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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在政治沟通中的功能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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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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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语言学理论角度对隐喻在政治沟通中的功能做多维分析,指出政治隐喻主要有框架功能、意识形态构建功能、劝谏功能、评价功能,并以例证方式阐释隐喻如何为政治服务,提出隐喻是国家领导者管理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政治沟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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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隐喻 意识形态 框架 劝谏 评价 衔接

一、引言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隐喻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莱考夫(Lakoff)就开始着手研究美国政治领袖和政党如何运用隐喻推行其政府决策或主导美国政坛话语权,为探索隐喻如何为政治服务开辟了新的道路。Vestermark,Terell Carver,Denis Jamet等学者对政治人物使用隐喻的动机做了深度剖析,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观点。近年来隐喻与政治研究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如陈勇、刘肇云(2009),林宝珠(2009),曹春春、周青(2010),贺梦依(2011),黄维民、黄娅(2012)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隐喻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颇具见地的观点,对隐喻功能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笔者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隐喻在政治沟通中的主要功能做了多角度评析,供有研究兴趣的读者参考。

二、隐喻与政治

隐喻作为人类语言中一种独特的思维表征形式已经渗透到了语言活动中。隐喻已经从传统语言修饰的边缘地位过渡到对人类认知思维进行理解和阐释的中心地位。人类语言本质上是隐喻性的,任何政治沟通都离不开隐喻,因而隐喻具有影响或改造社会的作用。政治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或变革。社会管理和改造需要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抽象的政治概念往往与普通民众的认知能力有一定的距离,政治人物需要用隐喻的表达方式将政治概念转化为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大众化语言。美国当代政治科学家Graber(1993)认为,政治沟通是政治的生命线或母乳。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领导使用隐喻的能力以及唤醒大众潜在心理倾向的能力。隐喻水平甚至成为评价国家领导人政治沟通能力的重要指标。Lakoff(1993)对美国政府关于海湾战争正当性的言论做了隐喻分析,他发现这个系统的核心是由“War is politics pursued by other means”(战争是以其他手段继续的政治)和“Politics is business”(政治是生意)两个概念隐喻所构成。这些隐喻把血腥的战争概念降格为正常安全的人类社会活动,从而把战争的风险转化为合理的政治博弈或公平的商业交易,其目的就是掩盖这场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非人道主义灾难。在当代美国历史上,美国的政治家们先后创造了战争隐喻框架,对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危机做了隐喻性阐释,使公众对这些危机的性质特点和政府施政方向有所了解,使政府的某些政策合理化,从而得到社会的理解与支持。贺梦依(2011)指出,政治隐喻概念的构建和解释从本质上说取决于隐喻者的政治意图、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权利服务,因而政治反作用于隐喻概念的产生和诠释,这就是政治与隐喻密切的依存关系。

三、隐喻在政治沟通中的功能阐释

(一)框架功能

“框架”概念最早是由Fillmore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引入语言学研究中的。他指出,“框架”是知识或者连贯的经验图式具体统一的构架。换言之,框架是人类长期生活经验过程中形成并用于组织和解释经验的知识系统及概念的工具。Fillmore(1982)还认为,框架虽然不依赖于语言而独立存在,但语言不能脱离框架,语言表达总是与人们记忆中的有关框架相连接,即人们在某种语境下接触到某一语言形式,总会在头脑中激活特定的框架,并藉由该框架连通与此连接的更多的语言表达形式。框架是理解一种情势的方式,如果你能设定一个情势的理解框架,你就能赢得掌握话语权柄的先机。在西方,隐喻甚至成为政党争夺话语权和主导社会舆论的重要手段。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竞选演说中承诺要“减税(tax relief)”,于是“减税”概念在美国民众心目中便构成了“税收是一种痛苦”的认知框架。该框架对美国民众的影响作用如此强大,以致在美国公共话语中,“加税”几乎成为极具政治风险的敏感词语。莱考夫(2007)认为这是隐喻在政治话语中强大力量的体现。一旦你抢先建立了某种认知框架,政治对手便被束缚住了手脚,因为他们对这个框架的攻击只会越发强化这个框架本身。

隐喻概念框架在长期的使用或接触过程中逐步得到强化,以致成为社会成员共有的认知框架或集体记忆。这种概念框架源于特定的政治生态文化,影响着人的认知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通过建构“天子”隐喻概念来宣扬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传递了“君权神授、唯我独尊”的帝王思想。“父母官”“爱民如子” 隐喻概念框架蕴含了“官贵民贱”的封建意识,掩盖了不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关系。该隐喻框架突显了官员“造福”百姓,但掩盖了百姓纳税奉养官吏的客观事实。在建设现代民主、文明、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国家政治领导者通过构建“公仆”“勤务员”“衣食父母”“接地气”“群众路线”等新的政治话语概念来消除政府官员的特权意识和官本位思想,在思想上建立起“受民俸禄,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和官民享有平等政治地位的认知框架。

