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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析《芒果街上的小屋》与《呼兰河传》

  • 投稿无哀
  • 更新时间20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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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名谣

摘 要:成长问题作为文学的主题之一,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外文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女性成长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以及中国成长小说《呼兰河传》作为成长小说的经典之作,必定有其与众不同之处。故本文将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探索两者的相同点和殊异之处,以求挖掘更深层次的中美儿童文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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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芒果街上的小屋》 《呼兰河传》 相同点 差异

被誉为美国当代成长小说的经典之作——《芒果街上的小屋》是美国墨西哥裔女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代表作品。该书生动地描写了美国移民社区里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一个羞涩而敏感的少女的成长经历。《呼兰河传》是我国女作家萧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以作者的童年回忆为线索,描绘了上世纪20年代东北小城呼兰河的种种人和事,作品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写出了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两部作品虽然在创作时间和地域上存在较大殊异,但它们均为经典的成长小说,都用儿童式的叙述语言却又十分犀利的笔锋书写了童年经验,目的在于映射彼时社会的状况,并且都是具有散文化特征的“诗体小说”。但由于中美文化的差异以及作者个人成长经历和笔法的不同,这两部作品各有千秋。笔者从《芒果街上的小屋》和《呼兰河传》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比较分析。

两者作为成长小说的经典,都具有成长小说的特点。何为成长小说?简单地说,就是描绘人物成长过程和经历的小说。它通过对某个人或多个人成长经历的叙述,表现出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历程,“成长小说是对个人成长经历和成长困惑的表现”,[1]这里所说的成长绝不是生理或年龄上的成长,而是主人公在经历过磨难过后产生心理上的成熟。

《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埃斯佩朗莎一家因为生活的贫困不得不搬到拉美移民聚居的芒果街。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可以指给别人看”的房子,和男孩子跳舞时没有一双像样的舞鞋,带着米饭三明治想在餐厅吃一顿饭被嬷嬷阻拦并被怀疑撒谎……都让埃斯佩朗莎羞愧得抬不起头。少女因为家庭和经济状况的缘故开始变得敏感,开始认识到了成人世界的残酷与社会的不公,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意识,才证明了女主人公脱离了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开始成长。朋友萨莉的背叛、对性的初识进一步将成人世界的观念强行侵入到埃斯佩朗莎的意识中,此时的主人公已经完全背离了她心中的“猴子花园”。《呼兰河传》中纯真的“我”在经历了小团圆媳妇被虐待而死、有二伯偷东西、王大姐与冯磨倌的婚姻被别人嫉妒等成人世界的阴暗后,也竟从不谙世事变得伤感起来,成熟起来。

孙胜忠教授在他的《美国成长小说艺术与文化表达研究》中是这样界定成长小说的:“成长小说主要叙述对青年人的教化和培养……取决于小说中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强调的是妥协还是背叛,相应地,主人公要么与社会和解了,要么带着困惑或者新发现背离了社会。”[2]

这两部著作中都有电影化的叙事和抒情手法。首先,二者在叙事上都采用了蒙太奇技巧,由多个不同的画面相互转换,跳跃感极强,体现为结构的松散。《芒果街上的小屋》由44个毫无关联的故事构成,《呼兰河传》中的几个主要故事之间也并无情节上的联系。小说的灵魂是情节,但这两部作品都具有回忆性质,结构松散,看似是作者的随笔,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十分感性,颇具意识流的感觉。

其次,多线索交叉叙事的电影手法在文本中都体现为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相结合。以儿童视角看世界是这两部作品的又一特点,在两部作品的大量篇幅中都以儿童的口吻叙述故事,表现了处于成长阶段的儿童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这种从儿童纯净的眼中所反映的现实世界却是纷繁复杂的。同时,儿童稚嫩的声音只是表象,而且两部作品中都不乏客观冷峻的分析,很明显地带有成人叙事的意味,两种叙事角度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在《芒果街上的小屋中》中有这样一段对于家人头发的描写让读者记忆犹新:“爸爸的头发像扫把……我的头发挺懒惰……只有妈妈的头发,好像一朵玫瑰花结,一枚小小的糖果圈儿。”[3]《呼兰河传》中所有人看待小团圆媳妇都带有封建落后意识,都带有经验、理性因素,而“我”却和小团圆媳妇保持了亲密无间的关系。还有“我”在祖父的呵护下,背诗写字,在后花园无忧无虑地尽情玩耍,都是以儿童纯净的内心透视着现实的世界。而当两位女作家在用儿童视角浮光掠影地展现了世界之后,又以全知叙事的角度对“所看”进行了“所感”。《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玛琳是最后一个见到杰拉尔多活着的人……他只是一个不会讲英语的墨西哥苦力,又一个偷渡客,看上去总是自惭形秽的人。”[4]《呼兰河传》第四章节中描写边挂粉条边唱歌的人们之后有这样的议论:“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5]这类深入的分析是儿童无法完成的,作者以“我”这一叙述者发出议论,以自己成人的视角影响读者的价值判断。这种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相结合的方法避免了只用儿童视角的肤浅,在保持真实感的基础上,增添了意蕴上的厚重感。

