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佳楠
摘 要：强盗形象不是“三言二拍”描写的主要人物，很多篇章中强盗都作为故事的配角出现，因此对“三言二拍”中强盗形象研究的文章为数不多。仔细阅读作品我们会发现“三言二拍”的强盗形象有很多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鲜活生动、行为不合常理、重利重义，这些典型的特点与当时的时代特征和作者本人的思想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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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醒世恒言 初刻拍案惊奇 强盗形象
一、《醒世恒言》和《初刻拍案惊奇》中强盗形象概述
《醒世恒言》和《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强盗形象既有恶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他们已经是多角度立体的人物形象。笔者以《醒世恒言》第三十卷“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中房德和“青衣豪士”（穿青衣，不露名姓）以及《初刻拍案惊奇》第八卷“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中“大王”（海盗头目）和“乌将军”4人为例作为《醒世恒言》和《初刻拍案惊奇》中强盗形象的代表，寻找他们之间的共性并探索造成这种共性的原因。
《醒世恒言》第三十卷中的房德是不第的秀才，终年破衣褴褛、百结悬鹑。误入强盗窝的房德在锦衣玉食、软硬兼施的条件下成为了强盗的头目。“青衣豪士”是房德准备杀恩人时求助的一位侠士，“青衣豪士”了解了真实情况后怒斥房德忘恩负义，恩将仇报，遂杀了房德。
《初刻拍案惊奇》第八卷中的大王抢劫王生的货船，将船中财物尽数掠夺，并不伤人命。正话中讲到陈大郎因为好奇便邀请一位大半脸被胡须遮住的老者吃饭，本来是玩笑之举却被老者暗记心中。三年后陈大郎乘坐的商船被一群强盗打劫，强盗头目“乌将军”一见竟然是当年请自己吃饭的陈大郎，他不仅尽力款待陈大郎，而且终使陈大郎成为吴中巨富。
二、《醒世恒言》和《初刻拍案惊奇》中强盗的共性
（一）奇特怪异的行为
四个强盗形象在行为方式上都异于寻常人，《醒世恒言》中的“青衣豪士”既不言姓名又不做生理，看似没有收入来源却骑马着锦袍，从者数十人。他帮助别人时也不问缘由，相信求助者的一面之词，便自以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民除害。《醒世恒言》中的大王在夺人财物时还送一些盘缠给货主，甚至将抢来的货直接送给货主，希望他能安全回家并再次出来经营生活。乌将军以打劫货船财物为生，欺负手无寸铁的客商，同时竟能记住陈大郎的一饭之恩，并涌泉相报。
《醒世恒言》中的房德，从外貌上看不似其他三者那般奇特，但行为却和普通人大相径庭。他是一个落魄的秀才，在恩人李勉的帮助下才得以摆脱牢狱之灾，原本恭顺有礼的房德因为害怕身世暴露，遂设计杀害恩人。“心地干净，方可读书学古。不然，见一善行，窃以济私，闻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籍寇兵而盗粮矣。”[1]饱读诗书的房德违背了圣人的教诲，华丽的外表下掩盖着一颗龌龊的心，冠冕堂皇的言辞中隐藏着叵测的居心。
（二）重义重利的性格
四个强盗都对金钱有着很强的占有欲，他们贪婪，因为他们关注自身实际利益。他们注重“义”的实现，更注重满足自己的现实需求。
不管是后来步入盗贼行列的房德，还是“青衣豪士”、大王、乌将军这样的职业强盗，他们做任何事都以自己的实际利益为着眼点。房德在被拉入盗贼群时暗想“见今恁般深秋天气，还穿着破葛衣。与浑家要匹布儿做件衣服，尚不能勾；及至仰告亲识，又并无一个肯慷慨周济。看起来到是这班人义气；与他素无相识，就把如此华美衣服与我穿着，又推我为主。便依他们胡做一场，到也落过半世快活。”[2]前后的鲜明对比使房德放弃了饥寒交迫、受尽白眼的科举之路，选择了眼前衣食无忧、掌握大权的强盗之途。
《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大王是一个以抢劫金钱为生的职业强盗，他不伤人命也不和货主啰嗦，抢了金钱就走，和钱无关的东西一概不取。乌将军和《醒世恒言》中的“青衣豪士”都是以“义”为重的豪杰，他们重义轻利，对现实生活却有很高的要求。从他招待陈大郎的酒肴、送与陈大郎的礼物以及与陈大郎的交往之资可以看出，乌将军等人平日的奢华生活以及超乎寻常百姓的生活享受。“青衣豪士”虽然在帮助房德和李勉时分文不取，但他每次出行都骑白马带胡仆，这种前呼后拥的生活也是他寻求现实利益的体现。
（三）外貌和性格相悖
从外貌来看，《醒世恒言》和《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四个强盗，他们在外貌上既和普通人相似，又有不同于普通人的形象特征。
房德生的方面大耳，伟干丰躯。时任主审官的李勉认为他相貌轩昂，言辞挺拔，是个未遇时的豪杰，但他的性格却是心狠手辣，两面三刀。
《初刻拍案惊奇》的乌将军“身上紧穿着一领青服，腰间暗悬着一把钢刀。形状带些威雄，面孔更无细肉。两颊无非‘不亦悦’，遍身都是‘德辅如’。那个人生得身长七尺，膀阔三停。大大一个面庞，大半被长须遮了。可煞作怪，没有须的所在，又多有毛，长寸许，剩却眼睛外，把一个嘴脸遮得缝地也无了”[3]。作者对乌将军的外貌进行了细致刻画，这些天生“强盗相”使读者马上就能将他和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等凶恶词语联系起来。但继续阅读小说，我们就会发现满脸横肉的乌将军完全不同于他的外貌，他重义气、讲道理，知恩图报。
