有交融性。也即是说，公益是普遍性私益的集合，诉求公益同时也在维护或保障私益。有时诉求私益也与公益具有一致性，但也不能因此而要求私益诉求必须符合公益，二者毕竟是两个相对立的利益范畴。私益与公益的对立与冲突的存在，需要一种特殊法律规范，使公益诉求不侵犯私益，私益诉求也不侵犯公益，从而使公益与私益的实现保持一种平衡。因此，公私法整合也是“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保护的模式选择。
法国学者沃林认为“公法实际上是调整公共机构和被统治者，即以国家为一方并且以个人为另一方的法律，但并非公共机构和个人之间的一切法律关系都包括在内，事实上，并非所有这些关系都由公法来调整，它仅调整公共结构在行使其命令权时的那些关系。”这即是说，公法与私法分别在各自调整领域都存在局限性，因而实现公法与私法的互补是“大数据时代”保障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的需要。私法虽然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性法律，但是私法本身也有渚多法律盲点，主要表现在：注重抽象的人格平等，而无法解决“大数据时代”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的侵权行为。信息社会中网络传播、数据存储技术飞速发展，公民个人的隐私资料随时可能被搜集利用传播，其本人难以防范，同时也可能一不小心会侵害他人的隐私。因为，人的生活每天都在通过网络、报刊、电视、广播等不同的途径了解他人的事件，甚至通过网络平台传播他人事件，而媒体为了满足人的这种窥视他人信息兴趣，就会大量搜集、传播此类信息，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过程也不乏涉及到公民个人信息隐私。因此私法不可能单独实现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的保护。同时，公民个人作为民事权利主体与政府作为公权力代表的行政主体不平等性，使公民个人权利行使自由、意思自治在占优势地位的公权力运行中而成为附属，强势的公权方挤压弱势的私权方，并还有着堂而皇之借口，而过错责任是以受害公民个人利益牺牲为代价。也即是说，将以公民个人利益的牺牲，方能换取对公权方的责任追究。
私法只能在微观私域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作有限的法律保护，这就需要从私法的外部寻求补充。公法介入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保护，从实质上说就是弥补私法保护之不足。但“大数据时代”政府在信息管理方面的失灵，而这种失灵的危害远比市场失灵严重，衍生出公法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保护的缺陷性。因此，面对兼具公法与私法性质特点的隐私侵权行为，公法与私法各自都须规避调整劣势，充分发挥两者互补之优点，从而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侵权行为建构一个“公法与私法合作保护模式”，以便从实体、程序以及救济方面更好地约束此类侵权行为发生，这样才能满足“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保护的需求。
“大数据时代”，公私法整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有以下几点法律思考：
其一，公法介入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保护，并非要否定传统的“私法保护”模式。应当说，在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的保护中，传统私法保护在权利对抗权利中产生了重要的实际效果，但是在国家从“警察行政”（秩序行政）扮演“守夜人”的消极角色转向“给付行政”提供“生存照顾”的积极角色的过程中，公权力不断膨胀与扩张，私权利不断地被公权力挤压，“私域”空间愈来愈狭小之时，权利对抗权力却是十分贫弱的。这说明，私法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时不能有效抵御公权力的侵害，若扼守单一的私法保护则显然不识时务。尽管隐私权的“私性”与“私法保护”的“绝对性”逐渐消逝，而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所含的“私性”并非改变，以私法保护为基础也不可动摇。但是，这并非就满足“大数据时代”的需求，因此，探索私法公法化是顺应时代的回应。
其二，隐私权的人宪保护，是公法保护的核心。“宪法权利是个人持有的抵制政府侵犯、限制与约束政府各机构的一种权利。”从宪法对抗公权力保护权利的属性看隐私权的宪法保护具有必要性。从对抗公权力的角度出发，隐私权的公法保护要求给个人留出充分的个人自治的空间。个人自治是一种个人自由权意义上的价值，它以人格尊严为终极价值目标，然而却不会自动在人格尊严价值中实现，因此，需要在公民对抗公权力的基本权利保护中特别设定[。
