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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旅游社区建构中的居民地方感研究——一个东部回族群体的扎根编码分析

  • 投稿狐狸
  • 更新时间2015-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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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燕

摘要:旅游社区的建设越来越成为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居民地方感会直接影响到民族旅游社区建构的积极响应,关系到文化展演的主体性问题。居民地方感与旅游支持度往往会受到政府政策、外来参观客以及旅游开发商的影响而呈现出基于原生情感的地方认同和工具理性的地方依赖。研究居民地方感对民族旅游社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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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方感;回族旅游社区;东部回族群体;扎根编码

一、居民地方感研究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人本主义地理大师段义孚最早提出了地方(place)的含义,认为地方感体现了人在情感上与地方之间的一种深切的连结,是一种经过文化与社会特征改造的特殊的人地关系1 。在段义孚之后,西方学术界逐步形成了地方感理论的研究热,使得地方感理论从最初的人文地理学人地关系的核心概念逐步成为一个多维的和多学科的概念。关于概念的解读,如Jen?nifer E. Cross认为人们总是将生平、情感、意识形态与地方联系在一起,对自己植根的地方存在依赖关系。Korpela认为地方感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的主观体验,不同的人因为在社会文化建构中的位置与角色不同,从而使得个人的地方感也存在差异,反过来,地方感也会影响个人的社会行为2 。地方感的维度划分也得到了学界的探讨,Williams 等人将地方感划分为基于情感归属的地方认同与功能性依附的地方依赖2个维度3 。之后Mi?chelle Angela Payton将地方感划分为功能性的地方依赖和情感性的地方依赖。情感依赖也即地方认同,是人地关系中,地方如何使个人形塑自我认同的情感因素。功能性的地方依赖也称为地方依靠,是地方能够满足个人需求或目标实现的功能性因素4 。在地方感的主体意识方面,关于社会心理、环境心理方面的诉求得到了较多关注。Jennifer Carter等人认为人们的地方认同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对生活和工作的记忆和体验,而研究者所捕捉到的地方认同实质上是上层机构刻意营造的地方认同图像⑤。Kaltenborn等人比较了游客与当地人关于地方依赖的强度以及资源保护的原因和重要性方面的观点,认为在地方资源管理受到公众越来越多的监督和重视的现实情况下,不同群体在如何使资源达到保护和利用的平衡问题上存在很多分歧。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利益目标都使得地方建构带来的区别变得不可预期⑥ 。而Patrick devinewright更是对地方反对主义进行反思的研究中提出了将社会心理与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过程联系起来的新的架构,以此来为地方保护行动寻求有效途径,从而建构具有象征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意义。⑦学者们的研究向我们展现了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凸显地方意义的设施会对人们产生长期或短期的影响,人们也会从他们关心的方面对地方产生影响,从而创造新的社会力量,建构新的功能性的设施。国内学者杨念群曾指出现代政治对地方性文化表征的破坏,不仅在形式上摧毁了基层传统赖以生存的核心组织,也大量摧毁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8 。学者Maarja Saar就认为,地方感的研究对保护地方环境非常重要,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要尊重和承认特殊群体凸显民族身份的文化认同9 。论文对工业化发展中的江苏菱塘回族乡在进行民族旅游建构过程中,作为少数群体的回族如何评价政府主导的旅游社区建构这一行为,回族居民表露了何种地方情感,有何行为反应进行了研究。笔者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设定访谈提纲,对居民地方感进行分析,访谈提纲包括居民对自我文化的特征、对政府文化重构以及民族旅游地建构的态度和行为指向。

二、个案地回族居民地方感的扎根编码数据整理

笔者围绕民族旅游地建构中的回族居民地方感问题对江苏菱塘回族乡进行了实地田野调查,调查时间共计50天,分三个阶段进行。通过正式访谈和非正式访谈的方式对当地42位回族居民进行了录音,共整理录音笔记77522字。42人中有20人接受了笔者的正式访谈,正式访谈是针对笔者事先设置的问题进行的回答,被访者年龄结构、职业分布、收入、学历以及居住地等人口统计所占比例都比较适中。参加非正式访谈人员22人,对此类人员没有预设问题,是笔者在当地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对当地人的随机访谈。笔者基于田野收集的一手数据,对42位回族居民录音文本进行了逐行、逐句、逐个事件的概念和范畴的界定和归类。通过不断地比较,找出数据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并根据数据之间的联系,提炼出相关的类属,最后归纳出初始编码996个概念,40个范畴,初始编码尽量使用本土语言,列表如下:

经过对数据的不断对比分析,再次浓缩初始编码,梳理出最重要和出现最频繁的初始代码,形成更细致的聚焦编码,即二级编码,进一步筛选出最能敏锐地、充分地分析数据的类属,经过整理获得二级编码9个范畴40个概念,笔者从地方感的二维划分角度,将居民地方感分为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两个维度。如表2:

从聚焦编码的归纳整理得出,个人的植根情感、地方意义、个人归属、社区需求等因素都会影响居民的地方感。经典扎根理论中,聚焦编码是轴心编码的铺垫,轴心编码是确定主核心类属和次级核心类属的逻辑关系,形成更具概括性的形式理论。笔者进一步比较和概括聚焦编码中呈现的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轴心编码中的当地居民地方感的基本理论框架。通过比较发现,聚焦编码9个范畴中的6个范畴,40个概念中的26个概念都表现出了回族居民对民族旅游社区建构的支持。由此可以确定居民地方感表现出的积极响应是主核心类属,表现出的漠视情绪是次级核心类属。而政府的决策、旅游开发主体的行为以及外来参观客都是居民地方感的影响因素,他们会对居民地方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由此,笔者围绕政府主导的民族旅游地建构和回族居民地方感及其行为反应这一研究问题,尝试着建构了居民地方感的理论模式,如图1:

理论建构模型

个案地居民地方感包括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之间彼此影响,对地方的情感和植根性影响着个体对地方功能性资源的期望,同时,功能性需求的地方依赖的实现也会进一步加深个体的地方认同。来自于个人归属的地方认同以及获益感知的地方依赖都会对当地回族居民产生正面的影响,从而调动民族旅游地建构中个体的行动。而当居民感知获益缺失,必然会产生对功能性需求的地方依赖的负面情绪,从而导致对政府主导的民族旅游地建构行为的漠视(模型中用虚线表示)。

三、回族居民地方感两个维度的分析

通过运用经典扎根理论分析,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主要从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两个维度对民族旅游地的建构行为作出了反应。

1.原生情感维系的地方认同

地方认同表达了居民对地方的归属感、安全感、自豪感,同时也是对地方形象以及生活场所的记忆与体验。

(1)正面影响带来的支持态度。二级编码中,回族居民的地方认同呈现出了植根情感、地方意义、个人归属等正面的心理反应,居民地方认同一部分来自于族源记忆以及民族感情。居民们提出,工业化的发展,回族纷纷往集镇搬迁,搬迁到集镇后,回族与汉族互为邻里,彼此尊重,和睦共处,回汉互相融合,回汉通婚比较普遍,回族逐步被汉化,汉族也逐步被回化。在地方形象的自我认知方面,当地居民表现出了双重认同,一方面表现出了民族认同,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对回汉融合的族际关系的认同。

笔者整理的居民原始数据中,年纪大的人往往会坚守传统,他们不愿意看到自我消失在没有文化分辨的人群中。因此,为了文化的传承他们希望尽一点自己的努力,积极参与宗教活动,带头示范,以期文化的复兴。当看到政府逐年重视回族文化,支持宗教活动,参与宗教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上功德的人也开始增多,宗教活动越来越热闹,此情此景令他们感到高兴。居民们认为旅游开发带动的文化重构很重要,认为保护文化有助于回族记住自己的历史,记住自己的根。很多居民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有特色的,比如菱塘鹅、清真牛、羊肉都是很有特色的代表。认为清真寺是菱塘回族乡的特色符号,现在已成为菱塘回族乡的特色景观,修建清真寺主要是政府投资,政府把清真寺修好了,祖宗的根基也就保住了,对政府的行为表示支持。

地方认同的另一个方面来自于对社区发展的认同,参与笔者访谈的回族居民都对菱塘镇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了溢于言表的自豪。很多人向笔者讲述了以前在农村的贫苦生活记忆,而如今集镇厂子多了,生活富裕了,社区环境变美了,生活在菱塘很舒心。居民们认为菱塘镇密集的工厂是当地经济富裕的象征。回族居民对社区发展的地方认同一方面来自于自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我感知,另一方面是来自参观客的信息传递。所以当地人会告诉笔者,外地人来参观是因为菱塘比较富裕,菱塘知名度比较高。认为外地人那么多,大都是来参观学习的,学习菱塘的集镇建设,学习菱塘的社区发展经验。

