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学”与“新闻学”——近代新闻学两个学科用名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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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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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新闻学不只“新闻学”一个名称。在它的近代众多用名中,“报学”一度与“新闻学”形成抗衡之势。无论是什么替代的用名,无一不是英文Journalism的对应词,一些分歧也来源于此。“新闻学”一名在近代将近半个世纪(1903-1949)的实践中,占据上风,但新闻学科用名上的纷争并未终止,这一纷争也揭示了新闻学科所具有的独特性质。“新闻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抓住了新闻传播这一基本要素,从而超越了报与刊、纸质传媒与电子传媒的界限。报学作为新闻学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看法逐渐在新闻学术界形成共识。


  关键词:新闻学;报学;Journalism;集纳;广义新闻学;


  作者简介:周光明(1963-),男,湖北浠水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一般认为,1920年前后,中国近代新闻学开始创建起来,它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群体,出版了最早一批由国人编写的新闻学著作,当时的高等院校也相继开设了有关专业课程。但是,综观近代最后三十年的学科史,可以发现,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学科用名遭受着一些独特的困扰,它不像其他新兴学科命名那样往往一锤定音,或只经过最初几年短暂争论后便尘埃落定。近代新闻学的学科用名实际上可以开列出一份冗长的清单:报学、新闻学、报道学、集纳学、新闻科学、报纸新闻学等等。这与其说是因为它缺少一个华丽的命名仪式,还不如说十足地反映了近代新闻学的不成熟。在这些已经入围的名称中,“报学”无疑是“新闻学”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它们之间的较量甚至越过了1949年,余音绕梁,直到20世纪末才渐渐平息下来。


  一、“新闻学”与“报学”之初现


  “新闻学”一名创自日本人,时间当不晚于1899年,即使不是由松本君平(1870-1944)首创,也是新创不久,未曾流行,所以为博文馆版《新闻学》作序的田口卯吉才会发出“新闻之业亦有学乎?”①这样的疑问。根据现有材料,“新闻学”这一名词最早于1901年为中国方面所注意。中国留日学生出版的《译书汇编》,在1901年6-8月间的新书广告中,提到“新闻学松本君平著”。半年后,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的第二部分“报馆之势力及其责任”中向中国读者介绍说:


  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谅哉言乎!


  “新闻学”一名就这样由中国旅日人士直接借用过来了。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了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书名“新闻学”照旧,但中译本删去了书名副题“歐米新聞事業”。中译本编译者不详,估计是由商务印书馆收购的《译书汇编》同人合译的初稿。


  “报学”之名差不多同时出现。1904年正月,基督教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在“译报随笔”栏发表《报学专科之设立》,该文介绍了美国《世界报》老板普利策(JosephPulitzer,1847-1911)资助创设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一事:


  西国分类学堂,为最近之进步。各专科之间,于新闻杂志一类,所谓报学者则犹未遑也。近日美国纽约世界报主人布列周,拟捐出美金二百万元,特为报学专科,立一学堂。盖世界报乃纽约最大之报馆,其房屋一项,至值美金一百万元。每日所出之报,自五十万纸,至一百万纸。故布列周之意,尝谓美国报馆之多,而报学界上,独无专科之教育,致能通知报学者尚少。必当以报学,立为科学一项,方足收效。因以美金一百万元置于纽约哥伦比亚大书院中,先行举办。俟三年之后,此种学堂,通于各处,愿再捐美金一百万元云。[1]22315~22317


  但截至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新闻学”与“报学”出现次数都不算多,“报学”用得更少一些,它们两者之间尚无竞争关系,在前新闻学时代(黄天鹏称之为“新闻学术启蒙时期”),这两个用名所受到的待遇,并不比“物质学”、“平准学”、“资生学”等新学语优越多少。


  这两个学科用名都是域外影响的结果。“新聞学”(しんぶんがく)是日本人使用的汉字词,“报学”则是美籍传教士林乐知(YoungJohnAllen,1836-1907)与“秉笔华士”范玮的创制,相比较而言,“报学”更具中国风味。此前的1897年,《知新报》载吴恒炜《知新报缘起》一文曾使用过“治报之学”。“报学”一词,或由此脱胎而来。


  二、对“新闻学”名称的质疑


  “新闻学”与“报学”最初是可以并用的。1912年,全国报界俱进会议设“报业学堂”,1920年,全国报界联合会又议设“新闻大学”,两个名称意思是一样的。1919年国人编写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试着如此界定新闻学:


