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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言到白话——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语体演变

  • 投稿温酒
  • 更新时间20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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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梦媛 沈玲蓉

摘 要:以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为样本,探讨了文言到白话语体演变的三个阶段,揭示了语体演变对于语文学科及语文教育的意义,同时对当代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的语体选择和“当代经典热”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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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言 白话 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

文言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即书面语,文言文是脱离现代口语的书面语言。白话是口头语言,白话文是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言。口语不断前进,而书面语停滞不前,阻碍了语言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1868年,黄遵宪在《杂感》一诗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主张用白话写诗。白话文运动真正发轫于1919年五四时期,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地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即白话文),语文教科书由此开启了语体转换的历史进程。本文以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为样本,探讨文言到白话语体演变的阶段、意义及对当今的启示。

一、从文言到白话语体演变阶段

(一)国文教科书(1912~1919):文言文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适应资产阶级要求的改革。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在课程设置上废止了“读经讲经”科,改设“国文”科。这一时期的教科书形式上称“国文教科书”,语体为文言文,在本阶段末出现了少量的文白语体混合编写的教科书。北师大图书馆馆藏建国前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12套小学国文教科书,一律为文言文。

(二)国语教科书(1920~1928):白话文的确立

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地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学科名称从国文改成国语。名称的改变意味着小学阶段的学习,宜先从现行的口头语言即活的语言(即白话文)开始。语体文,是白话文的俗称,是与文言文相对的一个概念,即偏向于当时的口头语言,更侧重于一个语体概念。现代意义的白话文,起始于1919年“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发展到现在已有明确规范的语音、词汇、语法标准

从言文不一的文言文教科书转换成言文一致的语体文(即白话文)教科书,开创了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新局面,减少了儿童学习语言文字的困难,有利于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提高,使语文教育真正迈向了大众化和普及化,是语文教科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但由于多种原因,虽然1920年起官方确立了白话文教科书的地位,1923年吴研因起草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指出六年的小学国语教学内容必须是在国语范围内的语言文字,阅读与写作均改用语体文。但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7套初小课本中,只有1925年商务印书馆的《新撰国文教科书》是国文,其余6套是国语教材;9套高小教材中,有4套是纯文言文,另5套是文白混编。

(三)国语教科书的巩固(1929~1949):白话文的成熟

据北师大图书馆库本馆藏,该时期的国语教科书共有42套,其中初小教材20套,高小教材22套,全部采用白话文编写。该时期的白话文教科书语言规范典雅、类型丰富。既有综合型白话国语教科书,又有分块型白话国语教科书,如《复兴说话教科书》《复兴说话范本》;既有面向汉族的白话文教科书、又有针对少数民族编写的《汉蒙合璧国语教科书》;还有针对不同地域编写的白话文教科书,如《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中部国语》(针对中部地区)、《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南部国语》(针对南部地区)、《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北部国语》(针对北部地区);还有根据某种教学理念编写的教科书,如《教学做儿童千字课》;更有根据时局需要而编的短时之需的《修正短期国语读本》。

二、从文言到白话语体演变的意义

(一)语文学科真正成为独立学科

传统教育中的语文学科一直是包含经、史、哲、地知识的综合学科,开设的目的是传达圣人之言,供学习模仿。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于1904年开设“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和中学开设“中国文学”,跟“外语”“算术”等科并设,被学界认为是语文独立设科的标志。《章程》指出设立“中国文字”目的在于“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1];设立“中国文学”目的在于“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2]。可见,语文独立设科的目的已由解读圣人之道转向了实际应用。而远离现实、远离学生经验世界的文言语体,显然与人们的现实需要格格不入,一种语体的转换势在必行!

