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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初传吐蕃并发展的原因分析

  • 投稿宁哲
  • 更新时间201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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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藏传佛教作为佛教发展体系中的一支,它对整个西藏的历史轨迹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甚至对整个中国的文化体系和文化系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藏传佛教的发展之路的描述扑朔迷离。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佛教正式传入西藏是在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时期,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地区呢?不难想象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必然与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相关,当然这也离不开吐蕃王朝上层的积极努力。 
  关键词:藏传佛教  历史条件  长期渗透的结果  促进发展的措施 
   佛教传入西藏是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最后到两者相结合的过程。宗教的发展只有适应政权的发展过程和人民的发展需求才能得到不断地发展和走向辉煌。经过吐蕃王朝时期和几百年的战乱时期导致佛教在贵族、王权、人民群众之间广为传播,这就为佛教发展之路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打下了基础。由于后期处于各个宗教交互执政的时期,战争相对较少,另外又有之前的发展基础,这样便导致佛教在西藏形成独具的“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 
  一、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经济在政治文化中起决定性作用,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交融。而当时佛教在西藏地区的传播同样也有其政治、经济、文化、国内(国外)环境等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在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兼并青藏高原诸部,建立一个统一的奴隶制政权,但是其政权却仍然遭受着苯教和奴隶主贵族的威胁。根据古代吐蕃的历史传统,每位赞普继位之后都必须推举一名苯教的高僧,并且赞普处理军政大事甚至是王位的继承都要这名高僧的参与,另外由于吐蕃百姓和贵族势力都十分的信奉苯教,这样便就导致了苯教权利的日易滋生和强大,最后导致威胁到王权。据敦煌藏文写卷P·T·1287记载:“松赞千布之时,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外戚如象雄(羊同)、苏毗、聂尼达布、工布、娘布等均公开叛变”。可见当时王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故此赞普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制衡苯教,加强王权的方法,这样便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当时的吐蕃王朝正值古印度的伐弹那王朝统治后期和伊斯兰势力入侵时期。在这一时期印度陷入诸侯割据的纷乱局面,各地割据势力都信奉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另外佛教内部争斗不断,这就导致佛教发展面临巨大的困境。对印度佛教来说另一个外部威胁也濒临而至——伊斯兰势力入侵南亚次大陆,在这个过程中佛教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这些因素便导致佛教必须寻求一个有利于佛教发展的地方,这时政局稳定的吐蕃王朝便是其最佳的传播之地。 
  二、佛教长期渗透的结果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历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佛教得到吐蕃王朝上层认可并大力宣扬其发展之前,其必然是一个逐渐渗透和发展的过程。早在吐蕃王朝之前,佛教便有了与吐蕃社会接触和发生一系列的交流活动。而在后世许多著名的藏文史籍和藏传佛教的历史文献中,都记载了早期佛教传入吐蕃的历史史实,而这些书籍都将第28代赞普拉托脱日年赞时的“天降神物”的神话传说视为佛教最早传入吐蕃的标志。在《西藏王臣记》中记载:“当他(拉·脱脱日栗赞)在位时,容布纳岗王宫的屋顶上面,从空中降下来《百拜补正忏悔经》、金塔、《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心要六字真言》、《枳达嘛呢法门》等。从空中发出声音说:“再传五代。将会知道这些经义。”同样在《土观宗派源流》中记载:“自从最初藏王聂赤赞普起到朗日松赞之间,约传二十六代,还没有佛教之名,在号称普贤化身的拉妥妥日宁协时,始从天空中降下《诸佛菩萨名称经》等经书余王宫顶,当时无人能了解此等经义,遂命名为“玄密神物”供祀起来,这是藏地仅有佛法之开始。王曾在梦中,得到神人预言,说过五世后,当有能解此经义者出世。”这些上述的书籍中都同时反映了佛教在拉托脱日年赞之时就已经初步传入西藏,虽然这些都具有一些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是结合当时历史事实我们不难想象,这些说法是完全有可能的。 