两部作品的作者对另外两个强盗着墨不多，他们仅作为小说主角的陪衬出现。《初刻拍案惊奇》中没有对强盗头目大王的正面描写，我们只能从他的行为判断他的性格，他们打劫货船，船上所有金银货物尽数取去，既不言语也不伤人性命。即便是货主反抗，他也不生气。相反还施以小恩，甚至还自作聪明地为王生安排了谋生的出路。这段描写颇具戏剧性，给我们展示一个蛮横中有点小善良的强盗形象。《醒世恒言》中“青衣豪士”是在房德想要杀李勉时求助的一位神秘人物。这位神秘人物行为诡异，作者对他的外貌描写除了“青布锦袍”之外就只有“身衣黄衫，坐下白马，两个胡奴跟随，望着节导中乱撞”，活脱脱一副浑身是胆的鲁莽汉形象。
三、强盗形象共性形成的原因
（一）前代小说中强盗形象影响
王绍玺的《窃贼史》一书中谈到强盗的起源，窃贼是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4]。窃贼自从产生以后，就寄附在私有制社会的机体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的活动也越来越狡诈猖獗，从贼慢慢发展为盗，嫦娥偷灵药，《韩非子·说难》中的逾墙盗贼，《庄子》中出现的盗墓贼，《淮南子·道应训》中以一人之力拯救楚国的盗贼，《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孟尝君门客中的鸡鸣狗盗之辈等都是文学作品中典型的贼、盗形象。在小说繁荣的明清两代，描写盗贼和强盗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水浒传》和《西游记》。《水浒传》中人物的日常行为伴随着杀戮和抢劫。《西游记》中出现的强盗主要是神、魔、妖变化的人物，无论是华丽的还是丑陋的外表下都是一颗亵渎生命的心。由于两个故事的发生背景较为特殊，所以读者关注视角不在主人公是否为强盗上，而是随着故事的发展不断变换。
这些作品虽然不是描写严格意义上的强盗，但他们所描绘的坏人形象都是长相不同于寻常人、行为奇特怪异、非常重情义的，这些特征为“三言二拍”的作者提供了创作的模板，“三言二拍”中的典型强盗形象基本都具有此类特点。
（二）明代中后期时代特征的反映
明代自开国以来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产品交流的频繁，商业变得异常繁盛。商人凭借其活跃的思维和与时俱进的发展眼光，渐渐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衣食用度极尽奢华，而且通过金钱博取功名。这一切都引起了很多贫穷者的羡慕和妒忌。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一些破产的农民和失去劳动资料的手工业者为了生计走上了强盗之路。水陆交通的便利又为强盗的抢劫提供了方便，在“三言二拍”中的强盗很多都是占据水路枢纽打劫过往船只。
明代社会的思想比较多也比较杂，代表思想有李贽的哲学思想和王阳明心学思想，这些思想都对程朱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新思想对人们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从实际出发，以现实存在的状况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人物表现出注重现实利益注重自身价值，旧思想使人物维持“义”的崇高地位，以“义”作为自己的行为出发点。因此，两部作品中的强盗形象都表现既重利又重义的性格特点。
（三）作者的雅、俗思想影响
“三言”的作者冯梦龙和“二拍”的作者凌濛初两人都具有复杂的文学思想。两人都是自幼学习“四书五经”以科举取士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根本的儒家士子。从表面上看，他们的一生似乎都在追求一种自我释放、自我舒张的逍遥状态，但实际上他们又都逃不出儒家思想带给他们的思想禁锢，他们始终将自己封闭在一套固定的社会风气和伦理道德体系中。这种矛盾的思想不仅影响他们的价值观而且支配着他们的文学观。
冯梦龙和凌濛初是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文人，他们的文学观念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儒家的正统思想。科场的不顺利迫使他们激发出思想中通俗文学的因子，矛盾的文学思想使得二人作品中呈现出不同于以往作品的强盗形象。以往作品中的强盗形象都是单线条的平面人物，人物性格较为单调。而《醒世恒言》和《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强盗形象较为复杂，文人化特征比较明显。房德是典型的文人型强盗，即便是满脸胡须的乌将军在说话时也是文绉绉的，“误犯仁兄”“天假之缘”“未曾尽得薄情”，这类文人之间的客套话比比皆是。《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大王和《醒世恒言》中的“青衣豪士”话语不多，作者对他们形象的刻画也少了以往作品的豪放和粗线条刻画，多了一分细腻和柔和。
注释：
[1]洪应明：《菜根谭》，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2]冯梦龙：《醒世恒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21页。
[3]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
[4]王绍玺：《窃贼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林佳楠 新疆喀什 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 84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