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使语文学科真正成为一门语言学科存在,而不仅仅是“文以载道”的工具。

(二)语文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

我国传统语文教育言文不统一,说的是白话,学的是文言。文言难学,传统教育沦为精英教育,为统治阶级培养官吏服务,远离广大劳动人民。清朝末年,一些仁人志士看到西方列强的富国强兵的主力不在于少数精英阶层,而在于广大庶民,而民智大启最需要掌握语言文字工具,因此,言文合一的白话语体成了资产阶级改革派提倡的重点。到“五四”时期更是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高潮,致使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地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初等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以掌握书面语言读写能力为基础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文言文教学,走向了以掌握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为、主面向大众的白话文教学,语文教育从传统的精英教育转向普及大众的现代教育。

三、从文言到白话语体演变的当代启示

(一)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的语体选择

1920年,虽然教育部官方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要求小学语文教科书一、二年级改作白话文教材,学科名称改为国语,1922年推行新学制,小学全部采用白话文教科书。但1920年到1929年间高等小学还有大量的文言或文白相混的语文教材存在。缘于20年代的中国社会通行的还是文言文写就的报告、书信、调查报告,小学升初中的要求还是文言文考试。在升学压力和社会需求的双重压力下,家长自然要求加强文言文教学,文言文教科书应需而生。1929年后,白话文运动已深入社会各领域,文学创作、社会交流、升学都用白话文,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语体都是白话。

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回眸近百年前的文白之争及小语教科书编写的语体选择,我们多了辩证和理性。文言既不是裘廷梁口中的“愚天下之具”,也不是胡适叙述的“死了的语言文字”,且“死文字决产生不出活文学”。[3]实际上,虽然文言与民众口语有距离,但还是被部分人用来“表情达意”,并非“死了的语言文字”,而且二千年来也创造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白话自然也不是林纾所叫嚣的“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粗俗低劣。白话存在于现时的生活中,是一种有活力有生命的语言。文言与白话,本是我们汉民族的两种语言形式,二千多年来如影随形,词汇、句法、篇法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属于同一语言系统,并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

由此可见,民国前期20年代高等小学语文教科书一律使用文言文是不可取的,反之,三四十年代小学语文教科书一味废除文言文、废除古诗词同样存在问题。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语体应以白话文为主,适当加入经典优秀的古诗词,使孩子们不仅通晓现代汉语,而且也必须知晓我们古老民族的另一种语言形式——文言。

(二)对于“当代经典热”的反思

近几十年来,全国各地掀起诵读经典的热潮。民间各地不断涌现的“国学班”,带领孩子们身穿汉服诵读《弟子规》《论语》等国学经典。官方不断组织举办各类比赛,推进“经典诵读”。如2008年,教育部、国家语委等单位共同启动了“中华诵——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系列活动;2009年4月28日,国家语委和中央文明办调研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中华诵·2009经典诵读大赛”和“中华赞·2009诗词歌赋创作大赛”的通知》;从2010年起,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央文明办决定共同实施“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这些活动有力地推进了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普及和发展。

进入后现代主义的21世纪,一方面,“经典诵读”活动在海内海外反响强烈、“民国老课本”受到热捧;另一方面,对当今小学语文教科书指责不断的状况,一线教师甚至发出了“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的呼声,更有学者反思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白之争”,认为“胡适先生提倡言文归一,此事恐怕弊大于利”[4]。抚今悼昔的热潮,折射了人们对当今白话文教科书、白话文教育的不满,由于当今社会传统美德丧失、道德沦丧严重,引发人们对承载传统文化的文言文的追思。我国大力提倡的“经典诵读”,更多提倡的是对文言文所承载的大公无私、嫉恶如仇、诚实笃信、勤俭节约、三省吾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中华精神的传颂,而不是重回“死抱古书”的老路。

综上所述,当今声势浩大的“经典诵读热”,并不是否定文言语体向白话语体的演变,更不可能重回文言老路,历史已证明语体演变对于语文学科独立和教育普及的意义。另一方面,“经典诵读热”的出现,提醒当下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撰者应多融入言简意赅、富有趣味、承载中华美德的经典古诗词篇目。小学阶段是人一生中记忆的黄金时期,我们的教科书应引导学生多背诵经典诗文,让孩子们在感受传统美德的同时,体验文言文通过汉字呈现汉语形象的审美特色;也要背诵一些洋溢着中华传统精神的至真至性的白话文,体验白话立足于口语化诉求、注重流畅通俗的审美意义,共同走向“文白相融、和谐共生”的汉语言语体发展的美好未来。

(本文系浙江省社联课题“教学论的视角:新时期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热研究”[项目编号:2012N009]、宁波大学校学科项目“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研究”[项目编号:XKW14D2021]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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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5,7.

[3]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A].胡适全集:第1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54~59.

[4]郝志景.反思文白之争与欧式中文[J].浙江社会科学,2012,(11).

(戴梦媛 沈玲蓉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