   公元 7 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诸部,结束了分裂的局面,建立统一的奴隶制专制政权。而吐蕃地区权利的集中便为佛教的正式传入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北印度和唐王朝已经结束了纷乱割据的局面,并且当时两地佛教的发展都十分的繁盛,其中古印度最盛。而统一西藏的松赞干布也认识到了本民族文化的不足,于是便加强了对外来文化的学习与交流,派人前往印度地区进行留学,进而加强了改进本民族文化,这就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契机。 
  三、促进其发展的各项措施的实施 
   (一)藏族文字的创制和藏族法律的制定:松赞干布时期根据梵文创造了藏族文字,而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这样便有利于后世对佛教经文的阅读和研究,并为佛教思想的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文字的创制,这样便使“口口相传”变为“文字记录”,这样更加有利于佛教经典的交流和储存,为后世佛教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②根据《西藏通史》记载在藏族历史上有许多的法律都是根据佛教的教义来制定的,例如在松赞干布时期,他以佛教的“十谱律”为依据,制定吐蕃王朝的法律制度,用以约束百姓,这样便导致佛教的传统以法律的形式,影响当时人民的生产生活,从而在百姓的潜意识中留下对佛教的熟知度,为以后佛教在藏族的传播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大师的不断涌现:从佛教创立之初到如今,藏族地区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佛教大师。在松赞干布时期,他广泛邀请印度、尼泊尔、唐朝等地的高僧,让他们来翻译有关佛教的历史典籍,用来宣传佛教知识。根据《贤者喜宴》的记载,松赞干布先后迎请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以及藏族本地的一些大师和译者,一起翻译了《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月灯》、《宝云》、《十一面经》、《六字经》、《光明庄严经》、《光明游戏经》、《自在轮经》、《圆满开始名称经》等众多的经书,当然这只是史书中记载的一部分,另外在后世的许多赞普和战乱时代的割据势力都花费大量的物力、财力去进行翻译,这样使佛教经典不断的传入西藏,使之文化系统不断地得到充实和更新,从而促进佛教不断地发展。古萨惹、香葛惹、希拉曼殊、布达古哈耶、布达贤达、伽努达等众多佛教大师的涌现,他们都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甘珠儿》和《丹珠儿》的译跋和注解当中的记载,在吐蕃王朝以及以后的几百年时间里印度来华僧人就有390多位,试想在这个时间点内,西藏地区将产生多少的佛教大师?他们通过翻译书籍、宣传佛法、培养弟子等方式,不断地为佛教的发展提供后续力,促进其不断地发展并走向辉煌。(三)佛教寺院的建造和僧伽制度的建立;寺院是僧人休憩、学习佛法的重要场所,并且寺庙在战争时期可以作为保卫自己利益的坚实壁垒,它对佛教的发展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在松赞干布时期,松赞干布建立了大昭寺、小昭寺等几个寺庙供奉佛像。在赤松德赞时期,他为了巩固佛教的发展和确立其吐蕃王朝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他大力支持修建桑耶寺,而桑耶寺的规模十分之大,并且花费了许多的人力、财力,可见佛教在吐蕃王室中的地位是如此的深入人心,这也反映了王权支持佛教支持思想的坚定信念。另外他还免去信佛者的杂物,并且为其提供衣食,这样就成功地区分了普通教徒与佛教徒之间的关系,使佛教徒的地位得到提高,另外它可以使佛教徒用更多的时间在佛学的研究上,从而促进佛学的发展。在赤祖德赞时期,他任命佛教人士为首席大臣,使用佛法和佛教徒治理俗世的政事,并且就颁布“七户养一僧”的制度,这样便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崇拜佛教僧人的社会风气,从而对佛教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后来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佛教在整个藏族的影响不断得到提升,后世的各个割据势力为了起在争霸中取得优势的地位,他们不断扶持佛教的发展,赐予他们土地和人民,加之其寺庙的建立,使得他们以寺庙为基础,形成了一个保护他们自己的实力,这样他们可以凭借宗教上的优势的到人民的信赖和封建领主的土地,并以之为基础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力,又可以以寺庙为依托打击那些对自己有恶意的势力,这两个方面的优势使佛教在整个战乱时代脱颖而出,成为影响西藏整个历史的一方巨擎。 
   综上所述,佛教能在西藏境内得以立足和发展有其历史根源和文化沉淀,也是其在西藏境内长期的渗透与融合的必然结果。另外佛教先贤和吐蕃王朝的赞普都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藏文的创制,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桥梁,为佛教的发展和传播奠定了基础。法律的制定,使佛教的影响范围不断的加大,不再仅限于上层贵族之间,而是一个从上到下发展的良好开端。佛经的翻译和佛教大师的不断涌现,使得佛教在西藏的发展过程中获得新鲜血液,使其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寺庙的建造和僧伽制度的建立,为僧人的发展提供了保护和行为准则,使其不会在时代的烟尘中迷失方向。总之,佛教的在西藏的发展是其适应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不断发展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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