  此学名新闻学,亦名新闻纸学。既在发育时期,本难以下定义,姑曰:“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2]1


  新闻纸既等同报纸,那“新闻学”与“报学”也就没什么区别。所以,在1920年代初新开设的大学新闻教育专业中,有叫“报学系”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叫“新闻学系”的(如燕京大学)。第一代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1890-1935),1925年出版译著《新闻学撮要》,1927年出版《中国报学史》,两个学科用名的使用比较随意,似乎两不干扰。到底用哪个更合适?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重要性的是黄天鹏(1905-1982)。1929年,他决定将中国近代第一种正式的新闻学杂志《新闻学刊》(季刊)更名为《报学月刊》。在他《报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的《报学弁言》中申述道:


  案新闻有学,为近数十年间事,译自东瀛,习用已久,创刊之时,姑从俗尚。顾以报纸学术之意义而言,则以改称报学之为当。盖报纸全部事业,包罗万有,新闻不过其一端,他若广告、印刷,殆如鼎足,近通称新闻学,实难概括也。观夫日洲于报业教育之分为编辑经营两科,欧美之劈为新闻广告两系,其义益见明显,而究以“报学”之音简而义广也。本刊既以整个报业为对象,则新闻学广告学固应并重,即报馆经营管理,报纸发行推销,以及印刷、写真、纸墨、邮电,亦皆应为等量之注意。际此二周改弦更张之时,乃行更名报学月刊,亦示新猷之意,非仅便利发行已也。但本刊勇往直前之精神,则始终如一,过去较注意与新闻之学。自后范围既广,编制略有变更,内容亦大增益。


  留美归来的汪英宾(1897-1971)赞同黄天鹏的意见。他在《报学月刊》第1卷第4期(1929年)发表《释报》一文说:“以报为业谓之报业,报业之学术谓之报学,凡属于报业之人谓之报人。”


  “报学”派人士都认为“新闻”或“新闻学”范围太小,明显不如“报纸”或“报学”涵盖广泛。直到1948年,袁昶超仍坚持己见,《报学杂志》第1卷第3期发表《初期的报学教育》一文说:


  笔者早年研究报学的时候,就感觉一般人士惯用的“新闻学”一辞,不能包括报学的范围,因此主张以“报学”为Journalism的正确释名,大学和专科以上学校的“新闻学系”,应一律改称为“报学系”。这个意见一直支持了十年之久,获得报界和教育界许多朋友的赞同,但没有正式向关系方面提议采用。


  尽管如此,在近代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具体使用中,“新闻学”用名仍居上风。其实,“报学”与“新闻学”两者之间的纠葛,解决办法并不困难,只需对“新闻学”做广义解释即可。1848年,袁昶超在《报学杂志》第1卷第5期发表《中国的报学教育》一文,承认更名之不易:


  笔者向来主张把“新闻学系”改称报学系,但以各校都沿用“新闻学系”一词,是以本文引用专名时,仍照其旧称。


  继而又在《报学杂志》第1卷第8期载文《报学教育和职业训练》,提出了妥协办法:


  社会人士对于沿用“新闻学”一词,只知其狭义的解释,不知作广义的研究,大都以为凡报学系的毕业生,都只能担任普通新闻报社的记者,那种职业是范围狭小,待遇菲薄和工作辛劳的,这也是阻碍报学教育发展的原因。


  但是,“新闻学”用名之所以被更多人士认可,还因为它适应了传播媒介发展的新形势。二战以后,印刷新闻传播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对此,胡道静(1913-2003)总结道:


  一般谈新闻事业史的,都习惯于“口头新闻”、“手写新闻”和“印刷新闻”的三个进化阶段的说法。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闻事业已跃进到另一个新阶段,即入于“广播新闻”时代,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探向一个新的世纪,要成为“电视新闻”的时代了。[3]1


  新形势使“报学”变得有些陈旧,也受到了更多的排斥。最终新闻学兼并了传统的报学领域,而使报学变成了它的初级阶段。


  三、Journalism或“集纳”


  无论是“报学”还是“新闻学”,它们的英文对应词都是Journalism。1927年,戈公振在其《中国报学史》中解释“报学史”用名的时候说:


  民国十四年夏,国民大学成立,延予讲中国报学史。予维报学(Journalism)一名词,在欧美亦甚新颖,其在我国,则更无成书可考。无已,姑取关于报纸之掌故与事实,附以己见,编次成书。[4]3