⑵负面影响导致的漠视态度。在民族旅游地建构过程中,回族居民也表现出了对政府主导的地缘变迁的负面心理情愫,认为民族认同缺失。政府主导的集镇化发展在当地人看来就是一场“甜蜜的悲哀”,集镇化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发展,社区环境的发展,但同时地缘变迁造成了寺坊的分离。有居民就认为政府的文化保护行为只是表面文章,他们认为地缘结构的变迁,农民逐步脱离了土地,投身于工厂工作,农村的回族逐步疏离了寺坊组织,由此一来,农民对原来社区的资源依附程度越来越低,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参加宗教活动,清真寺也成为了没有文化氛围的孤寺。回族文化要保护,就要调动回族教胞的文化主体性,要传承和发扬,但目前的情况是政府的组织和宣传不够,回族文化成了空壳,文化主体性缺失。即便是政府将菱塘回族习俗成功申报为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清真村成功申报为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但文化保护和文化传承的经费没有。年纪大的穆斯林认为文化的保护重在宗教的复兴,现在组织宗教活动没有经费,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在这一块没有经费预算,作为文化传承人的阿訇收入很低。处在认同与变迁摇摆中的菱塘回族乡,回族教胞供养清真寺很是困难。老一辈的回族教胞认为,作为一定历史文化的民族主体只有积极地参与政府的文化发展规划中,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保护。没有文化主体的参与,文化保护只能是空谈。所以说文化保护、文化传承很不容易。民族旅游地的开发离不开文化主体的展示,文化环境的缺失必然造成文化旅游开发的不现实,因此对政府主导的民族旅游地建构表示漠视。

2.地方依赖显现的工具理性

地方依赖传达了当地居民对民族旅游地建构现状的态度和反应。个案地居民表现出的地方依赖也是工具论的行为表现。工具论在本质上讲,所谓族籍和传统都不过是人们为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操弄的一种工具而已⑩。工具论的实现过程往往是通过权力机构和族群精英将族群文化的某些方面挑选出来用作象征符号,赋予其新的价值和意义,以此获得利益。工具理性是对政治、经济及社会利益进行的某种弹性的选择,是出于利益权衡的考虑,希望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资源优势。菱塘回族居民的地方依赖,是对政府主导的民族旅游地开发表现出的工具论的价值倾向。

(1)基于获益期望的支持态度。回族居民们认为,政府为开发民族旅游而进行的文化重构是必要的。菱塘工厂多,经济发展好,但也要确保文化经济的协调发展,发展回族文化可以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居民们认为发展旅游是好事,旅游可以带动文化发展,因为外地人到菱塘来参观,对清真寺、对回族文化给予了很高的尊重,让回族看到了备受触动,旅游可以让当地人看到自己的文化受重视的情境,可以提高文化认同,加深民族认同。

发展旅游可以带动地方经济,有的居民告诉笔者,一车一车的参观者都是给菱塘来送钱的。人来得多了,可以带动当地回族饭馆的生意。旅游可以提高地方知名度,吸引外来投资。旅游还可以带动集镇的人气,刺激消费。

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期望是旅游能够带动文化传承,带动社区发展,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然而不同的被访者对菱塘民族旅游社区建构的感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部分老年人来说,旅游发展,他们更看重对民族文化的展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而对于当地年轻人来讲,他们欢迎旅游发展,则是看重旅游带来的商业机会和令人兴奋的城镇化发展前景,比如可供当地人使用的公园、休闲场所、环境优美的风景带以及服务业的发展等。当一部分居民感受到了民族旅游地建设带来的社区环境的改善、文化符号的重建以及经济收益等等感知获益时,他们对政府主导的旅游发展持支持态度。比如笔者采访的集镇酒店负责人就很自豪地说菱塘发展旅游有前途,因为他们的生意很好,外地客逐年增加。

⑵获益缺失导致的漠视态度。由于菱塘目前还处于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旅游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当地人认为旅游发展需要的投资力度很大,而菱塘目前旅游投资还不够,旅游基础设施没有,开发商投资修建的景点也没能很好地体现地方特色,吸引力不大,政府在旅游建构的过程中都是一方主导,当地人的参与考虑不够,没有当地人参与的旅游建设就是个短期效应,认为政府在这个方面考虑不够。

对于那些还没有感知获益的回族居民来说,他们认为旅游发展还很渺茫。年轻人特别希望旅游能带动集镇的第三产业,带动娱乐业的发展,但是旅游开发两三年来,集镇还是很冷清,还是没有人气,于是对政府的旅游建构就持漠视态度,认为与己无关。