再次,语言和结构都颇具节奏感(尤其是《芒果街上的小屋》的英文版本)。最后,在景别方面,两部作品都先以大全景镜头交代所处环境,然后用多个分镜头分开叙事。

同时,两者语言上的诗情画意也是它们的画龙点睛之处。例如“在你忧伤的时候,天空会给你安慰。可是忧伤太多,天空不够。蝴蝶也不够,花儿也不够。大多数美的东西都不够。”[6]“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7]作品中大量运用反复、通感等修辞,更加增强了其散文化、诗化的特征,小说即是散文体的叙事文学,这两部作品可算得上是真正的“诗化小说”了。

除此之外,两部作品都塑造了敏感的少女主人公这类圆形人物,也均属于生活类的成长小说。

但由于两位作者所处社会背景不同,在创作主体经验、女性身份认知程度、创作手法方面也存在诸多不同。《小屋》作为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更侧重于个人成长过程自我情感的抒发,主人公的成长都与周围社会环境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埃斯佩朗莎明显地感觉到社会、种族、家庭等方面的压力时,她开始成长,并将心中的压抑转换成对自我实现的追求——用知识武装自己以逃离芒果街贫穷的生活。《呼兰河传》中则以儿童之眼反映彼时社会的愚昧,企图以儿童的纯真反衬成人世界的不堪,是萧红想用作品拯救彼时社会的尝试。这源于中美文化的差异,美国儿童文学更强调“儿童本位”,崇尚个人奋斗与英雄主义;中国则因其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决定了儿童观“成人本位”的本质,所以中国的儿童和儿童作家承担了更多的社会使命。

两部作品同作为女性作家书写的成长小说,但在表现女性认知方面却相去甚远,希斯内罗丝在《芒果街上的小屋》中体现了女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完成了从女孩到女人的蜕变,可以界定为女性成长小说。而萧红却将性别泛化,只是孩童成长的过程。在《小屋》中,埃斯佩朗莎第一次穿高跟鞋的经历使她明白可以依靠女性的外表和性别的特殊性让她逃离贫穷的芒果街。被男性骚扰成为埃斯佩朗莎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对于房子的幻想作者也这样写到:“不是一座小公寓,也不是阴面的大公寓,也不是哪一个男人的房子,也不是爸爸的。是完完全全我自己的。那里有我的前廊我的枕头,我漂亮的紫色牵牛。我的书和我的故事。”[8]埃斯佩朗莎的几个朋友也都是性格迥异的少女,她们对自己的未来规划以及逃离芒果街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这些都体现了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开始学会主动确立女性自我身份的社会化,试图突破男权和父权传统的束缚。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仅写到父亲、母亲和祖母对自己冷漠的态度以及小团员媳妇作为女性被残害的现实,而并未突出女性成长的过程和心路历程,不可以算作女性成长小说。这与两部作品的创作年代以及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息息相关。

两部作品虽然都采用了诗化的语言,修辞手法也大多为反复、通感等,但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还是有所殊异。就拿展现儿童视角的语言来说,《芒果街上的小屋》多采用的是比喻修辞,例如,“睡姿像个面包圈上的猫。”[9]“弄得车子一个劲摇晃,好像轮子是实心意粉做的。”[10]“他的脚又白又胖,像厚厚的玉米肉粽。”[11]而《呼兰河传》多采用拟人的写法,例如,“砖头晒太阳,就有泥土来陪着”[12]“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13]两者的手法虽有不同,但都清晰地展现了作者的童年视角,都体现了文本活泼的童趣。童年的思维是一种印象化的、比拟化的思维。在每个人的童年时期,都会将自己所见到的新鲜事物联系到自己思维中已有的物品,或是赋予一切无生命的东西以生命。正如萧红在作品中所说“只觉得这园子里边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活的”[14]。

除此之外,《呼兰河传》中对人物内心的描写远少于《芒果街上的小屋》,甚至有意识地回避着,但《呼兰河传》中对大自然的亲近之感却远胜于后者,这也是两者的不同之处。

无论是“山东大饼”亦或是“松软的蛋糕”(台湾学者对其作出的评价),无论是自我成长宣泄还是企图拯救成人世界,两部作品都以其独特的儿童经验叙写成为本国甚至是世界成长小说的里程碑,并为我们的儿童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借鉴和价值。

注释:

[1]苗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2]孙胜忠:《美国成长小说艺术与文化表达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5页。

[3][4][6][8][9][10][11]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第89页,第41页,第145页,第16-17页,第51页。

[5][7][12][13][14]萧红:《呼兰河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第89页,第213页,第187页。

(孙名谣 吉林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13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