在“大数据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既存在于私域，也存在于公域，“隐私权直到从侵权法移居到宪法领域之后，才显示出了它全面扩张的力量”。因此，面对来自公权力的侵害，隐私权的入宪保护则极为重要。然而，隐私权的人宪保护在西方国家只是间接的，以美国为例，联邦宪法就此事实上没有直接作出规定，而只是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这样规定：“保障身体、住所、书类及所有物之案例及不受不合理之逮捕、搜查或扣押之权利，不得予以侵害”。个人享有不受无理搜查、扣押的权利和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这种间接规定以宪法该条款作为保护个人信息隐私权免受侵害的法律依据尚有欠缺。因此，大法官创立的“权利伴影”理论通过判例而将隐私权解释为宪法保护的权利内容，弥补了宪法对隐私权未作明确规定的局限。德国1949年基本法第10条规定了“邮政与通讯隐私”，而这种规定显然范围狭窄。但是，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项，即“在不侵害他人权利且不违背宪法秩序与善良风俗的范围内，任何人均享有自由发展其人格的权利”，这即导入对“私域”的保护。应当说，德国宪法不是通过明确的条款或具体判例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而是在二战后通过宪法条款中的“人性尊严”而衍生出隐私保护。
“人性尊严”本质回应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命题，而“人性尊严”之基本要义则以人为目的，而不作为客体，人享有对自身信息处理和支配权利，国家公权力必须予以尊重并且受到限制。“人性尊严”入宪，使公民享有个人信息隐私权而有了宪法根据。但无论怎么说，美国的公法保护路径，抑或是德国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公法保护路径，首先寻求的是宪法规范，尤其是宪法对国家公权力的规范，这已成为两国的基本做法。“大数据”的到来，政府对个人信息的治理能力日渐突出，个人信息隐私的公法保护必要性随之加大，因此隐私权入宪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尊重个人自主性及维护人性尊严的需要。
其三，行政法纲纲公法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的保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从静态对公民权利做出规定，而对公权力也主要作出原则性规范。而作为“动态宪法”的行政法，则是对宪法原则的具体落实，因此，公权力介入私人领域，主要是通过行政法具体设定公权力运行范围，同时为社会个体与组织的自治的权利实施具体保护。因此，行政法在“大数据时代”担纲着公法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的保护。但是，传统行政法主要通过规范与控制公权力而实现对作为相对人的公民的权利保护，其内容与范围基本上囿于公域，这不能适应“大数据时代”公私合作的需要，因此，探索公法私法化即行政私法行为也是顺应时代而作出的有效回应。
其四，公私法整合保护遵循的原则。在“大数据时代”，非法获取网络私人信息、非法使用网络私人数据（在网络上非法披露私人数据或进行非法交易），严重侵犯隐私权。“网络私人领域是公民在网络上隐私的‘住宅’”，对网络隐私权的侵犯会“严重地扰乱人们网络私人空间的安宁和独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保护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在网络环境下公私法整合保护也面临着“公域”与“私域”交叉中许多具体问题，如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与网络言论自由权二者交叉、相互冲突，在法律保护上涉及如何选择，这可以说是一个困扰法律界两难的问题。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与网络自由二者权利属性虽有不同，但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二者之价值不能简单地以“权重”衡量，因此，在涉及到两个法治维度时，法律保障公民的网络自由，同时也要考量其隐私权保护。也即是说，为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不受侵犯，对网络言论自由也要作出一些限制。从各国的法律实践来看，在保护与限制之间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公益原则，即在必要时，为了公益的需要而限制私益，例如基于公益的考量，而禁止在网络上发布歧视少数族群、分裂国家等言论。反映在司法实践中，限制隐私权保护范围一个重要理由，即隐私权让位于公益。也即是说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不得背离权利应有的社会目的，也不得超越权利应有的界限和范围。在“大数据时代”，网络通迅技术推动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通迅对社会进步的意义明显，各种网络业务须符合公益的需要。但是，按照公益高于私益、个人利益让位于公益的原则，网络自由的诉求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禁止权利滥用，即为现行法律对公民个人权利行使的一般性限制。二是比例原则，即在处理权利冲突时，须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而对两者利益大小作出评价，然后再做取舍，或者对某项权利作出合理的限制。具体说，在隐私权与网络言论自由权之间，如果任由网络言论无限制地发展，民主共和制度则将难以继续运行，规范网络言论，则旨在维护民主程序和宪法秩序[16]。那么，保护隐私而限制网络言论自由，则可能更加促进言论自由。因此，在涉及到两个法治维度时，选择比例原则无疑具有正当性，这也是平衡权利冲突的一种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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