(二)意识形态功能

意识形态属于哲学范畴,它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价值等要素的总合。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系统有序的表述,隐喻在这种表述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意识形态主要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应该被运用在哪些目的上。意识形态实践的目的旨在协调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保证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如果说人对自然的控制主要以科学为手段,那么人对社会的控制则主要通过意识形态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社会控制力量而实现的。在现代社会,政府管理者越来越多地通过意识形态,尤其是通过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实现其权力的运作。Charteris-Black(2004)断言,通过语言激活无意识的情感联想,采用将积极或消极的联想转移到隐喻目标域的方式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信仰。在政府和民众的政治沟通中,政治家们主要通过隐喻手段,用大众熟知的日常生活概念、观点去诠释抽象的、无法直接感知的政治概念,以便大众理解和接受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人物还能根据政治需要利用隐喻的凸显功能,对社会事件的某些特征加以凸显,对其他特征则加以隐藏,从而达到影响和控制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Lakoff认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他们深层的道德隐喻和国家隐喻认知模式密切相关。两党在国家隐喻概念中有共同的根隐喻——“国家是家庭”。但是两党对家庭的理解有着不同的隐喻模型。共和党的模型是“严厉型”家庭,而民主党则是“慈爱型”家庭。在严厉型家庭模型中,外部世界充满了危险和竞争,家长必须有足够的力量与外界竞争来保护家庭,因此共和党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便是建立强大的军队保护自己的家园。相反,民主党的慈爱型家庭模式则注重情感关怀与责任,提倡追求个人幸福。基于慈爱型家庭这一隐喻认知框架,保护成为民主党的核心理念,如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劳工保护等(Lakoff,2007)。由此可见,两党在执政理念及方针政策上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与各自的隐喻认知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三)说服功能

从语用学角度看,隐喻在政治沟通中具有劝谏说服功能。隐喻劝谏是手段,说服才是最终目的。隐喻的说服功能一般通过隐喻的框架作用对民众的价值观和情感的掌控来实现。隐喻的政治象征性能激发人们的感情,因为它们触发了人潜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人的感情一旦被唤起,就会产生规避逻辑的心理行为。政治隐喻的感情激发因素主要源于人的理性和非理性认知或逻辑与感情的含混交织状态。这种含混性在同一个框架内具有融合认知与情感界限的潜力。隐喻的工作机制是两个概念域之间跨范畴地投射,同时也伴随着跨义域地情感转移,使受众产生微妙的心理“移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政治观点。隐喻说服方式包括诉诸感情、诉诸理性,或诉诸感情兼理性方式。所谓诉诸感情,是指采用隐喻表达方式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Mio,Jeffery,Scott(2005)认为,隐喻是一种激发情感的政治工具。美国民权之父马丁·路德·金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用“民权是支票”概念隐喻来激发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强烈感情,以便达到说服黑人同胞参与民权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隐喻概念框架源于“客户到银行要求兑现支票”向“黑人呼吁美国政府赋予民权”的隐喻投射,诠释了黑人向美国政府提出民权诉求如同客户向银行提出兑现支票一样,是一种合理合法的要求和正义的行动。美国政府剥夺黑人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就像银行拒绝兑现客户支票一样是一种违反美国宪法的非法行径。从另一方面看,“民权是支票”隐喻也蕴含民权诉求如同要求银行兑现支票一样,需要采取理性合法的诉求方式,这样可以起到说服黑人不要使用暴力手段,避免民权运动演变为流血的社会政治事件,从而达到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权诉求的政治斗争目标。由此可见,隐喻在政治沟通中能够通过诉诸感情、诉诸理性或情感兼理性诉诸劝谏方式达到减少或消解社会利益集团、种族乃至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或文化差异冲突。

(四)评价功能

Martin&White(2005)在其合著的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中指出,评价理论是有关“作者或讲话者同意或不同意,热心或者憎恨、欢迎或者批评以及如何使读者具有相同的情感,如何用语篇来构建共有的感情和价值观,如何用语言机制来构建共同的品味、情感和评价规范……”大体上说,隐喻的评价意义有正负之分。在特定的语境中,政治领导人对关涉的人物、事件或现象所持的肯定或否定态度必须通过语言评价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2002年1月,美国总统小布什发表国情咨文,将朝鲜、伊朗和伊拉克视为“邪恶轴心(an axis of evil)”,同时将古巴、叙利亚与利比亚称为无赖国家(rogue nations)(Jiao Xue、Zan Mao、Na Li,2013)。这些负面的隐喻评价显示出小布什对这些国家所持的敌对立场和态度,同时也能达到操控美国民众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为布什政府打击这些敌对国家赢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改造过程中,政治领导人需要向人民大众传达政府的政治思想路线与国家的方针政策,采用隐喻表达方式能将抽象、陌生的政治概念转化为通俗易懂、生动形象、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语言。比如,“苍蝇老虎一起打”喻指小贪官像苍蝇一样贪婪,大贪官像猛虎一般吞噬国家财富,负面的隐喻评价表达了政府领导者对贪腐行为的鄙视和除恶务尽的态度。“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将权力隐喻为致命的猛兽,只有将它关入铁笼子里,才能维护人们的生命安全。该隐喻以浅显明晰的隐喻方式阐释了权力只有受到有效监督或约束才不会腐败的深刻道理。社会大众对政治话语的关注度除了和政治人物的社会地位、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势有一定的关系之外,还与领导者所采用的表达方式有密切关系。上述隐喻之所以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流行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领导者采用了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向社会大众传达了新一届政府反腐倡廉的坚定立场和坚定决心。

四、结语

在所有的政治语言现象中,隐喻几乎渗透了政治所能达到的任何领域。它在现代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具有空前的重要性。隐喻的框架具有设定政治情势理解框架,掌控政治话语主导权的功能。隐喻的意识形态构建功能有助于政治权利的运作,能达到协调和平衡社会利益主体矛盾的目的。隐喻劝谏方式具有改变受众情感和行为方式的功能,是政治人物影响和说服受众接受其思想观点或政治决策的重要手段。隐喻评价功能有助于政治人物和受众之间建立共有的情感和价值观,使他们能够在社会管理和改造活动中赢得民众的信赖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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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本俊 广东广州 广东培正学院外国语学院 51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