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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教学的难题

  • 投稿丽水
  • 更新时间2017-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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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生向我推荐了一篇题为《下山才算成功》的散文,说是写得不错。拿来一看,文章大意为:一般人们,把在登山过程中攀上巅峰当作成功的象征,然而在登山家看来,登顶只算是实现了目标,却不能叫成功。有记者采访登上珠峰的运动员,问他:“什么叫成功?”他说:“下山才算成功。”由此,作者感慨:什么是成功?首先是活着;其次是登山家所储存的体能和勇气够不够下山的使用。进而联想:上山和下山,也适合于观察那些走红的新闻人物,看他在八面风光之中是否谨慎,是否骄狂。之后展开说理:运动员要下山,做官的要下山,人人都有下山的时候。正当中年,老年悄至,算不算下山?算。不少进入老年的人没有掌握下山的要领,因而不幸福。结论为:下山是比赛的后半段,也是接近终点的一段,它才是真正成功的标志。

诚如我的这位学生所说的,这是一篇不错的文字。不过仔细想了一下,似乎又觉得有些不足。文章从运动员的上山下山谈起,联系至人生的“上山下山”,说出了善始善终才是成功的道理。这样的叙述其实有些程式化,而阐明的道理也有千人一面之感。这让我思考怎样才算是一篇好的散文的问题。

按照文学原理的解说,散文作为一种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体裁,包括拿历史作题材的历史散文,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探讨人生真谛的杂文随笔,与新闻相结合的报告文学,同地理相结合的游记,以及和其他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科学小品等。如果说,诗歌偏重抒情,小说塑造人物,戏剧展开冲突,那么散文则兼而有之。

要说好的散文的标准是什么,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真情,有人认为是平淡……难以概括出能涵盖一切的标准答案,这就给散文教学带来了难题。既然好的标准,各人有各人的解释,那就不妨从需要避免的问题入手。

没有真情的散文不能算是好的散文。这里所说的真情是指作者没有亲身历练过的情感。没有亲身历练过的情感,说起来总会有些隔膜,表现在文字里的“真情”就有“同质”的弊病,没有“独特”的气质。同样是表达“母爱”这一主题,史铁生的《合欢树》就有令人震撼的情感力量,因为史铁生在散文中表现出来的“母爱”,是他亲身体验出来的。作者因为年纪轻轻就陷入瘫痪,情绪变得非常狂躁,总是想方设法地要找一个可以让自己“清静”的地方,而对母亲的不断“跟踪”感到厌烦,当时的他,丝毫没有理解这是母亲对他的爱。多年之后,他成名了,需要和母亲分享他的成功的欢乐,而母亲却已离他而去,此时在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感情的悲喜,精神已经成长到一定的高度,回头认识到母爱的无可替代时,只能在回忆中去品味其中的幸福与苦涩。很多表现“母爱”的散文,之所以缺乏这种催人泪下的感情力量,在于作者没有史铁生这样的特殊经历,或许可以借用其他故事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感受,但终究是间接的,“真”就有缺憾。

只是卖弄知识的散文不能算是好的散文。有些散文乍看之下,繁花迷眼,但也只是“繁花”而已,没有实实在在的“果实”。写散文当然需要丰富的知识作铺垫,不过丰富的知识也只是养料,如果不能孕育出不俗的思想,“养料”就成了“废料”。贾祖璋的《南州六月荔枝丹》是一篇科学小品,涉及到荔枝的形态和果实与荔枝生产的有关情况,引用的古诗文、史料、故事多达二十多处,却没有卖弄知识的嫌疑,因为这些引用增强了一般人们对于荔枝的可知。引用白居易的《荔枝图序》是为了整体介绍荔枝的形态,当然古人对于荔枝的认识有正确,也有错误,又有语焉不详的地方,作者都给予了辨正,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引用郭明章(朝代不详)的“飞焰欲横天”(《荔枝》诗)、邓肃(北宋)的“红云几万重”(《看荔枝》诗),是为了说明荔枝的颜色令人赏心悦目;引用唐代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方面印证了荔枝不耐贮藏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讽喻杨贵妃的奢侈生活来表现荔枝的珍贵。充实文章内容的同时,主要还是为了形象地说明事物的特征,同时增添情趣,丰富情感。如果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只是为了充实内容罗列材料,成了堆砌,文章也就会失去“生命”的光泽。

趋时的迎合潮流的散文不能算是好的散文。正因为生活是复杂多样的,浮在表面的现象未必是其本质。既然如此,认识生活的本质就需要有一个过程,甚至是反复的过程。匆忙地撷取几个花朵,以为就能反映整个春天,难免会有以偏概全的失误。当然不排除有些趋势和迎合潮流,并非是作者的天真幼稚,而是有其深意焉,那就不是文品的问题,而是人品的问题了。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评论白莽(即殷夫)的诗歌,就没有趋时也不迎合潮流。其一,白莽的诗多取材于革命斗争,为无产阶级讴歌,与当时的诗歌主流格格不入:“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所谓的“有别一种意义”,未必是当时的人们都能认识清楚的。趋时的迎合潮流的评论家,不会关注这些“微光”和“萌芽”,为这样的“东方的微光”和“冬末的萌芽”张目造势。反其道而行之,这在当时显得那么得不合时宜,甚至有被杀头的生命危险。然而鲁迅对此却是义无反顾,评论白莽的诗,显然已经超出了评论一个作家的范围,成了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为揭露左联五位青年作家(白莽、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被反动派枪杀的暴行,鲁迅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来表达对被害革命青年作家深沉的爱,以及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青年作家的恨。其二,单就诗歌的艺术而论,或许白莽的诗与“圆熟简练”“静穆幽远”有相当大的距离,被那些自称“某某派”的诗人所不屑,但鲁迅则是不吝其辞地以予赞扬:“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那一世界里有许多许多人,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单是这一点,我想,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

需要避免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其实也就是内容和形式两大方面。由此,又让我想到了散文作家(散文写作)和小说作家(小说写作)之间的龃龉。中国古代,做散文的鄙视写小说的。当年韩愈写了一篇类似小说的文字《毛颖传》,引来了一片指责声。后来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为了抬高小说的文学地位,不惜在长篇小说里,增添了大量的诗词歌赋,以此彰显作品的文学价值。现今,写小说的轻视做散文的,好像散文成了人人都可创作的“游戏文字”。曾是鲁迅的挚友林语堂因为“好心”地劝鲁迅多写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招致了两人的友谊就此断裂。鲁迅写过一篇《做杂文也不易》,为的就是给“杂文”(散文的一种)正名:“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问题不在于“大”和“小”,“长”和“短”,是看能不能反映生活的本质,能不能对社会现实有所裨益。

“不十分容易做”,就是写散文要避免“不真”、“卖弄”、“趋时”、“迎合”的弊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囊括了90余部小说,被称为是反映法国19世纪前期社会面貌的百科全书,而鲁迅的杂文集,共16本,可能从文字的字数上衡量,比不上巴尔扎克的数量,但谁又能说,鲁迅的杂文不是反映中国20世纪前期社会现实的百科全书呢?

如此,什么是好的散文,也许可以明了了。

 

(作者单位: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