  1933年,吴晓芝在其所编《新闻学之理论与实用》一书中这样介绍新闻学:


  新闻学(Journalism)为治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哲学及社会学诸学者之必修学科,即为一种最饶兴趣之实用科学也。[5]18


  Journalism的原义究竟是什么?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NewOxfordAmericanDictionary》第二版中对Journalism的解释是:“theactivityorprofessionofwritingfornewspapersormagazinesorofbroadcastingnewsonradioortelevision。”(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新闻报道活动或职业)。该字典同时也提供了Journalism一词的引申义“theproductofsuchactivity”(此类活动的成果)。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的《韦氏高阶美语英汉双解词典》中“Journalism”一词的汉译为“新闻业、新闻工作;新闻写作、新闻报道”。从英文辞典的解释看来,Journalism一词在英文中的含义都是“新闻业”,与“新闻学”关联并不大。


  而对于这个“学”与“术”分离的问题,早期的新闻学者也有所认识。1928年11月陈布雷为周孝庵的《最新实验新闻学》作序说:“新闻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为时盖犹未久,世人或谓Journalism者,与其谓之学,无宁谓之术”。


  1935年,一位署名君健的作者在《报学季刊》第1卷第2期(申时电讯社编辑并发行)的《新闻术语》栏目,对Journalism作了专门解释:


  “集纳”是英文Journalism的译音。原意就是新闻事业,或新闻主义。


  1936年,刘元钊则在其《新闻学讲话》中对Journalism进行词根分析,对Journalism作为“学”提出质疑:


  新闻学的原名叫Journalism,这字的语尾是ISM,这三个字母的意义是“方法”的意思,不过在普通的外国的学科名词,他们的语尾,后面都是LOGY四字母,而新闻学的名词却独异,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外国学者对于新闻学的这个东西,从来不把他列于科学的地位。[6]18


  袁殊(1911-1987)的《“集纳”题解》则索性笼而统之:“关于报纸的学术、报纸业、杂志业等,就统称为Journalism。”[7]84


  似乎是感觉到Journalism不好译成合适的中文名称,或是要特别显示新潮,一些学者干脆直接用Journalism代表“新闻学”或“报学”。如黄天鹏1927年在其所编《新闻学刊》第1卷第3期刊《第二卷新闻学刊革新计划》一文称:


  本刊旨趣,在唤起国人对Journalism之兴趣与注意,谋同业有研究与讨论之机关,以促进新闻事业之发展,期与国际同业共臻世界大同。


  但也有学者更喜欢直接使用音译词“集纳”。


  以袁殊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曾探讨过当时的“新闻用语与新闻用字”问题,他建议使用汉字“集纳”对译“Journalism”,而且还强调这不是个简单的音译词,袁殊注意到报刊除“时间性”这一条件外,同时还具有“集纳性”特征,即报刊的无所不包的特性,但报刊又不是大杂烩,报人也不应该是被动的旁观者。他说:


  (报刊的)各种内容材料,必须经过搜求、蒐集、编制以及类别归纳过程。而内容的质别,也绝非的单纯专一的。所以以前有人把Journalism译作“拉杂主义”,这在字面上讲,未始不可。但在字义上讲,则Journalism完全是“报导”的意义:报者,将事务之全貌作正确的报告;导者即在报告上负有对社会的倡导批判的任务。所谓倡导批判,是根据客观的社会的需要的,是有目的意识的,是在选择与舍取的,而到集纳的完成。[7]85


  不过“集纳”在新闻业务上,还带有精采精编的意味。如中国新闻学会(1913年成立)宣言中称:


  在淞沪战中,该报(指《大晚报》——引者注)特派记者黄震遐、张若谷等冒险赴战地探访消息,写来更是生动活虎,确实地获得了集纳(Journalism)空前的效果。[8]87


  四、“报学”一名的淡出


  在近代新闻学时期,本学科的用名并不限于“报学”、“新闻学”两种,此外还有“集纳”、“集纳学”、“报道学”、“报导学”、“新闻纸学”、“新闻科学”、“报学科学”、“报纸新闻学”、“Journalism”等,其中,“集纳学”一名在30年代影响较大。袁殊力挺“集纳学”,其所作《集纳学术研究的发端》写道:


  集纳学(新闻学),实在是很浅近的一种实验的学术;不如哲学那样的玄奥,也不如数理那样的深邃。[7]5


  在袁殊那里,“集纳”即“新闻学”,但“集纳”一名胜过“新闻学”,更不用说“报学”了。他在《“集纳”题解》中言道:


  “集纳”究是什么呢?很简接的说,就是“新闻学”的一个新的名称。是从英语的“Journalism”的译音和译义而拟定的……“新闻”与“消息”同一语义,即News。以“新闻学”作为代表,关于报纸上之一切的学术,似嫌狭隘。(如果用“报学”二字,则更狭隘了。)[7]83~84


  袁殊还说“集纳学”一名曾征询过新闻学家谢六逸(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和任白涛(著有《实用新闻学》),二氏均表示同意。但“集纳学”用名终究还是局限于上海左翼运动的小圈子,没能撼动“新闻学”与“报学”的地位,“新闻学”稳居榜首,“报学”次之。以近代新闻学书目(包括专著、译著、文集及资料汇编)用名的情况来看(如下表),可见一斑。表中统计数据来自1989年新华出版社的林德海编《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


  (表1)近代新闻学书目用名统计表下载原表


  (表1)近代新闻学书目用名统计表


  “新闻学”之所以流行,除前述理由外,还因为中文“新闻”一词本就不只“消息”、“报道”两义。对此,萨空了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1947年)总结说:


  现在我们决定仍沿用“新闻学”这一名词,一方因为他在中国比较为人所熟知,一方也因为“新闻”二字,广义的看来,未尝不可以包括Journalism一字所含“报道”以外的意义。——像评论专栏论文,是提供一种新的意见;对读者自也可说是一种新的见闻。[9]13


  1949年之后,“报学”之名渐渐不再使用了,在中国大陆它几乎成了历史名词,港台地区也使用不多。但奇怪的是,“新闻学”一名仍受到不断的质疑,究其根源还是由于对Journalism的理解,即对Journalism的中英文差异的困惑。


  关于Journalism的翻译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日本人,说是日本人先错了然后我们也跟着犯错。近代新闻学输入有日本渠道,也有美国渠道,也许还存在着一条德国渠道。早期的“四大新闻学名著①前两本译著分别来自日美两国,任白涛等学者受日本方面影响明显,他毫不迟疑地使用“新闻学”,但留美学者汪英宾主张用“报学”,另一个留美学者徐宝璜则是调和派。实际上,日本方面后来作过纠正,他们将“消息(News)”从“新闻”中抽出来一样(用片假名ニュース表示),他们也试着将新闻学与新闻事业分开,后者使用片假名ジャーナリズム表示。


  到底中文怎么翻译Journalism合适,缺乏一个权威的学术仲裁机构,这倒不一定是坏事。对Journalism,现当代学者仍不断发表意见。台湾学者林大椿在为戴华山《新闻学理论与实务》(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所作序中,将Journalism译为“报刊集纳之学”;旅美学者赵心树则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与李希光、潘忠党商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译为“期刊学”。


  大陆学者宁树藩教授以“本义新闻学”与“广义新闻学”的划分,回应了近代以来“新闻学”与“报学”之争,但宁先生承认“Journalism”与“新闻学”之间的名实不符已经相当严重了,他说:


  “新闻学”这个称呼已经100多年了,约定俗成了,已经形成思维定式,还得承认的存在,但只能看作一种符号。为了避免研究中的混乱,还得给不同含义的“新闻学”取个称呼,即真正研究“新闻”之学的可称为“本义新闻学”,研究“报业”的可称为“广义新闻学”。[10]


  台湾学者陈世敏甚至认为这个译名已经涉及我们这个“学门”的正当性问题,他说:


  将技艺无限上纲为“学”,是患了大头症。不如此思维,便是故意加以美化,好像“新闻”之后加了个“学”字,便从此登堂入室,摇身一变为学术。这种心态我称之为“美丽的错误”。②


  回顾百年来新闻学用名问题,其中的种种纷扰,不仅仅是Journalism由欧美到远东旅行中的译名之正确与否,也展示了新闻学科其独特性质的一面。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报学为新闻学的初级阶段,新闻学又分为狭义新闻学与广义新闻学,狭义新闻学是指新闻学理论或新闻学原理,广义新闻学是指包括新闻理论在内的新闻学实务、新闻传播史等;如今,近代以来的“新闻学”与“报学”用名之争,仿佛已被“新闻学”与“传播学”用名之争所替代,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学科交叉与融合也不断上演。学术的进步表明,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学科边界,扩充“新闻学”内涵,曾经是一条出路;“新闻传播学”则代表了另一条出路。