⑶地方依赖的两难境地。在笔者的访谈过程中,当地居民的地方依赖也如同一个铜板的两个面一样,呈现出了两难选择。部分回族居民认为,回族文化与伊斯兰信仰密切联系,回族文化具有特定的神圣性,清真寺作为神圣的场所不适合通过旅游开发推向商品市场,所以回族旅游在某些方面是与宗教相抵触的,几位老教胞就告诉笔者说,旅游和宗教谈不起来,旅游和宗教冲突,旅游是违背教规的。但同时存在的问题是,国家规定寺庙实行自养政策,处在回族文化边缘区的菱塘,清真寺离开了政府主导的文化重构和旅游开发,其生存是难以为继的,清真寺的宗教活动,宗教人士的生存都需要经费维持,所以包括宗教虔诚人士在内希望政府的旅游规划能对清真寺多些投资,希望能够在清真寺旁边建商铺,他们也希望通过旅游开发带动当地人的民族意识,带动当地人回归宗教,实现教胞养寺。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回族群体地方感进行扎根编码分析得知,居民地方感影响着民族旅游建构中的文化主体性,在民族旅游地建构的过程中,原生情感维系的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呈现的工具理性互相交织,相互作用。地方情感因素会增强个人对地方的归属感,会推动对社区功能性资源的认可和依赖。反过来,居民对个人生活和团体生活的渴望、需求又可促使地方认同感的达成。个案地居民地方感向我们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支持态度,即便是在旅游与宗教冲突的回族社区,居民的文化选择依然显现了工具理性倾向,个体的参与取决于利益感知,当个体感知到了文化获益、环境获益以及经济获益时,就会表现出对政府行为的支持以及个体的参与行为,相反的,当个体感知到文化带动、经济带动、社区参与、社区氛围等获益缺失时,则会表现出对政府主导的民族旅游地建构的漠视态度,从而导致文化主体性的缺失。

民族旅游社区的产生是一个博弈过程,是一个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不断地谈判的过程。民族旅游地建设不仅要关注生活于地方的个人获得物质收益,也要关注环境、人文关怀等地方意义,同时做到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的统一。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在情绪上、感觉上和功能生活上使当地居民和外来客都可获得关于地方的可见度,有利于推动地方感。不同的个体对地方的价值观和情感存在差异,民族旅游地建构中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既要关注赋予地方意义的植根性的环境,又要关注人们对地方的功能性的需求,要平衡权力,建构更广阔的地方认同。Sebele认为社区参与能够给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获得旅游收益的机会。生活于地方的个人或群体都应该有机会参与民族旅游地建设的活动和政策制定。

居民地方感的研究对于全球化影响下的去地方化问题、地方符号的可持续性问题以及地方保护行动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也有利于地方环境的保护,可以协助政策制定者扩展更大的空间意识。

引文注释

1 Tuan Y F.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M].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4.

2 Korpela K M.Place-identity as a product ofenvironmental self-regulation[J].Journal ofEnvironmental Psychology,1989(9):241-256

3 Williams D R,Patterson M E,Roggenbuck JW.Beyond the commodity metaphor: Examining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J].Leisure Studies,1992(14):29-46.

4 Michelle Angela Payton. Influence of PlaceAttachment and Social Capital on Civic Ac?tion:A Study at Sherburne National WildlifeRefuge[D].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University ofMinnesota, 2003.

5 Jennifer Carter, Pam Dyer & Bishnu Sharma.Dis- placed voices: sense of place and placeidentityon the Sunshine Coast [J]. 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 2007,8(5):755-773.

6 Bjornp. Kaltenborn & Daniel R. Williams . Themeaning of place: attachments to Femunds?marka National Park,Norway, among touristsandlocals[J].NorskGeogra.skTidsskriftNorwe?gianJournalofGeography,2002(56):189-198.

7 Patrick Devine- Wright. Rethinking NIMBY?ism: The Role of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Identity in Explaining Place-protective Action[N].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Psychology J. Community Appl. Soc. Psychol.,2009,19: 426-441.

8 杨念群“. 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J].天津社会科学,2004(6):119-125.

9 Maarja Saar,Hannes Palang. The Dimensionsof Place Meanings[J]. Living Reviews in Land?scape Research ,2009, 3(3).

⑩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段义孚.潘桂成译.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M].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1998.

Sebele, L. S. Community-based tourism ven?tures,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Khama RhinoSanctuary Trust, Central District, Botswana[J].Tourism Management,2010(31):136-146.

(作者单位: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